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尼克松一起极力主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你们不再骗我们。”

时隔多年，中国在美国帮助下进入国际社会以来，倒行逆施，以马克思的“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为理念，所谓“狗行千里吃屎”，本性不移，混得在国际上国家无信誉、国内政府无信誉、企业单位无信誉、个人（中国人）更无信誉。

早在2010年，据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 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当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 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 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 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

第二， 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 文化、 书籍， 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 欧洲的电影、 书籍、 音乐？

第三， 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 “三问” 到现在依然适用。特别是第一个问题， 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到他们国家学习， 说明了全球各国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 包括中国官员和平民百姓。

这 “三问” 说明，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不能不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所谓“软实力”。（其实，软实力这个词也是中国太监婊子理论家发明滴，暂且借来用一下）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 还关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说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所谓“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 而质量的问题， 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

中国一贯认为：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 是看它的GDP； 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 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所谓“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应该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时候， 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所谓“创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在讨论，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绝大多数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 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 创新的思维， 国家的创新是不可能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 一阵风就过去了； 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 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所谓的创新，这种创新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吹牛逼。

三是中国没有正常的“政商关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 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中国人必须有一种“平等意识”、“人人生而平等”。这种意识，靠培养是不可能滴，因为家长、老师自己都没有这种意识。孩子们只能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有钱就高人一等”。

中国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 中队长、 大队长， 而且为了当中队长、 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 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平等意识深入人心。

这种民主、 平等的意识，在共党统治下，是不可能有滴。中国的官场文化、 “政治文化”也是改变不了滴。 共产党是依靠“官场文化”、“政治文化”生存滴”。

中国穷极无奈之下中国只有求助于“话语权”，按中国太监婊子理论家的说法，“软实力”决定于“话语权”。

“话语权”是什么意思涅？太好理解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要是敢说不，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