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生產者中有些是閱讀狂童出身，有些頗具傳奇性。

例子之一是王小波，14歲初一碰上文革，就此失學，但他的幸運是，老爹是中國人大的邏輯學教師，家中有兩大書櫥書，讓他原本就愛好閱讀，此後更是自己讀了兩年書。

16歲去雲南農場做知青。19歲轉到山東牟平插隊，後作民辦教師。20歲回北京做工人。25歲之前開始寫小說。26歲考進中國人大貿易經濟系貿易經濟商品學專業（工科）讀本科。30歲任中國人大一分校教師，開始寫作中篇小說《黃金時代》。32歲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開始寫作以唐傳奇為藍本的小說，其間得到台灣移民美國東網歷史學者許倬雲的指點。36歲任北大社會學系講師，39歲任中國人大會計系講師。

同年（1991年）《黃金時代》獲台灣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小說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並在台灣出版發行。由於中國文學獎的政治和關係因素太強，台灣聯合報文學大獎具有漢語文學最高獎的地位。1995年 5月，其《未來世界》獲第16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 7月，《未來世界》由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40歲辭職，成為自由撰稿人。45歲心臟病突發逝世。此後，他的作品盛行於世。 

相對於他的小說，我比較喜歡他的雜文。

第二個例子是馮唐，真名是張海鵬。馮唐的髮小兒、北京電影學院教師莊新宇曾言，他（馮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計劃地系統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樣的野心從八九歲就有了。

記者蘇婭採訪之初，讓馮唐用名詞羅列對過去生活的印象，他脫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華書局出的《史記》、沒有風扇也沒有空調，悶熱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盜版英文小說、北大未名湖、東南3條5號協和醫科大學解剖室、托福考試、去美國帶着的30塊錢炒鍋、面試和案例。”沿着這些名詞，划過去的37年光陰游動起來，明明暗暗。

漢語閱讀最早始於初中時讀王力的《古代漢語》，手邊與之相應的工具書是商務印書館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然後是“前四史”。英文閱讀開始於當時流行的《新概念英語》，隨後背了三遍梁實秋編的《遠東新袖珍英漢詞典》，又按美國現代圖書館開出的最佳英文小說書單，讀海明威、薩克雷、狄更斯、勞倫斯、奧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漢語，讀周作人、曹聚仁、梁實秋、魯迅，透過他們的書評，按圖索驥找文學書讀。如此一長串經典文本，並沒有湮滅北京胡同、大雜院裡的鮮活世事打下的印跡，這些印跡以口語形式被馮唐植入小說。

在“一直想忘記寫作，而沒有忘記”的日子裡，馮唐開始在草稿上寫作。通常形式是日記，日記之外，還有一本無意識地寫完的小說《歡喜》，寫於17歲（1988年），35歲出版。

張海鵬13歲就讀於北京市第八十中學。19歲就讀於中國協和醫科大學，27歲獲臨床醫學博士，婦科腫瘤專業。因為覺得研究項目難以突破，進入美國艾默里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讀碩士，29歲獲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就職於商業諮詢顧問業著名的美國麥肯錫公司，做到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41歲加入香港中資的華潤集團，任華潤醫療集團有限公司CEO。去年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中紀委抓捕後，43歲的張海鵬於7月向華潤集團辭職。

馮唐在美國讀MBA時，暑期實習，被困在新澤西，窮極無聊，於是重新想起寫小說這件事，提筆完成了《萬物生長》的雛形。33歲，出版處女作《萬物生長》，《萬物生長》與《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為馮唐的“北京三部曲”。其後又寫作出版了多部小說以及詩歌和隨筆。

在紛繁的領域和諸般身份之間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讓人匪夷所思，而在異常忙碌的生活中，寫作時間總是需要從“每周超過80小時”的工作時間中擠出來。“如果晚上11點之前工作完了，還沒筋疲力盡，就寫一點，兩周寫一章。”通常，一個長篇的“故事線”得趁每年的春節長假寫下來，再依據“故事線”每天寫一點，如此日積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後，用四周時間，“屏蔽”所有事，關了手機，斷了網線，集中地寫最後三分之二，修改、潤色。

馮唐的作品沒讀過，但他每天在職場工作十餘小時，還能高產好評文學作品，實在讓人驚訝。

第三個例子是劉仲敬。12歲（1986年）和13歲之間，為消磨時間開始讀《史記》，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這條線路引導他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18歲考入華西醫科大學。22歲畢業後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法醫10年。35歲進入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讀碩士，38歲獲碩士。大衛·休謨《英國史》和麥考萊《英國史》。39歲進入武大歷史學院中國現代史專業讀博士。讀博兩年，已出版專著5部：《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 》（商務印書館，2015年）、《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仲敬的文章網上很多，稱得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網上歷來有片言隻語攻擊著名知識生產者的風氣，或因為政治原因，或因為紅眼病，或因為自抬身價。這種反智主義者一看就是讀書太少，不會思考，連段落都寫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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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一財經日報訪馮唐：青春完結，生活繼續

記者：蘇婭

馮唐
男，1971年生於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博士，婦科腫瘤專業畢業，美國Emory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現居香港，就職於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已出版長篇小說《萬物生長》、《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歡喜》、《北京，北京》等。馮唐很忙。電話里，候機廳的廣播傳送着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出發與到達時間。“每周工作70到80個小時。”馮唐——這位橫空出世的“70後”作家，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隨着《北京，北京》的出版，馮唐小說“北京三部曲”已經完結。如今的馮唐，依然在繁忙的工作間隙擠時間寫作，這位自稱欠了老天10個長篇的寫作者，將一改往日“半自傳”的寫作形式，在虛構與真實之間創作下一個三部曲——“怪力亂神三部曲”，“基本構想是藉助中國歷史辨認時間中的真實和美麗”。今年年底，馮唐就將開始寫作其中第一部《不二》，分甲乙兩卷。“甲卷寫佛教在唐初的西安，乙卷寫佛教在唐初的敦煌。”馮唐希望能在兩年內寫完第一部，而後的兩部，則“爭取在10年內寫完”。

“要寫就寫對漢語寫作有貢獻的文字”

“我有系統的閱讀打底，很早就分得清好文字與壞文字，冥冥之中有條經線。”馮唐的語氣溫和、平常，聲音中夾雜着周圍的嘈雜聲。

馮唐的髮小兒、北京電影學院教師莊新宇曾言，他（馮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計劃地系統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樣的野心從八九歲就有了。

採訪之初，讓馮唐用名詞羅列對過去生活的印象，他脫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華書局出的《史記》、沒有風扇也沒有空調，悶熱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盜版英文小說、北大未名湖、東南3條5號協和醫科大學解剖室、托福考試、去美國帶着的30塊錢炒鍋、面試和案例。”沿着這些名詞，划過去的37年光陰游動起來，明明暗暗。

漢語閱讀最早始於初中時讀王力的《古代漢語》，手邊與之相應的工具書是商務印書館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然後是“前四史”。英文閱讀開始於當時流行的《新概念英語》，隨後背了三遍梁實秋編的《遠東新袖珍英漢詞典》，又按美國現代圖書館開出的最佳英文小說書單，讀海明威、薩克雷、狄更斯、勞倫斯、奧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漢語，讀周作人、曹聚仁、梁實秋、魯迅，透過他們的書評，按圖索驥找文學書讀。如此一長串經典文本，並沒有湮滅北京胡同、大雜院裡的鮮活世事打下的印跡，這些印跡以口語形式被馮唐植入小說。

在“一直想忘記寫作，而沒有忘記”的日子裡，馮唐開始在草稿上寫作。通常形式是日記，日記之外，還有一本無意識地寫完的小說《歡喜》，寫於17歲，35歲出版。

26歲，到美國上商學院。暑期實習，被困在新澤西，窮極無聊，於是重新想起寫小說這件事，提筆完成了《萬物生長》的雛形。33歲，出版處女作《萬物生長》，《萬物生長》與《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為馮唐的“北京三部曲”。在《北京，北京》的結尾，馮唐用一句“離開毛茸茸的狀態，死挺，成為社會中堅”，提示了青春期的完結。

為記錄“此時此地”的生活

在這些“半自傳”性的小說中，馮唐以個人視角記錄了“70後”一代人的成長史。“1985年到2000年，一個國家在15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我們有過怎樣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個人經歷了什麼？什麼是真實、不可泯滅的？我相信歷史中總有一些能夠體現這些信息的東西需要被記錄。”因為受《史記》影響最深，馮唐寫作的動機便是為記錄下“此時此地”的生活，“文字則像是早就長在那裡了，我知道如何排列會是有效的、好的文字，剩下的是去經歷生活。”

“協和婦科博士”、“Emory大學MBA”、“供職於某著名諮詢公司”、“橫空出世的‘70後’代表作家”……馮唐的諸種身份令人目眩。受上世紀80年代“重理輕文”觀念影響，高中畢業後，馮唐自然地選擇學醫，那段經歷“青春都浸泡在福爾馬林藥水裡了”。正是這種生活給了作家馮唐看待人世的底色——“我看見過赤裸的人，知道人體本來的樣子，這給了我一個更明確的背景，一個參照系”。在他看來，學醫的經歷，除了讓他確立了看待事物的角度與態度，“還操練出一種觀察、比較和分辨的能力，抓細節抓得比較狠。”看了太多病痛和死亡，馮唐卻始終沒能學會漠然視之，於是他決定重新選擇未來職業的方向，到美國學習工商管理。

在紛繁的領域和諸般身份之間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讓人匪夷所思，但馮唐開口便輕易捅破了職業與內心的界線：“不想靠碼字為生，讓出版商牽着鼻子走，於是用世俗的方式逃逸世俗。”他說的前一種“世俗”，指安身立命的職業，逃逸之處則是“想做個通達沉着而脫離低級趣味的人”的個人理想。

而在異常忙碌的生活中，寫作時間總是需要從“每周超過80小時”的工作時間中擠出來。“如果晚上11點之前工作完了，還沒筋疲力盡，就寫一點，兩周寫一章。”通常，一個長篇的“故事線”得趁每年的長假寫下來，再依據“故事線”每天寫一點，如此日積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後，用四周時間，“屏蔽”所有事，關了手機，斷了網線，集中地寫最後三分之二，修改、潤色。

而所謂“修改”，也只作微調，“我尊重寫作的現場感，願意保留即興的痕跡。”儘管沒有大塊時間寫作、閱讀，馮唐稱自己在一兩年內不打算改變現在的生活和寫作方式，“因為目前的職業，讓我有機會接觸生活，我相信有人可以靠二手經驗認知人世，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做到”，“而如果不是因為這份工作，我可能沒法接觸到這麼多形形色色的人，我的性格有些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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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自敘讀書經歷

豆瓣網 2014-07-02

在高度同質化的中國社會，我跟任何人都不同類。我像愛沙尼亞的日耳曼人（他們是中世紀騎士團的餘孽）和哈薩克斯坦的波蘭人（他們是斯大林騙去“建設處女地”的歐洲人），天生沒有確定的歸屬感。這種人認為統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於自己，對兩者都有忌憚與輕視的感覺。這種人一面懷着智力優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處境的極端脆弱：永遠不會是統治者或多數派，任何變動都是威脅。我像猶太人一樣，對外和對自己是兩種人。履歷表的項目和經歷對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關注。我自己殫精竭力的知識譜系，出版界只了解極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網的網友還知道得多一點。 

《史記》是我第一部“根底”書，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歲和十三歲之間，非常渴望殺時間的大部頭書。當時（八十年代中葉）不存在網絡，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為中學生的生活狀態是永恆的。我沒有足夠的錢買足夠的書，填滿用不完的無聊時間。因此書越難讀，耗費時間越多；對我來說就越好。《史記》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和斯瓦辛格的電影好，因為一冊《史記》所消耗的時間二十倍於《尼羅河上的慘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學青年本義上的文學青年，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就像對待《燕歌行》或《長恨歌》一樣，除了節律的快感以外，別無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總會有續集，文采則是會上癮的。這條線路引導我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當然也只讀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麼用處，無非是搜集大偵探波洛全部作品同類的事情。我後來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會寫古文和古詩，而且比寫英語文章輕鬆得多（我根本不會寫英文詩）。現在看來，我大概是古典中國那種薰陶式教育的最後一批意外產品。這種際遇都是時間太多的結果，我估計自己和任何人都不會再有這樣的環境了。 

梁遇春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時間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學時期）。當時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國和英國散文家的隨筆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查爾斯?蘭姆、蒙田、赫茲里特、愛默生當中，一冊薄薄的《春醪集.淚與笑》突然跳出。當時的感覺猶如朱彝尊的《高陽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間若有爛俗台詞所謂“靈魂伴侶”，一定就是這麼回事。我沒有費多大的勁，就收集到這位作家的各種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應該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編》，收羅了作者的文章和譯文，比以前和以後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後來，我收集此類圖書，數量數十倍於當時，但只有一部能喚起同樣的魅力，就是托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質地”分高下（余光中是這麼認為的），此書堪稱“精金美玉”。（在詩歌方面，我只能給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詠懷》同樣的評價。）同時代流行的優質散文家梁實秋、董橋之類，在我看來都不過是好吃的奶酪：甜膩可口，綿軟易朽，絕對當不起“時間的征服者”重任。順便說一句，我發現自己的真正專業可能是搜書。無論我表面上的正業是什麼，都更像是這種真正專業的副產品。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出現在同一時期。這些書能夠從同時期的布羅代爾、亨丁頓等大家著作中脫穎而出，給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後永遠沒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文筆的質量。我是苛刻的辭章鑑賞者，經常歧視那些口齒笨拙而材料豐富的作者和學者。文筆是視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鏡子，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內心最深一層的價值天平上，博雅比專業分量更重。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純粹技術性的研究能打動我。我查看這樣的作品，動機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會因為查字典而繪製或修改認知地圖，只會運用補充的材料將原有的地圖變得更細密。對我來說，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種偉大傳統通過作者自我表達。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稱職工具（照柏拉圖的說法），其作品就僅僅是用過即扔的梯子和錘子。今天的年鑑學派雖然聲勢浩大，我卻私心以為他們豐富的資料和狹隘的識見不成比例。人類只有兩個時代產生了偉大的博雅傳統。第一個是古典時代，第二個就是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時期。在此之後，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實屬鳳毛麟角。我在這裡舉出的兩位就屬於這樣的極少數。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後，傳統已經基本窮盡其可能性。作者的個人才幹並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托克維爾最大的特點，其實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滄桑感。我深信：如果讀者對古典和基督教傳統沒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領悟“字縫裡的涵義”這種涵義猶如余英時解釋的陳寅恪“心史”，只能領悟、不能證明。領悟的基礎只能是共同精神結構下的設身處地。你在托克維爾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銳而冷靜的觀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過流俗之見和文宣辭令，揭示了舊制度並不美好的真實面貌，使人無法懷疑民主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托克維爾也是一位優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宮廷中都能如魚得水，能讓賣花姑娘在紳士淑女當中怡然自得。這種人從來不會忘記在作品在讚美死敵“心胸高尚”，卻可能忘記表揚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無異於瑪麗?安東尼特在斷頭台上向劊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敵人更有失風度，你就是輸家。我們浸淫於野蠻的二十世紀鬥爭文化，習慣於明確、誇張、惡毒地攻擊敵人。如果我們從字面意義理解前人，就會犯下最荒謬的錯誤。加里波第說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於托洛茨基說某人“罪不可赦”。兩者描述的現象是一樣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戰友，由於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對他本人並不反感，但一定毀滅他的事業。” 真正的貴族托克維爾其實對群眾時代的原子化極為恐懼，但他相信大勢已定、逃避無益；因此他對理性認同、感情陌生的新時代用盡了廷臣的恭維，這種客套絕不會用在“像自己一樣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維背後，他是想儘可能禮貌地發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將會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質。群眾平等的洪水過後，只剩下官僚平庸專制的淤泥。當然，托克維爾不會將宿命感羅織成系統理論。學究氣是中產階級缺乏品味的證明，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一位中產者。 

我接觸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2002年前後。這時，我已經確定了大部分認知地圖。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實細節以外，此後就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簡單地說，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儘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除非你認為，給文科生提供就業機會也算一種意義。）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學術無產階級的興起勢必導致前者的沒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轉衰的徵兆之一。（當然，在實證意義上，盛衰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詞。）中國的博雅教育早已滅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亂地試圖建立學術無產者的流水作業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的博雅教育傳統也在緩慢但確定地衰退。實證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繁榮經常掩蓋了這一點，正如果實在樹葉發黃的時代最為甘甜。托克維爾是群眾時代的最後一位貴族。斯賓格勒是戰國時代的最後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拋在石田上的一顆種子，只有祖先、沒有後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現的異鄉異客。我將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確有意義；卻不能肯定漂流瓶會歸向何處，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讀者能否理解這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