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在评论美国流氓马克侮辱中国妇女事件时，针对某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含沙射影，血口喷人的职业高手写了一篇大批判风格的文章。文章公布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应，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学界兄长跟我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马克）是否外国人，而在于我们该怎样作出应该作出的行为，既不因是外国人而轻纵，也不因是外国人而反应过度。”

　　这些意见的确是公允的。即便是流氓也应该受到公正和人道的对待，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滥用暴力不解决任何问题，相反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一贯不会有什么作为，还是坚守自己的本分——冷静说理更为明智一些。因此，如果要反对过激言行，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站在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如果撇开这两个绝对正确的立场，拍马就直奔政治阴谋和不良动机的主题，实际上就显得批评者没有诚意与修养。或者反而说明了是批评者自身具有不良动机，在搞政治阴谋。

　　著名学者杨支柱先生在《仇外、惧外与媚外出于同一个情结——也谈马克侮辱妇女案》一文中，也谈了他的看法。杨先生的文章虽然很短，但是跟那个“新爱国主义者”一样，一开始就绕了一个比较远的弯子。不过，这回没有提纳粹党，而是扯到了义和团。

　　看来这一党一团两大组织，既是自由主义主义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又是民族主义者前进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纳粹德国的是非成败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不想谈论。不过，记住老祖宗的一句话就可以了。“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至于翻案唱反调，就让那些盎格鲁·萨克逊修正主义史学派去做吧。他们的祖先跟纳粹打过仗。因此他们才最有资格翻案，而且也不会被怀疑是纳粹余孽。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当然是每一个爱国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杨先生的这次的切入点很有意思，直接指责中国人当年贪生怕死，因此就众不敌寡。不过贪生怕死与贪财好色，这是普遍的人性，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当年的失败，中国人民缺乏的并不是保家卫国的勇气，而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强有力的组织。

　　杨先生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品质想象得那么完美，动机想象得那么良好，实际上是自己理想中的人格的外化，未免遮蔽了自己的常识与智慧了。而且杨先生对中国人民的这一段痛苦屈辱的历史幸灾乐祸，事不关己的心态溢于言表。虽然勉强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不过恰恰就在这里杨先生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跟杨先生在“9·11”事件中对美国毫无保留的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当年与西方国家相比极度落后，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侵略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落后就会挨打与落后就该挨打。虽然只差一个字，但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落后就会挨打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落后就该挨打则是一个价值判断，事实上就是在对弱肉强食的残酷野蛮的行径作辩护，暴露了辩护者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本质。

　　这种以强凌弱的邪恶的大气候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利益上必然存在着冲突。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什么时候美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作外国人了，杨先生的关于中国“溶入世界文明主流”良好愿望才能够成立。

　　民族的竞争与文明的冲突，这是基于人性恶与权力意志而不可改变的人类行为模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态度，也就是知识分子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不管具体的情况，不计成败利钝，坚持宣传以公正、平等与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人、任何民族以及任何国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来一以贯之。

　　如果人道主义与法治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普遍的信念，那么这些普遍的原则并不需要经常加以阐释，事实上也是不应该随时调整因人而异的。但是，历史恩怨以及某些个案所折射出来的重大关系与历史真相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如果连这都不承认，恐怕就只能说明自己的偏见与盲点很严重，有违真正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事实上，反美派或者是民族主义者肯定不是句句话都正确。因此，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互相批评有助于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心胸开阔，见识广博，这既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同时也就是真理本身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自由反抗强权的斗争。杨先生牢牢地记得那十年尤其是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这完全有必要。但是也请记住从一八四零年开始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所发生一切事情，这样就显得自己在学术上公正与全面，毫无选择性记忆这种政治家的职业病。

　　杨先生生活在中国，讲的是中国话，关心的是中国的问题，记得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这样看来，要说杨先生不爱国，我可坚决不同意。但是杨先生又反对别人爱国，并且也从不以爱国而自我标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杨先生也许是这样认为的，应该以理性、正当与富有尊严的方式爱国，而不能够被暴力所强迫，被民意所挟裹。我认为这种清醒的观点和独立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必要的。

　　既然杨先生也是爱国的，那么正确的看法就应该以正当的方式来表达。何必刻意为反潮流而反潮流呢？故意媚上媚俗当然不好，故意犯上犯众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漠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感情，故意标新立异，特立独行，难道就只是为了说明“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吗？

　　古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再次矫情。”杨先生这样做就很有矫情的嫌疑。犯众方知自由好，媚外倍觉美国亲。佯狂以为真，久假而不归。已过矣！

　　2002年3月19日夜

　　仇外、惧外与媚外出于同一个情结——也谈马克侮辱妇女案

　　杨支柱

　　我曾经读过一副对联，现在只记得半联了，是“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为什么民不怕洋人（至少表面上不怕）而官怕呢？因为暴民处于暗处，他们骂了洋人、打了洋人、杀了洋人之后可以逃之夭夭；而官处于明处，他们怕得罪洋人之后上司或中央政府追究自己的责任。其实他们心里想的何尝不是一样？对洋人既怕又恨。所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官民便高度一致了，表面上都不怕洋人了，但内心其实还是怕的，要不然也不会已几十、几百比一的兵力被洋人打得落荒而逃了。尽管这是往事，但马克案中网络混混的放肆与警察的谦卑，其心理基础还是相同的。我建议骂警察的王小东先生与骂马克的网络混混们，还是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深处吧。

　　人类有适应环境的本能。俗话说“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两次就成了夫妻”，何况洋人并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呢。因此有机会投靠或利用洋人的时候，这又怕又恨就很容易转化为崇洋媚外。

　　据报道马克在突然强行扒开受害妇女衣服看了她的胸脯之后拒绝道歉，还用英语骂人并口出狂言：“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报道没说清楚这是马克自己用中文说的，还是马克说英文而被翻译成中文的。王小东先生与许多网友的怒火，大概跟相信马克说过这句话有很大关系。但是我总是怀疑这是否真是马克说的话——除非他是个中国通，而他显然刚来中国不久，人也很年轻。这句话狗仗人势的味道很重，典型的“假洋鬼子”心态，我看倒像是翻译为了解围而编造出来吓唬乘客的。

　　又据说马克不久前跟深圳大学的一位女生恋爱，同居了，然后分手，又重新找了一个中国女孩同居，不久又分手。我想这两位女士，大概也有崇洋心态吧，不然怎么爱上这样一个酒鬼兼色棍呢？然而被抛弃之后，恐怕对洋人再崇不起来了，改为又恨又怕了吧？

　　这仇恨、恐惧与崇拜，看似各不相同，然而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共同构成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1840情结。这一情结一直阻碍着我们溶入世界文明主流。什么时候我们看红头发、蓝眼睛之类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外国人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有了希望。

　　又及：有人说仇外是爱国，惧外与媚外是该死的汉奸。我觉得人要有点自知之明。既然仇外，恐怕也就很难摆脱惧外与媚外，尤其是难以摆脱惧外。其实不惧之后，例如今日之汉人对于满人，还有什么仇？中国人吃日本人的亏大了，相比之下我们吃美国人的亏应该说很少，我们为什么仇美甚至有超过仇日的趋势，这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因为惧，所以才仇。外蒙古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入侵中原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仇恨啊。可如今外蒙古远不如我们了，我们的仇恨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