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9 22

民主與專制是人類社會學領域裡經久不衰的課題，這種情況將持續下去，也許，家族的專制政權很快會消亡，但是專制政權也會有許多變形的社會存在狀態，掌握專制的特權階層會擴大化，從家族專制向階層專制擴散，這個趨勢也許會在一個短時間裡出現逆轉，通常是在強權之下出現逆轉，不過這個短暫的逆轉不可能維持很久，強權，總會出現衰竭，當其難以為繼時，專制仍將持續地耗散，直至實現非權力的、自然的社會均衡---民主。

從現象入手。

封建專制體制的君王，一旦登基，首要之事就是生子傳朝，所以，古代的當皇帝是一件很爽的事，妻妾成群，‘抓革命，促生產’，一定要多生兒子保障王位後繼有人，‘培養革命的接班人’擇優選擇並傳予王位，儘管在皇子中有競位的選拔，但是王位的取向是非常清楚的，外人不得染指，皇子即位之後，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封建專制之後，當繼承權的取向不確定的情況下，領導階層會出現大換血，換血之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就會顯現。

我們可以觀察幾個事實。

蘇聯，斯大林在列寧去世之後，大規模地清洗了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穩定了權力之後，在二戰中斯大林的兒子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喪失了精神上的繼承人，所以，在斯大林晚期，因繼承人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多名將領、政治領導人被清洗。

北韓，金正日在三八線和談之後清洗了延安派領導人，‘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後由於他繼承者取向清晰，所以，在繼承者人選上不會出現走馬燈般的換血，在金日成到金正日的過渡中，領導階層的換血會很輕微，金正日登基之後仍會‘一朝天子，一朝臣’；類似的現象我們在金正日到金正恩的過渡中也可以見到，有些意外的是，由於金正恩的地位不穩合法性不足，他比他爹殺的人更多些，也比他爹在殺人的方法上更具有創造性，炮斃、狗咬，怎麼瘋狂怎末來。

我們中國，在毛澤東晚年，繼承人人選一直定不下來：林彪、王洪文、最後倉促而定華國鋒；鄧小平也是有同樣的現象出現：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江澤民也是差一點就被換下來。

上述現象，為什麼？只要是專制體制，一朝天子，一朝臣就一定不可避免，新天子因為他不具備公選政府首腦的合法性與權威，所以，他就必須在行政上做出人事安排，以自己人馬運作朝野；專制體制之下，當繼承人的趨勢不明確時就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交接的臨界點上，會出現可能的繼承人，他們會以很快的頻率替換。

概括地講，當權者對繼承人的掌控能力的大小決定了其體制後世人事動態範圍。

皇權，皇帝對太子們登基具有決定權，所以，皇權人事變動範圍僅限於‘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範圍；

黨派專權，黨魁對繼承人的決定權將直接體現為全方位的人事動盪，首先是‘黨魁人事篩選’，而後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法則。

在毛澤東及鄧小平之後，不再會有人對繼承人具有絕對的決定權，黨魁的權威不足以平息政治爭議，所以，繼承人的選拔就會更有不確定性，更多地取決於黨內派別的博弈，所以，當黨魁的權威不足時，繼承人的人選就會更富有戲劇性。

這個黨派內部派系的利益博弈，博弈的結局會有勝出者，但是，失落的一派將會有一人被拿出來祭旗。

看起來有些荒誕，不太容易令人接受，回憶一下我們這十年來的經歷吧。

江澤民登基，陳希同祭旗；胡錦濤登基，陳良宇祭旗；習近平登基，薄熙來祭旗。誰能想到，‘一個英國人，海伍德，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呢？’，還有比這個更富有戲劇色彩的劇本嗎？還有比這個更為狗血的故事嗎？不抓他們時，都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讓他們曬曬太陽，都是權貴資本家、吸血鬼，《我們明天會更好嗎》---季羨林，我也在問自己“我們明天會更好嗎”？！

要讓群臣俯首，就要讓那個最牛逼的上祭壇，新黨魁需要一統天下，所缺的威嚴要在祭壇上補齊，‘指鹿為馬’而無異議。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毫無懸念的預期，由於習的權威不足以決定繼承人，所以，在繼承人的選拔賽中，將會出現戲劇性的黨內派別博弈，中紀委，安全部，公安部，將很大程度上影響繼承人在選拔賽的最終勝出者。

幾乎可以肯定，勝出者將是一個中庸之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登基也必將有一個中央大員祭旗，猜猜看，誰是這個倒霉蛋？才不出來，牌局還沒有到尾聲。

我猜測，胡春華對烏坎村的強硬做法，將是他仕途的障礙，沒辦法，他趕上了，不做，現在就死，做了，也好不到哪裡去，留下隱患，因為政治民主是不可取替的未來趨勢，所以，這個小傢伙將有很大的機會將為此而背黑鍋。退回常理的範疇，你偷了別人的財產，還不允許別人說一聲“我操你媽的！”，你睡了別人老婆，還要人家丈夫對你笑臉相迎，否則你就拳腳相向，人間極品！

農民的兒子，迫於無奈，背板了他的出身。

因此，從人事角度看，專制體制比封建專制有時會更為糟糕，人事多變；封建專制，因為繼承人取向清楚，它面臨的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的變動；而專制體制則會更多一層：繼承人輪選。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現象都佐證了這一現象，看似規律：無後傳位所導致的繼承人輪選。

目前，我們的社會，以官方的說法是進入了一個‘社會矛盾多發期’，但是，這個多發的矛盾主體是誰？為何總是弱者頻釀事端？咬人的總是小白兔？

你睡人家老婆卻不許別人罵娘，你強拆別人的居屋還剋扣別人的補償，你以為新疆人載着全家人自殺式地衝擊天安門廣場是他們生命中的第一選擇嗎？天底下有幾人不惜命的？有幾個人不會享受的？天賦人權，享受也是天然之事，沒有人不願意吃喝玩樂，共產主義理想描述的不就是吃喝玩樂嗎？你以為只有共產黨人才會吃喝玩樂嗎？

問題是，你的吃喝玩樂，是建立在我們吃苦耐勞的基礎之上，需要我們的忍耐與寬容，還有加上我們的軟弱的與膽小怕事，但是，當我們忍不住了、當我們不再寬容了、當我們被逼無奈了，我們怎麼辦？像楊改蘭一樣，還是像劉佳？這就是我們的‘社會矛盾多發期’，最後的個人選擇有很大的隨機性，但是，最後的社會選擇幾乎是確定的，89.6.4就是預演，蘇聯的解體就是劇本的落幕。

你不是很困惑：“葉利欽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諾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越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據最近黨媒報導，習某人並連續六次質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共產黨員哪裡去了？"，這麼說你自己不覺得心虛嗎？你視野之內，手及之處，隨便抓一個人，幾乎問都不用問，99%的幾率是黨員，連那些群眾演員的入圍條件都是‘黨員’，你卻不知道‘黨員去哪裡了’！

另據報道，《媒體：這些單位怎麼會欠了這麼多黨費？》2016年04月29日 22:14

來源：政知道 作者：趙婧姝 http://news.ifeng.com/a/20160429/48640849_0.shtml

最近，政知道（微信ID: upolitics）注意到這樣兩則新聞：天津66家國有企業、12萬餘名黨員幹部，共補欠交少交黨費2.77億元；山西22家國企共補交黨費8000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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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黨費，你客氣什麼？按黨章處理：‘愈半年不交黨費，開除出黨’，你客氣什麼？執行紀律啊！

他們並不稀罕這張當票，"共產黨員哪裡去了？"---你知道了嗎？共產主義太虛幻，現實很骨感。

從‘竟無一人是男兒’到‘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也許換一種表述會更接近現實：“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竟無一人是男兒！”

但是，也不用太悲觀，畢竟，事情也有好的一面，賄選的些人，有一個算一個，都是貴黨的好黨員，至少他們都不曾拖欠黨費，傑出代表人物就是梁穩根，湖南省漣源市人，《我的財產乃至生命都是黨的》，西裝革履，像個人似的。

理想已經瓦解，不能自圓其說，孫冶方的悲劇就是理論證明，《吳曉波：孫冶方悲劇》，《“此路不通” --- 外公孫冶方的悲劇人生》，只是某些人視而不見，確切地講，是揣着明白，裝糊塗，能混一朝，是一朝，管他春夏與秋冬，這是對中國的一種極端的不負責任的態度！

還有比着個更為荒誕的嗎？理論基礎沒有了，上層建築卻完好無缺，在沙灘上，蓋起來高樓大廈， 你自己敢住嗎？準備賣給誰？官員外逃，有錢人移民，走不了的安排孩子留學，這種全方位的失控狀態、眼前的諸多亂象就是理論瓦解，理想幻滅的表象。

共產黨去哪了？不在情婦的床上，就在逃亡的路上，剩下的都在研究地圖呢！

蘇聯沒有男兒，我們找不到了黨員，下一齣劇目，不是娛樂節目‘爸爸去哪了’也不是厚顏無恥的‘三個代表’而是現實的‘黨員去哪了？’！

如王朔言：我承認中國當前的最大問題是穩定，但如何實現這個穩定，你們的思想走偏了。打一個比方：你騎在別人脖子上，體重越來越重，還不停地大小便。嚷嚷下面扛着你的人“穩定”？實現穩定非常簡單，簡單得讓你吃驚：你從脖子上下來就行！

要想取得暫短的，相對的穩定，你需要減肥與禁慾，別再隨地拉尿，為所欲為，做事過過腦子，欲借西子湖，問問楊白勞，楊改蘭，會議期間，讓‘楊白勞、楊改蘭’也能到西湖邊帶着孩子轉一轉，喝一杯茶，假如他們喝得起的話。

‘越來越重’、‘不停地大小便’、‘穩定’，誰是Troublemaker？所有的麻煩無一例外地都來自於專權，專權的自私與短見，製造了諸多麻煩，通常，他們會愚蠢地以一個未來的更大的麻煩解決眼前的一個相對小的困境，專權的控制力遲早會被自己逼近死胡同的，另一面專權的受益人也會有限地覺醒，比如台灣的蔣經國。

 專權穩定性取決與其接班人的確定性，北韓政權，從人事角度看無疑是有很高的穩定性：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假如金正恩運氣好的話，下一個領導人一定是他的兒子，不過，我看很懸，他太胖了，騎在人民的脖子上太重了，還嚴重地大小便失禁，其來日可數，能不能過40歲生日都很難講。

  古巴，卡斯特羅之後是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再往後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古巴很快就會陷入領導人走馬燈的局面，原因很簡單，卡斯特羅是一個專制政權，他後繼人選對卡斯特羅而言不確定，必將導致其領導人頻換。

    我們的近代史已經有眾多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認識到，毛的末年的人士變局，從林彪到王洪文，最後，倉促選定華國鋒的原因，事實上，在1950年末就註定了毛末路的人士變換。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2007年3月23日）皆與華國鋒（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同齡。

  假如，毛岸英沒有死，全身而退朝鮮戰爭，那麼他居功至偉，至少，官方的文件一定會這樣描述，在毛澤東末年政權會順理成章地交到毛岸英的手中，其他人誰都不敢說什麼，也很難說出什麼來，毛岸英的履歷完整，完整到了完美的地步，打過法西斯，參加過土改，下過工廠，上過戰場，假如不是那個燃燒彈的話，他還將會有更為完整的行政經歷，總書記非他莫屬。

  假如，毛岸英內定為總書記，那麼，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文革後期接班人頻換也就隨之而滅。

  或者，毛岸青沒有精神疾病的話，在毛岸英去世之後也是可以作為備胎頂替上的。

後毛時代

華國鋒，很短地過渡了一下，權力很快就被鄧小平拿去了，鄧小平有兩個公子鄧朴方（1944年4月16日－），鄧質方（1952年－），鄧朴方與胡錦濤同齡，鄧質方與習近平同齡，此人無心問政，鄧小平很是頭大。

我們假設一下，鄧小平有一個‘合適的兒子’，那麼他完全有可能把權力過渡給他，而沒有中間過程：趙紫陽，江澤民，他也不會留下宮廷政變、垂簾聽政的罵名。

這樣的話，在鄧的末年人士的頻變也許就可以避免了，因為權力繼承人的不確定性才導致了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的命運的變幻莫測，鄧，亦如毛的末年，沒有時間了，假如他再長壽些的話，江澤民的地位也很難說如何。

形勢比人強，迫不得已，鄧小平在自身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做了些制度性的安排，古羅馬的元老院，他對誰都不放心，所以才有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的個人劇情。

再假如，鄧朴方沒有在文革中，‘光榮負傷’--鄧小平語，的話，鄧是有很大的機會安排一個人事過渡流程把權力交到鄧朴方（1944年生）手上，取替的是胡錦濤（1942年12月21日－）的位置。

問題是，他會這樣做嗎？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就要從鄧小平的人格入手了。

這會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從事實出發。

我們先看幾張照片：

在江西艱難的日子裡，鄧楠生了個女孩叫棉棉，鄧小平做了外公。沉靜的表情中，露出難得的快慰。

上面這組照片，鄧小平的肢體語言非常清晰，清楚表明了他的地位與心態。

有關鄧的人格，一言難盡，點到為止。

然我們記憶尤深的是鄧小平的三份著名的檢查（http://www.canyu.org/n91964c11.aspx）及‘永不翻案’的承諾，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們解讀為政治家的智慧，事實上，是政治軟弱，這檢查，在當時的環境下，並沒有人逼他寫，完全可以不寫，寫是出於自願，出於自保的需要。

鄧小平與劉伯承，據拍馬屁的人描述是‘在鄧小平與劉伯承之間加不進去一個逗號’，可是，劉伯承在生前一直受壓，沒有得到平反，鄧小平曾對楊得志、張震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言外之意是‘別讓我打自己的臉’，是劉帥過世後，停屍待焚，以此相迫，才將就地穿上軍裝。

與粟裕爭功，‘淮海戰役的前敵指揮’，可是，在淮海戰役的史料中，看不到任何一種有文字憑證的依據，也不曾有任何一個人能證明鄧在淮海戰役中出現過，這仗是如何指揮的？

鄧小平的戰地表現到是也能見到，他在1972年8月2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中，檢討說：“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他還檢討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背後的事實是這樣的：

1930年5月鄧小平從上海到達紅七軍主力駐地河池。

紅七軍、紅八軍後來由於作戰失利，被縮編成紅七軍。在江西崇義地區被圍的情況下，鄧小平換上便衣，留下一封短信跑回了上海，理由是回中央匯報工作。後人質疑鄧小平在沒有電台無法與中央聯繫的情況下，何以能接到中央指示回滬的指示？

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是這樣解釋的“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1931年10月犧牲）、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藉故逃離戰區。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引自鄧小平在一九七二年八月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反右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複查核實改正錯劃（並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總人數97％。但學界對此人數統計認識並未統一。至1986年，約剩下5,000餘名右派。消息人士稱，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只剩五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F%B3%E8%BF%90%E5%8A%A8，維基。

1957年，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具體部署反右。毛澤東估計全國右派數量有五千，鄧小平領導下抓了五十五萬，超過毛澤東的估計一百多倍。毛澤東的一個眼色，鄧小平就跑到天涯海角，倒霉的是533,222-5人，這是533217個鮮活的家庭啊！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磨難，耽誤了多少學子的前途，怎麼才能彌補他們的缺失？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頁：

“1949年到1957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侯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着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

看到了嗎？“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

康華集團

    康華的設立是因人設事，本身就是公權私用，安排他的殘疾公子。

鄧朴方---維基

    1968年9月，在一次批鬥中，他被關到一間受到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實驗室。在從四樓沿水管逃走的過程中，不幸墜樓，脊骨嚴重受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機會到加拿大接受手術治療，但鄧朴方的下半身已完全癱瘓。

自1975年，鄧朴方才獲得工作的機會，在中央軍委辦公廳行政經濟管理處任職。

隨着父親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鄧朴方的地位亦得到相應提升。1984年，他轉任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成為副部級幹部，時年40歲；第二年，即升任基金會理事長；自2006年後，他一直擔任基金會的會長。同時，鄧朴方還於1988年創建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並自己連續擔任了殘聯第一至四屆主席團的主席，前後任職長達20年，為推動中國殘疾人的福利待遇做出了很多貢獻。自1999年12月起，享受正部長級醫療待遇；2001年11月，正式明確為正部長級幹部。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一次會上，鄧朴方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晉升為國家領導人職務。在同年11月舉行的中國殘聯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主席團名譽主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6%9C%B4%E6%96%B9，維基，

而據知情人回憶，鄧朴方並沒有在中央軍委辦公廳行政經濟管理處正式上過一天的班，只是掛名領薪及報銷醫療開支。

從上面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31歲的鄧公子，獲得了第一份工作，隨後，1984年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一躍成為副部級幹部，而鄧朴方幾乎沒有任何的行政經驗，有的，只是他爹的行政權威。

康華公司同年成立，在中國的經濟領域不可一世，並成為89，6，4的直接導火索，在6，4之後，鄧小平悄然肢解了康華公司，但是，並沒有任何形式的認錯。

從上面幾件事，可以看出，鄧小平的言行有一個分水嶺：1976年，前後判若兩人。

在此之前，見風使舵，一個眼神就可以跑到海角天涯；此後，驕橫、公權私用、不可一世，從不認錯。

還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鄧小平自1919年春天，鄧小平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此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家鄉，據《鄧小平終生不回家鄉之謎》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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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老先生是20世紀初廣安的風雲人物，曾娶過四房妻室，鄧小平的生母是他的第二個妻子；鄧文明曾當過廣安縣團練局長，後又成了哥老會協興鄉分會的老大，哥老會實際就是當時的黑社會；因職責所系還鎮壓了幾次共產黨領導的起義，殺死了很多革命志士。因結怨太多，1936年的一天，在拜佛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敵打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375295.html。

我先講一個體外的故事：《損失數百萬元 加退休獄警逼畫家承認是他的作品》，http://m.bcbay.com/news/2016/07/12/429098.html，講的是獄警偶然收藏了一幅作品，據說是Peter Doig的畫作，價值數百萬加元，但Peter Doig，卻不承認此畫出自他的畫筆，因為，獄警的收藏來自於囚犯。Peter Doig不承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言歸正傳，據戚本禹回憶錄記載：

鄧小平困難時期大魚大肉享受特別娛樂

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後他也沒勞動過。 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後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

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戚本禹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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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不返鄉，與畫家Peter Doig不認畫作，我猜，是一個道理：“我沒錯！”--Peter D

回到本文的主題：當權者對繼承人的掌控能力的大小決定了其體制後世人事動態範圍。

我深深地感到疑惑，假如毛澤東，或者，鄧小平，有一個正常的公子，我們的命運是否會有所不同？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會不會有所不同？

問題不會有答案，未曾發生的歷史，專權下人性的自然選擇。但是，我們在歷史中隱約可見未來，仍是專權下的人性選擇：高層的人事動盪與祭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