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專稿:五四之癢與六四之痛
寫這個題目的想法早已有之。
今年是1919年五四運動86周年,也是1989年六
四事件16周年,既不逢五也不逢十,選這?一
個“十叄不搭”的年頭把這兩個歷史事件合起來一塊討論,不過是圖個冷
清,等到了逢五逢十“隆重紀念”的時候,人人都有話說,我就不跟着添
亂了。
(一)
五四運動最早也是五四事件,就是1919年5月4日當天下午在北京城發生的
事情。說起來也沒什?,因為巴黎的萬國和會傳來了消息,一下子激怒了
北京的青年學生,十幾個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喊口號撒傳單,後
來蜂擁到了名為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砸了家具,捉住駐日公使章宗祥
痛打了一頓,最後有人放了火,學生們見火勢大了,就跑散了,警察趕
來抓了叄十幾個人。
五四事件演變成五四運動是因為北京政府最初的鎮壓行動引起全國動
盪,鬧了一個月,各界雲起回應,6月4日上海、天津商人宣布罷市叄天,
終於導致了政府的屈服。
那時候中國新生的國家權力很弱,統一的黨國體制還遠未成形,不像後
來這般強大,所以學生一出頭,新聞界和知識份子趁亂而起,最後工商
界重拳出擊,也就形成運動了。
政府的屈服是事件轉為運動的標誌。政府的屈服意味着民間的勝利,而
民間是一盤散沙,叄教九流的個人,各自為政的團體,所以民間的勝利
往往伴隨一場嘈雜混亂的文化狂歡。之所以是文化,因為民間沒有政治
、軍事、外交這些東西,只有文化;之所以是狂歡,因為民間的勝利非
常之難得和罕見,政府輸了理就意味着每個國民都得了理,得着理就要
充分說明自己的正確,就要編織自己的“宏大敘事”,就要自我“偉光
正”一番。
1919年這個難得的文化狂歡很快就被利用了,當時已經小有氣候的兩大非
政府勢力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其一是正在北京策動“文學革命”的新文
人,其二是正在南方策動政治革命的國民黨人。從時間上,這兩個革命
的發起都早於五四事件。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是1917年1月,陳獨秀的
《新青年》移師北京,隨後集合了魯迅、周作人、李大釗、胡適、傅斯
年、錢玄同等人推動“新文化運動”也是1917-18年間,那時這些人基本上
是“有意不談政治的”(胡適)。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發動護法戰爭
是1917年,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1918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位,再次流
亡。
如果沒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
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
命黨能成多大氣候?都很是問題。當時集合在《新青年》雜誌上的這些
人已經開始了相互人身攻擊,如果不是突然出現了新的政治形勢,一群
自命不凡的文人擠在“文藝思想的革新”這樣的小題目□,能成多大氣
候?而其時剛被西南軍閥擠下台的孫中山正心灰意冷地躲在上海的寓所□
着書立說,最大的事不過就是指示朱執信、廖仲愷等人辦個刊物,基本
上賦閒了。
孫中山1919年10月重出江湖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1年4月回
廣州再組軍政府策動第二次護法戰爭;同時期,共產國際的魏金斯基
(伍庭康)和斯內弗利特(馬林)受列寧委託以記者和旅遊者身份潛入
中國,全是因為看準了五四運動正在瓦解北洋政府的權力基礎這個機
會。1921年,紅色蘇俄的革命之掌藉助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此人,一隻
手在7月□操辦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另一隻手於12月伸進了孫中山的國民
黨黨部。這邊廂是剛剛由幾個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臨時拼湊而成的共產
黨,主要創始人連一個懂俄語的都沒有;那邊廂則是屢遭敗績深感自身
無力的國民黨,連“叄民主義”的信念都不知道還能不能堅持下去;兩者
皆對來自革命中心的援助求之不得,結果是,中國共產黨自然而然成了
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全盤接受其指揮,而孫中山則對馬林的建議照單
全收,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就這樣,共產國際同時腳踏北洋政府、共
產黨和國民黨叄只船,中國的政治亂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國民黨的北伐和共產國際的介入共同導致了北洋
政府的垮台,而這叄大力量聚合成一次顛覆政府的“完美風暴”全賴五四
事件之力,五四事件演變成五四運動,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政治亂
局,思想界大解放的同時民間發生了大規模赤化……李大釗一直就是俄
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自1926年3月更是全家搬入東郊民巷俄國駐華使
館內,晝伏夜出,策動反政府活動。1927年春張作霖的“安國軍”進入俄
國使館捉拿李大釗是經過了八國公使開會討論同意的。張作霖殺了李大
釗後,英法等國的報紙也只是說“思想界的一大損失”云云,並無理由批
評北洋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不得不採取的執法行動。與今天的美國竟
敢以保衛本國安全為由入侵千里之外的另一個主權國家相比,當年中國
的政府權力真是小得可憐。
在北洋政府眼中,北伐革命黨是亂黨、是赤匪;而在革命黨眼中,北洋
政府是軍閥、是反動派;最後是北伐成功、革命黨勝利,歷史當然是由
勝利者書寫,雖然國共兩黨緊接着又成了仇家,互相抹黑不遺餘力,但
對於北洋政府這段公案兩黨卻出奇默契一致地做成了鐵案,因為只有把
北洋政府說成是反動軍閥,才可能把五四運動說成是進步運動,也才可
能把國共兩黨的叛亂說成是革命行動,雖然後來的革命者也蛻成了更大
的軍閥和黨閥,雖然後來的革命政府一度比晚清政府還更為反動。
北洋政府和五四運動的案子能不能翻出來重新評價,恐怕還要放在更大
的歷史尺度上考察才行,本文不是近代史論文,只能說到這□。下面要轉
為討論整整70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六四事件這個案子。
(二)
比起70年前的北洋政府來,1989年鄧小平主政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
面臨的問題具有另一種複雜性。雖然沒有當年那種嚴重的外患,但是其
“內憂”之深重卻是前所未有。經濟不振、國庫空虛、人民貧困、盜賊蜂
起、貪官橫行,都還只是局部?騰,當時這個國家最大的困境還是李光耀
先生多年之後一語道破的那句話:“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的思想全搞亂
了”。
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是非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全部顯現出來的。鄧小平
一生都在共產黨內,始終都是舞台中心的人物,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和
毛澤東等人的了解無人能出其右。共產黨是怎?起家的、怎?壯大的、怎?
得了天下、又怎?成了毛澤東的家天下,它的恐怖活動史、暴政史、整肅
史、殺人史以及它的真實本質,別人說不清楚他鄧小平還能說不清楚?
真要有人把這?一個總清算的清單擺到鄧小平面前,想必他也就是一笑置
之。對真正的政治家來說,話說出來是政治,不說也是政治,甚至是更
大的政治。
一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們一定會明白,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算起的20年□,
真正挽救了這個“國將不國”的國家和民族的就是叄個字:不爭論。
不是不應當爭論,而是在鄧小平看來,當時的大陸中國人已經被毛澤東
幾十年連續不斷的思想運動改造得不會爭論問題了,甚至連討論問題都
不會了,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毛澤東化”了,就像花果山上的孫悟空拔毫
毛變小猴一樣,全國好幾億的“小毛澤東”,除了造反整人胡說八道什?
都不會。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充分暴露了這一點,八十年代
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鄧小平心□清楚,此時的中國已經沒
有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了,就算是把活着的老右派們全部解放出
來,也回不到1957年以前,更不要說回到五四時期那種原始的百花齊放思
想生態了。
如果沒有“不爭論”這叄個字作為大政,沒有鄧小平的至高威權為這叄個
字背書,一場毀滅一切的內亂幾乎不可避免。沒有人懂得如何區分道德
判斷和事實判斷,也不懂得如何區別權利理性和權力理性,更不懂得如
何先建立私人領域再構建公共領域;一個連個人私有財產這個現代法治
社會的邏輯起點都不具備的社會,人人都只說得出超乎個人之上的“彼
岸”目標而昏然不知自己個人的“此岸”利益所在,甚至只懂得批判他人
而不知道自己是誰,這樣的國民、這樣的社會,如何恢復正常?
當年孫中山因理想落空而感嘆道:“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只推翻清朝的
一個皇帝,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孫中
山對中國國民的思想基礎認識不足導致民國的建立“徒有民國之名,毫無
民國之實”,導致他不得不訴諸再次革命,建立軍政和訓政,甚至不惜借
助俄共之力建立獨裁,甚至放任共產黨在基層社會的“痞子運動”。
鄧小平與孫中山相比,不同之處在於毛澤東留下了一個核大國的強國殼
子,短期內不會有大的外患,可以比較從容地整理這個國家;相同之處
則在於國民惡劣的思想基礎,在於“但是那個大毛澤東死後,又生出無數
小毛澤東來”。但鄧小平沒有走“訓政”這個註定不可能成功的路,他選
擇了市場經濟這個“煉獄”,迫使國民每個人都回到自己的生計當中去,
都到市場中去重新經營自己的“私人領域”,公有體制沒有了,靠巴結共
產黨混飯吃的時代結束了,親愛的,到街上賣茶葉蛋去吧。
賣上叄年茶葉蛋,賣得好當茶葉蛋大王,賣得不好吃不上飯,只要經歷
過這?個過程,什?人都正常了。
這個過程需要時間,這個過程很有效率,但它決不會是公平的。鄧小平
利用執政資源保護了一個以太子黨為主的特權階層,使他們能夠直接當
上各個行業的“大王”而不必從街頭練攤開始,這個安排造成了社會動
盪,毛澤東的革命思想死灰復燃,小毛澤東們一哄而起……又是北京的
學生們出頭,又是新聞界和知識份子趁亂而起,又是全國各地各行各業
群起回應,五四之癢奇癢難忍,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國正在可怕地沿着
1919年的歷史軌跡重演。如果出現工商業聯合罷市,如果中央政府像70年
前一樣屈服於學生們的要求,如果4、5月份的一系列事件再次演變成一場
以政府的屈服為標誌、為轉折的全國運動,接下來各地亂黨揭竿而起,
外國勢力趁虛而入……此時的中國憑什?保證不會再次被新的一批李澤東
、王澤東們所蠱惑、所駕馭、所操縱?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天真幼稚的文
化運動和江湖黨閥們趁機暴力篡權之間的內在關係,別人不清楚他鄧小
平還能不清楚?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
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
布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年6月4
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月3日晚,鄧
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
這□不涉及道德評判,權力本身就是超乎善惡標準之上的東西,歷史本身
就是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的東西。善良的人們照例會年復一年地哀悼六
四事件中的死難者,照例會痛恨政府的殘暴無情。但歷史終究是歷史,
十六年後趙紫陽去世,新政府已經不大擔心胡耀邦去世事件的再次重演
了,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洗禮徹底改造了大陸中國人,小毛澤東們大大
減少,小業主們成為了主流。
“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亦不為桀紂而亡”,不得不以“六四之痛”來治療
中國人舊病復發的“五四之癢”是這個國家的悲劇,但最好的指望仍然是
不要再重犯歷史錯誤,畢竟,今天的中國人仍在為當年五四運動的被利
用而付出代價。借用黃仁宇教授的一句話: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整個中
國近代史可能會讀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