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習總不行而是黨和國太爛了，中國這兩個黑箱太黑了， 而且新時代這兩個黑箱越來越黑，直接影響習近平願意和可能施行的是什麼樣的民主。

習近平是當代中共乃至中國一個罕見的強人，智力指數不談，他的能力指數很高，直指世界強悍領導人的頂端位置。不說多了，最近東海和南海的智力水平和軍事策略確實令友邦驚詫，比起美日首領們明顯的技高一籌。其實習近平在國際舞台上，膽大心細，屢出狠招，絕招，贏得了國內外一片叫好聲。連被打了臉、手腳無措的日本人也只有佩服的份，而沒有有效的反對辦法。

但是，如此聰明過人的領袖，在國內基本上是糟糕、甚至是滑鐵盧一般的戰果，以失敗為多。號稱取得了巨大勝利的反腐鬥爭也是名不副實。以反腐為名的清洗並沒有把腐敗控制住，雖然有些減緩效應。然而習對經濟振興無力，顯得相當的力不從心，沒有任何起色。

更為嚴重的是習似乎對國內一系列政治事件缺乏預測，也沒有及時解決，縮小惡劣影響。一系列烏龍案件發生之後，習實在沒有什麼高招。在過去三年裡習的頭銜越來越多，官職也越來越大。但是近來的幾個月，習近平的集權遭到重挫。要求他下台的匿名信，擊中了習最為敏感的神經，也暴露了習的實際權力基礎薄弱。

他的反腐敗運動曾經得到的歡呼雀躍聲消失了，曾經抱着極大希望的人們，並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官僚們生活在隨時面臨被抓的恐慌中，商人們失去了發財的機會，知識分子則不能公然發聲。國家充滿恐怖氣氛，精英分子具有一種膽顫心驚的不安全感。

儒家思想強調的“民為邦本”，是具有兩千年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中國的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與選拔有才德的人進入政府體系任官，並輔以道德激勵、物質獎懲以及監察舉報等機制，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這就是“民本主義”的要義。

對於普通人最重要的不過就是上有瓦，家有糧，有娛樂，能聊天，串門走訪，旅遊。空氣環境好，生病住院，親朋好友時常聚聚。關鍵是對時局的自由評論沒有人背地裡放到網上就行。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認為，中共的統治實際上比較成功。順應了中國的民意，否則不可能達到如此長期順暢的獨裁般的統治。中國的效率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而內耗巨大的美國民主往往是令人詬病的。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書裡第16章的標題是：“做一天中國，一天就好”，他在這章里談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的對談，伊梅爾特談了很多關於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推動哪些立法以及採取哪些措施，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倚賴。弗里德曼聽他講完這些理想的方案後，很坦白地對伊梅爾特說：你的這些構想我都很贊成，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都做不到，因為美國的利益團體的遊說政治一定會否決你這些政策;除非“讓我們做一天中國”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這些理想中的法律與政策在一天內搞定，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復美國的體制。

但是，中國政治的黑箱操作又驚人的危險。權力落到了野心家，陰謀家或者像毛澤東那樣的專橫跋扈，惟我獨尊，但是又沒有真正經濟眼光，不搞市場經濟，施行獨裁的全民公有制是非常危險的。所以中國也要與西方的民主接軌。例如“審議民主”的理念與“審議民調”的直接民主實驗，可以在中國更廣泛地接地氣，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內涵更充實、更具可操作性。

斯坦福大學“審議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費什金教授與何包鋼教授領導的團隊已經在中國大陸幾處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協商民主試驗。例如，2006年浙江溫嶺市第一個採納費什金設計的審議民調程序，推出“預算民主懇談”，讓公民代表在預算範圍內決定優先啟動哪些公共建設項目。這個模式陸續被江蘇無錫、廣東順德、安徽淮南採用。2012年雲南鹽津更將這個模式全面納入鄉鎮政府的整體預算編列程序，並鼓勵群眾直接參與並監督預算的執行。幾年前中國已經開始在廣州深圳等地實驗陪審團制度。

民主是一個相對概念，好處自然不可否認。但是民間的基礎達不到是對牛彈琴。21世紀將是民主試驗創新的大時代。網絡社會與大數據的神速發展，將為個別公民、利益攸關群體、官僚體系及政府決策者之間的聯結、互動與溝通關係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在社會媒體蓬勃發展與大數據唾手可得的時代，所有民眾都可擁有處理複雜信息的能力。在網絡時代，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過程中貢獻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為分享知識、意見與信息的傳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為激發同道、動員群體、聚集資源的發動機；人人都可以成為督促、監督政府與幹部的排頭兵。如果能將這樣的潛力轉化為推進與落實“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原則的法寶，將是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

同時，代表中國共產黨自身傳承的“反官僚主義”與“群眾路線”指導思想在網絡時代也應該被賦予新的內容與實踐方法。中國這一屆領導人以大力度推進“打貪”與“禁奢”，其嚇阻力量無遠弗屆，主要就是倚靠群眾，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網絡進行舉報、搜證、監督與建言，讓腐敗行徑與奢華作風明顯收斂。但是中共的反腐必須建立到法制的制度中，不能由中紀委獨斷專行來辦理。

50年前發生的文革的各種景象重新浮現，習近平被塑造成毛澤東二世來崇拜，習本人隨口引用毛的語錄是一種政治奇觀。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那種社會主義浪漫年代。民眾雖然不公然反抗，但是背地裡議論紛紛還是有的。習近平還是敏感的，他親自下令不要叫他“習大大”，刪除了對他和夫人彭麗媛肉麻吹捧的歌曲視頻；在2016年4月份的兩場座談會上，他釋放出和緩的信息。但是知識分子還沒來得及品味這種新的氣息，習近平一篇內部講話被披露出來，出爾反爾。兩天后，他又嚴厲得要命，號稱要堅持：“黨媒必須姓黨”。

關鍵問題是中國有兩個黑箱。黑箱之一是民意，儘管不能完全理解民意，了解民意，但是控制起來比較容易。這是獨裁體制的最大優越性。其實，中國的群眾還是比較容易胡弄的。

黑箱之二比較難纏了。因為是共黨體制內的老牌，大排，元老和德高望重的精神領袖，即所謂的建制內人物。而且又分為共產黨的右派和左派，這些精英可不容易對付了。所以一般情況下，總書記是在細細的鋼絲上保持平衡。能人必須具備玩弄於鼓掌之中的本事。經過兩千多年封建體系的流傳，沒有人比習近平更心裡明白中共這套體制已經身患絕症了。在他上任之初，人們普遍對這位中共開明元老的兒子抱有很多期待，習上台之時那番更接地氣的誓詞，也體現了他的雄心壯志。

習近平曾明示很欣賞普京，知道俄羅斯國民的帝國殘夢支撐了這位硬漢。但是要中共徹底打開國門，認民主之路敞開於中國不行，即使達到俄羅斯的開放程度，目前似乎也不可能。

習的日子是不是越來越順利，而是越來越難過，而今他的臉容多是陰沉和倦意，言詞強硬卻毫無鼓動力，在閱兵時有氣無力，連舉手敬禮時手都用錯了。曾經喜歡習的世界媒體已經氣呼呼地對習不抱有任何希望了。在他嚴密控制的最重要的“姓黨”宣傳機器中，他的致詞被寫成“辭職”，他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身份被寫成“中國最後領導人”。這些神奇的筆誤反映了這個嚴密機制的錯亂。劉雲山之流真的是把習搞得徹底灰頭土臉了。而受體制束縛，習卻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身陷體制泥濘的習近平，並沒有打算放棄他的紙牌屋——他認為目前的錯亂是體制所致，他需要更大的權力來控制這個體制。他已經將軍隊改變成了內部是美式建制的黨衛軍，他正將司法系統變成監控官員、控制百姓造反，尤其是抵抗西方顏色革命的強力工具，他還亟需解決的是搶奪宣傳系統、國務院行政系統的掌控權。

明年的中共十九大將展示他的集權成果或是政治改革的排頭兵：廢除幾條政治潛規則，不明確選定接班人；打破頂層任職年齡限制，破格使用自己的人馬；廢除政治局常委制，或者加大習與其他常委的距離，把國務院總理權力邊緣化。

從現實政治上，習近平的集權並不完全錯，因為中共過去的集體領導並不是民主體制。習近平的集權之所以受到批評，是他將老百姓的很多權利也拿走了。因此人們不再對他在中國走憲政民主道路抱有希望。他曾經作過美式民主夢可惜夢境不長。現在悔過自新，決定走鄧小平早就看好的新加坡模式。

事實上，在沒有更強大的壓力之前，習近平的體制不會是美國和歐洲型，而可能更像新加坡的體系。這是他的中國夢：廉潔、高效的政府，乖乖聽話的國民，經濟繁榮，一黨獨大，一國一尊。

當然新加坡五百多萬人口，那一套放到中國，不一定行得通。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模式符合習近平的夢想。不放棄中共一黨專制是習近平的底線，所以中國必須走一條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要把兩個巨大的黑箱修好，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只是希望一天天有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