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中國外交舞台最後的儒者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The Midnight After) ，連獲當年國際大獎的香港科幻片：第十八屆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評審團大獎；51屆金馬獎；第9屆亞洲電影大獎；YAHOO2014人氣大獎；橫掃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八大單元，並於當年入圍第64屆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電影大觀」。

影片從頭至尾充滿了政治隱喻，台灣上映的海報打出煽情標題：【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影片簡介：主角於某天凌晨乘坐九龍旺角開往新界大埔的紅色小巴（mini van）回家，經過隧道後，周邊車輛全數消失，只剩下M紅Van及車內孤獨的司機乘客，彷彿遁入另類時空，乘客一個接一個的死去.....

Mini-Van， 國內叫商務車。

在這部因充滿不祥政治隱喻被內地禁映的影片世界公映第二年2016年6月17日下午，中國退休外交官吳建民蒞臨北京海外高層次人才會議，並發表了人生舞台的告別演講。他若有所思地重複着：“世界是你們的，我們這一批人已經淡出了，已經退出這個歷史舞台了。世界是你們的......” 幾小時後，吳大使登上以慣於誤點馳名國際的東方航空班機，於凌晨抵達異地，進了那輛開往武大的別克牌奪命紅Van.......

吳建民，這位曾與吳敬璉等國內最著名的知識精英尊享《南方周末》2010年年度致敬的“中國夢踐行者”的突然離世，引發學術界、媒體圈、外交界，民間，甚至西方世界政要的大範圍緬懷和哀悼，其規模和力度，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位外交部長。日前，長期以來崇高評價這位外交家的《南方周末》，發表《如果他是鴿派，什麼是鷹派？吳建民外交往事》的緬懷長文。文章說：他的去世也在公共輿論場裡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外交該“軟”還是“硬”的激烈爭鋒：有人敬重他是中國最有風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則罵他是漢奸、賣國賊、軟骨頭。“他是很難得的，堅持理性地看待這個世界的人。”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殷罡教授說：“如果吳大使是‘鴿派’，什麼是‘鷹派’？在天上飛，實在不行就抓鳥，餓急了就抓老鼠，他們只是在自己的地盤強，實際上是弱。什麼是鴿子？鴿子能夠傳遞信息，它能飛上千公里，所以如果說吳大使是一位鴿派的話，他確實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 …2016年4月，藉由吳建民新書《如何做大國》出版的機會，南方周末記者最後一次採訪了他…在採訪中，這位年過七旬的外交家思維敏捷，侃侃而談。他說：“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頭腦發昏。”

【讀報補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儲殷日前在相對獨立的香港鳳凰網上發表了一篇慷慨激奮的評論《悼念吳建民，悼念一個正派的學者》。他寫道：

• 在外事紛擾的時刻，良臣隕落的消息，不止讓人悲痛，因為當前圍繞中國外交的種種喧囂讓人擔心，中國失去了吳建民先生這樣理性、和平的聲音後，那些毫無理性的民粹主義者，那些叫囂終有一戰的戰爭販子，那些操弄民意的民族主義傳銷商人，會打着愛國主義的大旗，去鉗制理性文明的聲音，去綁架我們的國家。吳建民作為外交官、作為教育者的功績，更應留給他的同事、學生來評價。對於社會而言，吳先生代表的是開眼看世界的智慧，與苦口婆心終不悔的良知…說簡單點，就是要和平發展不要對抗與戰爭，要改革開放不要保守封閉，要讓中國社會在發展中提升文明，而不是在強大中陷入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狂暴與蠻橫。悲哀的是，對這些常識強調，讓吳先生成為了一些人口中的“翻譯官外交家”、“軟骨頭”、“漢奸”。對熱衷於向他吐唾沫、潑髒水、打棍子的那些人，吳先生天真地認為，他們只是被愛國熱情沖昏大腦的憤青，卻沒有發現他的大部分對手，不過是故作瘋癲的蠱惑者、心懷叵測的營銷者與民族主義的行為藝術家。當民族主義的狂躁、民粹主義的喧囂成為了最好賣的商品，文明、理性的思想家，不過是被他人藉以上位的腳蹬子。所以，在最近的這兩年裡，吳先生不停地吶喊、辯論，卻陷入孤獨講述的困局。在物質力量崛起的同時，社會卻陷入到審美的平庸、趣味的敗壞與思維的混亂之中。裹挾蒙昧而憤怒的大眾來脅迫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壓抑異見的常見手法。敢於說出真相，敢於面對大眾的口水，成了一種日益珍稀的品質。不少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這種品質，他們只敢在小圈子裡吐槽那些煽動民粹牟利的騙子。在大多數人不甘地沉默、老練地犬儒的時候，也只有天真的吳先生才會一遍遍地在詆毀、謾罵中，重複着本應是常識的真話。他把自己當作了蠟燭，儘可能地燃燒自己，去照亮籠罩在中國道路上的迷霧。在很多時候，你真的永遠無法叫醒裝睡的人。有人說吳建民先生是中國的鴿派，其實他只是一個正派的中國學者，只是一個天真的知識分子。他更像一隻優雅的仙鶴，在混沌的天際發出響亮的鳴叫。他不厭其煩地告訴當代中國人，我們何以走到現在？我們又要去向何方？而現在這隻仙鶴飛走了，守衛他的天空已經成為了我們的責任。因為沒有人能夠接受，讓這樣的一片天空被一群呱噪、食腐的烏鴉占據，甚至還是以“鷹”的名義。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十六

七．王洪文與我爭權

上海奪權的主要角色是工人造反派，當時二百萬工人的大部分參加了工人造反派，張春橋一直強調要穩定上海，特別要穩住一百二十萬產業工人，所以“工總司”的造反在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機構，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在組織工作方面也起了特殊作用。當時“工總司”的一批人對我，対我們機關幹部造反的一些人一直很不滿意。當時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張老大"、 “姚老二”下面，“工總司”王洪文的小兄弟們很生氣，就給王洪文起個外號叫“王小七”，為什麼叫他“王小七”昵？因為當時奪權後，一些中央文件來，市里機要局有個傳閱名單，傳閱名單的順序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是“解放”出來的市委書記，名單排在前面， 王洪文排在名單的第七位，所以稱他“王小七”，“工總司”講這話的時候，有點酸溜溜，對我們機關的人有意見。

上海奪權後，市里級的機關分三部分：黨的首腦機關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原是市委書記處書記們辦公的地方，裡面的工作人員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和造反派，也給王洪文一個辦公室，但他很少來，在這裡工作的主要是馬天水、王少庸、王承龍和我。張春橋、姚文元基本上在興國路招待所辦公，開會時才到康平路來，在康平路大院，王洪文除了有個辦公室，有時帶箸他的秘書廖祖康來以外，他的力量很弱；第二個機關在延安西路三十二號，從華山路三七零號這個門進去，原來市委各部委都在這個大院裡辦公。機關造反後，這裡變成市委的鬥批改大樓。奪權後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合署到外灘原市政府大樓辦公，這是第三個機關辦公地點，因當時市委的黨組織生活沒有恢愎，所以實際上是在市革命委員會外灘辦公。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開始就是一個大雜燴，各個造反組織都往裡面派人，當時市革命委員會“改部為組”，這是毛澤東的主意，工業交通部叫“工交組”，組織部叫“組織組”。中宣部被“砸爛”，各省，市委都沒有宣傳部，上海在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個政宣組，負責原宣傳部的工作，政宣組裡除了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派人外，“工總司”，“新革會”（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版司”（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藝司”(上海文藝界造反司令部)、 “上醫司”《上海醫務界造反司令部》、“上體司”（上海體育界造反司令部）等各組織都派人進來，非常熱鬧。“工總司”和我們算大司令部，派進來的其它組織我們都叫它小司令部，在裡面為自己的組織爭利益：要經費，要紙張，辦小報，印東西，有的還鬧着要摩托車、運輸汽車。我們雖然把上海的黨政權力都奪下來了，但掌權靠這些人不行，所以我同意讓他們一些頭頭做各個組的核心，比如陳阿大可以做工交組的領導核心，但是下面的很多工作應該讓熟悉情況的機關幹部來做，所以各組、辦的實際工作人員都是原來機關的，他們對原來的系統非常熟悉。

大批機關幹部在各組、辦掌握日常工作後，實權到了他們手裡，操作起來很靈敏，張、姚號令一發，它就立即開動起來，張、姚對此很滿意。當然贊成這樣做。

但是，王洪文感到非常惱火，他說：“奪權以後，怎麼實權都到了機關幹部手裡去了？”他的耳朵根很軟，王秀珍對他也有這樣的看法，說他平時很喜歡人家在他耳邊嘁嘁啜啜說些什麼，他一聽就會相信，他的虛榮心也很強，人家叫他“王小七”，他一看你是“徐老三”，心裡總是不開心，他最高興人家叫他“王司令”，也不願意聽人家叫潘國平“潘司令”。他認為“工總司”是第一位的，應該是老大，現在他自已排到“小七”的位置，機關幹部又掌握了實權，心裡很不平衡，就向我發難了，時間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間。

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這裡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復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面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童年比較苦，家裡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為“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裡裝，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裡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里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後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錢去送信，炮火運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部隊裡什麼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麼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麼什麼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麼樂譜，反正在裡面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在軍樂隊裡，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復員。他在部隊裡入黨，由於沒有什麼大的培養前途，所以復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里，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麼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里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窩夾兩瓶，右面胳肢窩夾兩瓶、手裡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面乘車，—面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里，星期天就那麼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里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里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裡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什麼房子，用什麼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裡，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里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着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裡。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裡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裡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裡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着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裡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裡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划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面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一面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歷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裡有恆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問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橋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裡，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麼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里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熟衷於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馬且飲洗塵酒。

商賓良朋歡騰座，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乾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竟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裡來占什麼便宜，沒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