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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釋“民主恩賜”論
送交者: 蘆笛 2005年03月06日16:33:0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重釋“民主恩賜”論


蘆笛


一、引言


“民主恩賜”論,是去年五、六月間我和某些反共人士論戰,在批駁方勵之教授“民主不能靠恩賜,必須通過鬥爭去爭取”的論調時提出來的。此論遭到幾乎所有網人的駁斥,以蕭峰先生尤烈。如此反應早在我意料之中。許多國人的一個通病,就是酷愛維持自己的大腦的高度封閉性,確保它只讓某種教義占領。過去是共教,現在是反共教。教門換了,“拒腐蝕,永不沾”那一套自閉症卻永遠如故。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奇談怪論在他們那兒只能引起本能的排斥反應,用難聽話說出來的大實話尤其如此。對一個動不動就轟轟烈烈大砍大殺的悲情民族而言,沒有什麼字眼比“恩賜”更能讓他們憤怒了。它的刺激作用,恐怕不亞於西班牙鬥牛眼中那塊紅布。

根據我粗略看過的批判文章得到的模糊印象,反對者們搞的其實是道德批判。有的論者甚至使用當年“語錄戰”的方式,引用傑佛遜、林肯甚至胡平的語錄來證明革命在道義上的高尚與正確和反革命在道義上的卑劣與錯誤。不幸的是,筆者相信自己的獨立思考甚於任何革命領袖或學術權威。而且,在我看來,所謂道德無非是為了保證族群合理生存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功利設計。在政治上,離開成敗利鈍來談革命的道義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如果明知革命只能帶來災難,卻還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僅僅因為人民有神聖的鬥爭權利,就煽動民眾跳進火坑去,那才真正是喪天良。因此,把政治概念加以道德化,將其變成一個抽象的絕對的道德標準,這種作法如同方教授的著名號召一樣,當然能使民族的低沸點熱血沸騰,並博得酷愛使用感性思維的同志們的熱烈喝彩,卻只能像方教授當初那種不負責任的煽動一樣,坑害民族和國家。

因為沒看或是沒細看反駁者們的大作,更覺得在這個問題上爭論道義是非是浪費時間,我只想在本文中正面立論,着重指出中國國情和普遍的認識誤區。與之有關的暴力革命問題,我已經在駁斥林思雲和易明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談論過,不擬在此重複。


二、正名


“鬥爭”如同“民主”一樣,是最為國人喜用而又十分模糊的概念之一。我對民主的理解,已經在《盲人摸象說民主》、《民生、民權與民族》、《人民圖騰:一個並不開心的笑話》等文章說過。這裡想澄清的是“鬥爭”和“恩賜”的概念。

所謂鬥爭,一般指的是人民為達到某種目的與統治者進行的衝突,按領域可粗分為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按方式可分為和平鬥爭和暴力鬥爭;按性質可分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鬥爭;等等。我黨執政後,把“鬥爭哲學”貫徹到了一切領域甚至意識形態領域中(所謂思想鬥爭),不惜動用大量國家資源來牢牢占領“輿論陣地”,使得連文化思想領域也成了硝煙四起的“文化思想戰線”。幾十年來,我黨用這種邪惡的“鬥爭哲學”成功地訓練改造了整個民族(包括後來的反對者們),在幾乎所有大陸人的靈魂深處都種下了它的孽因。這種“鬥爭”的特點,用毛的話來說,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餘地”,亦即徹底否認鬥爭目的是達成“雙贏”或“雙活”的妥協,而是全面壓倒對方,迫使對方屈服,為此可以使用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將對方逼入困境,在全社會面前使對方丟醜(所謂“揭露反動本質”),將對方鬥倒斗臭甚至斬盡殺絕。

任何一個尊重“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人都得承認,這就是我們的政治鬥爭觀念,其特點是不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拼個魚死網破、以求“哀兵必勝”、贏得全面勝利的你死我活的殘酷較量。方勵之教授那個表面上看來毫無錯誤的號召,就是在這種特殊國情下提出來的。

方教授這個煽情口號在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多次指出。針對這個錯誤口號,我提出了“在中國,民主不可能通過人民的鬥爭去贏得,只能由統治者恩賜”的反命題。必須承認,這個命題之所以引起普遍反對,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它像“日心說”那樣,違反了我們從小即耳熟能詳的“常識”。另一個原因則是“恩賜”這個字眼聽上去太刺耳。雖然這是當初我翻轉方教授的原命題造成的,有其歷史原因,但為了消除讀者的天然反感,我願意在此作進一步澄清:我所說的“恩賜”,指的是統治者作的主動或被動的讓步,前者指的是銳意改革的統治者主動放鬆對人民的控制,後者指的是統治者迫於形勢被動地給人民鬆綁。但無論讓步是主動還是被動,它都不可能用上文說的那種政治鬥爭方式去獲取。

因此,比較準確清晰的表述應該是:“在中國大陸,民主制度不可能通過人民鬥爭建立,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過統治者的讓步來實現,而統治者的讓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陸人熟悉的傳統鬥爭方式去贏得。”


三、國情


諳熟中國歷史的讀者應該知道,中國歷史上幾乎找不到理性鬥爭的先例。歷時兩千年的傳統社會中並沒有人民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的互動方式只有兩種,不是作奴才,就是當響馬。如同任人踐踏的小媳婦的最高理想是“千年媳婦熬成婆”,盼望着有朝一日變成婆婆,把昔日冤屈連本帶利地從媳婦頭上找回來一樣,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的最高理想,就是在忍無可忍之時揭竿而起,“取而代之”,自己來作威作福當主子。雖然有過王小坡“等貴賤,均貧富”和髮匪的“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但那不過是策略號召而已。無論是勞動人民還是士大夫階層,從來就沒人在改良社會制度上動過腦筋,而人民也從未用理性的、具有明確而有限的目的的政治鬥爭,來一點一滴地爭取自身的權利與利益。許多新建王朝的確實行“讓步政策”,但那只是減輕對人民的剝削,並沒有賦予人民權利的社會改革內容。

辛亥亂起,中國算是第一次有了旨在改造社會制度的政治鬥爭。不幸的是,這種政治鬥爭是從過去幾千年造反作亂的傳統里生長出來的,本質上其實和過去那些“農民起義”沒有什麽差別,多出來的包裝只是靠生吞活剝從國外匆忙抄來的、連鼓吹者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一堆生硬口號,以及與當時的國情格格不入的西洋式社會理想。

以後的共產革命更是把這個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其目的是解決政權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毛澤東語),也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現代表述。我黨從所謂“階級鬥爭”的血海中爬出來,用以想事的那一套便只能集世上最陰毒、最殘忍、最邪惡之大成。“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成了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甚至在執政後,毛澤東還反覆告誡全黨,“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簡單了”。臨咽氣前,他老人家還教導全國人民:“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牛長兩隻角就是用來斗的”。《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成了人人必頌的聖詩,而“合二而一”、“和稀泥”、“搞調和”、“折衷主義”、“妥協”等字眼都和“可恥”、“投降”、“喪失立場”、“動搖”等辱詞密不可分的緊緊聯繫在一起。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仁者愛人”等寶貴的民族遺產,被當成了天下最醜惡的東西加以唾棄。

毫不誇張地說,這樣一個歷史上見所未見的邪惡政黨敗壞了全民族,在全社會中實現了英國哲學家霍布士說的“人對人是狼”的理想境界。我黨那隻大母狼辛苦三十年,哺育出了十多億鈎爪鋸牙食人肉的小狼。這些小狼只見過我黨那種“鬥爭”,自然也就只會搞我黨那套鬥爭。要明白這一點,只需看看柴玲女士的講話就夠了,那裡通篇譴責妄圖出賣學生運動的各種陰謀家、“投降派”,像煞了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講話。

八九民運標榜“和平、理性、非暴力”,它也的確是和平和非暴力的(同義反覆),然而這種鬥爭,說穿了其實是我黨當年在國統區搞的“合法鬥爭”,跟理性毫不相干。“非暴力”只是不給對方鎮壓藉口的一種策略。運動沒有明確而有限的訴求這件事本身,其實就說明了它的主要目的是讓我黨下不了台。精心挑選戈爾巴喬夫訪華、全世界記者雲集北京這個時候占據廣場,最能說明示威者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當着全世界的面將我黨的軍。在戒嚴令下達後還不顧政府警告持續占據廣場,也足以說明柴女士那“通過流血喚醒全國人民起來”的想法並非危言聳聽。

誠然,示威者們並沒有試圖發動暴亂,但他們那種不知妥協、反對一切“投降”活動、甚至不惜引起流血衝突的作法,已經表明了他們的鬥爭是無從控制、沒有底線、不知退讓的惡性鬥爭。學生領袖本身就是我黨按自己模樣製造出來的怪胎,他們的“理性”只表現在冷靜精密的策略計算上,亦即在不給政府鎮壓藉口的前提下,如何給政府施加最大的壓力,怎樣在人民面前徹底地揭穿政府的兇殘本質。因此,他們和政府的衝突根本就不可能調和,這就是閻明復等人善意調停最終流產的根本原因。胡平事後在海外奢談什麽“見好就上,見壞就收”,說明他不明白那場鬥爭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談何收發隨心!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雙方篤信的都是同一家“退後一步就全完了”的“鬥爭哲學”。

可悲的是,我黨正是這套生死鬥爭術的發明者。因此,無論示威者們如何小心翼翼,力圖避免可抓的辮子,從我黨眼中看出來,他們搞的一定是我黨當年在國統區教育團結人民打倒國民黨的那套把戲。面對這種嚴峻挑戰,他們決不會重蹈國府心慈手軟、養虎遺患的覆轍,一定會痛下殺手,殺一儆百,“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因此,示威者們的厄運從一開頭就註定了,就算他們後來不大鬧,也一定會遭到清算,只不過是程度差別而已。我黨的“鬥爭哲學”是一把誰也打不開的鏽鎖。誰要去跟我黨發動政治鬥爭,它就一定會出來把雙方套牢鎖死,結果一定是一方非死即傷。

然而有的人就是死也看不出這一點來。幾年後,法輪功眾又在中南海門前示威。他們的鬥爭幾乎和先驅者們一模一樣:同樣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同樣沒有明確訴求,同樣以事先計算過的精確展示示威者的規模、實力與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同樣小心地避免給政府留下可抓的辮子。這些人不懂,越是這樣,他們就越是犯了忌諱,越發讓政府心驚膽顫。獨裁政府不需要鎮壓的藉口,也不會因為示威者紀律鬆懈、影響公共衛生便舉起屠刀,它怕的是有組織的挑戰力量。師法我黨故智決不會讓我黨屈服,只會嚇得它更加兇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我黨的擔心並非毫無理由。的確,信奉“鬥爭哲學”的人民一鬥起來,就統統喪失理智,成了不會作“投降派”、只知拼命向前的過河卒子,於是鬥爭便一浪高過一浪。如果不加鎮壓,勢必要最後導致人民起來推翻政府而使國家陷入大亂。此外,我黨總是用“毒眼”來看待群眾示威似乎也不是毫無道理。套句馬克思的話:在我黨統治下,不管哪個階級都是“自發”而不是“自為”的階級,自發鬥爭只會是局部的、零星的、有限度的經濟鬥爭。有組織的全國性政治鬥爭後面,很可能就是有“長鬍子的黑手”在作高參。不管怎樣,“新”社會中“自發”的全國性人民政治鬥爭不大可能是良性的、具有建設性的,多是與政府“對着幹”的敵意行為,只會招致殘酷鎮壓。

當然,不是說在咱們那種被徹底敗壞了的社會中就只有惡性鬥爭。我在《就“民主恩賜論”答魏碑先生》一文中就舉過老知青通過鬥爭回城的健康鬥爭的例子。不過,那只是爭取自身福利的經濟鬥爭,並不是大規模的政治示威。因為這種鬥爭目的明確,要求有限,問題解決了鬥爭也就結束了,於是便不會引起我黨的惡性反應,也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即使不成功,政府也不會輕易下毒手鎮壓。

此段分析,實際上證明了本文中心論點的大部份,亦即:在中國大陸,重大的社會制度改革不可能通過人民鬥爭實現,統治者的讓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陸人熟悉的傳統鬥爭方式去贏得。相反,那種鬥爭只能招致政府的血腥鎮壓,使人民蒙受無辜犧牲。


四、誤區


禍國殃民的“鬥爭哲學” 的全部出發點,其實是這麼一個武斷:

“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是截然對立、水火不相容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雙方沒有任何利益的交叉點。”

在我黨老一輩革命家們看來,無論是晚清還是國府,都是與人民勢不兩立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只能用暴力推翻並加以血腥鎮壓,在他們的白骨上再建人民政權。令人吃驚的是,這種幼稚園“理論”,至今還在主宰着只懂黑白兩分法的國人頭腦。在他們心目中,我黨要麼是“三個代表”,真正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要麼是騎在人民頭上敲骨吸髓、暴戾恣睢的“魔鬼”(引自本壇壇友最近的辯論)或“土匪”(樊弓先生語)。因此,在前者眼中,統治者是誓死捍衛的對象,而在後者看來當然就只能是打倒對象──難道還能指望魔鬼或強盜發善心?統治者不但絕對不會對人民讓步,而且當人民提出這種要求時只會瘋狂鎮壓。

從這個誤區出發,便生出了“拜革命教”的民族笑話。統治者既然是《農夫和蛇》裡的那條蛇、《東郭先生和狼》裡的那隻狼,人民的唯一應對方式便只有起來殺死它。這是建立人間天堂的前提,也就是偉大舵把闡述的“不破不立”的光輝真理。

這拜革命教在理論上的荒謬,我已經在駁斥林、易諸文中詳細揭示了。簡言之,拜革命教徒們充其量只能“證明”革命是建立新社會的必要條件,卻從來無法證明它是充分條件,更不敢面對用非理性手段去建立一個理性社會的內在悖論。當易明先生將暴力革命武斷為“促進社會進步的一個快變量”時,他忘記了兩個小小的事實:第一,這個“快變量”如果不是根據列寧模式製造出來的,就一定會像洪太尉從葫蘆里放出來的妖魔,根本就是不可控的;第二,托上帝詛咒之禍,今日中國已成核大國。人民只有在引起核內戰的概率為零的情況下,才能發動革命。可惜,我們哪怕僱傭全球最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動用“深藍”那台超級電腦,也無法建立一個數學模型,來預測革命誘發核內戰的幾率有多大。這個無情的現實,實際上否定了用暴力推翻我黨的可行性。

這並不是說中國就喪失了取得社會進步的可能。只有深陷在“統治者和人民是對抗性矛盾”的誤區中出不來的毛主席的好孩子們才會這麽想。其實,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當然有利害衝突,但兩者的利益不但可以有交叉,而且可以是一致的。這兩者的關係,可以用資本家和工人的共生關係來作不準確的類比。資本家開辦企業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從工人頭上刮剩餘價值,但這並不等於兩者的利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工人起來一味傻斗,把資本家鬥垮了,工廠關了門,資本家固然發不了財,工人卻也失了業,最後誰也沒有好處。

這個比方當然不準確。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它也確實反映了統治階級和人民的關係。統治者掌權的首要目的,當然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勢欲和財富欲,但他們也並不是成天只琢磨如何榨取人民的血汗或剝奪人民的自由。要維持統治,統治者就不能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到考慮如何建設國家、改善民生的問題上去。在一般情況下,統治者都知道只有大多數人民滿意,統治才能維持下去。隨便翻開《二十四史》,上面都寫滿了“民為載舟之水”之類的訓誡。無論是晚清皇室,是國府,還是如今的共產黨政權,其實都明白這個道理。

當國家面臨外敵威脅時,統治者和人民利益的一致之處便更加凸顯出來。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當曹操大軍南下投鞭斷流之時,周瑜對孫權說:咱們誰都能投降曹操,主公您不能。我們投降了,照樣作臣子。可您投降了,這主公就再作不成了。的確是這個道理。外敵入侵,不僅威脅到人民的正常生存,更威脅統治者的利益。30年代的憤青們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居然以為身為創業之主的先總統蔣公不想抵抗日本人,為此演了一出又一出“逼蔣抗日”的醜劇鬧劇。而現在官家深明此理,所以才把美國化裝成假想敵,讓中華民族永遠活在“最危險的時候”,以此來激起國民的同仇敵愾之心。

因此,現實的真實圖景是,哪怕在人民備受壓迫剝削的獨裁國家,統治者仍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合一致的地方。兩者有時是“一分為二”,更多的情況下是“合二而一”,而這就是統治者可能對人民讓步的基本原因。


五、讓步


黨文化對大陸人的洗腦是如此徹底,以致大多數人先驗地一致認定“統治者讓步”是“火熱的冰”那樣怪事。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在他們的頭腦里牢牢地紮下了根,以致他們以為社會進步只能通過人民鬥倒統治者的方式來進行。其實,真實的歷史圖景完全相反:社會進步總是通過統治者讓步實現的,而那種將統治者鬥垮斗死的暴力革命如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通常只能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統治者主動向人民讓步,主要發生社會改革能使統治者和人民雙方受益的情況下。西方奴隸社會演變為封建社會、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林肯解放美國南方黑奴,都是統治階級主動向被統治階級讓步的光輝例子。它們的實現都不是奴隸們起來鬥爭的結果,而是因為統治者們看到此舉能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讓雙方都能受益。

另一種主動讓步的情況則常由具有遠見卓識、銳意改革的領袖推動。他們意識到潛伏着的深重社會危機,遂不顧統治階級內部反對,毅然起來改革既存的社會制度。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明治維新、晚清憲政運動、國府在台灣的土改、蔣經國臨終前的解嚴解禁、李登輝實行的民主改革、前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和後來的總統戈爾巴喬夫推動的一系列改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等等。除了晚清改革外,上述這些改革都成功地實現了社會轉型,使人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以中國改革為例,鄧小平的改革,不但結束了中世紀式的野蠻血腥統治,為中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解放了“黑六類”,為廣大農民鬆了綁,解除了政府對農民生產資源的野蠻控制,使中國從一個最反動、最黑暗、最殘暴的極權國家初步過渡為開明專制國家。

反駁者們可能會說,這些都是統治者在形格勢禁之下,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被迫作出的讓步,因此還是人民鬥爭的結果。的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上面舉出的這些例子都是統治者被動因應形勢,但不幸都和人民鬥爭沒有多少相干。彼得大帝、日本人和清室的改革都是應對外敵的挑戰;國府的和平土改是總結大陸失敗的教訓(當然可以強辯為大陸人民的鬥爭結果,不過“平均地權”從來是國民黨的政治理想,只是此前因戰亂從未停止而無法實行而已);蔣和李的改革最根本的壓力來自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壓力。後來組成民運黨的反對派當時只是一小撮人,在竭誠擁戴“經國先生”的台灣人民中根本就沒有實質上的影響;蘇共和中共的改革都是因為領袖們看到了為極權政體桎梏的社會毫無生機,“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鄧小平語)。

因此,在上述例子中,促使統治者給人民鬆綁的根本動力還是外來或內在的危機。領袖們作出改革的決定時,主要考慮的還是全社會的福祉,而不是個人私利。許多人看不出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受馬教“歷史潮流”說的影響,誤以為“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實統治者完全可以不這麽做。當年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都沒有任何壓力迫使老鄧解放“地富反壞右”。他完全可以像金日成父子那樣擇惡而固執,照樣可以長治久安。如果他那麽做,誰都拿他沒有辦法,就像今日北韓一樣,人民餓死了一半也沒人起來“有壓迫就有反抗”。同樣地,李登輝完全可以蕭規曹隨,穩穩地開他的萬年國大,做他的終身總統。

有的反駁者舉中國農村“大包幹”作為人民鬥爭的例子。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麽說服力。據我所知,大包幹固然首先始於安徽某農村,但那只是秘密進行的“違法活動”,未在全國造成絲毫影響。它其實是我黨不顧絕大多數農民的反對,強制在全國推行的。當年我曾親眼見到,某村生產隊解散時,絕大多數村民泣不成聲,如喪考妣,讓我想起了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時的情景。

當然,這不是說統治者主動讓步的動機都是無私的。誠然,林肯解放黑奴確實是為他本人的信念驅使,但許多改革領袖確有私人動機,最常見的是希望通過改革能名垂青史。對他們來說,青史留名比牟取早已飽和的私利更有吸引力。推動鄧公改革的主要私人情結,在我看來,就是他想在中國歷史上打下有別於老毛的個人印記。同樣的動機似乎也可以解釋李登輝為何要衝出“經國先生”留下的陰影。

統治者因人民的理性鬥爭而被動讓步,主要見於英國和北歐的一些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基本上沒有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而是使用有控制、有限度、有明確目標的和平鬥爭來逐步蠶食王室的權力,最終把王室架空為某種吸引外國遊客的裝飾品。

另一種被動讓步是統治者主動改革引發出來的副反應。改革是一種難以在事先精密設計的系統工程,一旦驅動後,常常引發為主事者意料之外的鏈式反應。鄧小平曾坦承鄉鎮企業是始料未及的“異軍突起”,他當初在決定實行大包幹時,根本就沒想到此舉會解放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然而正是這計劃外產物初步突破了中共那種最反動的農奴制,不但減弱了我黨對農民的控制,而且為將來逐漸消解反動的戶口制度作了鋪墊。類似地,對外開放的原初目的是引入外國的資金與技術,然而這卻引起了各種資訊的大量湧入。它突破了社會原有的封閉格局,使人民初步獲得了起碼的知情權。這些都是統治者不願看到卻又無法徹底禁止的,不過要說它們是人民鬥爭的結果,恐怕實在牽強。

此節證明了迄今為止,在中國發生的良性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革,除了國府取代北洋軍閥那個例外,基本上都是由統治者主動與被動的讓步實現的,而這些讓步不是人民鬥爭的產物。


六、前景


以上論證,實際上只說明中國的社會進步可以並只能通過統治者的主動或被動讓步來實現,並未證明這種讓步可以最終導致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民主必然在中國實現”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實現”其實都是先驗的武斷命題。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會實驗。但根據上文論證,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國建立,它也只能通過統治者的“恩賜”。傳統的人民鬥爭不但毫無效果,反而只能帶來災難。

既然如此,我們能否教育人民學會英美那種有理性鬥爭的方式,以此來追求民主呢?遺憾的是,這樣做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國的精英階層之????令人瞠目結舌。他們對統治者的態度,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當奴才或作響馬的兩種極端方式,前者以李希光、劉康為代表,後者以王炳章為代表。大多數人雖然不採取這兩種極端態度,但“親共”和“仇共”兩大派壁壘之森嚴,光從網上就能看出來。許多人對我黨的仇恨是如此強烈,以致連老蘆這種對我黨持嚴厲批判態度的獨立知識分子,都要被多次罵成“共奴”和“共特”。指望這樣的“精英”去教會人民進行理性鬥爭,實在是緣木求魚。或許我是過於悲觀了,但我實在是看不出有什麽希望去破除“鬥爭哲學”。儘管它在神州大地上作惡累累凡半個世紀,卻至今為統治者與人民無比虔誠地信奉篤行,簡直就成了牢不可破的國教。

更大的障礙來自於我黨。在《盲人摸象說民主》中,我給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的兩個硬件前提。即實現國家一切威權機構和暴力設施的中立化,以及實行法治。這裡最大的難題是獲得第一個硬件前提,即請我黨從軍、政、警、特中逐步淡出。即使人民學會了英美式的理性鬥爭,我也看不出他們如何才能與虎謀皮,蠶食侵蝕黨對這些機構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希望便是未來某位開明領袖看到龐大的黨機器對自己的威脅,採取措施使這些殺人利器和權力槓桿逐漸國家化。如果這種好事不發生,則大家也只好乾瞪眼。因為冥冥之中並沒有什麽“歷史潮流”和“客觀規律”在那兒保證中國的未來一定是光明的。

其實,民主並非為今日中國之急需。無論是人民還是所謂知識分子,都沒有多少人知道民主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幾個人渴求民主。工農大眾中沸騰的是對社會分配不公的不滿與怨恨,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墮為自私自利的享樂主義者,只想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可能地摟錢。因此,目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是社會不公,而這裡孕育着新一輪毛澤東式的“均貧富”的人民革命。這就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現實危險,它同時威脅着統治者和人民。因此,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現實可行性的社會改革,是將中國建設為法治國家,實現起碼的社會公正,從根本上杜絕毛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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