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个男人被女人伤害了，他说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处于伤痛之中，一时情绪偏激。但是如果这个男人在这之后一直敌视妇女，逢人便说：女人都不是好东西。鼓动天下所有的男人来反对天下所有的女人，我们就要考虑他是否属于正常人了。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判断理智健全与否的标准，就是理智健全的人能区分出相似事物的不同差异，在一条色谱带上尽可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排列，而不那么健全的人则混淆事物的差异性，色谱在他眼中只有黑和白两种色调。

目前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逢日必反”现象，是我比较熟悉的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使江青一伙暄叫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思维使西方主流媒介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后，漠视中国的巨大进步和成就。也是这种思维，确实破坏了生活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

对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罪恶所激发出的愤慨，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人将这种愤慨无限放大，不惜扭曲客观事实，而且形成一种迷信和专制。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思考和感觉者，就要跳出来反抗了。

电影“英雄儿女”中文工团员王芳表演结束之后，受到团长的表演。王芳说：我跳得不好。首长说：哎，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嘛。这段对话就是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使是在战争中，对敌方的情况也要有实事求是的了解和汇报，包括敌方的实力，士气，长处和短处，任何不顾事实的描述都是要坏事，要上军事法庭的。

我这个人是比较相信自己的观察和感觉，最讨厌别人来告诉我要怎么思考和感觉。曾经对日本的反感达到顶点是在中学时，读完了“参考消息”上登载的日军在华暴行系列，咬牙切齿地要血洗东京，来个东京大屠杀。结果边上有个小孩问我：日本人做了坏事，难道你也要做坏事？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思考了许久。

说一说我生活中遇到的日本人。儿童时代一次逛街，突然发现前面有几个女孩并排行走，神情和本地中国女孩不一样，齐耳短发，一律穿着制服，蓝条白底的水兵服。我好奇地跟在后面走了一段，现在想来，那就是日本女孩了。另一次是在公园中，一帮日本高中生来华访问，女生男生都穿了校服，女孩子天真喜悦，男孩子穿的那种鲁迅穿过的竖领的学生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与年龄不符的超然和轩昂，正巧边上有两个中国小痞子在欺负一个卖水果的乡下农民，我冷眼观瞧，那些日本男学生在一旁观看，好像非常镇静；还有一次在宾馆中又碰到了一帮日本学生，这次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们的老师，一个仙风鹤骨的老头，非常有威严，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孔子也许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瞧，感觉就是感觉）；毕业后练过推销，一次闯入了一家日本公司，那个日本女老板看见我，用不怎么流利的国语纠正我推销的毛病，并且亲自跑到门口再走进来，演示一番；后来进了公司，大厦中有许多日本人，男人给我的感觉西装笔挺，有些刻板，女人则比较漂亮；有次去某个展销会，遇到了一个很傲慢的男性日本代表，惹了一肚子气，接下来碰到了另一个公司的女性日本代表，非常热情地介绍，我的气也消了。曾经因为宗教的缘故认识了一个日本青年，有一次邀请他来我的住处喝啤酒，因为是夏天，喝了几大杯后就都把上衣脱了，他有些醉意就躺在水泥地上睡起觉来，虽然是夏天，但水泥地是非常冰凉的，我很佩服他的体质。我坐在那里，打量着躺在那里的他，心想如果在战场上，我是否能和他较量。出国之后，曾经在一个工厂打工，有个女性日本后裔对我非常照顾，在头面前说我的好话，还经常给我零食吃。总而言之，就我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来说，正面印象要远远多于负面印象。

不可否认，日本优秀的文艺作品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以国外动画片为例，西方动画片唯一有印象的就是“米老鼠和唐老鸭”，而日本优秀动画片则有：聪明的一休，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圣斗士星矢，樱桃小丸子。优秀电影有：望乡，莆田进行曲，火红的第五乐章，追捕，人证，还有我最欣赏的系列“寅次郎的故事”。最近有网友写到要看汉唐遗风可以去日本，因为他们的许多传统风俗和服装来自古代中国，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写以上的亲身经历和文艺影响，是要说明许多日本人并不是许多愤青妖魔化的那个样子，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的经济动物。他们一样拥有喜怒哀乐，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肯定有许多强过他们的地方，但是反过来，日本民族也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看不到这一点，一贯地妖魔化，一贯地宣泄仇恨（或恐惧），把中国百姓，特别是中国青年引向思维的误区，使他们不能公正客观地看待世界，丧失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力。这种专制和迷信，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