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鄧小平的不同

冼岩

毫無疑問，習近平之於鄧小平，有許多繼承和相似之處，但這裡專門討論其不同。從一系列跡象看，第三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內心無疑是認同西方政治之基本理念與制度的。李慎之回憶鄧小平對他說“與美國關係好的國家大都發展得好”一事，未可盡信。但另有一件事卻是媒體公開報道過的：當有人問鄧小平，香港基本政策“一百年不變，但一百年之後怎麼辦？”時，鄧小平回答“可能到那時就不需要變了”——這種回答，顯然具有明顯的暗示性。類似例子還有一些。但雖然內心的認知如此，鄧小平卻是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當他看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在當時中國的踐行其結果必然是導致混亂時，他豪不含糊停止了政治方面的腳步，且豪不遲疑地將政治與經濟分拆開來——如果要準確描述鄧小平時代，與其說他是“政左經右”，不如說他是“經攻政守”——政治方面的保守，不過是為了給經濟改革創造穩定、良好的環境。所以，鄧小平只是在實踐中“摸着石頭過河”，並沒有在理論方面展開建樹，反而提出“不爭論”，其言下意之一是：這些東西用不着自己去弄，到時候直接從西方哪兒拿過來用就可以了，就像工業技術一樣。因此，鄧小平不是新保守主義者，而是新權威主義者。此二者在當下中國的區別是：新權威主義者認同西方基本的政治理念、制度，只是在現實的路徑約束下，選擇依託權威體制推動社會進步，其最終目標還是指向西方；而新保守主義則並不服膺現代流行的西方主流觀念，而是試圖從中國傳統資源中挖掘新的適應性，尋找新的出路。

但是，習近平卻與鄧小平不同。作為完整目睹蘇東巨變後成長起來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對西方理念與東方國情的現實衝突及其嚴重後果感受更深。在其上任後，在加強掌控的同時，他於意識形態“立”的方面主要有兩大動作：一是大力推崇傳統文化，從傳統中挖掘現實資源；二是積極建構理論、制度、道路的“三自信”，明確顯示欲在西方之外另闢新路。這些跡象均表明，習近平是個確鑿無疑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希望在政治上另成一格，與西方分庭抗禮。可以說，習近平現在是從經濟、政治兩方面同時展開進攻，並且是沿着不同方向進攻，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左經右”：經濟上取道進一步市場化，力求實現轉型升級；政治上糅合傳統與馬列，兼顧現代性，力圖走出新路，徹底解決合法性問題，實現長治久安。所以，習近平既不是“青年版的鄧小平”，也不是“毛澤東2.0”，而是“鄧小平＋毛澤東”。

在當代中國，新權威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孰優孰劣，難以簡單而論；中國在政治上能否走出一條前所未有的通途，亦暫無定論。但任何一種理論或實踐形式，都是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西方模式亦不例外。不管未來會不會東西合璧，從蘇東教訓和中國現狀看，成功的政治轉型所需要的過渡期超出原來想象。如果對現行體制只是抱着“過渡”的心理，很可能渡不過這一“過渡期”，中途就將崩塌。既然這樣，還不如在此過程中就認真嘗試，尋找一條與現行體制不存在根本衝突的新的道路，提前開始主動轉型——未來是開放的，歷史沒有終結，如果幾百年前的西方認為中國模式最好，除學習中國外別無他路可走，那麼人類歷史走不到今天。

另一方面，雖然從現實看，只有東方方式才能有效治理當下中國；但從價值看，當代西方的普世價值顯然更合乎現代社會的人心、人性。東方道路雖然在即時具有有效性，但其壓抑、積累的負面性不小（當然，西方道路也不乏負面積累，否則不會催生馬克思主義），可持續性待考。其中一個問題是，東方的一些話語，必須在其他人不能說話的條件下才能自圓其說，所以必須管控輿論。而且這些話語必不可少，因為它事關執政合法性——其實，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多做什麼，他只是防鬆了對言論的控制，然後一切就自然發生了（從中國推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經驗看，其背後可能也有隱蔽的輿論操控）——如果被壓抑在底下的東西太多、太久，則壓制愈強，反彈愈甚。為什麼王滬寧會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後，這些潛在的衝突萌芽就會生長出來，引起政治不穩。當社會發展到這一步時，政治方面的改革就勢在必行了”？按理說，經濟發展可以緩和社會成員之間的緊張狀況；但經濟發展後，人們在物資上得到更多滿足，精神方面的需求亦隨之提升，整個“人的需求”將升級。而免於被強制、政治參與，就是兩種重要的精神需求。當這些需求由少數人的追求，變成社會普遍的迫切願望後，原來可以忍受的，將變得不能忍受，再強大的體制，也壓抑不了這種需求。到這時，或許就到了必須調整政治制度，變強制為協商，容納參與，滿足人們精神和政治需求的最後時刻。而在這一刻到來之前，能否在這方面於西方道路之外探索出一條新路，則是決定中國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的關鍵之一。當代西方精英群體所期待的，由經濟變化引發中國的政治變化，其大體思路並沒有錯。只不過由於中國體制的超穩定性，引發這種變化所需要的時間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且變化的方向未必只能指向西方——確實，今天的中國已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只能向前走；但向前走的路非只一條。

然而，就短期而言，習近平的首要目標還是“保政權”，他現階段的一切動作都圍繞這個目標。而他的政治理念之核心，則是東方傳統的“為民做主”，而非現代西方推崇的“自由民主”。反倒是此前胡錦濤時代對網絡、輿論的鬆動，頗有點認同、接近西方道路的意思。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語境中，家國一體，國是大的家，執政者即家長。習近平去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充分展現了他自己這種傳統的政治情懷：社會生活中的好與壞，應該由政府來界定；在政府的主導下，讓民眾享有好的，剔除壞的——這種家長式的表達，與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皇帝對皇子的講話暗合：朕給你的，你才可以有；朕沒給的，你不能自己拿——這樣一種完全摒除基層社會在價值標準上的主動性，一切由執政者來發現、制訂、指導和給予的理政方式，正是東方傳統“為民做主”思路的典型表現。

不僅文藝，其他方面也一以貫之。反腐不是通過西方式平行的權力制衡和自下而上的輿論監督，而是通過中紀委、巡視組自上而下的發現、糾正、懲治；對民眾的保護、福利的給予，不是通過增強民眾自身的政治權利、使其有能力抗衡公權力的越界來兌現，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約束，除奸去惡，為民眾利益保駕護航以實現；甚至就連在東海、南海等國際問題上的強硬，似乎也有着“為民做主”家長式的角色驅動……這些正是傳統政治“當官要為民做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等理念的踐行。

正因為習近平治國理政走的是另一條路子，所以那些拿西方現代政治標準來為中國把脈的人，往往摸不着頭腦，看得一頭霧水。有些人從自己的觀念邏輯出發，認為習近平“既然這樣，就必然那樣”；或者“既然這樣，就不可能那樣”，於是乃有“憲政革命黨”“前夜”等等說法，近乎痴人說夢。也有人認為習近平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其實，這只是他們自己拿錯了量尺。習近平之行為，自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他所言之含義，不能從西方現代的語境下去理解，而應該結合中國的傳統語境進行解讀。從實踐效果看，無論是從東方最看重的政治穩定目標，還是從西方尤為關切的對公權力的監督與制衡之角度衡量，在中國現行體制下，顯然習近平的方法更具成效——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十八大之前後，在反腐、整黨等一系列目標上，進展、成效有天壤之別。這種效果之差異，是由國情和體制的土壤決定的。在體制不變的條件下，盲目照搬西方的具體做法、經驗和標準，無異於東施效顰。最重要的是，西方具體做法在中國的實施，需要破壞中國現行體製得以發揮效能的某些基礎條件。所以，它在客觀上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反而易製造大量“麻煩”。提倡者本身也易陷入尷尬，面對現實進退兩難。

由此可見，不同的國情、體制，適於不同的標準、道路，沒有什麼標準、道路是普適的，普適只存在於觀念之中。東方傳統政治的一些做法，正適用於當代中國。但這條道路的短處是，難以通過代際的疊加實現積累。雖然西方道路通過代際疊加做到有效積累的也只是少數（亞非拉基本失敗，如西方般成功的很少），但東方道路則基本沒有。因為西方傳承的是法治，東方傳承的是人治。法制可以逐漸完善，而個人的能力卻無法代際傳遞——雖然經驗可傳遞，但人治條件下更重要的是能力。換一個人，能力可能完全不同，結果就大不一樣。所以，在東方更易出現今不如昔、人亡政息等情況。

雖然嚴格的接班人選擇可保證接班者並非庸才，但個人才幹的差異仍然可能很大。且由於個人於治理績效之比重太大，而個人的“用心”又可能受多種因素影響，所以政治風險的來源已不只才幹，還包括道德、觀念等。當然，在交班之前會有許多觀察與考核，但也未必可靠，如王莽、華國鋒、李登輝……況且，人是會變的。

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問題當不大，真正需要操心的，是習近平之後。由此亦可見，在東方體制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接班人問題。這也是兩年後的十九大，提前引人矚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