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上帝万能——精神高于物质

《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与上帝同在，词就是上帝。后来，词（常译为“道”）成了肉身，即词化身为耶稣。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或语言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

这种对语言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导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即忏悔）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法律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辩论传统。告解不仅包括用语言进行忏悔，即用语言抵消一个罪恶的念头甚至赎解一项未被发现的罪行；也包括手按《圣经》以上帝的名义用语言进行起誓。可见语言的力量之大。而一旦新教取消了告解，西方人的精神顿时面临崩溃，于是需要导致发明，精神分析医生及时代替了忏悔神甫的角色，告解传统的暂时中断和精神分析不尽人意的替代所造成的文化内伤，虽经两次世纪大战的灾难性发泄，仍可断言其内在驱力至今尚未完全释放尽净。对西方人来说，非理性就是非语言。

二，东方：上帝无能——物质高于人的精神

《圣经》中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被来到了东方，他们为了否定上帝万能，连上帝的语言功能都否定了。孔子的“天何言哉”这句话（在孔子之前就流传了几千年），就是在否定上帝能说话，就是否定了上帝的万能性。否定上帝的结果，中国确立的了物质高于人的原则，为了所谓国家（的GDP），可以牺牲民命，用“血和肉筑成新的长城”。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请比较：基督教是把德和财富分开的，如：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中国正是靠这荒谬的思维，皇帝占据天下所有财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权，因为他们是圣贤，中国文化就是人为的如此制造社会分裂。清华大学以“厚德载物”做校训，证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俗不可赖，中国人还未走出丛林和蒙昧。

古代西方人就认识到，人是有理性有自由的灵（精神动物），唯有中国人说人是草狗，庄子还说人的本质就是屎。中国文化把人等同世界上普通的万物，这一点体现在老子《道德经》中。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里的“道”全是物质运动规律的描述，把人等同于物。所以汉语里有“人物”之类词。圣人把民当草狗（像避孕套用过就扔）；如今狗官把民当屁民。对待老百姓就像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而且，君王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无穷的合理性。事实上，“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灾害，而非天地故意为之。“天地”没有思想意志，不存在“天地”故意将万物视为“刍狗”的情形。但老子由此推论出：作为人的“圣贤”将“百姓”当作“刍狗”，这是故意制造逻辑混乱而做的诡辩。可见，“法自然”不过是把专制暴行“合法化”而已，是一种巧饰。老子之所以如此诡辩，就是要反对黄帝的“爱民”思想，就是要宣扬他的愚民论。将人民当作杂草与猪狗者，只能是暴君，何“圣”之有？老子说“辩者不善”，对于他的诡辩，只能用“阴毒”来形容。

老子认为人是无知无欲的行尸走肉（刍狗），对人的语言完全不能信任。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说出来，就不是“常道”。中国人的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这实质上是否定了一切，否定了西方人嘴里说出的那个上帝。老子要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说话怎么教人，圣人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那又能教几人？对语言的高度不信任必然波及以语言为载体的神圣化的法律，所以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第56章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懂的人是不说的；说的人是不懂的，也就是说：说出来的言论都是垃圾。既然语言是垃圾，语法、逻辑和理性就无法产生于中国，中国社会就只好依赖于暴力了，这就是吴思的暴力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文化背景。法家们强调必须依赖帝王的“力”的原则：“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见《商君书》）。”

老子贬低语言的目的就是要隔离人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不说话，使人成为行尸走肉。道家实质是要人们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回归原始社会的孤居社会，像杨改兰一家孤居或者像北大的博士隐居在深山老林，庄子就说过“民如野鹿”一样的赤身裸体地生活是最幸福的。这种反动的学说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胡适、刘军宁、黎明等人说老子有民主（有逻辑）思想。老子主张倒退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都不往来了，哪里还需要民主？所谓社会，就是交往，连交往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社会的影子！老子怎么会胡思乱想起民主来？互不往来，倒是契合老子的无是非原则、无公平正义的人生哲学，因为没有往来，是非原则、公平正义也就无从谈起。

柏拉图说：有一批人犹如囚徒世代居住在一个洞穴中，人们的脖子和脚被锁住不能环顾，只能面向洞壁。囚徒以为洞壁上的影子就是“实在”。事实上，中国人被隔绝在一个个孤立的“洞穴”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哪里是小国寡民，分明是家庭之间的相互隔离。老子深知，断绝人们的横向联系，当每一个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就无力挑战政府权威，国家就长治久安了。老子主张根绝一切法律、道德、礼仪，将黎民百姓画地为牢，死死地困在一个地方，使他们有车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科技器械也用不上，并且绝学、毁文、愚化他们，以便使黎民百姓变得无知、无欲，只知道像猪一样吃，像牛一样劳作，如杂草一般总在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这就是老子提出“绝巧弃利”、“民为刍狗”的原因。

三，老子是帝王愚民术的鼻祖

“道”指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规律则是无形、无物、看不见、摸不着的。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类似现代哲学中的“抽象”之类专用名词，所以，哲学家著书传播道理，大多数著作就不得不对“道”的抽象性做一番解说。老子将“道”说成是“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21章）”，这就说明老子对于道学理论是个似懂非懂的半吊子货。第1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毫无哲理意义的故弄玄虚。在老子之前，从未有人将“道”称之为“玄”的。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就是“神道设教，以愚百姓”的一种歪理邪说。

第39章云：“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为本耶？” 第42章云“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此种喻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帝王的称孤道寡，是自夏禹以来建立了“父传帝位与其子”以一家之私的独裁治天下，才逐渐形成的。其原意是“唯王作极”，天下唯一而无偶。并不像老子所说，具有贱身贵道，以百姓所恶、所贱而作自称，是所谓的“物极必反”规律使然。

第38章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更是歪理：学道才能有德，失道之后，德从何来？失仁之后，其哲学、社会德义又焉能存在？其实，老子的一番违背逻辑性推理之语，就是要反礼制。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因为自从夏禹以来，礼就逐渐朝着下级阿奉上司的点头哈腰方向发展。周代以来，只有在帝王的筑坛拜将仪式中，还残存着一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影子。老子与孔子同处于春秋社会变革时期，老子所反对的，正是上者施礼于下属的文明礼貌之礼。老子的“道”似乎很玄妙，涉及天地宇宙，那不过是统治术的隐喻，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所以也不求逻辑上的完整。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第25章）。四大并列，尊君昭然。难怪帝王喜欢他。

“天下皆谓我道大”（第67章），是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胡吹。在老子第一个发现了“道”，并为之命名，他在写作这句话的时候，自然是书未出版。书尚未成，就无法传播于世上，世人就处于“不知道”的状态，何来“天下皆谓我道大”？遍查古籍，也见不到春秋时期谁夸其“道大”的记载。第70章又自相矛盾的自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说他的言语非常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做到。可惜的是，天下的人们都不知道他。这就揭露了“天下皆谓我道大”是谎言。这种情况，可以这样理解：天下的人们都愚不可及，连老子简明易行的话也听不懂，做不到；或者老子讲的全是鬼话，思维正常的人都听不懂。当然，老子本意是神化自己：“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是吹牛不打草稿。老子指责他人都是“言者无知”，而唯有他是有知的救世主。第53章的一段话，是老子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的表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唯有他才能带民走正道。鼓吹神鬼莫测之术，故弄玄虚，言己之术法力无边而可救世，是一切迷信教派的特点。所以，后汉中国产生的教派以道为教名，尊老子为教主，以其所著《道德经》为教典，就毫不奇怪了。

毛泽东多次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秦始皇最爱的是老子，他爱老子的愚民术，他爱老子“圣人不仁”的残暴术，还爱老子长生不老术，再加上管子的“利出一孔”的垄断术，这就是法家全部内容=愚民+残暴+垄断一切。

历代新兴的统治者登基后，往往都要搞一阵子毁灭前朝文化的罪恶活动，而他们信奉的就是老子的“绝学无忧”（第20章）论。由于老子的思想符合独载统治的需要，就不断得到吹捧乃至变本加厉。例如，法家者流因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都提倡绝学、绝圣、役贤、害贤、灭贤、愚民。商鞅说：“民愚则易治”。因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横向交往），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又说，“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国强。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仅如此，商鞅还将所有文明修善教化都咒之为“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必欲除净而后快。同样，韩非亦是愚民大师，他说：“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这些同“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野蛮口号，是一回事。

老子的圣人专制表现为：无为=无不为，就是无所不为，没有底线。“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显然，只有无所不为的恐怖，民才能随我而变化，否则就是空想。老子的崇拜者韩非又《解老》又《喻老》，把老子的残暴“不仁”的“无不为”思想发展到了恐怖的高度。“不仁”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如“不仁不义”，在道粉溪谷的眼里“圣人不仁以民为狗”倒是民主法治的基础，真是颠倒黑白、滑天下之大稽。老子的圣人专制和柏拉图的哲学家专政相似，但更坏。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是以学术研究握道为基础的哲学家们选出的哲学王来统治，重视科技发展。然而，老子似的圣人是天生的，与选举无关；并且反对科技、反对文字，要倒退到原始社会，所以，中国的专制更野蛮恐怖愚昧。儒家是在维护这套野蛮的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加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便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做奴隶，做看家狗。毛泽东批儒捧法家，说明他实行的就是赤裸裸的残暴专政。

事实上，智慧是不应堵塞的。防止盗贼最好的办法不是否定人的智性，而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未必条律越繁，国家越乱。如果国家领袖如老子那样藐视智慧践踏法治，不是国被灭就是人吃人。毛泽东玩的就是老子一套，毛泽东掌权后，践踏了法治道德，无底线地乱杀并搞大公无私，弄得中国到处人吃人。毛在杭州“无为”玩美女，让大臣们“有为”弄死高岗，文革前夕毛泽东在南方阴谋“无为”，让刘邓开展文革序曲，最后大臣们几乎都被他打倒。老子提倡“绝学无忧、弃圣去智”；毛打倒知识人，停办大学，中小学一律劳动化，不许学外界文化，只能永学毛选。这和老子说的按我的话办就天下大治，是一回事。而且文革没批老子。毛泽东化名多姓李，说明他崇拜太上老君李耳。

四，老子的愚民学说批判

老子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为知识令人利令智昏、肆无忌惮，唯其无知方可使人心无杂念而敬畏自然，对神鬼与圣人之敬畏乃“道法自然”之先决条件。若用先进的科技，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各种奇思妙想，对统治秩序不利。因此，不给老百姓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所以，他在第19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绝圣弃智”与“民利百倍”之间到底是什么“玄妙”的因果关系？“绝仁弃义”之后，人民又因为什么就恢复了“孝慈”呢？若是按着老子的逻辑，百姓贫穷，就是因为人们聪明、智慧、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父不慈，子不孝，就是社会上因为讲仁义道德造成的。老子到底想把社会治理成什么样？周武王问太公（姜子牙）：我伐纣，天下人都认为是臣子杀他的君王，以下伐上。我怕后代效仿我，怎么办？太公说：你想让你的江山长久，就一定要堵住百姓的口耳。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使他们不起争斗。让老百姓养成大吃大喝的物质习惯，让他们养成大赌大嫖的精神习惯，用鬼神迷信让他们产生敬畏之心不准许他们思考。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服繁重的徭役使他们片刻不得休息，他们人少势力小，个个贫穷和疾苦。将拜祖宗的孝道文化世世代代灌输在人们的脑中，那么可以保障天下不会丢失。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见《老子》第37章）。也就是说：避免动乱的办法就是要求人们过尽可能“朴”的生活（返璞归真）。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朴德”不远。所以，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因此老子说：“圣人皆孩之。”

为了保证人们婴孩一般的幼稚，老子反复地强调：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掏空他们的心灵使之思想单纯，满足他们的食物使之肚腹充实，摧残他们的情感使之意志薄弱），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使老百姓长期处于没有知觉和欲望的状态，让那些想有所作为的聪明人也因得不到响应而不敢动手）。

在一个社会里，不尚贤，不学先进人物，不搞公平竞争，做工的不想创名优产品，种地的不求多打粮，当兵的不争当将军，读书的不想上大学，社会能进步吗？若按老子的话办，连体育竞技也不用搞了，岂不谬哉？由此可见，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仅是同黄帝思想不同，而且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相违背，更是反人性、反进步，不符合社会进步的有害言论，是离经叛道观点。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创造社会财富，没有智能是不行的，如果推行愚民政策，绝学、绝巧、弃利，限制劳动竞争，不贵难得之货，则社会财物奇缺，人民贫穷，如何又能够“实其腹”呢？吃不饱肚子，又如何能够“强其骨”？所以，老子为推行愚民之治，存心给人画饼充饥，虚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让人民上钩。说到底，为了给统治者出愚民之治的馊主意，他是根本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更可恶的是，为达到以上目标，还建议统治者采取“小国寡民”的治理措施：“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这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实行愚民之治，连文字他也主张要废除掉。这明摆着就是一种反人性、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反文明、反进步、反科学的荒怪之论。

老子认为，文明是动乱和罪恶的根源，知识越多越反动，不识字才是盛世。“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第80章）。《道德经》第81章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一件是自己装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装的无欲无为，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老子的社会目标就是“实其腹”，相当于今天的“吃饭权”。老子连“政者，正也”哲学观点也要坚决反对，表明老子就是要搞歪门邪道。其绝圣、绝学、弃智、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等，都是愚民政治。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很欣赏，推行起来也乐而不疲。

老子反对学习，主张禁绝学术的“绝学无忧”论，这是同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今有学者认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鼓与呼的。显然是胡说八道。历史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老子“绝学”、“绝圣”、“不尚贤”、“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鼓吹，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焚书坑儒，将学者当作敌人进行镇压，大肆破坏与毁灭中华文化的理论根源。

历史上的秦始皇，一是按老子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劳民伤财，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遍寻不死之药。另一件事，就是遵循老子的“绝学无忧”的主张，坚决实行焚书坑儒。“绝学无忧”口号的提出，对独裁统治可能会有某种暂时的利益，但对人类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谁都知道，汉代以前没有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书籍都是用毛笔抄写在简牍上，因此每一种书的数量都不多，秦始皇在全国的大量焚书，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想而知的。此后，一些篡权者、叛乱者、侵略者，焚毁历史文化典籍，都是毫不手软的。如：公元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不仅焚烧宫庙、官府、民居，还焚毁馆藏古籍70车。公元549年，侯景作乱攻陷会稽，烧尽东宫藏书。公元554年11月，西魏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城陷时，焚毁古籍14万卷。清兵入关后，为达到政权永固，必欲灭中国文化，以满族文化取而代之。先是强令全国人民一律剃头，不从者一律杀头，而且对此不准有任何奏议，这就是砍头没商量。此后，就一次次大兴文字狱，借机毁坏文化典籍……

中国起初是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这种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就是老子的愚民思想。中华民国的文人们曾一度把毛泽东视为圣人，所以他们拒绝随蒋介石到台湾，最后却被焚书坑儒。在统治者看来，绝学无忧——中国人象猪一样蠢的话，政权就可以万寿无疆。每个朝代新皇帝上台，为了绝学无忧，至少做好两件事情，1是销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资料如抗日战争的史料，2是消灭前朝的既得利益分子和新生的不满分子，以消除隐患。毛泽东不仅做了这两件事情，还展开对异端思想异端分子的大批判大改造大消灭运动。如今网禁就是毛泽东的“绝学无忧”暴政的继续。

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用它来测定风水与吉凶，西方人用之发现了新大陆；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未能像西方人造出先进的枪炮；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老子的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等反对人类社会进步观点的鼓吹，客观上已给中国历史上造成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一切发明创造，而是焚书坑儒、愚民以治、乃至形成宗教迷信。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客观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不是像老子所认为的“利而不害”，而是既有利，亦有害。老子讲“天之道，利而不害”，这能算懂哲学？主张学道就是为了“无为”，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还能称作是“哲学之父”？

所以，对老子的这些有害理论不加分析与批判，而作神化宣传，称其为“哲学之父”，“智慧之父”，将《老子》一书作为教材让学生们去读、去背诵，以为这样就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在客观上就是一种新的愚民运动。

哲学，希腊语中的直译就是智慧学。哲学是教人变得聪明、智慧的学问。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并不是要普及哲学道理，使天下百姓变得聪明、智慧、大有作为，恰恰相反，他是借谈道德之名义，神道设教，愚化人民，以巩固君主的独裁统治。老子根本不是什么“智慧之父”，而是奴隶制的御用文人，替统治者愚民。老子的愚民思想、愚民政策、愚民之术，是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社会进步的总祸根。过去、现在、将来，它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思想，因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对于这样极其明显的反人类、反科学、反进步的反动思想，不进行批判，反而进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种丑恶，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行为。

民主基础是科学理性。无理性只知拜祖先的中国愚民，连科学都反，怎么会接受真民主？西方社会能长出科学民主，说明它的传统好。中国长不出，说明中国传统不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明白，还要做传统粉，真是脑残！土耳其革命后，废除阿拉伯文字等传统文化，避免专制传统的干扰；日本维新，废除春节废除中医，也避免了专制传统的干扰，都获得了成功。目前中国的反转基因的愚民运动就是根源于老子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自然只是在都圈子，因为中国古典哲学观中的“自然”包括了天、地、人。在古中国人心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世界观，而道只是探寻天的方法论。老子却说“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自相矛盾了。天即然至高无上，怎么还要“法道”“法自然”？这不是要让世界观服从方法论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强盗逻辑。老子要求无为无人为，反对科技，使李悔之、刘植荣、郎咸平、崔永元等许多人，成了反转基因的先锋。5色先生说，他信老子的玄学，反转基因，就是要法自然，要纯天然。可见，唯有抛弃中国文化，中国人才有可能有科学理性，做中国传统粉只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弊大于利的。

（本文参考了曲辰先生的《老子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