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犬儒主義毒殺希望

發表於 2016 年 05 月 11 日 由 lixindai

作者：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良心（conscience）一詞是從拉丁文conscientia一詞而來，原來的意思是人與人之間“默契的知識”。與他人的聯繫其實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里了。良心不只是一種直覺的情感或情緒，而且更是一種基於道德知識的，針對具體事情和境遇的實踐性判斷和行為。良心的價值不只在於它是一種知識，而且在於它能成為行動。行動是良心的表達，也是良心的活躍狀態。不能表達良心，人便漸漸變得沒了良心。在有的環境裡，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夠活躍的狀態，許多人碰到與善惡、是非有關的事情，不敢管也不願管，甚至連議論都不敢或懶得麻煩，他們獨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聯繫。

人們常常把良心與勇氣聯繫在一起，而這二者之間的紐帶便是道德知識，所謂“知恥近乎勇”或“知恥後勇”。從良心情境來看，勇氣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其中，行善需要勇氣，而拒絕作惡則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氣，人們往往把這兩種勇氣都稱為良心，當這兩種勇氣普遍消失的時候，社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良心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人們開始懷疑討論良心問題究竟是否還有任何現實意義。人們會問，世界上到底有沒有“良心”這個東西？當大多數人從懷疑轉變為否定和拒絕良心的時候，社會便陷入了犬儒主義。

現代犬儒主義是一種精緻的道德虛無主義，一種集體的假面遊戲。犬儒主義能機敏地“看穿”道德面目後面的自私、貪婪、嗜權、陰謀和欺騙，擅長於察覺現實與假面的距離、衝突和矛盾。但是，由於它的道德虛無主義，它並不拒絕假面，而是在清醒的狀態下，自己也加入假面的遊戲。正因如此，他的看穿並不能成為一種有道德抵製作用的知識。

犬儒主義首先是對“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斷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為後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動機。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導自己善行和利他行為的良心。基耶斯說，這種犬儒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特別普遍，“人們不斷地被待以謊言，長期受壓制（無法及時揭穿謊言），謊言多種多樣，後果非常嚴重，令人痛苦。除了對家人之外，人們的犬儒主義已經成為第二天性。”對人性的徹底失望是從對政治人物、先進分子、社會精英的失望開始的，他們的道貌岸然和道德說教掩蓋着普通人無法想象的貪婪、殘忍、慾念、欺騙和偽善。於是許多人會就此認為，所謂的愛、同情和良心都不過是空洞的說辭，在真實的生活世界裡，良心不過是人類虛妄的迷思夢想，只有徹底受金錢和權力支配的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最真實的本質。

犬儒主義對“制度”也同樣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人們期待完美的制度，當一種制度不斷產生腐敗的時候，絕大多數人便會對整個制度產生失望和不信任。而極少數人這時則又會以攻擊其他制度的方式來為這個制度辯護。這種辯護未必奏效，但卻在一般民眾心裡撒下了懷疑和否定所有制度的犬儒主義種子。既然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既然所有的制度本質上都是維護少數人特殊利益的煙幕彈，那麼，區別民主與專制、憲政與極權、公民選舉與臣民服從頂多不過是口頭空談，完全沒有實質意義。

今天，我們期待的政治改革和社會道德提升，無非是從兩個方向來設想求變的可能和希望：一個是以好制度對抗失德的社會，另一個是以個人或社會的道德提升來倒逼制度改革。無論是堅持制度還是道德優先，改革的希望都離不開正義和公正的政治、社會價值。一旦讓犬儒主義瓦解了我們對人性、制度和正義價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會、政治變革的可能也就不復存在。

犬儒主義是一種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無目的生活方式，它否定希望的價值，也毒殺了希望本身。與犬儒主義相反，希望是一種對事物變化的積極思考方式，在困難和停滯的時刻越是要保持希望。當今中國的犬儒主義是一种放棄求變希望，自我勸說順從、服從和隨遇而安的理性生活方式。對於良心行為的行動主體，多面合圍的犬儒主義形成了一個絲鵝絨的牢籠，文明、和諧、安逸。它看上去不過是一種理性而聰明的生活方式。犬儒主義是一種以自我調適來應對政治、社會和生活危機的處世方式，它不把這些危機看成是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是只要自己想辦法就可以安然應付的“不方便”。在這樣的生活里，不合時宜的求變希望和行為會違背“難得糊塗”的生存智慧和“不作死就不會死”的真理原則。

這是一種社會契約被私慾、順從、沉默和逃避重新規划過的犬儒式生活，它利用私慾、酬勞順從、犒賞沉默、鼓勵逃避。思想和觀念的管製成為學者、教授、專家、藝術家、新聞工作者和政治人員共同參與的合作結果。曾有網上評論曰：“遇上霧霾，我們默默地買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們默默地去學習各種鑑別技術，遇見水污染，我們默默地去超市搶購瓶裝水。我們默默地忍受、順從，但這一切沒有因為我們的忍耐而變得更好，於是我們慢慢地，一起滑向深淵。”社會中多一個像點評者這樣的明白人，自然就多了一份打破犬儒主義的力量，也多了一份為政治、社會改革有所共同良心行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