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结论）

【公布缘起】这部书稿的序言部分，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相助，已于2016年6月在该网发布。《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序言）》现在发布其结论部分。这部书稿已经完成两年，甚至已经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但是在出版社高层最后集体审查时，还是未能过关。给出的结论很简单：“暂不宜在本社出版”。责任编辑许琳女士告诉我的原因则更仔细。概略如下：“在中国出版学术图书，有别于做研究，也有别于在网络、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我看来，出版学术图书必须同时满足五个维度上的要求，一是政治性，二是思想性，三是科学性，四是规范性，五是可读性。而学术研究和发表网络文章则不一定要五条全部具备。学术研究侧重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网络文章更侧重思想性和可读性。出学术书难就在于五个条件都需要，出学术书容易在于只要五个条件都及格，而对五个方面的高水准并不深究。所以，可以在学术图书市场上看到思想性平平、科学性欠佳、无创新、四平八稳的图书。这些书的价值不高，但在现有的要求下是可以出版的。具体到您的书稿，从上述五个维度来审视，则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图谱，如果以1-5星来评价，1-2星算不及格、3星算及格、4-5星算良好，那么您的书稿的评分应该是政治性1分、思想性5分、科学性4分、规范性2分、可读性3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打分。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规则的书稿图谱：思想性和科学性很好，可读性也不错，但由于规范性和政治性得分不及格，特别是在我们社要求政治性和规范性的权重更高的情况下，想在我社出版，真的很困难。”

时代演变很快。不过两年，笔者发现，许多当时觉得超前的认识现在已经显得过时。为了避免更多地丧失时效，本人决定先把该书稿的结论公布出来。书稿的主体内容由于篇幅太大，还要找合适的地方和方式公布。

本人这两年来思想的演变的最大部分是，发现文明的冲突并不能概括当代世局演进原因的全部，甚至最主要的原因。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现在开始注意到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科技进步，是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西方陷入经济困境，以特朗普为首的人大叫是因为新兴工业国家首先是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无计其数的西方服务业岗位并没有被转移到东方，而是由于自动化、智能化而就地消失的。这个方向似将愈演愈烈，最后很可能成为将来世情发展的至少与文明冲突并列，甚至更重要的主导因素。

在本人那个书稿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此点。本人刚刚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发展，要到研究出一些成果，显然还需时日。有一个方便之处是：这个方向的问题还没有政治禁区出现，人们至少至今还可以基本上畅所欲言。那大家包括我就赶紧说吧。说不定几年之后，这里又会成为新的禁区。因为现有的好些概念，好像已经有了发展成禁区的潜质。比如：“超级人类/神人”，“无用阶级/失去被剥削价值的阶级”等。

总结论

长达五年的跋涉总算到了尾声，现在是做总结论的时候了。

说到笔者的新三个世界的划分，说到本人对自己的学伟问题的解答，自己的兴奋之情，难免会溢于言表。

根据统计，自本世纪以来，被媒体提到最多的题目，不是9.11，而是中国的崛起。

我想稍微慷慨一点，我认为这个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是早自18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即开始的东方世界的崛起的决定性阶段。这个东方世界的崛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光荣无法争议地属于日本。第二阶段的光荣属于四小龙。第三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光荣属于中国。前面两个阶段已经大体完成。这第三个阶段则正在进行时。第四个阶段则是前三个阶段向东亚的其余部分，主要是东南亚的扩展。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这四个阶段合在一起，就是笔者关注的核心，整个东方世界的完整崛起。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这个东方的崛起才会进入全盛的阶段。现在还是处于关键的进行时。

我现在是扛着一台巨大的望远镜在向前方遥望。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属于东方世界的壮丽前景。现在为时还有些早，我的预言至多还只能有50%的把握。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它说出来。其实三年前的2012年，在法国卢浮宫的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上，笔者就已经斗胆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猜想。根据这几年世事的演进和本人思考的发展。我把这个当时的猜想加一些修改补充，重新提出。为了让大家比较方便记忆，笔者把它再次命名为刘学伟猜想：

自1848年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有很多的迷失与教训，也留下了大量的宝贵遗产。其最大教训就是（至少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私有制不可消灭，计划经济不可取。其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已经成为欧洲主流政治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主义。

渊源更远的西方自由主义/西式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则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又一个巨大的迷思（迷失）。这个思潮引导了二战以后西方的全盛。但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盛极而衰。

本书描述的东方世界的崛起，可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选择。就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西方自由主义是正题。共产主义显然是反题。而中国将来要去闯出来的路，可能是一个合题。它完全可能是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东方自有的民本主义/选贤任能/天下一家等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

产生这个思考的最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并不依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谓疯狂的崛起和与之并行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缓慢的但是全面的衰颓。

我所理解的东方/中国崛起的原因，本书中已经详述。而西方的开始衰颓，本书陈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个衰颓首先是遵循一般的正态曲线规律，任何一个庞大的事物都难以逃脱发端成长极盛衰落最后消亡的轨迹。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经极盛还是其实后面还会有许多的更盛的阶段，当然还不好断言。但笔者的确倾向于认为二战结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的极盛-黄金时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国再难取回它在柏林墙倒塌后不过拥有18年的天下无敌，独孤求败的状态。而新的对手那就是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出现这种状态有很复杂的原因。其经济方面完全超出了本书的主题，不予讨论。在政治方面，笔者个人认为则与政治平均主义走得太过远深切相关。为此，本人还开出过另一个很可能是大而无当的药方：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术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似乎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笔者的结论永远都是中庸的。比如对西式民主，本人还是认为，这一套理论，对西方世界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是其中有许多的漏洞或破绽。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西方人怎么可能全盘放弃这一套理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在严肃的现实面前，对他们的民主理论做一些可能是痛苦的，但的确是必须的修正。而这个修正，绝不可能是朝着更多的民主、更直接的民主的方向，而一定是适当的退行。

但是这一套理论，对非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对那些不发达，甚至极不发达的国家的不适用性，则是本书反复陈述的重点。本书还进一步陈述，抛开政治不谈，仅仅是单纯的发展问题，甚至仅仅是起码的社会秩序问题，对许多的（极）不发达国家，都有难以解开的困局。

第一章  西方世界的总结

第一节  西方文明的特质

西方人究竟有一些什么特质，使他们与地球上其它所以地方的人都迥然不同呢？这些问题，多少年以来自己就在仔细思索。已经有了好些体会。

早在上大学的时代，三十多年以前，笔者就已经体会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文明特质，就已经迥异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所有文明。希腊与非希腊（蛮族）的划分就已经成型。不过当时希腊人所称的蛮族倒并不包括中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中国，（就像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知道有希腊。）就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也没有打到中国。假设打到了，他们恐怕也没有资格把那时的华夏人称作蛮族，马其顿的重甲步兵方阵也不一定打得过当时中国秦朝的虎贲之师。

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的那些独创的特质，第一个是从公元前12-8世纪的荷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中就可以看出来的精神特质：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相对的王权、相对的神权。神太多，权威有限。王太多，互不相服。人间英雄太强，不仅敢向王，甚至敢向神挑战，还时有成功。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是分立的城邦文明，工商业文明。在上古时代，除了希腊-罗马[①]，其余的所有文明，似乎都是建立在大河平原上的（新大陆的玛雅和印加文明例外）农耕文明，到最后几乎都发展到大一统的普遍国家阶段（汤因比用语）。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只有在古希腊和罗马，生长过虽然仅在自由民范围内的民主（希腊城邦）或共和（罗马）政治制度。而且我早已明白，没有第二个特质，就不会有第三个特质出现。

西方文明第四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就是理性主义。看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都还要学习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三大几何难题（化圆为方、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阿基米德的浮体定律，已经可以想见，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西方诞生。

我也知道，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在南欧的波河流域和北欧的莱茵河流域，再次出现过类似古希腊城邦的的独立或自治的工商业城市群体。在这些城市中，城邦范围的共和制重新诞生。就是在那个中世纪，世界的其它地方，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比如中国的宋朝、元朝，有很多庞大的手工业商业城市，但都完全隶属于农业帝国，从未在政治上独立，即使是自治也闻所未闻。因此也从未听闻哪怕是多少有些共和意味的政体从这样的城市中萌生。

我也知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这个时代的欧洲城市中诞生。我也知道，西欧王权的一直软弱，使得乡村和城市的贵族们有可能向王室争权，以后的商人们又可以向贵族们争权。

在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后，笔者当然对这些特征理解得更加地清晰与完整。而且还更明白了，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它们与西方人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下面是本书引用亨氏最长的一段文字，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从1492年的哥伦布航海开始，西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急剧扩张的阶段。前面五个世纪的栽培，终于到了结出硕果的时代。

几百年下来，西方的霸主或领头者，都换了好多轮。从最初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到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再到建起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再到二战后的霸主美国，西方一直在飞速地与时俱进，世界领袖的桂冠甚至挑战者的资格也始终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手中流转。但是这八大特质，一直被完好地共同继承。

除了这八大特质，西方文明现在又多出了强大的现代性，强大的工商业、科技和军事力量。这些现代性如此显眼，以至于常常把上文说到的确立更早的八大特质给掩盖掉，以致一般人都关注不到。更少有人想到，其实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它们的西方性之上的。因此也就更少有人想明白，为什么西方的文明，包括现代性和西方性，都是那么地难于在其它文明中复制。

第二节  发达西方与成熟西式民主

有了前面的铺垫，现在要去理解为什么西方能够率先工业化和建立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就容易多了。

无需否认，在当今世人心目中，这个西方世界的确是和富裕、发达、民主、自由的概念相连接。现在我得开始把这些概念细化一些。

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为欧洲人所独创，这一点毫无疑义，毫无争议。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完整与先进本人也并不质疑。本人要质疑的首先仅是这些东西的普适性。至于这个制度在西方文明内部运行也会出现的缺陷，则是第二位、本书并未深入讨论的问题。

关于西式民主制度的实施是否需要条件，一直以来有争议。本人不从理论出发，只从本书从头到尾征引的无数统计数据出发，归纳出这类制度的成功运行，依赖于好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其实已经很多人论及，绝非本人独创。

首先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是，这套制度，在北欧那些君主立宪的国家，运行得最为成功。其次是北美、澳洲。其次是中部欧洲。再其次是南部、东部欧洲。再其次是拉丁美洲。合起来，就是欧洲、美洲和澳洲。以上地区国家都有一个共同性质，就是他们都是欧洲血统，雅利安/高加索人所创，或所主导。笔者就把它称为欧洲血统，或西方文明。不具有这个性质的西式民主国家当然也有，但的确不是主流。

下面开始从富裕程度和西式民主程度两个向度来分析发达西方文明。

发达国家就是富裕国家，人均超过两万$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人均一万$则是初步发达或称准发达的门槛。

在本书讨论的158个案例中，达到2万以上的政体共37个，雅利安人总占主导的西式民主国家占26例。西亚石油富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曼、巴林占6例。亚洲新秀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共5例。这些政体，除了6个石油富国，都是高素质水平俱乐部成员。

4万$人均以上的俱乐部一共有21个成员。16个属于欧洲黄埔嫡系。除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3个石油富豪外，只有新加坡、日本2个例外。就是把标准降到三万$，成员数增至26个。非嫡系的也只增加中国香港1个。

一个完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垄断了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富裕与西式民主。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欧洲教徒，可以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现代工业文明和那充满独特的、西式现代政治制度？

这个题目太大，本人于此时此地，的确无法尽言。只能极为概略地说几句。

西方人能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第一有利有力因素应当是从希腊时代就创立并被继承的理性主义和精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就是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因多国分立而不可能成型的思想禁锢。中世纪的天主教廷本来有这个能力（比如烧死布鲁诺），但这个能力已被宗教改革在一多半的欧洲击溃。第三就是工商业文明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对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各种创新的内在需求在激励和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四繁荣的城市工商业文明以行会为原型，自然而然地、循序渐进地发展出来了各种程度的共和制度。

500年的繁荣，为西方文明筑起了强盛的丰碑。它们在几乎一切方面，都领先非西方世界太多。之间鸿沟的缩小，仅仅在1970年代以后才缓缓地开始。东西方之间，那决定性的交换优势地位、天平倒向的时刻，还远远没有来临，也还没有100%的把握去断言这个时刻就一定会来临。现在有的，只是一系列的一边在衰落、一边在崛起的征兆。

还是无法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在西方文明区域以外，只有太少的国家/政体，发展到了真正的富裕。只有更少的国家/政体，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本书中笔者反复提到的自己的基本的、最大的逻辑困惑：既然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制度并无加速发展的效应，何以现在世界上那30来个发达民主国家（占全球15%的人口），可以拥有比其余所有国家（占全球85%的人口）多出九倍的人均收入？它们在当年肯定是长期地可靠地拥有比其余的世界高得多的发展速度才可能导致这样的悬殊结果。那么它们当年的速度来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的仿效者不能重复它们当年在经济发展上的制度优势了？

这个问题笔者当然已经思索许久。本人的结论有四个：

第一：当初欧洲人拥有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尤其在军火方面。而现在的不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本没有这种悬殊不同的科技水平。

第二：凭籍技术尤其是军事优势，当年的西方对整个世界有极其野蛮疯狂的掠夺。而现在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优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掠夺。

第三：当年的欧洲人拥有的政治制度与今天是不同的。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与它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发展中的受到限制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现在它们向世界推销的对他们自己都已经过度成熟的，对发展中国家则很可能是超前的普选民主制度。

第四个理由还是素质水平。只有东亚国家拥有媲美甚至超越欧洲国家的平均国民素质水平。这就是至少东亚国家能首先追上西方的根本武器。而这个武器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

笔者的又一个结论是：光有西式民主并不能带来富裕。西式民主与富裕很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门十分不同的学问，必须也可以分别修习。但是要把这两门功课都修习成功，都需要足够的素质。

笔者的第六个相关结论是：与其说西式民主是发展成功的条件，不如说是发展成功的结果或者说成果。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西式民主等意识形态和多党普选轮替的政治制度，都是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如果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的发展程度，而要去模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很可能就会像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难免收获南橘北枳的结果了。

同理，如果果树的根系吸收营养的能力、枝叶光合作用的能力由于整株果树的日渐衰老无法阻挡地走向衰退，那些曾经芬芳的花，曾经香甜的果，都会逐渐地失去其芬芳与香甜的。

笔者现在对西方人已经多了一点理解。他们不是没有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挣钱本领，就是科学和技术。但是只有很少的（曾经的）欠发达国家有能力把这些科学与技术成龙配套地学过去。这个发达国家群体与除东亚政体以外的欠发达国家群体的国民素质水平上存在的现实的明显差距，不是西方的过失。

不止是我，好些西方学者已经总结归纳：只要有了足够多的西方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自行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西式民主社会/国家。衡诸西方的殖民史，我不能说这个归纳没有根据。

但是，今天的他们，已经没有了300年前的殖民时代和150年前美国西进运动时代的锐利锋芒。假设现在再给他们一块美洲澳洲那样的白地，他们已经不可能独自再创类似的辉煌。比如说，需要的大笔资金，往哪里去借？借那么多钱，能没条件吗？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他们还可能自行生产吗？建那些高楼大厦，他们还肯自己动手吗？若是都靠放进来的移民，多了以后尾大不掉又怎么办？这个文明，真的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笔者还想提醒大家，其实西方人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他们的文明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就在一代人（30年）以后，欧洲的欧洲血统人口的数量极可能就会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变成少数。欧洲人显然即无法阻止非欧洲血统的也非欧洲宗教信徒的人口的增加，也无法阻挡他们用一人一票投票的方式让体制和政策慢慢地偏向外来种族的利益。（总有一天会在欧洲选出一个接一个的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当总统。）他们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捆死，可能像被温水煮死的青蛙一样，自始至终都无法叫一声。说句难听的话，现在南非白人的境状，可能就是欧洲人30-50年后将遭遇的境状的预演。

笔者在这里常听见那些欧洲人说一句话，叫做：“惹不起，躲得起。”说的是，一旦街区中外来族裔太多，欧洲人就卖了房子搬走。街区的房价自然会因此而暴跌。但那自是“在所不惜”。问题是他们将来可以躲的街区/城市会越来越少，然后是可以躲的国家都会越来越少，直至无处可躲。

不过也有例外，亚洲人多的街区，房价可以被炒得比欧洲人聚聚的街区更贵。

据说在美国已经出现一种名叫“西北阵线”的设想。说的是，一部分美国白人设想，在非裔较少的美国西北部建立一个白人和东亚裔为主要种族的国度，认为这才是美国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不过欧洲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设想。

西方文明的第二区东欧、第三区拉丁美洲，在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有足够的讨论。这里没有单独的进一步结论。但在下一节，还会与发达西方一起讨论。

第三节  西方世界总结

西方世界发展的第一个特质是他们的发展互相靠近。当然三个子世界的界限还是相当明显。不过从左下到右上的大趋势也相当明确。一波一波，大部分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都会上去的。

看到相当大一部分拉美国家的素质水平其实与除东北亚以外的其它亚洲国家相当。他们现在的整体人均收入能达到9644$，也真是沾了西方文明的光。

现在我们用下页的上图来看西方世界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比上一张图还要明确，中轴线很窄。从左下到右上的趋势非常清晰。所以我说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都是可以预期的。

70个国家中，只有四个离线，都可解释。俄罗斯、白俄罗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歧视了。古巴和委内瑞拉都是拉美的左派国家，民主一方面是少点，一方面也是受歧视。

现在用下页下图来看发展速度。

高素质水平，富裕的发达西方发展不动实属正常。东欧国家一部分发展快，一部分发展慢，有治理和素质两方面的原因。不够富裕的拉美国家多数发展速度都还行。所以我说他们能上去。

现在可以做最后总结了：

西式民主制度要成功良好运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8分以上），应当拥有的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该国最好处于西方世界区域之内。拥有那八大欧洲文明特质的全部或大部或至少一部分。

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人民，应当拥有相当高的国民素质综合水平。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应当已经足够的富裕。

第四个条件是：该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这四个条件都有，西式民主，那就是水到渠成（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情形）。

如果能满足第二到第四个条件，那就还有可能（东亚的3-5个政体的情形）。

如果只能满足第二个条件，那就还得努力先去达至第三、第四个条件（比如中国），然后还得看该国民众和精英的意愿。

如果只能满足第三个条件而不满足第四个条件，就是有富裕（阿拉伯石油君主国），但没有足够的工商业中产阶级，西式民主依然不可行。

第二章  非西方国家的四种发展类型

第一节  有望、接近和已然成功的28国的两种类型

一直在关注，非西方政体，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达到了2万$的人均收入水平。笔者把它们称作发展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同样一直在关注，非西方政体，还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进入了1-2万$的关键发展区间。我把它们称作发展接近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依然忘不了关注，（尤其因为中国正在其中。）那些人均在5000-10000之间的非西方国家。我把它们称作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如下表所载，这三级两类国家/政体共28个。其中已然发展成功的政体有11个。5个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即四小龙），靠的是发展工业或商业。6个在阿拉伯半岛（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巴林和沙特阿拉伯），靠的都是出口石油。同时应当注意，这11个政体中，只有4个人口超过千万。这些国家/政体，靠工商业致富的素质指数都高；西式民主指数则都在中等以上。靠出卖资源的国家素质指数中等而西式民主指数都低。

发展接近成功的国家有7个。它们分别是4个盛产石油而低西民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利比亚、加蓬和哈萨克斯坦）；3个在努力发展工商业，并且西民指数不低（土耳其、黎巴嫩和马来西亚）。7个国家中，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人口超过千万。

余下的10个国家，笔者称之为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国家。其中2个在东亚（中国、泰国），4个在撒南非洲（博茨瓦纳、南非、安哥拉、纳米比亚），4个在中西亚北非世界（阿塞拜疆、伊朗、阿尔及利亚、土库曼斯坦）。其中2个靠的是工商业（东亚的中国和泰国），2个大体一半靠资源、一半靠工商业（南非、博茨瓦纳），余下6个都是资源出口国，多数是出口石油天然气，也有少数是大规模出口其它矿物。这10个国家中，有6个人口超过千万。尤其中国的人口超过13亿。这些国家，有4个西式民主分在6分以上。（泰国、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其余西式民主分都很低。

其实把中国称作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国家真是委屈了它，因为它成功的希望太大，规模也太大。而把泰国称作大有希望又显得抬举。因为那里正忙着闹革命，迅速发展的希望日渐渺茫，虽然它的西式民主分数比中国高出一倍还多。

下表按素质水平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八个东亚国家和西亚的土耳其是平均素质水平最高的9个国家，它们全部都是靠工商业致富。黎巴嫩也是靠商业致富，它的素质水平略差。

余下的所有国家，素质水平都在87.1以下或不明，除了南非和博茨瓦纳，它们全部都是靠出口资源致富。

这两条道路的分野极为清晰。只有南非和博茨瓦纳有些模糊。这两个国家全民的平均素质水平不高，但南非有10%的欧洲裔。这两个国家的西式民主指数在整个非洲都是最高。应当承认发展得相当成功。尤其是博茨瓦纳，那里的欧洲人很少，有此成就，实在值得敬佩。只可惜国家太小，仅203（老数据187）万人口。

表9.3：  非西方文明中成功与接近成功发展的政体概况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在欧洲血统以外的地方，任何工业文明，甚或任何起码富裕以上的国家，都那么的稀少？为什么离了欧洲血统，离开出卖资源，再离开东北亚的高素质水平圈，就没有任何国家成功致富（人均收入2万$以上）？

[①] 其实希腊之前，还有过腓尼基城市文明，和罗马同时也有迦太基城市文明。因规模太小，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