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日本的文化外交戰略

作者：劉建平 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日本研究專家。
來源：中國傳媒大學《白楊網》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在強化日美同盟、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謀求東亞地區統合進程主導地位等傳統的政治、經濟外交領域不懈努力的同時，又有組織地研究、實施所謂文化外交戰略，明確地開闢了文化這一新的“外交空間”。

文化外交戰略由日本政府制定、指導並提供資金實施，由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和市民團體等展開活動，利用文化交流、留學生教育、學術活動等傳播日本文化，培養接受日本教育的高等人才，用日本的學術主張影響他國學者，在他國建立參與文化和社會活動的據點，以釀成對日本的理解、親近感情，間接地使他國的輿論乃至政策符合日本外交的需要。在戰略利益上，由於中國被日本定位為競爭對手甚至是安全威脅意義的敵對國家，所以日本在挾日美同盟之“硬權力”遏制中國的同時，還不斷展開文化外交，謀求滲透和影響中國輿論、政策的“軟權力”。  

一、文化外交戰略的研討

小泉純一郎在2001年當選日本首相以後，強硬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遭到中國、韓國、朝鮮等亞洲國家的強烈批判。日本輿論一方面以“干涉日本內政論”之類強詞反誣；一方面拋出“日本文化論”辯解，稱日本文化認為人死後都成為神，為參拜戰犯亡靈製造神秘的日本文化特殊論根據。“日本文化論”作為一種話語策略，就是可以用來指責他國對日本文化不了解、不理解，即對日本有“誤解”。在這種邏輯上，日本外交開闢了一個“軟實力”進攻領域，就是通過國際文化交流傳播日本文化、影響他國輿論和政策的文化外交。

關於文化外交的概念，早在50年代岸信介首相就曾經使用過。那時，日本政府針對中國抵制其反共反華政策的對抗局面，稱中國對日本有“誤解”，主張應當通過文化交流消除“誤解”。戰後，日本一直重視對東南亞以及中國進行文化交流，而關於文化外交戰略有組織、有規模的正式研討始於2004年底。

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於2004年12月作出決定：日本與世界各國國民通過國際文化交流，在增強相互理解和信賴的同時，推進文化領域的國際合作，釀成親日感情，增進與各國的友好關係，維持和發展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以此為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這對於擴大日本外交的廣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必須從廣闊的視野綜合檢討其方式方法。

另外，要對於日本的地區研究、知識交流進行檢討，以提高日本有識之士的傳播影響力，這對進一步鞏固日本外交的基礎也很重要。因此，內閣總理大臣請求有識之士參加，舉行“推進文化外交懇談會”。懇談會事務由內閣官房處理，外務省協作。

第一次“推進文化外交懇談會”於2004年12月7日舉行，首相官邸召集一些學者、文化人士參加，並作為首相的個人諮詢機關而設置起來。參加會議的學者有青木保（當時為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王敏（法政大學教授）、高原明生（當時為立教大學教授）、山內昌之（東京大學教授）等，政府方面的參加者有小泉純一郎首相、細田博之官房長官、町村信孝外務大臣等。

會上，小泉致辭說：雖然日本外交突出的是安全保障、經濟關係，但傳播日本的文化、傳統並取得理解很有必要，有利於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町村外相發言說：日本在戰後已經不是依靠軍事力量這種硬實力的國家了，向外擴展日本的軟實力非常重要。要讓世界各國的人們抱有日本是優秀的國家、必須與之保持良好關係的想法，這一重要時期現在到來了。小泉首相指名青木保為懇談會主席。在意見交換中，把文化作為“外交的一環”的主張受到強調。涉及中國，有人指出：中國的日本語學習者在增加，不僅是量，質也很重要；即使懂日語，如果對日本文化、日本特有的心靈和感性方式理解不足的話，反而招致相反的效果。有人建議：在文化外交方面，傳播據點很重要，有必要充實對外文化機關。另外，國際文化交流基金的預算分配在什麼領域、優先什麼地區等問題也被提了出來。

2005年1月14日在首相官邸舉行了第二次會議，討論關於日本思想、文化魅力的傳播和外務省工作等問題。文化廳贊成通過國際文化交流推進日本文化向國外傳播，國際交流基金提出了相關資料。在這次會議上，有人介紹說：文化傳播的目的，一方面有文化的重要性，但也有利於日本的安全保障；本人曾經受美國國防部邀請參加了三個月的到喜歡的地方、見喜歡的人的活動，受了這種招待，就不會恨美國，這關繫着人的感情層次的安全保障。

2005年1月27日在首相官邸舉行了第三次會議。關於國內、國外據點的整備，有人提出：為了在國外與其他國家爭奪優秀的人材，在收集信息情報的同時，要很好地展示日本的魅力，吸引外國人到日本，有必要在國外設立日本的文化機關據點。還有人說：整備據點有兩個方面，作為外交力量基礎的地區研究、國際關係研究和作為日本文化一環的學術，要考慮如何為文化外交所用。有人建議：文化外交具體實施的時候，主體有日本人和外國人，即日本人傳播和外國人在日本學習，綜合進行這兩種活動並進一步作為教育機關發揮機能的場所是必要的。

有人具體談到了針對中國的文化外交，說：中國政府局長級以上的官員中超過100人有在日本留學的經驗。中國國立大學的校長中78％有留學經歷，其中兩到三成在日本留學過。但是，日本幾乎沒有着力維持與這些人的聯繫。為了維持與這些人的交流、建立網絡，組織團隊是必要的。

在向中國的傳播方面，重要的是留意“文化翻譯”得以實現的傳播方法。例如，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中國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如果採取相應的行動，可以改善日本的形象並有利於兩國間的友好。再如，北京有四條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日本應該在那裡贈與刻有“日中友好萬歲”的路燈。據說，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策劃邀請全世界與戰爭有關的紀念館館長舉行國際和平論壇，日本要積極地共同舉辦。

其後，又經過幾次座談，2005年7月11日在首相官邸舉行了“推進文化外交懇談會”的第七次會議。這次會議議定懇談會的最終報告書《創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國家”日本》，青木保主席作說明，並交付小泉首相。報告書強調通過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進行市民層次的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提議把存在歷史認識問題的東亞和需要加強文明間對話的中東伊斯蘭地區作為文化外交的重點對象，積極致力於駐留型交流項目和國外文化遺產保護。據內閣官房負責人說，以這些建議為基礎，有關省廳將在來年度的預算案中列入用於文化外交的具體支援方策。

在會議討論中，有委員指出：只要有“戰鬥機尾翼”程度的預算，文化就會發揮保衛日本的力量。還有人說：文化外交，從安全保障的觀點看，可以作為國家戰略來考慮；文化具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影響力。有人就中國問題發表意見，說：近年來，中國“反日”感情高漲，是因為很多的中國人幾乎不了解日本，一提日本就是侵略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留過學或與日本進行過交流的人當中，有人就會努力說明日本不是那樣的國家，即使是圍繞歷史認識也有年輕人熱烈交流的事例。

總之，在外機關應該加強宣傳日本戰後60年間作出了和平的、經濟的貢獻。還有委員說：7月上旬參觀了北京大學舉辦的與日本的戰爭有關的活動，今年的參加者不足50人。本人親眼所見，年輕人已經變得對戰爭和過去的歷史不再固執了。另外在西安，與學日語的研究生進行座談，他們幾乎都是受到村上春樹、片山恭一等日本現代文化的刺激而學日語的。從10年前開始一直向中國內部傳播日本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的信息，現在中國終於出現了知道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多有不同的人。應當向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傳播日本的和平理念，健全這種組織和預算。

二、文化外交的展開  

“推進文化外交懇談會”的參加者、東京大學教授山內昌之（後來又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日方委員）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說：文化外交的戰略目的是促進對日本的理解和日本形象的改善，並為異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及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培育作出貢獻。至於為什麼要以東亞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點地區，山內昌之說：“以中國和韓國為中心的東亞，與日本之間在歷史認識或者價值觀方面的相互理解越來越重要，而現在圍繞這些問題有意見分歧。”這表明，針對中國，日本文化外交的戰略目的就是要在歷史認識和價值觀方面改變中國的輿論環境和相關政策。

幾年來，日本的文化外交取得了很大進展。

1．擴充國內的地區研究機構

日本學術一貫有着重視中國研究的傳統，現在作為地區研究的中國研究更突出服務於外交、促進學術文化國際傳播的功能。早稻田大學作為近代日本研究中國和重視接受中國留學生的重鎮，早在在1990年代末就成立了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後來，受日本文部省資助設置了“現代亞洲學”研究據點，這一據點又擴充而成立“亞洲研究機構”。日本學者打出“新亞洲學”的旗幟，廣泛邀請各國特別是東亞國家的學者參與學術交流，希望對“亞洲新地區主義”、“新的亞洲認同的形成”等問題進行理論探討，以貢獻於“亞洲地區的統合”，即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形成。

亞洲研究所被稱為“亞洲研究機構的引擎”，它基於2020年將是決定亞洲與世界未來的重要歷史轉折點的認識，把構想“2020年的亞洲與日本：多樣性的共同體”作為一大題目，展開包括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等各學科的多層次、立體的研究項目，與國內外研究者和研究機關進行共同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亞洲研究所策劃、實施一種“知識網絡”的構築，並利用所構築的網絡作為日本亞洲研究傳播的場所，組織亞洲沙龍、亞洲研討班和亞洲論壇。原“文化外交懇談會”主席青木保已被聘為亞洲研究機構亞洲研究所的教授，而他又在2007年4月被任命為日本政府的文化廳長官，可謂文化外交之官學結合的模範。他提出：“東亞文化圈”不是以歷史性的中國古代文明為中心的，而是在各國平等的文化空間中形成的，在此延長線上，日本、中國、韓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共同創建“東亞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在2007年5月25日、26日舉辦了題為“21世紀的東亞：超越邊界”的國際論壇和學者研究會，就東亞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可能性、東亞大學構想與文化交流、東亞現代史研究、東亞地區研究、東亞知識交流與人材培養等進行研討。從東亞地區的歷史研究，到東亞一體化的地區研究，日本學者努力為東亞國家提供反映日本思想、日本主導地位的知識與理論，積極主動地與東亞國家的學者和留學生交流意見，進而影響東亞國家的輿論和政策。一個從日本主導的亞洲研究機構到日本主導的東亞大學、日本主導的知識與思想網絡、日本主導的東亞輿論和市民社會、日本主導的東亞地區統合發展構圖，已經隱約可見了。

2007年5月，設在東京的“人間文化研究機構”招聘從事現代中國地區研究的研究員，計劃派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據點、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現代中國研究所等6家中國研究機構。這是日本文化外交戰略把中國作為重點對象的具體表現。很顯然，在由日本學者主導和中國學者參與的日本研究機構中生產有關東亞的知識和思想，並通過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向中國傳播，通過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建立思想的、知識的、人脈關係的網絡，以達到超越國家認同而接受日本主導的地區認同之目的，是日本文化外交的指南。

2．擴充在中國的教育文化據點

近幾年來，日本多所大學在中國設立了聯絡機關，從事合作辦學或直接招收中國學生。國際交流基金組織和日本使館的文化機構也加強了對中國的工作。

3、協助在中國的圖書出版、電視節目製作等傳播工作

圖書出版和電視節目是文化傳播的主流常規手段，當然也成為文化外交的重要載體。在笹川和平財團的資助下，2001年成立了一個“日中年輕歷史學者會議”的研究性組織。2006年5月，財團資助他們在中國出版題為《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的論文集。

該書認為：曾經有過敵對歷史的兩國國民在歷史認識上產生隔閡是客觀事實，而且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不同立場也是明確的，但不能強行要求對方順應自己的歷史認識。歷史本身是個“心靈的問題”，體諒對方的“心靈”，“傾聽、尊重對方的主張，才是日本與中國真正實現和解的第一步。”這本書的主旨是不滿於日本受到“右傾化”的批評，努力追求“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也就是說讓中國嘗試“傾聽、尊重”日本的“歷史認識”。

該書的一些論文認為日本侵華戰爭的背景是日本人心中廣泛存在着對中國的“恐怖感”和厭惡感，主張“滿洲國”有着“傀儡國家”和“理想國家”的兩個側面，提出了汪精衛政權是不是“傀儡政權”的問題並努力論證它具有“對日本抵抗的一面”和“對維持經濟和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等等多面性。

總之，侵略有其因、漢奸有其情、殖民有其功等等歷史認識已經“超越國境”登陸中國。上述主張由日本學者和在日本教育機構培養或合作、交流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研究者提出、論證，既是日本文化外交成果，也是日本文化交的擴大再生產。

在電視傳播方面，日本協助中國主流電視媒體製作節目，宣傳日本和平發展的戰後國家形象，強調“中國不了解日本”、“中國人對日本有誤解”、應該“相互理解和換位思考”、“放下愛恨”等等，引導中國民眾不要總是追究歷史而要反省自己的感情、思想、知識偏頗。

另外日本大使館、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大學和學術機構還積極聯繫北大、清華、北外等高校以及學術研究單位，推進邀請中國學者到日本訪問、吸收留學生和舉辦各種交流活動的計劃，日本的傳播學研究和媒體研究也在中國開拓着文化市場。

4．進行共同歷史研究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2005年4月由日本提議、後經兩國政府確認實行而從2006年底正式啟動的。這是一個從開始就置中國於進退兩難困境的項目。中國與日本之所以發生所謂“歷史認識”衝突，是因為日本政治家以種種否認侵略戰爭事實、正面祭拜甲級戰犯等言行刺激戰爭受害國民眾的感情，破壞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如果要進行共同歷史研究，也應該是就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進行基本事實的確任，以為中日兩國提供繼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推進戰後和解的知識基礎。

但日本倡導的共同研究，把議題設置為包括兩千年的全部歷史，就是要儘可能迴避其侵略戰爭的歷史，指責中國在古代曾經向少數民族地區“擴張”，指責新中國成立後還參加、發動國對鄰國的“戰爭”等等，以顯示歷史的複雜性；而其底線就是爭取對歷史問題“各自表述”，把歷史問題鎖定為“學術問題”使之從中日關係的政治議題中剝離出來，達到日本可以在“歷史問題”上挑釁中國、但中國約束不能作出政治抵制的目的。共同歷史研究的最終報告原計劃2008年完成並向兩國政府提交、發表，但雙方意見分歧很大，不得不一再延後。  

三、作為中國問題的日本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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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有着歷史認識衝突的東亞地區國家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點對象地區，而中國作為東亞地區的大國當然地就成為了日本文化外交的重點對象。

日本對中國實施文化外交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形成學術和輿論攻勢把“歷史問題”學術化，把在戰爭責任追究和歷史認識方面對日本的批評表述為“對日本的誤解”；二是在把“歷史問題”非原則化的基礎上，通過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傳播其“新的亞洲認同”理論，為日本主導東亞統合進程創造輿論氛圍和政策思想條件。

無論是全球化意義的國際合作，還是地區一體化意義的“共同體”建設，民族國家間相互尊重、通過文化交流促進達成國際共識和親善感情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拒絕的。但是，戰後東亞的地區政治結構和歷史發展進程與歐洲根本不同。德國因為其嚴肅清算戰爭責任而贏得歐洲各國的信賴和接受，所以歐洲共同體進程的政治障礙、社會心理障礙就容易克服。而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由於美國的庇護和日本的推脫而沒有受到嚴肅的追究，其保守政治與戰前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連續性，這是日本國內外政治家、學者都一直有所批評的事實。

日本保守政治竭力在不放棄其敵視或蔑視中國等侵略戰爭受害國家的歷史認識前提下用文化手段塑造其和平國家形象，一方面是為了擺脫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批評，有利於其增強要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主導東亞共同體進程的自信；另一方面也為其國內修改憲法、實現“普通國家化”製造有利的國內輿論，

比如通過日本文化外交讓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在中國塑造日本的和平國家形象並把歷史問題曖昧化，然後把這種出口的學術和“輿論事實”轉銷到日本國內，即以連中國人都不堅持原來的歷史認識並承認日本是和平國家這種說法，打壓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反對修改和平憲法的左翼力量。

如果日本的這些戰略策略達到目的，日本國內堅持歷史正義的和平友好力量將進一步被削弱。同時，如果中國在日本的文化外交攻勢下失利，會更加刺激蔑視中國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和學者們以更加離奇的大國日本雄心蔑視中國，日本的對華外交將更加強硬，對歷史問題、聯合國改革問題乃至利益糾紛問題會作出讓中國方面更加難以接受的壓迫。例如，像日本議員組建要求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撤下所謂“反日”照片的聯盟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這表明中國的讓步、曖昧或者無所作為不會得到日本保守政治勢力適可而止的滿足，反而會使他們更進一步地提出脫離常識的要求。

對於種種類似的要求，如果中國政府不接受，日本便在各種問題上糾纏；如果中國政府接受，中國的知識青年群體乃至普通民眾可能作出激烈的反應，從而造成中國國內的政治緊張。但無論日本的文化外交如何計劃、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灌輸到讓多數中國民眾接受日本歷史觀的程度，它只可能在中國製造愚昧、滑稽的輿論分裂和社會思想衝突，中國有可能陷入中日關係與國內政治的兩難困境。這意味着，日本的文化外交把中日關係問題轉化成了中國自身的問題。

中日關係問題的“中國問題化”將加強日本的“價值觀外交”立場而導致蔑視性的中日關係陷入長期冷戰的僵局。日本國內輿論發現文化外交改變中國歷史觀的事實，日本的民意調查的中國觀就會越發偏向於反感、蔑視，而日本政府利用這種民意調查數據，以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理由對中國展開不妥協的壓迫性外交政策，中國政府就可能陷於不能有效應對而只能勉強妥協的境地，但這種妥協的不可能是無底線的；如果日本強硬到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公然打破釣魚島無人島現狀的程度，中日關係將徹底崩潰並帶動中國內政高度緊張。

因此，從建立和平友好穩定的中日關係的總原則和中國改革開放良性發展的目標而論，應該旗幟鮮明堅持相互尊重條件下的互利合作，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贏得日本各方的尊重，而只有獲得日本尊重的中國外交才能規避國內政治風險，沒有這種尊重的日本對華外交是中國政府難以應付、中國人民難以接受的。

具體到日本文化外交造成的中日關係新事態，中國應當培養、扶持有真才實學的中國學者，組織能力過硬的研究機構，成為國內日本研究的主流，拿出足以和日本的文化外交進行有尊嚴對話和有效交流的學術成果，形成具有中國思想話語主體性、具有高度學術水平因此可以進行文化外交競爭的日本研究、中日關係研究和國際問題研究的知識體系。學術交流應當受到鼓勵和支持，但大學和學術機構不着眼於學術水平的紮實提高而競相以爭取外國資金和國際項目為能事、孜孜以求眼前現實利益的行為，既是中國學術事業的災難，也是國家戰略利益的災難；因為這些是服務於外國利益的。

1990年代以來，“向錢看”、“向大錢看”、“向大大的外國錢看”的學術發展機越來越在主流化和普遍化，所以扶植培養真才實學者和組建新的研究機構勢在必行。對照日本，政府和學術機構為推行文化外交不斷地在組建新的研究和傳播機構、廣攬人才，這提示人們：國家間的文化外交鬥爭其實就是人才的競爭，沒有高水平、數量規模化的人才，知識生產和話語權競爭、國際政治主體性和國際傳播能力建構都不能不流於空談。

（轉貼文章時候重新分段並加重提示——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