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好文，題目叫做《從鑽石和水的悖論談起》，該文透徹地介紹了一個西方經濟學的商品價值學理論-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翻成中文應該叫做：效用增量遞減規律(註：我的譯法與《悖論》一文的作者不同)。我在本文尾部附加了該文的link，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點擊去閱讀原文全文。在我看來，效用增量遞減規律很好地解釋了許多現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應該被用來做為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依據。

Utility（效用）這個詞，在西方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中廣泛使用，西方倫理學流派中甚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派別就叫做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常見的其他譯法是功利主義或實用主義。所謂效用主義，是提倡以給最多的人帶去最大的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為標準來對行為的好壞進行判斷。效用主義者們看重的utility（可以譯成效用或功利或實用價值）並非像一般中國人理解的那樣只有物質才能提供，許多幸福結果需要通過上層建築才能達到，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都具有提供實用效果的價值。寫下名著《論自由》、被西方公認為是史上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的約翰·斯多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就是效用主義的推崇者，不過，密爾眼裡的幸福有高低之分，其中最高層幸福是知性滿足感（intellectual pleasure）和道德滿足感（moral pleasure），在密爾看來，效用主義不僅要在最大程度上給最多的人帶去幸福，而且帶去的幸福層次越高，才更好。

在經濟學領域，當人們討論utility（效用）時，並不像哲學或倫理學那麼複雜高層，而是更具體地看物質的效用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看商品所提供的效用價值。在經濟學意義上，效用指的是商品給人帶來的滿意感或快樂感程度，而效用增量遞減規律指出，商品量從零開始增加，最初的商品增量給人帶來的快樂感增量往往最大，隨着商品量的繼續增加，越後來的商品增量所帶來的相應快樂感增加度越低，甚至還有可能出現商品量增加、快樂感下降的現象，快樂感增量變成了負值，也就是說某些商品的無限制增加最後帶來的是增加痛苦。下面這張圖是以曲線圖的方式來表達效用增量遞減規律，y軸是效用（Utility），x軸是商品的數量（Quantity of Good），商品可以是硬件（good），也可以是軟件（service），圖中紅點代表的曲線是總效用(Total Utility)，藍點代表的曲線是效用的增量(Marginal Utility  = DU)：

效用增量遞減規律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去All you can eat buffet（自助餐）用餐，第一輪盤中的食物總是最令人愜意的，第二輪食物給胃帶來的快樂感就會降低很多，第三輪就更低，一般人會在用餐的快樂即將變成痛苦之前停止繼續用餐。中國的GDP增長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GDP增量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農民從餓肚子變成了至少能有基本的溫飽，城裡人從過去的基本溫飽變成了可以享用一些生活奢侈品（洗衣機、電視機、冰箱等等），但是隨着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由於中國政府以一個荒唐的理論做指導思想，中國的GDP增長變成了純粹是數量上的增長，某些商品的需求早已越過了產生快樂的飽和區，進入了製造痛苦的減值區，其實際效用更多地是給中國帶去破壞和損害，但為了GDP的增長，這些商品仍然沒完沒了地在增加。可以這樣說，今天中國的許多商品增量實際上創造的是負效用。

經濟學的效用增量遞減規律還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大多數西方政府在制定稅收政策時往往要按照收入水平以梯形稅率來收取稅收，越高凈收入的人，所付稅率就越高，因為對不同收入的人來講，同是一千塊錢，由於其在上述曲線中所處的區域不同，對他們生活質量改善的意義也就不同，以貧富的兩個極端為例子，失去一千塊錢，對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窮人來講會嚴重降低其生活水平，而對億萬富翁來講，一千塊錢的增減早已進入曲線的近飽和區，對其生活質量的影響微乎其微。所以，淨收入越高稅率也越高的梯形式稅收政策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科學的稅收政策,這樣的政策制定使賦稅給人民生活帶來的衝擊在不同階層之間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有利於社會的公平與和諧。這一政策在美國不斷受到反智傾向嚴重的共和黨人的攻擊，今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爭者中甚至有人以提倡一刀切稅率為競選旗幟。如果真的實行一刀切稅率，讓我們來看看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吧。假設每人每年一律交五千塊錢的稅，對接近貧困線的美國人來講，這等於他們個人收入的近一半都要用來交稅，而這五千塊錢，很可能就是事關他們能不能有基本溫飽保障的救命錢，對百分之一階層呢，五千塊錢連塞牙縫都不夠，我記得美國有一位CEO，家中洗手間裡配備的toilet paper holder是一千美元一個買來的，你再去看看川普家的擺設，估計他家隨便一張椅子都不止五千美元，所以，五千塊錢對窮人生活質量的影響與對億萬富翁生活質量的影響有着天壤之別，對前者是性命交關，對後者不過是少一張大多數時間沒人去坐的椅子而已。再者，實行一刀切稅收制度，不僅會讓許多窮人連基本溫飽的生活都難以得到保障，而且會使政府的稅收總收入嚴重縮減，因為一刀切就必須向下看齊，以窮人能付得起的稅錢為所有人賦稅的標準。這種政策會造成社會上犯罪率急劇上升，同時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為維持社會秩序提供服務，這反過來又損害了中產階級和富人的生活質量，所以某些共和黨人提倡的稅收政策是反科學的脫離實際的愚昧政策，最後只會帶來社會上人人皆輸。

據我在網上的有限觀察，大陸華人不知為啥，似乎支持美國共和黨的人特別多（當然也可能只是某些人叫得比較響）。照理改革開放後出國的大陸新移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精英階層，不少人還擁有博士學位，雖然在美國當不上精英，但至少應該具有精英般的智力水平，不會去和反智傾向嚴重、以白人底層為主要依靠力量的人搞到一起，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大陸教育中缺乏人文啟蒙，使得許多大陸精英在講經濟數字或講高科技技術時可以做出精英般的分析，但在人文認識上只能做底層式思維，與美國底層人一樣愛聽某種言論。說到底，共產黨式思維本質上就是一種底層式思維，反智，喜歡一刀切，也是共產黨思維的主要特色。

其實，哪怕從種族利益角度出發，華人也不該與白人底層站到一起，因為白人底層是美國人群中種族歧視最嚴重的人群。對某些底層白人來講，種族身份是他們唯一可以憑藉的優勢，他們希望在美國保持白人的種族優勢，這樣他們可以只憑種族身份就高人一等、勝人一籌。這些人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從美國的教育或經濟政策上去分析自己不成功的根源，更願意尋找一個簡單易懂的替罪羊-外國人。有些華人以為這些白人所說的外國人只是墨西哥移民或穆斯林移民，不明白這些人口中的所謂移民或外國人是所有非白人的代名詞，他們真正不樂見的是那些超越了他們的少數民族，奧巴馬和華裔美國人主流都屬於這一類人。奧巴馬當上美國總統後，美國出現了一批birther論者們，鼓譟一時，其言下之意就是要說奧巴馬是外國人。連奧巴馬在他們眼裡都只能是外國人，可想而知，如果你有一張東方臉，不管你在美國是第幾代，你永遠是外國人。而且，白人底層所支持的共和黨，其經濟政策實際上更有利於富人、更傾向於不管窮人，讓人可以窺見，這些底層白人對共和黨的選擇並非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是出於種族原因，他們在乎的不是自己窮，他們心甘情願地擁戴着白人億萬富翁，他們不樂見的是自己比某些少數民族窮。

回到本文的經濟理論主題，總而言之，美國民主黨提倡的梯形稅率稅收政策是更符合經濟規律的良策，有利於社會的公平、和諧、與健康發展，可以保障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不管是富人、中產階級、還是窮人都可以從中得益，而美國共和黨提倡的給富人減稅給窮人加稅的政策是反智式非理性思維的結果，結果只能是害人也害己，使美國經濟走向惡化。

此外，大家不要忘了，美國2008年在共和黨總統八年任期之末，走入了自1929年以後最大的一次經濟大蕭條，美國現在所出現的經濟恢復並再次走向經濟繁榮，是民主黨以理性規律治理經濟的結果。希望美國人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讓民主黨的八年治理符水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