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凌遲娼妓到聒噪正義

五毛紅集團高級黑黨部巧奪天工的“洞房抄黨章緋聞”全國通稿式“髒活兒”運作，出乎意料地沒有得到預期中“疏散驗屍房圍觀潮”的暗渡陳倉療效，反倒衍生出昌平檢察官對“雷洋約束猝死”五名涉案警官刑事偵查的（新浪網則稱刑事拘留）另一波民意怒濤。

“雷洋驗屍結論新聞發布會”模擬現場，也漏夜搶沙發般的早已是眾聲鼎沸，人頭攢動。

見勢不妙，《人民日報》在反水昌平檢調系統抓捕自家人後的第一時間連發三道金牌：《正義應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法治，須從程序通往正義》 《雷洋案正沿着法治程序的軌道走向真相與正義》。

算一算，“人日”這言必稱正義的無厘頭大轉胎，距離“京視”足療妹“雷洋打飛機”的坦白從寬TV偽證，才剛20天（和雷洋驗屍結果的預告出台時間雷同）。

嗚呼啊哈……

《北京電視》《人民日報》，這兩家黨旗下近親繁殖指腹為婚的同姓冤孽，從凌遲“娼妓”到聒噪“正義”，短短半個多月內，如此作弊般不可思議的一條龍狎戲，是怎麼着被你接順的？

當然，革命不分先後，歡迎“人日”棄暗投明，回歸正義。

至於“另案處理”的“京視打飛機”國家偽證罪嫌，五分鐘激情打理無可置疑地殘留“嫖娼犯”肢體的足療妹溫柔DNA的子虛存無，一旦驗屍結果大白於天下……

唉，打烊吧，京視！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十三

“紅革會”總部“炮打”失敗，終於垮掉了，這樣一來，上海再也沒有從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個造反組織加快了聯合奪權的步伐，至於新的政權究竟採取什麼形式，大家議論紛紛，提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張春橋和姚文元曾經多次稱讚過“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以及“上海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這樣的機構，認為它們實際上履行了政府經濟部門的職能。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張、姚還沒有來上海的時候，各個工廠企業的造反隊此起彼伏，互相鬥爭，大家搶旗幟，各自斗當權派。但是，自發的工人運動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往往滑向濟濟主義和福利主義的軌道。當時，有些幹部怕批鬥，凡是群眾提出要求他們就簽字，助長了這股經濟主義的歪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廠企業的職工 要求增加工資、補發津貼，某些領導不堅持原則照樣簽字，結果銀行被提款數千萬元。上海港的幾個裝卸區，有一批工人鬧着要發“串連費”，結果拿了“串連費”擅自離開生產崗位，到外地“串連”去了，致使一批外國輪船停靠在碼頭上沒有人卸貨，有些外輪的船長提出了抗議；還有從船上卸下來的貨物堆放在露天沒有人運進倉，整個港務局系統積壓的貨物總數達四十萬噸之多。

鑑於這樣嚴重的局勢，而市政府的各職能部門又陷於癱瘓狀況，就由“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鐵路局、海港和銀行等方面的造反組織，一起成立了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撣部”，後來又成立了“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市委寫作班的朱永嘉等人也參與了這些機構的領導，在較短的時間內製止了經濟主義的歪風。張春橋和姚文元來到上海以後，對“火線指揮部”等的工作大加讚賞，對朱永嘉作為一個研究明史的專家，能夠主動到風口浪尖上去處理實際的經濟事務，尤為稱頌。他們推而廣之，曾經想建立上海各群眾組織的聯絡總站，來作為新的上海政權機構的組織形式。但後來傳來毛澤東的指示，奪權後建立的領導機構，要有軍隊的代表、革命幹部的代表和群眾組織的代表三者參加，這才否定了聯絡總站的形式。

時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聯合奪權的步伐加快了，幾個主要的組織在市委黨校成立了奪權宣言的起草小組。執筆者們根據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寫進上海的奪權宣言，主張“徹底 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工資收人不得超過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來以後，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我把這些設想向張春橋、姚文元作了匯報，他們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組的設想，並且要我把奪權宣言的初稿統改以後，交給他們兩個定稿。

我向起草小組的成員作了傳達，大家都歡欣鼓舞，我說毛主席在聽到《文匯報》奪權以後，曾經指出這是一個歷史的創舉，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根據毛主席的教導，一九六七年一月發生在上海的這一場革命，更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俄國的十月革命，解決了無產階級領導廣大人民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在歷史上是一次創舉，而我們的一月風暴，又解決了當前無產階級的政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以後，如何再把它重新奪回來的問題，從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這又是一次歷史的創舉，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我們的“一月革命”，可以說是“十月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我建議，我們奪權宣言的題目可以定名為《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題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這樣既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又有恢宏雄偉的氣魄。我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奪權宣言的草稿就這樣草成並付排了。

正當我們在起草宣言的時候，一些群眾組織的頭頭卻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大家在餘慶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權的籌備工作，有幾個負責人當場起鬨、說是既然"紅革會”等都不參加籌備了，那末新政權機構的建立應當越快越好，只爭朝夕嘛！他們擅自決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員會，而且連夜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報喜，主張在二月三日就要舉行全市的成立大會。這一下，連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號召開各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張春橋一到場，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把你們緊急請來，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們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急着馬上就開成立大會，這種心情我和文元都是埋解的，我們當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個新的政權機構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在這個權力機構里，光有你們這些群眾組織的代表還不行，還應當有革命幹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級的幹部都還沒有‘解放’，那末，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幹部的代表吧，我們的機構里還要有軍隊的代表，駐滬的陸、海、空三軍究竟派誰來參加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呢？他們三軍的領導機關總還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說：“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這樣的大事，我們還要向毛主席和黨中央作報告呢！再說，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成立大會，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張春橋說：“是呀，我們還應當發表一個象樣的宣言，現在宣言的初稿已經寫出來了，可是我和文元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們想要仔細推敲修改一下，請你們也要認真看過，我們再在全體委員會上討論通過，向全國發布。還有，成立大會上各方面的代表要發言，我們也要講講話，這些都需要時間準備。所以，我建議成立大會是不是推遲幾天。”

這時，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來說：“上海人民公社開成立大會的事，我們已經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見大會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眾的情緒會受到影響。”其它的人也都主張趁熱打鐵，儘量早開，最後張春橋拍板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

王洪文帶了一批人，開進南京路市體委大樓，具體籌備大會的組織工，我和起草小組一起，爭取宣言早日定稿，並且負責審改各界代表的發言，二月四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把經過他們修改的宣言退回給我，題目改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副題仍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們還通知我要在宣言後面署上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個群眾組織的名稱，送給《文匯報》排印，以便晚上開籌備會議。誰知道在這份奪權宣言的署名問題上，發生了一場軒然大波。

當時在上海有一批公認的比較有影釋的市一級造反組碹， 包括北京和外地大專院校的駐滬聯絡站，它們經常在各種場合共商大事，共同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署名，一起參加張春橋和姚文元召集的會議 等等，算起來一共有三十一個組織。於是，我徵得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同意，把這三十一個組織的名稱，署在奪權宣言的後面，作為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然後把宣言的全文送到《文匯報》社去排印。

文稿一到報社，消息馬上傳了出去，三十二個組織里有幾個“山頭主義”特別嚴重的，對排名的次序不滿意，首先鬧將起來，要求把自己這個組織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風聲傳到社會上，全市其它的造反組織聽說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權了，都想擠進來搶占一個座位。一夜之問，平日冒出來許多過去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組織，紛紛派出負責人到市體委大樓的大會籌備組吵鬧，其中有所謂的“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持新疆知識青年返滬造反司令部”等，還有一個最奇特的叫做“上海住房困難戶革命造反司令部”，都要求擠進末班車，弄個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員噹噹。對於這些“經濟主義”的組織，當然斷然不能同意它們參加進來。在這些鬧事的組織中，有一個“紅衛軍”組織人數最多，勢力最大，它專門跨行業、跨系統吸收全市的復員、轉業軍人參加造反。當時中央三令五中不准成立這一類組織，還發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它解散，但這些人拒不執行，仍繼繢發展成員，宣稱自己擁有多少萬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應該和“工總司”平起平坐。這次，他們聽說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自稱對打倒上海市委有功，揚言上海人民公社非讓“紅衛軍”參加不可，“紅衛軍”派出了一批人員進駐《文匯報》社，守候在排字房裡，他們說如果不讓“紅衛軍”組織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報社，還要帶領隊伍衝擊籌備會的會場。《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老朱，打電話給我反映了道個緊急情況。

我覺得問題十分棘手，當即向張春橋和姚文元作了匯報。他們商量後又向中央請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點鐘，他們突然通知我：馬上把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集中轉送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開籌備會議，對外不要宣布開會的地點。我立刻告訴了在市體委大樓的王洪文、王承龍等人，由他們分批把各組織的頭頭送上大客車，轉移了幾個地方，最後秘密送到上海展覽館。我還單獨通知了上海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

深夜十一點鐘，我陪着張春橋、姚文元趕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只見全場被水銀燈照得雪亮，新華社上海分社、上海電視台等的記者都出動了。張春橋還通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陸、海、空三軍的首長，他們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台座位上。

張春橋主持會議，唱罷《東方紅》，他讓工作人員給到會的人員每人發一份宣言，然後讓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女紅衛兵全文朗續《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

讀罷宣言，張春橋讓我介紹宣言的起草經過，到會的人聽我說宣言是經過張春橋、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擁護。但是，當討論到宣言後面的署名問題時，會場上頓時哄鬧起來，《文匯報》的造反派負責人老朱伸直脖子用沙啞的喉嚨喊道：“這樣寫不來事的，‘紅衛軍’在我們報社裡守了一天一夜了，他們說要是不讓‘紅衛軍’在宣言上署名，就把報社砸掉！”王洪文惱怒地站起來說“他們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調隊伍去砸掉他們在華山路的總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響應。

正在這時，上海展覽館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兩個入門處的警衛人員進來報告：有好幾個沒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組織的負責人，聽說這裡在開會，正在入口處吵鬧，說他們為什麼不能參加會議，一定要擠進來在宣言上簽名。會場裡更加混亂了，有的組織主張堅決抵制臨時要來參加會議的人，但是也有幾個組織的頭頭為守候在大門外的說情，要求把他們放進來，顯然，給別的組織的人通風報信，泄漏了今天晚上開會地點的，就是會場裡的某些人，他們之間本來就有看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看到這種混亂的情景，一把抓過放在桌子上的話筒，生氣地說：“大家別鬧！我們成立上海奪權以後的權力機構，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又不是擠公共汽車，誰擠進來就算數，這象話嗎？再說，這幾天全市一下出了六百多個組織，都涌到大會籌備組來，宣稱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級組織，你們能承認他們嗎？如果現在讓大門口的這些人進來參加會議，那末，其它組織都會大鬧，誰來負責？”

大家聽我一說，覺得倒也在理，但又想不出新的辦法來，只能幹着急，低聲抱怨。

張春橋卻並不發火，他在話筒前慢悠悠地開了腔：“同志們哪，現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內戰的時候啊！今天在座的這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確實在上海的奪權鬥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們是即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當之無愧的成員，我們要共同來掌管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可是，大家應當考慮到：上海有一千萬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叛徙、特務、走資派以外，都應該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員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們這三十幾個組織組成，那末勢必要把很多群眾都排除在外，這樣，有相當的一批人會不高興，也會影響到我們新的權力機構的權威性。告訴大家一件事，就在我們來開會以前，‘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已經找了另外的三十幾個組織，在其它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準備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這樣我們上海的群眾隊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剛剛跟耿金章他們做了工作，同意今後讓他們參加到上海人民公社裡面來，他們才答應不再另外成立第二個政權機構。所以，我們的團結面一定要越廣泛越好。”

張春橋說到這裡，稍稍地停頓了一下，點起一支煙，徐緩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說“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們提出了一個方案，請大家考慮行不行？……”

大家聽說張春橋、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諦聽：

我們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作為我們奪權以後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座的三十二個群眾組織都是上海人民公社臨委者的當然委員，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各組織可以自己推選代表參加臨委會，也有權力撒換和罷免自己的代表，當然，這個權力機構應當是“三結合”的，除了群眾組織的代表，還要有軍隊的代表和革命幹部的代表參加，我們巳經向中央作了根告：駐滬三軍的負責人作為軍隊的代表，我和文元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參加上海的三結合權力機構，已經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會場裡熱烈地鼓起掌來，特別是到會的各組織負責人聴說自己是屬於“當然委員"之列，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格外興高采烈。張春橋看火候已到，就把話鋒一轉，繼續講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為這樣，我們建議：今天到會的三十二個組織，不作為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而是作為發起單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個組織的名稱統統寫上去了，只消署上一個統一的權力機構的名稱──“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這樣，既代表了軍隊，革命幹部和我們這些發起單位的群眾組織，又避免了因為署名引起的許多麻煩，至於在外面的那些組織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話，都可以提出申請，今後由上海人民公社臨委會統一審查批准，這樣的處理方式，如果大家贊成的話，今天晚上散會以後，請大家到外面去宣傳，凡是想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組織和單位，歡迎他們明天都到人民廣場去參加成立大會，這樣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組織安定下來，大家看這個辦法是否可行？

我心裡想：張春橋真不愧為處理複雜問題的能手，這一來可以把許多問題都擺平了，所以我帶頭叫喊起來：“贊成！”其它的人也都紛紛嚷這“我們同意！”“贊成！”緊接着，全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場內的水銀燈照得雪亮，攝影機嚓嚓地響，到會人員一齊舉手通過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後一項議程是確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由張春橋和姚文元作主要講話，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駐滬三軍，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農民，徐景賢代表機關幹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陳敢峰代農紅衛兵，在成立大會上發言。

籌備會議到此圓滿結束，姚文元興奮地站起來，用手指連連敲擊着桌面，大聲地說“明天……哦，不對……”他低頭看看手錶，“現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點鐘了。應該說今天……下午二點，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