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77）
最近在電視公益廣告上，總是可以看到或聽到一則所謂的“公益廣告”，就是『“我今年23歲”加上如何如何“了不起”的吹噓，最後是“年輕不可看輕”的結論』感到十分惹眼或刺耳般的不舒服。所以想以“23歲的過來人”身份，來“妄議”一下這個廣告之不妥。更希望引起“群起而攻之”的反駁和批判，以達到“聞過則喜”的目的。

在中國文化的錦囊中，有一個“物以稀為貴”的常識規律性判斷，是正確而有道理的。因為諸如金銀財寶、珍珠瑪瑙、年代久遠的殘磚碎瓦、天才神童，乃至諾貝爾獎得主之類，都是因為數量少而珍貴。卻從來沒有把眾多的空氣、水或沙石泥土，當成寶貝的，儘管它們對於維持我們的生存更為重要、甚至不可或缺。這“23歲”也一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經歷的生命過程而已，甚至並沒有如蛻皮、脫殼、化蛹之類的階段特殊性，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人為故意的年齡段分割而已。雖然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善意或好心，但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效果一定是拔苗助長式的事與願違。這個“我今年23歲”的廣告，就有“誤人子弟”之嫌，讓一種人人都要經歷，所以最不值得炒作的年齡階段，成為“驕傲的資本”。

有一個已經普通不過的常識，就是“一個人的行為，取決於他的思想意識”。而總是經常“說對話、做錯事”的毛澤東，不但也說過“人的正確思想是要從社會的實踐中來”的結論。而且還從負面利用了因為沒有經過社會實踐、所以不具備正確思想來認識、判斷社會的青年學生，發動了後患無窮且至今猶存的“文化大革命”。其“後遺症”甚至影響到大陸的“天安門事件”和後來的“八九民運”，以及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占領中環”騷亂。更是今天無數國內或國際事件（如巴黎騷亂或德國科隆事件）的“亂源”之所在。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其實這完全是因為我們混淆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區別，將其混為一談，誤導了青年的緣故。而這句忽悠的廣告，就是典型！

請看十餘年前發表的“肉包子打狗”式的老文章：青年努力的方向

 
今年（2003年）是“五四運動”八十一周年，八十多年來，它一直被說成是中國開始“覺醒”的里程碑和標誌，科學和民主為代表的“五四精神”，更成為中國青年引以自豪的追求。可惜的是，八十多年過去了，不僅“民主”看起來還沒有着落（要不，怎麽會還有這麽多人，能以替中國人弄這玩意來到外國，先拿“綠卡”、再拉“贊助”呢？）；就算“科學”，說起來也讓人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搞出了原子彈和人造衛星，但是居然還能讓“水變油”“信息茶”之類騙局，一度堂而皇之地帶上“科學”的帽子，現在更有成百上千萬、包括國家科委這樣最高科學領導機關的個別首長在內的人，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就一下子匍匐在一個什麽“教主”的腳下。且不論有什麽其它原因，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有不懂科學的人，才會相信一個會用“科學”來解釋的宗教。比如西方的科學比較發達，那裡的宗教就從來沒有把自己說成“科學”（除非邪教）。或者說，有科學頭腦的人，無論如何地佩服相對論的深奧，也不會相信愛因斯坦是無所不能的“教主”。

有一個反覆出現的事實，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八十多年來的一切政治事件中（包括“五四運動”在內），青年學生們始終是被利用來充當某種政治力量或企圖的“打手、工具”的角色。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了，那次運動開始，學生們在“偉大領袖”的鼓勵下，高呼着“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干？”的口號，抄家、破四舊、大串聯，徹底癱瘓了政府的各級行政部門，讓毛澤東輕易地收拾了所有想要收拾的對手。但是接下來這些最忠實的“紅衛兵”，�珱]有被自己的“紅司令”馬上提拔去“干”建設或管理國家的工作，而是統統安排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且不管對這種安排是好是壞的爭論，至少可以證明毛也認為，年輕人在政治上是不能馬上用來“干”正經事的。這種判斷的正確性在“八九民運”中再次被證實，不僅當時在全國許多城市都能看到學生們表現出的類似“紅衛兵”行動（如上街呼喊、張貼不理性標語，各城市串聯和圍困當地政府部門等），某些學生領袖的表現，很容易讓人和文革時代的“清華蒯大富”“北航韓愛晶”、甚至五四時代的那些學生領袖作聯想，除了作秀能力更“現代化”一點外，在鬥爭手段和領導藝術上毫無長進，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事後揭露出來的事實表明，其實每一次的學生運動背後，都絕對有被“不年輕”的勢力操縱（或稱之為“領導”）的證據。比如，共產黨公開承認，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代後期的學生運動是受其領導；文革中的學生造反運動直接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發動；而“八九民運”，有個別共產黨高幹以及香港和其它外國勢力直接插手的背景，更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在這種事實下，年輕人有什麽可以以此來感到“驕傲、自豪”的呢？

一般來說，年輕人的特點，是精力充沛、思想敏捷、記憶力好、有強烈的求知慾，但缺乏生活和社會經驗，容易感情衝動、意氣用事。如果承認這些的分析，那就很容易看出，這些特點最適合於自然科學，而最不適合搞政治。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越來越體會到，高科技領域將成為年輕人的天下。但是看看那些一心要擠入政治圈的年輕人在海外的表現，實在乏善可呈，甚至“慘不忍睹”。

毛澤東對年輕人說過一句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這句話有點道理，但是不夠準確（也許是故意的“吊”年輕人胃口的）。確切地說，應該是“這個世界現在是我們的，將來是你們的”。理由很簡單，法律規定18歲之前為未成年，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能承擔大部分法律責任，處在這種情況下的青年學生，被說成應該並可以主導當時的世界，難道不是邏輯上滑稽可笑的“胡說八道”嗎？而文革中，學生的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行為（打砸搶、毀壞文物、抄家、武鬥等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行動），就是最有力的反面證明。

可以這樣來認為“政治關心現在，而科學探討未來”。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項偉大的科學成就（如基因工程）需要有一個成熟完善的過程才能開始造福人類；但是一位總統、主席或議員、人民代表，卻只能在有限的任期之內，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所以，讓年輕人具備做未來事業的條件，而把政治留給需要大量人際關係歷練，和豐富社會經驗的中年以上的人去做。這是大自然巧妙而有序的安排，而設法順應這樣的規律，就會表現出自然般的和諧，這不正是一種“天人合一”境界的體現嗎？
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反對青年人去關心和討論政治，相反認為這也是一門必修的“社會課”。

但是，正如沒有較高或專門學歷、知識的人不能擔當重要工作一樣（一般而言），在沒有接受過足夠的社會教育“課程”、更還沒有真正踏入社會之前，怎麽能認為學生會有採取正確政治行動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麽八十多年來，學生就整體而言，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永遠充當客觀“被利用”的角色的原因。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所有後來活着成為領袖人物的學生運動參加者，沒有一個會將當初堅持的理念再放進自己的實踐綱領中去的，反而往往又成了後來學生運動的“對象”！

希望青年人先掌握自然科學的做法，非但不會產生政治界後繼無人的問題，反而會提高從政者的素質。因為當每一個人年輕時都接受過自然科學的教育和訓練，就會養成邏輯思考的習慣，更由於已經具備基本的科學常識，從他們中產生的人來從政，就起碼絕對不會再犯諸如“土法煉鋼”“畝產十萬斤糧”“十五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的“吉尼斯記錄”級的錯誤，更不會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性方法，去企圖築一條阻擋資本主義思想的“精神長城”。至於是否一定能做得好，那完全取決於那個社會和主體民眾的素質，與實行什麽主義無關（見“論民主”）。

“揚長避短”，這是我認為青年人應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