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向当时的文艺界权威发难本来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延安但是聚集的文人数量在6-10万， 就密度而言可能高于蒋管区很多，大多激进，思想碰撞应该是很激烈的。王实味应该死于康生之手，替罪羊却是李克农。

　　仔细查阅史料，毛泽东同志要“还我一个王实味”不仅是1949年筹措文代会时讲过，早在1948年听到王实味蒙冤殉职时就已讲过。

　　陈晋著的《文人毛泽东》第222页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整风审干改造了人，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西安给他开了追悼会，还说延安杀了好多人。现在我们把王实味照片一登，送给他外面的朋友。（按：该文收入《毛选》时，不知何故，这段话被删去。）

　　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胡宗南率几十万大军扑向陕北，迫于形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转战三秦。1948年春天，化了名的毛泽东东渡黄河，到了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乍听到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的消息大为震怒，要人“赔一个王实味来。”

　　在毛泽东过问下，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1948年3月23日写了一份题为《王实味被捕后的表现与处理经过》上报。当替罪羊的李克农承担责任（取代康生任中央社会部长），向中央检讨：

“关于王实味处死的事，我应负主要的责任，当时距中央只有一河之隔，且有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这样杀人大事，尤以负保卫工作主要责任者，事先既未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及强调王实味由延安撤退到兴县的反动罪行，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总局的请示，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表现自己的错误……”

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李克农襟怀坦白，知错认错承担责任可钦可敬。毛泽东9月1日在这份检讨上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转其他中央领导圈阅。”但杀人不是割韭菜，人头落地不可复长。

　　我想以此为线索，试图探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疾呼“还一个王实味”？ 　　翻阅《毛选》四卷，1941年三、四月他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五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发出反对教条主义的信号。 1942年2月1日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个月后的2月8日发表《反对党八股》……重温这些名著，一股热风扑面而来。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在全党——特别是领导机关进行整风。

　　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日，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演讲，对此次整风的内容、目的和方法作了动员。

　　他开宗明义：“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还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那么，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么，我们的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样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种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是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接着，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逐一分类剖析。

　　具体方法是：“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毛泽东，以政治家高远深邃的目光，洞察党内（也就是主要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整顿三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有良知的文艺家痛感大好形势下残存的社会弊端而忧虑，以随笔杂文形式揭示太阳上的黑子，可谓心有灵犀，认识是一致的。只不过认识程度稍有不同而已，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殊途同归。 　　因此，揭露革命根据地残留的社会弊端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吹毛求疵把这些文章推向反党实为无稽之谈，与整三风的主旨背道而驰，何来真理！ 　　为此，不妨把接近这段时间文艺家的认知摘要：

　　——领头羊丁玲在《我们需要文艺》中写道：“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能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责任。”她是有区别的，接着指出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删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他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只说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诗人艾青的《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写得形象而深刻：“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 　　“希望作家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别人给他挠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别人挠痒的人。” 　　“等人挠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就用刀割吧。有沙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 　　“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

　　——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比喻更尖刻、辛辣：“深明历史演变的人，总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一时不容易清除的。于是有些机智的人士，就躲进那‘一时不易’的缝隙里去享受自己，好象一只黑猪在又臭又脏的泥圹里愉快地滚着，沉没着，既不怕玷污自己，把泥泞溅在行人的身上竟也再所不惜的。其实这种露骨的作风，不能算作‘机智’；也有一类人，虽然他也躲在罅隙里，而他的念念有词，却是一篇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天真的心灵，万想不到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

　　“一般地说，坦露的东西，比较好处理，比如他是个阻碍前途的魔障，我们可以使一种法术使他倒下去。假如有一团黑白莫辩的云雾蒙住了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茫然的，你一定会感到举步无主的。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的云雾不但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 　　．．．．．．．．．．．． 　　这些话虽然尖刻辛辣，却是文艺家，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家不仅高度一致，而且在方法上掏心置腹的真知灼见的诚挚晋言。

　　充其量作为一名小卒的王实味，不甘寂寞而摇旗呐喊。当我们将其放在那一时期所谓“暴露派”文艺主张和实践的铁砧上审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两文，从艺术力量上看确实无人堪比，但从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识方面分析，比起他的同道来，不过是森林下的一株小草，实在找不出什么新识卓见。

　　在“暴露”的文艺主张上，他与丁玲都从理论上作了令人信服的探讨，但从文笔上看，比起萧军等尚逊一筹。王实味的文章，往往在“顾全大局”思想指导下，没有宗派情绪和过于冲动的偏激和过头的言词，十分谨慎，比如他在主张“暴露”时不忘加上“适当”的限制词，也就是留有回环的后退余地。 　　不幸的是，他这两篇不能算代表作的文章却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受审判而名声鹊起，成为几十年来的文坛禁区，以至成为几代人的樊篱、桎梏和雷区，因此不能不花点笔墨。

　　写于1942年3月17日的《政治家·艺术家》短短两千多字，计31小节。 　　毋容讳言，捧起该文我无法释手。逐节而下，古典刘禹锡《陋室铭》的深蕴而浅显的哲理，宋玉《登徒子赋》的严谨逻辑，鲁迅的尖刻泼辣以及当代邵燕祥前辈的深广，一齐湧上脑际。整篇以意味丰厚而隽永的格言警句的格式表达思想，简洁明快而振聋发聩。 　　“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何等精辟！ 　　“人类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选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张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这不是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而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虽有编颇却不能说不是侧面的一种灼见。 　　“政治家与艺术家也各有弱点……这里划着政治家与政客的分界限，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抓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至于一般艺术家底弱点，主要是骄傲、褊狭、孤僻，不善于团结自己的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扎。在这里，我们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要把自己的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消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然道路。”解剖自己毫不留情，揭示文艺队伍的问题入木三分！

　　第后一小节专门写了鲁迅。“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的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有由这旧中国底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看到他的战侣是更可爱的，更可爱一点呵！”以伟大的鲁迅为昭示，策励现实文艺家群体，多么高明！ 　　为了节省篇幅，请有兴趣的读者找全文来读。我只想再引一段如珠的妙言是倒数第二小节，他写道：“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这一段的表述，不就是我们尊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缘由么？后一段不正是今天党、国家和人民对文艺家的要求么！如果不避机械类比之嫌，后半段的几句话，不正是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么！ 　　后来在批判王实味时有人认为他抄袭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作为作家无疑是严重的人格伤害，不能成立。仔细阅读两相比较，得鲁迅杂文精髓恐怕是事实。 　　第八节对革命队伍的问题以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旧中国是一个裹脓带血的，充满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的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这一认识何况在当时，就是拿到60多年后的今天也非“反动”而是推动。 　　王实味完全针对解放区现实的唯一杂文，是上世纪40年代以来被判了“死刑”而“臭名”远扬的《野百合花》，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却认为它虽有微疵而美中不足，必将以无畏的勇气、卓越的胆识，深广的见解而香飘文学史，以至彪炳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史册。 　　除前记外共分四节。 　　“前记”中的李芬已如前交待。作者坦言：“我曾不止一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力量和战斗的力量。”以思念一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作为创作动机，契合得天衣无缝。以《野百合花》为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动机高尚而圣洁无可厚非；其二，“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鲜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象征的手法寓着行文的目的，实属杂文中的上乘佳作。 　　第一节《我们的生活里缺少什么？》这是王实味真情实感的宣泄，却虚幌一枪，托两名女青年的对话作为感性材料切入“延安的生活缺乏爱的问题”。同时我也从中窥见王实味担心有人抓辩子、打棍子的忐忑心境而特别声明：“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 　　其实，当时涉及这一问题的杂文并不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直言：“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冲在最前头的萧军更是胆大包天地以之为题目，《论同志之“爱”与耐》更加泼辣，言词更激烈尖刻。 　　第二节《碰<碰壁>》实际是一篇思想述评，它是针对《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青年之页”第12期语丝栏目上一篇署名刘辛柏的文章《碰壁》而发的，也可以说是借酒浇愁之作。 　　理解投奔延安知识青年心路历程的王实味认为，不能简单地对青年人的“牢骚”、“不安”、“叫嚷”以官僚主义的态度简单地否定，青年人的纯洁、热情、勇敢“充满着青春的新锐的力，指出其缺点是不沉着不老练，建议把青年人的意见当“镜子”，显然是作者人生历练的感悟。 　　第三节《‘必然性’、‘天不会塌下来’与‘小事情’》，这是一剂全面认识和正确对待问题，防微渐的良药。他写道：“‘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去睡觉了。” 　　他揭示：“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不会塌下来’就不会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甚至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如警钟天鼓！ 　　警示人们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不要因恶小而为之。 　　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最后一节是《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肯定“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认为“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过程中……负责任更大的人，倒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 　　为《野百合花》震惊，不是为流畅的文字，而是深邃的思想。耽心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反复阅读，逐段甚至逐句推敲，实在闻不出“毒”味，看不到“反” 意，却从心底钦敬：这是一篇充满唯物辩证法的佳作，是一篇讨伐不正之风的檄文，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的呐喊，跃动着的是一颗忧党忧国忧民的赤子的滚烫的心。不是毒草而是鲜花——既馨香又能疗病的带刺并有点苦味的鲜花。 　　王实味受批判，被捆绑在一起的是一篇近万言的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 　　严格的说，“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首倡者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作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极待了解并极需解决的问题。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性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选》第500页） 　　这段重要论断，王实味的文章几乎全文引用，仔细研查对照，个别字句稍有出入，据温济泽前辈辨认，可能是发表时与后来收入《毛选》时的文字表述修饰略有不同。 　　毛泽东同志的灼见，得到了全国文艺界的积极响应。不仅在延安，还在沦陷区上海租界的“亭子”间，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进步文艺界、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课题。 　　当时许多文艺界、理论界的著名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没有统一界定认识的情况下，形成了各抒已见，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论争，在于它已不是简单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的大问题。因而对它讨论本身，必然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此前的上海，就有以在世的鲁迅为主将，胡风等为骨干的“民族大众文学”与周扬等倡导的“国防文学”之争。 　　到延安后，埋头于马列原著译介的王实味，几乎没有涉足文艺界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知因何冲动，他兴起而为文，并把攻伐的矛头，指向当时的两位文艺、理论界的权威：陈伯达、艾思奇。王实味开宗名义申明：“去年10月，笔者曾写过两篇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文章。它们的内容，除自己的积极意见之外，主要是批评陈伯达、艾思奇两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附带对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诸先生的意见略事批判。由于《中国文化》暂时停刊，及其它原因，迄今尚未发表……因此把两文合并并删节……成为此文。”无异于摸老虎屁股、向权威们挑战。撇开文章本身，仅从胆识上看，王实味提出独立见解的精神也是可贵的，应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