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化歷程的終點

                                             —— 斯賓格勒如是說

                                                         文/ 沐嵐

      “兩種靈魂”是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的第十三章《城市與民族》中第一節。在這一節中他把城市與鄉野各比喻成一種“靈魂”，通過追蹤和分析人類文明變化發展的足跡提出了“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的觀點。他認為在所有的文明中，這些城市，是人工的，數學的，都發展成棋盤似的整齊形式， 是完全與土地隔離的產物，“跟本是靈魂消逝的象徵。” 他指出：“‘世界都市，真如石砌的巨像，矗立在每一個偉大的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終點。”他認為城市本和植物一樣，他的發展與其它基於“風景”上的高級文化形式的發展沒什麼不同。但是“文明”時代的巨型城市，則剝除了它的靈魂，使城市不再根植於風景的泥土中。 斯賓格勒認為這是一種巨大的怪異現象：世界都市—— 作為完全解放心智的容器，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中心，到了文化的後期，否定土地，否定一切自然，不想與自然發生關係。那些巨大的國際都會，世界都會，不能容忍其他事物側臥其旁，於是便着手滅絕了鄉村風景。曾幾何時，城市曾一度謙遜地置身於風景的圖像中，安分守己，如今卻自行其是，睥睨自如。建築一堆無形式可言的建築載體，一不斷增值的兵營式公寓，和只供實用的房舍，蠶食了日漸衰沒的鄉村。而且經過不斷清除和重建，摧毀了古老時代的莊嚴高貴的景觀。他指出從鄉村破產而脫穎而出的城市，是高級歷史所普遍遵從的歷程和意義。不了解這點，便不可能了解人類的政治史和經濟史。

    斯賓格勒預見了在公元2000年左右，城市會設計成容納一二千萬人的規模，這些城市散布在龐大的鄉野之間，而交通及傳播的景象，會令他們那個時代人感覺光怪陸離，不可思議，近於瘋狂。因為每一個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央，否則，他就不像是一個都市人，這種“雜居主義”，導致了“高樓的世界”。 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的人們，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這種嬌柔蹩腳的生存狀態，使個人的“自然宇宙之脈動”， 越來越衰弱，“覺醒意識中的張力”越來越危險。

     斯賓格勒對比了鄉村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差異，認為農民才是永恆的人類，獨立於各大文化之外。真正的農民，其虔誠信仰，要較基督教的信仰更為古遠（當然很多的時候，某種程度上鄉野也會受到高級文化的影響）。如果說鄉野的靈魂是質樸野曠，則城市的靈魂以心智和金錢為代表，市民的本性和石砌的市景一樣，“表現出全然的冷酷與理智。” 以農村婦女和城市婦女為例，他認為農婦的母性機智和直覺和動物是一樣的，是“基於生命的感覺脈動”。她們天生就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們說渴盼的天職，都包括在“母親”一詞之中。而城市婦女有的則是靈魂的衝突，婚姻只是她們為了獲得“相互了解”的手段。她們反對生孩子，無論美國婦女的愛遊樂，巴黎婦女恐失情人的焦慮感，都好比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只是為了她“屬於自己”。斯賓格勒認為這些城市婦女“全都只屬於自己，也全都沒有豐沃的生命力”。當到了反對生育只重理智的倫理階段，所有的文明，都進入了一個歷時數世紀之久的、驚人的人口減少階段。 “文化人類所堆成的整個金字塔，乃告消失”。它自其頂點開始崩陷，首先是世界都市，然後是鄉野城市。

     於是斯賓格勒得出這樣的結論：“城市是每一個偉大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