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三峽工程”，中國官方自己承認：三峽工程“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什麼時候“官方”都不得不承認了，那後果已經慘不忍睹、不可挽回啦。

其實，三峽工程的弊端，在經濟方面倒在其次，反正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吃苦耐勞，人又多，餓死個千八百萬的沒什麼。真正的禍端在於，“三峽大壩”成為懸在中國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因為有了三峽大壩，中國成為東南亞最不禁打的國家。中國必須老老實實“搞經濟”、“踏踏實實”悶聲發大財，絕不敢輕舉妄動。一旦囂張跋扈、輕啟戰端，中國必敗無疑。

原因很簡單，隨便哪個破國家，弄幾顆“飛毛腿”導彈之類的炸彈，把三峽大壩這麼一炸，來過“水淹半國”，中國就徹底完蛋了。

那麼這麼一個禍國殃民、自毀長城的下三爛、爛尾工程是如何上馬的涅？

在長江三峽建造大壩的設想最早可追溯至孫中山，他在《建國方略》一書中，認為長江“自宜昌以上，入峽行”的這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利”。不過後來內戰開起，此事無果而終。這不過僅僅是一個“設想”、“幻想”。

中共建國後，三峽工程被重提。毛老土匪1953年抽瘋、作詩“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詞句，表示出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並指定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督辦。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開始了三峽工程的勘探、設計、論證工作，並邀請了蘇聯的水利專家參與。當時水利領域內支持工程上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對方黃萬里、李銳等人，爭論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認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壩。李銳等人則認為三峽工程太複雜，除了技術上的困難、這麼大的工程會排擠掉其他計劃外，因為淤泥等問題，建大壩也不一定就能一勞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劇升等問題，因此應該考慮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兩派意見一直爭論不休。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三峽工程被再次提上議事日程。1983年水利電力部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並着手進行前期準備。1984年國務院批准了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但是，在1985年的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以周培源、李銳等為首的許多全國政協委員表示了強烈反對。仍然莫衷一是。

從1986年到1988年，國務院又召集張光斗、陸佑楣等412位專業人士，分十四個專題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結論認為技術方面可行、經濟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為有利”。1989年，表明反對建設意見的書《長江，長江， 三峽工程論爭》出版，但是在同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本書的作者戴晴被逮捕，該書被禁。

注意，這就到了1989年啦，六四天安門屠殺的直接劊子手、元兇SB李鵬，靠殺人登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寶座。那SB孫子急於立功，掩飾自己的殺人罪行，通過“六四”上台的“江澤民”土匪流氓新團伙，也是一個心態。短短三年時間、調用一切政治、行政、經濟、民事手段，使“三峽工程”得以通過”。

1992年3月，總理李鵬等國務院領導將工程議案提交給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繼1955年三門峽水電站之後第二件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工程建設議案。1992年4月3日，該議案獲得通過，標誌着三峽工程正式進入建設期。

自此，國家級“重點工程項目”的上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氓土匪式的機制。之後的“南水北調”工程、“嫦娥奔月計劃”、“夸父追日計劃”、“中國龍芯計劃”無不照此辦理。輕車熟路、禍國殃民、貪官發財、惡果民吞。

有道是“上行下效”，這種“土匪流氓式”的工程立項、上馬機制，各地紛紛效仿，可以說，中國的所有“項目上馬”都是一個套子、一條路子。就連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丫頭行”，也毫無例外。至於怎麼運作滴、如何上馬滴，說起來也簡單，下一篇：《項目上馬，自上而下的民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