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粉讚賞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人倫法則是不可取的。因為自己想要的東西，不一定是別人想要的。儒家的真實用心是為王權服務的－－那就是君王、家長可以把“己所欲”強加於人；父母官們高唱道德高調：“媽媽打子女是為了子女好”，兒不嫌母“丑”，因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樣，儒家就以仁義孝道掩蓋了殘暴的本質。

中國人曾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可治癒。這些肉應該做好後、讓父母無意中吃下。清代北京《邸報》上經常出現這類事例。顯然，這類“己立而立人”的故事過於愚昧野蠻。

另有“一榮俱榮”的故事， 儒家當官發達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大舜皇帝就要讓流氓象弟做諸侯。這類“己達而達人”的故事過於腐敗貪婪。

儒家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麼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一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一”的專制邏輯。孔子的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就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大空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儒粉吹捧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普世真理。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捨給你。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因為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的原始的感性思維。其實，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也許是別人喜歡的，因為人的嗜好並非人人相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最好規則是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潛在的含義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有理由“施於人”即“己欲立而立人”。由於孝道為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強制性地向子女灌輸家長認為的對子女“有好處”的事物。這就陷入了專制的泥潭。日常生活中，個人的“己所欲而施於人”的現象比比皆是，抽煙者要他人被吸煙，嫖賭者要朋友嫖賭，否則，三缺一，不好辦……在公共領域裡，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力，實行“己之所欲，大施於人”、“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大量的“政績工程”、“拆遷工程”，危害極大的現象屢見不鮮。在文化領域，擁有話語權的大師、名人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實行“己之所欲，大施於人”搞奴化教育、洗腦教育……

儒粉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陌生人之間的規則，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係。即使如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仍然是積極自由的範圍。這裡的要害就在於那“施”字，一旦“施捨”，平等蕩然無存也。

當然，站在孔子時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為孔子時代，社會就是叢林法則，沒有自由平等；強權與武力仍然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法則。那時如果能夠成功地勸說暴力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在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但這句話很難做到。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麼罵人是“禽獸”？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麼殺少正卯？可見，一個社會只要還存在着“施”的行為，那麼就意味着強權壟斷與暴力壓迫難以避免。人類社會的複雜性，無論怎樣“施”或者“勿施”都是會出現問題的。也就是說人類美好的人際關係與利益的實現，再好的計劃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換一個背景，比如一個社會裡已經是民主法治健全的社會，我們還需要強調“施”還是“勿施”嗎？在民主法治社會裡，無論經濟，還是政治，其利益的交換，權力的轉移，都是在充分發育了的“市場”條件下進行的。而市場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有自由平等的“選擇”權，交易的結果是達到雙贏。

假如你有一種東西，你是不喜歡的，可以放到市場上去賣，也許有人就喜歡出高價買進。假如你喜歡一種東西，你也可以用錢買來。甚至權力的選擇，都可以通過自由選票市場來進行。民主制，其實就是政治權力的市場化。各自的貨色都擺出來，讓大家來選擇。得票多者勝出。服從多數，保護少數。

可見，在自由民主時代，無論孔子的“立人達人”，還是“施”或者“勿施”都是一個偽命題。因此，孔子時代行之有效的東西，在今天，這些話就沒有多大意義。孔子的仁愛是一個完全以自己為中心的愛圈。離自己越遠，愛就越淡薄。而且這種愛與親情又是密切相關的。在中國數千年來，唯有在熟人圈子裡才可能有信任，在親人那裡才有愛的可能。即使這些“愛”，都是打上了世俗功利的成份。中國人數千年來，實際上沒有什麼真正的愛情，只有政治聯姻，權力算計和功利計算。這種風尚一直保存到現在。結婚就是吃喝送禮，新娘新婚之夜，最大的興趣就是數數收到多少禮金，置新郎於不顧。以孔子的倫理來拯救世界，實在是一種痴人說夢，那是一種病態的自大狂。這種情緒與《中國不高興》所表達的情緒是完全一致的。中國人還是先救救自己吧。只要我們還在“施”還是“勿施”里轉圈子，我們就還是被救的對象，而不是拯救的角色。

泰勒斯(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你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馬太福音》裡說：“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麼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慾，那麼不妨聽之任之（自由），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社會正義的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幼兒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