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部長王毅6月1日與加拿大外長迪翁舉行會晤。會後，一名加拿大記者詢問有關人權問題，王毅駁呵斥記者。事件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田奇莊批評說：首先，加拿大記者是向本國外交部長提問，用不着王毅搶答。即使王毅認為可以更好地答覆記者提出的問題，也應當先徵求加拿大外交部長同意後再作出回答。其二、記者問加拿大將如何推動中國人權發展？這個問題肯定不是王毅所能回答的。王毅可以等對方說完自己再做補充。其三、記者問的是，香港“失蹤”書店老闆、因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而被起訴的加公民凱文·高的事情。王毅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完全沒有必要繞圈子扯其它話題。

我以為：真正讓王毅動怒的是記者提到了“人權”二字。王毅氣急敗壞地斥責記者傲慢而且對中國有偏見。接着又無端指責記者無知：“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這顯然不符合起碼的外交禮儀。王毅接下來強調中國六億人擺脫貧困，成為人均8千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人權入憲。人家並沒有在這些話題上指責中國，又何必扯出這些話題？王毅怒氣沖沖地告誡對方：“我要告訴你最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有發言權。所以請你不要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提問。”王毅威脅記者，難道想在境外抓人？

王毅師承其主子習近平在墨西哥語驚四座的“吃飽飯沒事幹”潑辣語調（歇後語“吃飽了撐的——放屁”），盼望贏得習近平垂青，另眼相看，同聲同氣，步步高升。

王毅最後說，“中國歡迎一切善意的這種建議，但是我們拒絕任何無端的指責。”這也是師承其主子習近平的風格。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在網安會上強調，對網上那些出於善意的批評，我們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也就是說，對網上的惡意的批評，要堅決給予打擊。習近平把壟斷輿論陣地看作是共黨永遠掌權的關鍵。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指出：“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污衊，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強調：“我們要敢抓、敢管、敢亮劍。”也就是“格殺勿論”！所以，習近平去年一個月就抓捕了300多維權律師。《解放軍報》多次發表文章說“奪得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可見，習近平、王毅等共黨的思維依然停留在“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如善、惡；好人、壞人）的階級鬥爭年代。

在民主社會，公民人人都享有普適的、不可剝奪的人權。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頒布後，人權成了世界潮流。對此，共黨提出什麼無產階級人權和資產階級的人權，後又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等荒唐的說法。共黨反對普世人權，其目的就是維護等級森嚴的共黨特權制。所謂的無產階級人權就是指“多數人的人權”，即不給資產階級分子（壞人）以人權。這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人權成了“進步”階級的“特權”。鄧小平說：“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這表明鄧不知人權為何物。人權不分多數人和少數人，人權是每一個人的人權，是所有的人都享有的人權。郭羅基說：鄧以為強調“多數人的人權”就可以和西方世界對抗了，恰恰暴露了他蔑視人權的嘴臉。“多數人的人權”是將少數人排除在外的。“少數人”不是人嗎？如果是，為什麼沒人權？如果不是，那是把人不當人。既然把人不當人，也不會限於少數。“對部分人自由的剝奪就是對所有人自由的侵害”，這已是文明社會的常識。富人欺壓窮人屬於野蠻和專制當受遣責！反過來，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欺壓同樣是也是專制，不存在正當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會進步和人類理想。在現代民主制下，無論多數與少數，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對其他人實行專政，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都無此特權。

現在，習近平不但對異議者實行專政，而且株連家人，株連單位領導，完全恢復了毛澤東的惡劣手法。譬如: 武漢理工大學給予張應凱記過處分：停課一年，工資減半。因為：2015年12月3日張應凱在講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時，在關於“剩餘價值”和“經濟危機”內容的講授中有不當言論，違反了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主管該老師的王能東書記被黨內警告處分，院長朱哲和副院長鄧喜道被黨內通報批評。這就證明；共黨粗暴地踐踏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基本人權。又如：今年64前，派出所警察闖入我同事家，單位5個領導輪番警告他，64當天休息，單位領導又電話詢問他幹啥？這種現象，以前從未發生在他身上，而且他不聲不響。習近平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大搞專政，說明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不擇手段，隨意踐踏人權。總之，共產黨不懂人權，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無“人權”二字。

朋友，請您記住：吃飽不是人權，牛馬都有吃飽的權利。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有語言、有思想自由。所以，人權就是人人平等享有的的自由權——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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