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反黨集團”。這些人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是共產黨員；有一般幹部、黨員或群眾，也有黨、國家領導人；有新黨員，也有建黨初期老黨員；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有黨、政、軍、政法人員；有已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

一，延安整風，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黨內部，就有很多人被打成形形色色的“集團”，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托派”等，但是最早的“反黨集團”，是延安整風中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

二、55-56年，中共建政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不過當時叫“反黨聯盟”。1955年3月，中共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6年淫民日報元旦社論，首次公開宣布“高饒反黨集團”。此集團後來擴大成“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是第一個在中共高層被打成的“反黨集團”。

胡風“反黨集團”。胡風是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因1954年向中共遞交30萬字《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不同意見，1955年1月，中宣部提交《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對“胡風文藝思想”公開批判。5月《人民日報》刊登〈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親撰編者按，斷言胡風是“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隨後胡風被捕。6月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2100餘人受牽連，92人被捕、62人隔離審查、73人停職反省。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全國範圍的“反黨集團”。

三、56年至58年。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當時“反黨集團”最多是文藝界。

1955年9月，中國作協將作家丁玲、陳企霞定為“反黨集團”。集團成員還有包括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明。

1958年7月，中宣部作《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處理意見的報告》，將對丁玲處理有不同意見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副書記黎辛打成“反黨集團”。

很多省都在文藝界打了一批“反黨集團”。

河北，文聯副書記劉藝亭為首的“反黨集團”。

遼寧，瀋陽市文聯主任王化南、主編郭墟、副主編吳山組成的“反黨集團”。

吉林，導演沙蒙、郭維、呂班等為中心的“小白樓反黨集團”以及長影樂團“反黨集團”。安徽，文聯黨組成員王影、石青和編輯部副主任錢鋒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省文聯主席戴岳為首的“文聯右派反黨集團”、省文化局陳仲、張熙才、佘建民為主要成員的“反黨集團”。

浙江，黃源為首的文藝界“反黨集團”。

廣東，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李鷹航為首的“潛伏在音樂、美術界的反黨集團”。

廣西，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林煥平、桂林文聯副主席李文釗結成的“反黨集團”。

四川，《星星》編輯石天河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儲一天、陳謙、遙攀、白堤、曉楓、徐航“反黨集團”。

新聞出版界，

《人民鐵道報》社以副總編范四夫為首的“反黨集團”；

《通俗讀物》出版社有藍珏、於乾等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

《鞍山日報》社有副總編輯李惠眾為首的“反黨集團”。

高校

中央美院的“江豐反黨集團”；

東北工學院民盟委員陳尚炯、岳從風和王裕生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工藝系教授許冶同為首的“反黨集團”；

浙江大學由吳隆延、包德煒、李德進、史孝成、朱文偉五人組成的“春雷反黨集團”；重慶西南師範學院的“董時光、羅容梓反黨集團”。

民主黨派中，

除了最著名“章羅聯盟”外，還有“陳銘樞反黨集團”。

江西民盟江西主委許德瑗、副主委劉九峰等組成的“許、劉反黨集團”，還有副主委漆裕元組織的“反黨集團”。

廣東農工民主黨有雲應霖、丘哲、李潔之、陳卓凡、廖嗣蘭、楊飄棠、黃大鏘等七人的“右派反黨集團”。

在中央機關中，有司法部副處長王左平為首的“反黨集團”、監察部王翰為首的“反黨集團”。

各地“反黨集團”

安徽副省長李世農為首“右派反黨集團”；

廣東有“雲應霖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為首“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

廣西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劉牧、秦黛、陳憲章為核心“反黨集團”、副省長陳再勵為首包括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集團”；

四川水利廳農工黨員葉嘉禾為首九名“反黨集團”；

雲南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為首“反黨集團”；

貴州金沙縣副書記李乃蔚為首“右派反黨集團”；

甘肅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銀川地委書記梁大均為首“右派反黨集團”以及“陳時偉、楊子恆、蔣雲台等反黨集團”。

四、1959至1965年

1958年8月於廬山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後，中央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水電部黨組“李銳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外交部“張聞天反黨集團”；

福建省長江一真、副省長魏金水的“反黨集團”。

20世紀60年代，“反黨集團”更多。

解放軍總政主任譚政被誣“反毛澤東思想”而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

中科院孫冶方、張聞天因提出尊重價值規律，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

重慶蕭澤寬、李止舟、廖世俊因反映四川餓死人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

五、文革時期

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文革”一開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統戰部長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

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

“文革”中後期，最荒唐，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這些“反黨集團”的共同特點：從來沒有反對過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