第三章 跟朱德入川

到了特别训练班后，才知道这个训练班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 我们这３００人编成了一个先遣大队，大队长是黄埔第一期的，由他带队，我们徒步到惠阳，集结在一个祠堂里，学习了一个月。 周恩来同志受邓演达主任之邀，自东江赶回来，为训练班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总结了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民众运动的实施，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 邓演达老师讲的题目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还记得他讲的大意：革命的英雄是从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是经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出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反转来，革命的英雄又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造就了大好的时势。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你们心目中有了孙中山先生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就树立了不朽的典型，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精神，都无不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之内…… 恽代英老师在特训班主讲的课题是《青年运动的重要性》，他生动地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三种类型的青年作例子，讲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 “广东大学学生，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黑而臭又壮。于是人们讥评，广东大学学生，怕革命、不革命、轻视革命；岭南大学学生，厌革命、反革命、咒骂革命；惟独我们黄埔学校的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都是受过锻炼的革命好汉，把革命当成了职业，不惜牺牲流血，是好样的！三种类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种本质，不过这三种类型是活的可变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无须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们，感化他们，是能化敌为友的。黄埔学校初创时，广州的许多少女，见黄埔学生捏鼻而过，不屑一顾，听说现在争着要嫁黄埔学生了；广东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投笔从戎考黄埔军校了；岭南大学学生也不可能是一块铁板，一定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诸位到了北伐军前线，或者深入敌人的后方，做青年运动工作，比在广州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劳苦大众的本色，不受腐蚀，那么，一切工作都会干得好的。” 彭湃老师是农运专家，农运工作是一门新课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通过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也就全无语言的隔阂了。他以东征军为例，说明有组织的农民，可以为革命军当向导、抬担架、送茶送水，里应外合，造成声势，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还说，搞农民运动最好要生活农民化。如果搞得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在学习的一个月时间里，陆陆续续调走了好多人，有到北伐队伍里当指导员去了。 １９２６年７月，我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跟着北伐军到了汉口，刘佐龙的部队起义，汉口没有打就拿下来了。接着拿下汉阳。汀泗桥在武昌的外围，打得也很惨烈。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派出执法队用机关枪压阵，命令死守桥头不许后退，无奈军心涣散，吴佩孚恼羞成怒，将一个后退的旅长就地正法，人头挂在铁桥旁边的一棵树上，汀泗桥战役后的第二天，我经过大铁桥时还看见桥边挂着一颗人头。而吴佩孚自己爬上火车抢路北逃，沿途轧死很多士兵。而后是攻打武昌。黄埔教育长邓演达，这时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他要我们学生军当警卫队，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墙很坚固，打了一个多月攻不下来。我们就撤到汉口，政治部设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武昌城外，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他来找我，我推荐他做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你马上挑选４０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他又说：“宜昌还在北洋军阀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手里，所以入川要严守秘密，具体事项由朱德同志布置。”我在先遣队挑了二十多人，在别的队挑了一些人，一共４０人，由我带上。见了朱德，他就讲了一句话：“跟我行动。宜昌有北洋军阀队伍守着，很危险。” 朱德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化装成学生或者小商小贩，各自穿便服上船，假装互相不认识，惟恐暴露身份。朱德很有经验，他用暗语打电报给杨森，说明情况。过了几天，杨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轮到宜昌接我们。我们登上兵轮，离开宜昌这个虎口进入风光秀丽的天府之国，很高兴，心想到了目的地可以大干一番。 谁料“瑞渝”兵轮停靠在万县码头时，码头上冷清清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朱德领着我们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嘱咐我们不要上街，便服还要留着，看看风头再说。 几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耐不住了，找朱德发牢骚，朱德说：“四川军阀对革命还在观望，杨森也不例外。现在北伐军进展顺利，万县的局面很快就会打开。你们不要着急，我正在找房子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森的一个姓桂的副官坐着大轿，挺神气地来到我们住的小旅馆，说总司令（杨森当时是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把南津街右边原先是宝隆洋行的一所房子拨给我们，要我们马上搬过去。 宝隆洋行的这所房子是一个四合院，有十多间屋子，在万县是顶尖的房子了。这里成了国民革命军军队党部和军政治部的所在地，刘伯承、陈仲弘（陈毅）、杨 公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 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处，朱德首先要我们出版《壁报》，介绍革命形势，宣传革命道理。万县的印刷条件极差，我们找到两块石印板，每周出版四开报纸一张，朱德除了指示报纸的重要内容，还亲自写稿改稿。 我们沿街张贴《壁报》，还给各机关、部队、学校等送去。《壁报》一出，不仅在万县是个新鲜事，在四川也是新鲜事。轰动一时。但是，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跟我们捣乱，他们沿街撕毁《壁报》，同时还出了一张油印报纸叫《快刀报》，大吹吴佩孚，狂喊“讨赤”。《快刀报》一出来，每每被愤怒的群众涂上稀泥或吐上痰，还有的被揭下来贴到粪坑上。 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武汉，杨森眼见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便在宜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宜昌和万县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我们也由半地下的活动变为穿上军装堂堂正正地工作了。万县到处响起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歌声，我们的四合院里出出进进的进步学生和人士很多，颇有门庭若市的景观。 １９２７年初春，刘伯承率领杜伯乾、秦汉三等部在川北顺庆起义失败后，朱德说服杨森，致电刘伯承率部到开江县杨森辖区休整，并为之提供粮饷。朱德代表我们也汇款接济慰问。不久，刘伯承带着一些同志到万县，在我们的四合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刘伯承住在西厢房，每天伏案工作，有时自己补补衣服，朱德对我们说勤俭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美德。从此，我们也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 朱德对杨森说，最好在所辖部队开办一所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机构，招收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毕业后作为部队的骨干。杨森同意，任命他的亲信张用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立即在各地招生。不到半个月，就招上来上千名青年学生，集中在万县杜家花园受训。春节到了，杨森接受朱德和刘伯承的建议，在万县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游行大会，在北校场举行阅兵式。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在阅兵式中比杨森自己办的讲武堂已经训练一年多的学生要强多了，杨森不得不承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比讲武堂的学生训练得好。那天晚上，群众提灯游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的口号，热闹极了，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悄悄地往下游开走了。 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惨案，我们在万县也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先是隐藏在罗觐光的家里，然后搭船到宜昌，后来也到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