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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日云：特朗普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一個中規中矩的人，也是被社會环境和輿論徹底塑造、被曆史慣性裹挾的人。

只有像特朗普這樣極有個性的政治家、意志頑强的猛人，才能有獨到的眼光，看清美國正确的方向，並不顧天下之洶洶，勇猛前行。他让一些人欣喜若狂，让另一些人心烦意亂。他是一顆帶刺的苦果，但也許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来源：公刑枴皬牡廊粼啤�   作者：叢日云

叢日云：各位下午好!很高兴有機會在這個場合和大家交流。根據會議主辦者的設計，今天的话題主要是王建勳教授的大作《驯化利維坦》，並借“驯化利維坦”這個话題討論一下關于特朗普的爭論。

建勳是政治學專业的海歸博士，他以少有的專注和真眨瑑A注多年心血，研究和傳播当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理論。此次奉獻給讀者的這部大作，服膺古典自由主義原理，以美國憲法爲現代政治建構的典范，對有限政府、分權制衡、聯邦主義、基本人權保護的基本內涵和理論依據做出了系统的闡釋。在摒棄西方左翼學者對古典傳统的曲解的同时，也着力澄清了彌漫于國內學界的重重迷霧。既有學術研究的深度，又有很强的可讀性，可靠而有效地向讀者傳遞了關于現代政治文明基本制度和觀念要素的理論和知识。這本書的核心宗旨即如書名所示，是“驯化利維坦”，即如何規范、限制、制约、監督國家權力，這是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只有國家權力得到規范，人民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國家的富强與社會的和谐才有可能。因此，有關的理論需要不斷地澄清和辨析，有關的知识和價值觀念需要廣泛傳播，這關乎我們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敗。由此可見，建勳做了一件很有益的工作。 

建勳這部著作在其出版之際，遇到了一個新的挑战，那就是美國選出了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總统。許多人擔忧，美國的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題或本来就有问題？怎么會選出這么不靠譜的總统？這個被視爲限權政府典范的制度，是否會被特朗普所顛覆？權力的蛔踊龟P得住巨獸嗎？國內學界和社會輿論在這個问題上發生了尖銳的爭执。有人調侃说，特朗普是不是搞亂了美國不知道，他肯定搞亂了中國。所以，按會議主辦者留的作业，我想借此機會，進一步發揮建勳這本書所闡釋的基本理論，也試图澄清在關于特朗普的爭論中所表現出来的一些認识誤區。

1、驯化利維坦，走出强化權力的死循环 

經常有人说，中國人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怀比較淡漠，其实一般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很强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那就是權力拜物教。所以，現代中國人擺脫崇拜和依赖權力的心魔，對權力形成比較清醒的認识和持一種適当的態度是比較困難的。對于權力的認识，有两種極端的思想，一個極端是崇拜和神化權力，相信權力萬能，希望用權力解決一切社會问題，所以，權力越大越好。另一種，是將權力視爲萬惡之源，因爲權力腐蚀人，許多由權力所管制的问題，其实正是權力制造出来的。消滅了權力，一切社會罪惡就都迎刃而解了。現代政治文明的主流傳统是在這两者之間取一個平衡的立場，那就是，權力是不可避免的惡或不可避免的禍害。首先權力是惡，但是没有權力的無政府状態可能是更大的惡，所以，两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以勉强的、有條件的態度接受權力，同时對它保持着怀疑與不信任。正因爲如此，就要設計完善的制度来控制它，防止它危害人類。 

令人恐怖的利維坦

我們審視一下中國曆史，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中，權力雖然不能说是萬惡之源，但它肯定是首要的惡之源泉。中國傳统社會大部分的災難是權力造成的。统治者的權力太大了，没有受到規范（即驯化），没有分割，没有限制，没有有效的制约，這種無限制和任性的權力本身就是人類災難首要的根源，它可能超過了自然災害，超過了傳染病，超過了所有土匪强盜、流氓小偷制造的罪惡的總和。從世界范圍看，中國傳统社會有着最强大的皇權，同时也有最频繁、最严重的社會動亂和生命財産的損失。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前者正是後者的主要原因。然而，强大的權力內化爲人們的政治心理，制造了神化權力的幻像，甚至制造出權力拜物教。当社會出現了问題的时候，人們习慣于向權力求助，希望通過强化權力来解決问題，這無異于缘木求魚。强化權力有时會暫时解決或缓解一些表面的问題，但是强化的權力無異于給惡之源头補充更多的惡的能量，從而制造出更多更严重的災難。這樣，我們就陷入了一個死循环：權力越大，社會的苦難越多；苦難越多，越求助于强化權力。  

對各民族来说，驯化權力都是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主題，也是一個難題。相對来说，西方文明在這方面多一些正面的經驗和有價值的思想積累。西方政治思想史两千多年，驯化權力的探討大體可分爲两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古希腊羅馬城邦时期，它側重于權力歸屬问題的思考，認爲只有將權力交給人民来控制，才會避免其危害人民。按這個思路，産生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古羅馬的共和制度。但是，人民控制權力可以保護人民共同體的利益，却無法保障共同體中個人的權利不受侵害。于是，從中世紀開始，西方人又轉而思考權力的性质、范圍和界限问題。通過這個问題的思考，西方人産生了限權政府的觀念。將政府權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也就是人們過共同的社會生活所必須的最小范圍內。在這個范圍之外，就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沿着這個思路，西方人形成了規范權力、约束權力、制约權力的优良傳统。

在建勳的書裏，詳细闡述了美國憲法在這方面的構思。美國憲法是成功的，它在高效能的政府權力與對人民自由和權利的保障方面達到了比較適当的平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發展的政治成本，在政治法律上保障了美國的安定、富强和繁榮。如果你了解西方政治史，你就會清楚，美國憲法是两千多年西方政治智慧的結晶，当年那些“國父”們在費城那個小房子裏爲美國設計未来的时候，他們腦子裏有二千多年西方政治思想的積累，有西方在控制和規范權力方面大量的經驗和教训可供參考

中國曆史的一個悲劇就在于，西方人两千多年探討的两個核心问題，即權力的歸屬问題和權力的界限问題，亦即由人民来控制權力與爲權力劃定適当的范圍和界限的问題，我們從没關心過。這使我們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缺少傳统的支撐。中國的政治傳统關心的是治國之道的问題，所谓“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此務爲治者也”。思想家們殚精竭慮，專注于怎樣組織和运用權力，以達到高效的國家治理。其思維的慣性，就是强化權力。這個思維慣性到今天仍然十分强大。

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鸠系统地闡述的現代分權制衡思想爲美國制憲者普遍接受。關于分權制衡的理由，孟德斯鸠写道：政治的目的是自由，而對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掌權者濫用權力。遗憾的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爲了防止濫用權力，就要以權力制约權力。孟德斯鸠的這番话，每句都有千鈞之重。他明确闡述了一條政治鐵律，其意義絕不次于牛頓發現的自然規律。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那就意味着，權力在本性上具有一種自我膨胀、擴张的內在趨向，用什么来限制它呢？只有用權力，用其他的權力来阻止它。每種權力都是洪水，都要向外溢出，但它對別的權力来说又是堤壩。每種權力都有擴张的內在沖動，但其他權力擴张的內在沖動，則是它擴张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權力做適当的分割，使其到達到一種平衡，使每一種權力都受到其他權力的監督和制约，這是防止權力擴张的有效的制度措施。美國憲法制定者就是按照這樣一個思路，制定了一個具體的分權制衡方案。

一直以来，人們相信美國已經成功地驯化了權力，但如今特朗普来了，他的言行常突破有着深厚民意基礎的“政治正确”，發表攻擊司法機關的言論，怒怼主流媒體。這头沖進瓷器店的野牛，會破坏美國的分權與制衡制度嗎？

2、驯化利維坦就是驯化總统嗎？

说起驯化權力，許多人很自然地將其理解爲是針對國家或政府領導人而言，驯化利維坦似乎就是驯化總统。可這種理解是一個严重的誤區，根本就没有把握分權制衡設計的本意。当人們以這種方式理解美國的问題时，就會出現明顯的偏颇。17—18世紀的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都是針對國王權力的。英國人認爲國王權力的上升，破坏了權力的平衡；法國人認爲國王的權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破坏了分權的結構。革命就是以一種激烈的方式驯化王權。但是美國建國时期面臨的却不是一個强大的王權或行政權力，美國人是要以强有力的聯邦政府的權力取代軟弱的邦聯的權力，在提升權力的同时，對其予以有效的規范，即建立一個受到有效規范的强大的聯邦政府。

不過，這裏所说的聯邦政府權力不是狭義上的政府權力，即行政權，而是廣義上的政府權力，即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者。驯化利維坦是驯化國家權力，不光是國家首腦的權力。如果在一個三權合一的國家，驯化利維坦就是驯化國家首腦，但在美國這樣的三權分立國家，驯化權力意味着三種權力都是驯化的對象。孟德斯鸠讲的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意味着一切權力都需要受到制约。哪怕幼兒园的阿姨、看大門的老头、家裏雇的阿姨，都有權力，都有可能濫用權力，都需要相應的監督和制约。

既然所有的權力都有走向敗坏的內在趨向，都需要制约，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國會和法院的權力也要受到制约，而總统就是制约國會和法院的力量。不是光有國會和法院監督和制约總统，还有總统監督和制约國會和法院。制约是相互的，不是單向的。制约的方式有时是和風细雨的方式，有时是激烈對抗的方式，只要是合法的和非暴力的，就是正当的。

有些人觀察美國，把中國的问題意识轉移到美國，把他心中的中國问題当成美國问題，這樣就會誤判美國。其实当初在圍绕着美國憲法的爭論中，聯邦派擔忧國會權力，民主派擔忧司法權力，對總统權力的擔忧反倒比較少。對國會權力的擔忧反映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那一條就是針對國會的。它的表述是：“國會不得制定-----的法律”，這就是在以作爲高级法的憲法限制國會的立法權。傑斐逊是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奠基者，他最開始擔忧的就是國會權力，認爲“173個暴君”（当时國會議员數）會造成“選舉出来的暴政”，很可怕。後来他有一段时間又擔心總统權力，怕總统搞獨裁。再後来，等他当了總统了，才發現總统屬于弱势群體，就像我們有官员说“我們公務员是弱势群體”一樣。這时他又擔心起法官的權力来。他覺得，九個大法官不經民主選舉，还是终身制的，如果他們成爲最终的裁決者，就會産生终身制的寡头统治。

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對三種權力都不放心才是正常的，只擔心一種權力是錯誤的。三權分立的精髓就在于没有一個權力高于其他權力，没有最高權力，没有终極權力，不承認霍布斯、黑格爾和施密特的邏輯。可是，如果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裁決，是不是最终裁決？它还能被推翻嗎？如果三權中有一個是最终裁判權，權力的分立和平衡就被破坏了，它事实上就成了最高權力。霍布斯当年就揭示了這個難題：如果实行法治，就要在主權者之上設立一個裁判者，這樣一来，那個裁判者事实上就成了最高主權者，而這個裁判者也需要一個裁判者，如此循环不已。這個推論被稱爲“霍布斯悖論”。在美國的分權制度下，這個難題没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只有靠三權之間在對抗中的克制和適时適当的妥協。羅斯福在实行新政改革期間，就曾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阻遏，羅斯福甚至准備改革最高法院制度，剝奪其絕對否決權，僅保留其擱置否決權。結果是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定的妥協而化解了沖突。

当特朗普就移民法令问題和法院發生沖突的时候，許多人認爲他破坏了法治，其实，他所作的仍然在三權分立的框架之內，是三權之間正常的權力博弈的一部分。当然，人們會聽到法官們對特朗普破坏法治的批评，但在這個沖突中，法官們作爲一個职业群體，有其特定的职业立場和思維方式，他們傾向于維護司法權，這是很自然的。作爲觀察者，我們不能僅按沖突中的一造的说法爲沖突定性。總统是三足鼎立的權力結構中的一條腿，他有權批评甚至在一定范圍和限度內對抗司法權。按分權制度的設計，三條腿中的任何一個放棄自己的權利，放棄對其他两權擴權和濫權行爲的抵制，都是失职，也是對三權分立權力結構的破坏。

3、總统是否應該成爲民意的木偶？

人民的權力要不要受到制约？在有些人看来，提出這樣的问題就是反民主的。在推翻皇權或王權之後，人民被奉上王座，几百年来，人們已經习慣了對人民的神化。人民至上，人民的權力不容置疑，不能打一點兒折扣。其实，所有掌權者都容易濫用權力，權力敗坏的鐵律也適合掌握了絕對權力的人民。

古代雅典民主極盛时代，人民廣泛深入地參與公共決策。但雅典人民不时表現出無知或短見、非理性的情緒化、易受煽動等特征。處死蘇格拉底是一個典型案例：在公民法庭的第一輪投票中，僅以微弱的多數判蘇格拉底有罪，但在被蘇格拉底激怒後，第二輪投票却以压倒性多數判蘇格拉底死刑。曆史文獻記載了一些戏劇性的場面：他們有时受到無原則政客的煽動，或一时情緒用事，做出一項決定，接着又後悔，改變了決定，于是派船去追趕先前派出的傳令船。

就國家屬于人民而言，人民主權、“民意即天意”是不錯的，但在設計制度时却不能這樣簡單地處理。人民主權的实現需要經過复杂的機制，而民意與公共決策之間也不是直接對應的關系。人民主權需要與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分權制衡的制度機制相協調，民意通過精英的過濾、缓沖和提升機制，才能成爲公共決策。

鑒于人民的權力也一樣會濫用和敗坏，一樣會侵犯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美國的制憲者精心設計了一套間接民主和權力制衡機制，其要義是在民袇⑴c和精英治國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人民內部精英和大兄�間的平衡機制，是對人民權力制约的主要設施。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今天的美國，這個平衡已經被打破了。總统和參議员的間接選舉變成了直接選舉，傳统由精英控制的組織如政党、工會、教會等在衰落，大袀髅襟w和新媒體技術改變了政治生態，也使民心軌驈V泛深入地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加上民袇⑴c意识的持續成長，傳统的“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型的政治參與已經轉變爲“挑战精英”（elite-challenging）型的政治參與（英格爾哈特用語）。精英被邊缘化了，成了民械膄ollower(追隨者)。美國憲法設計的精英對民械闹圃寂c平衡機制被破坏了。

今天大多數學者和公卸紵o保留地肯定民袇⑴c的擴大，“越平等越好”和“越民主越好”成爲不加置疑的公理。在這方面，中國學者也容易將中國的问題意识轉移到美國。当他們以美國爲樣板来推動中國政治參與的时候，容易片面地贊揚美國民袇⑴c的擴大。其实“越平等越好”和“越民主越好”的原則本身就是民粹主義，西方民主就在按着這個慣性在向民粹主義滑落。

美國民主被稱爲“代表制民主”，這裏的代表不光是國會議员，其实選舉産生的總统也是代表。在西方，人們對代表角色的理解一直有“委任代表”（mandate）與“獨立代表”（independent）之別。前者認爲代表者必須聽命于被代表者；後者則認爲代表得到被代表者的授權，能夠獨立行動，而不是被代表者的傳聲筒。我更傾向于後一個觀點。不過，在美國建國时代，即使按前一種方式理解代表，在那個農业社會的信息技術條件下，民袑ζ浯�表的控制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借助于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和民薪逃�水平的提高，前一種代表則可能完全成爲民胁倏氐哪九迹�這違背了代表制民主設計的本意。

建勳剛才讲到，和過去相比，總统的權力變得大多了。這也是中外多數學者的共识。我的理解是，總统管的事的确多了。美國建國的时候是農业社會，聯邦政府的职能非常有限，甚至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官僚制度和像樣的常備軍。到19世紀中後期的时候，馬克思恩格斯主张無産階级獲得政權必須打碎资産階级軍事官僚國家機器，但是，他們認爲，美國可能是個例外，因爲美國没有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現代社會生活和美國的國際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需要總统管的事顯然多得多了，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自由度大了、自主性增强了，更不意味着在三權当中，他的相對地位上升了。何況另两種權力管的事也極大地增加了。

許多人擔心，美國總统權力過度擴张，甚至出現了“帝王般的總统”，威胁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而特朗普又是一個具有獨裁作風的總统，簡直是雪上加霜，美國民主分權制度汲汲可危。我的觀察與此相反，我覺得美國總统已經成了受民意操縱的木偶，克林頓、奧巴馬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們按民意測驗的風向標来执政，完全被民意測驗所左右。這樣一来，政治家就放棄了自己承擔的獨立角色，惟民意馬首是瞻。按我的理解，在代表制民主制度下，總统得到民械氖跈啵�就應該有相当的自主性，按自己的意志治理國家。有的时候，甚至要抵制民意的强大压力。不然就不配一�€政治家的稱號。國家行政首腦應該有远見、有全局意识、權力集中、靈活反應、集中專业知识、掌握和运用政治技巧或藝術、还需要某種程度的保密。治國是一門藝術，特別是處理一些复杂问題时，政治家的高超的藝術至關重要。無法想象靠民意測驗治國會有什么高超的政治藝術，有远見的治國方略。如果總统没有相当的獨立處置问題的權力，没有獨到的見识，没有强大的個性，爲民意所綁架，必然是平庸甚至低能的總统。處處討好公校�就會降低治國水平，結果是辜負了民械奈�托��

這並非對民主的否定。民袑偼常创�表）的控制權體現在，如果對他的表現不滿意，可以在下次選舉时更換他；如果他有渎职、濫權、腐敗等行爲，就啓動合法的程序懲罰他。但是，民胁荒苤苯尤ブ笓]他這樣幹那樣幹。民羞x舉了他，就意味着授權給他，剩下的事要交給他去做。所以，特朗普的特立獨行，並没有超出制度授權的范圍，分權制衡制度對他的约束是强大可靠的。最多，他把自己的角色理解爲得到民惺跈嗟摹蔼毩⒋�表”，而這種理解，在我看来，才符合代表制民主的本意。

4、媒體越位还是總统損害新闻自由？

被廣泛誤解的还有總统與媒體之間的關系。在特朗普與媒體的沖突中，人們普遍站在媒體的立場上，抨擊特朗普的言行，甚至擔心美國新闻自由和輿論監督的命运。這裏我們需要再一次重复政治學的那條鐵律，即所有的權力都容易被濫用，所以都需要監督和制约。媒體也是一種權力，在美國被稱爲政府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或“第四部門”，甚至是“無冕之王”。有學者認爲，媒體的權力实際上超過了政府的三個部門。既然如此，它的權力也有一種自我膨胀的傾向，也容易被濫用。雖然它主要承擔着監督政府的职能，但它本身也需要受到監督和制约。

我們常说，“總统是靠不住的”，同樣，媒體和媒體人也是靠不住的。這種估計基于同一個假設，即人不是天使，人是有缺陷的動物。媒體人有自身的利益和职业习慣，具體的媒體作爲一個商业化的公司也有自身利益，整個媒體行业也有特殊利益。所以当人們看到連右派媒體也批评特朗普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以爲總统鐵定是錯了。不一定，那種批评可能只是出于媒體行业的特殊利益。特別是美國式的商业化媒體，片面追求滿足收視率，迎合受械娜の叮�其傳播的信息具有簡單化和碎片化特點，嘩腥�寵，追求即时的刺激性效果，可以说，它几乎天然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美國曾有過對媒體人的信譽所做的民意測驗，多數人把媒體人視爲人品差勁兒的賣二手車的人，其信譽低于政府。当媒體與總统發生沖突的时候，媒體往往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但這種代表的身份是可疑的。媒體表達民意，也歪曲民意，还操控民意。更何況，如我們前面所说，即使媒體真的反映了民意，由民意到公共決策，也不是直線延伸的關系。

對媒體的監督和制约，主要依靠法治，靠媒體間公平自由的竞爭，但在總统與媒體的關系上，總统與媒體相互的對抗和博弈也是權力制约監督的一部分。当两者發生沖突的时候，我們需要具體分析，哪一方是越位者，但不能说，媒體就是天然正确的一方，可以無限擴權。熟悉美國曆史的人都知道，總统與媒體是天然的一對冤家，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如華盛頓、傑斐逊、羅斯福、肯尼迪，都曾經對媒體進行過激烈的批评。翻看總统們的回憶录，對媒體的抱怨、批评與攻擊是普遍的。特朗普自參加竞選以来，一直面對左派主流媒體的圍攻，在這種情況下，他與左派媒體采取了直接對抗的方式，這種方式是否明智可以另说，但它仍然是總统與媒體博弈的正常形式，更不會動搖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言論自由。

人們希望媒體承擔起監督政府的职責，這没有问題。但目前一些人的邏輯是，媒體對政府的監督越深入越细致越苛刻越好，而總统應該在媒體面前做個乘孩子。這也是一個誤區。媒體介入政府事務應該有一個界限，在媒體有效監督與政府的高效工作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按媒體人的利益和职业习慣，他們希望將總统完全置于“白箱”之中，最好把攝像头装到白宮橢圆形辦公室，全天候向全球直播。但媒體過分介入政府事務，就過多地犧牲了政府的效率，越出了作爲監督者的適当界限。

在我看来，美國的问題不是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題，而是媒體大規模越位，過分犧牲了政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犧牲了政府的效能。民主制度不僅需要將權力關進蛔友Y，还需要權力發揮它的效能。媒體按其內在的權力欲求，希望把總统變成他們的木偶，由媒體来统治美國。但媒體的責任是表達民意，並作爲民械亩�目監督政府，而治國理政是政府的事。總统得到了民械氖跈啵�媒體却没有；國家治理失誤，政府要負責任，但媒體却不負責任。所以，媒體應該滿足于一個消極的監督角色，而不是深度介入政府活動的每個细節，更不該企图指揮政府。出于這樣一種認识，我以爲，特朗普如果再進一步拉開與媒體的距離，甚至將媒體記者請出白宮，新闻發布會一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时間召開一次，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樣，美國仍然是新闻最自由、媒體最開放、對政府的監督最有力的國家之一。

5、監督者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嗎？

美國式的權力制衡設計，使每種權力都受到監督和制约，没有一種權力只是監督者角色，只制约別人。監督者也受監督，權力制约是相互的。只是在一個具體的場合，一方成爲監督者，另一方就成爲被監督者。司法權和媒體在大多數場合主要承擔監督者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有一種思維慣性，就是以爲監督者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被監督者就應該低眉顺眼，逆来顺受。這是又一個認识誤區。

制约平衡的權力結構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没有一個權力是善的，因爲掌權者不是天使。所以，以權力制约權力，不是以善制惡，而是“以惡制惡”，“以野心對抗野心”。通過以惡制惡的合理設計，産生善的效果。很明顯，如果有一種權力是善的，你何必让它做監督者呢？直接就把最高權力交給它好了。所以，監督者也没有豁免權，不許被監督者合法的對抗。他可能有偏私、無知、短見、偏見等问題，被監督者有權提出质疑和批评，這是正常的權力制约關系的一部分。

我們熟知中國古代監察機構和監察官成爲腐敗的重災區的曆史，也熟悉古代皇帝派皇室成员或宦官做監軍的故事，如果被監督者完全被置于監督者的權力之下，没有质疑、申訴和對抗的權力，那么，監督者的腐敗和攪局添亂几乎是鐵定的。

許多人把法官視爲正義的化身，特朗普受到法官的制约，人們齊聲叫好，而特朗普對法院行爲的批评，則被視爲侵犯了司法獨立。這裏可能有對三權分立的片面理解，並且，也可能是將中國的问題意识轉移到美國。其实，特朗普無法用强權幹預法院的獨立判決，他如果不愿放棄自己的政令，就只能上訴。此外，他能做的，就是爲自己的行爲辯護，表達一下對法院的不滿和批评，這是在三權博弈的正常范圍之內。在三權不稳定的平衡中，充滿着對抗，同时也需要各方克制，哪一方都不能過分。對抗而不死磕，這套機器才能正常运轉，既不會虛設，也不會瘫瘓。

在權力制约關系中，即使行使否決權的一方在行使其正当權力，但他所做却不一定是對的。權力是否需要受到制约，與在權力制约關系中哪方是對的，這是两個不同的问題。不能天真地以爲行使制约權力的一方都是對的，被制约的一方都是錯的。是不是特朗普的移民法令被叫停了，法院就一定是對的？不一定。總體来说，制约與被制约雙方，大體上是對錯參半。法院在行使正当權力，但它的決定不一定是對的。反過来说，即使法院的禁令是錯的，也不能否認其正当權力。我們應該具體去分析，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是否有宗教歧視问題，是否有考慮不周的问題，由此确認，此次法院與總统之間的沖突，哪一方是對的一方。

我們應該清楚，這種權力制约監督機制本身确实會有無原則的權力之爭、扯皮、降低效率等问題，但這是防止集權所必須容忍的麻烦。爲了防止權力集中，權力濫用，美國憲法設置了制约監督機制，但制约監督機制會影響政府效率。監督者在行使否決權的时候，可能否決了一項正确的施政，給國家造成損失。但即使存在這種情況，甚至這種情況不可避免，爲了防止權力過份集中帶来更大的弊端，仍然需要權力監督。我們在對制约監督機制帶来的負面影響有了充分的估計後，仍然選擇這樣的機制，才是理性的、可靠的選擇。

6、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汙點？

美國民主竞爭機制也是選优機制，應該將最优秀的人選爲總统。但特朗普却让一些人大跌眼镜，他言語粗俗，行爲鲁莽，頑劣好鬥，甚至挑战或無視在美國主流社會已约定俗成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其價值觀落後了一個时代。于是，特朗普的当選被知识精英廣泛視爲美國民主的汙點，人們爲之痛心嫉首。多數大學教授和學生、矽谷的高科技精英、華盛頓的官僚、好莱塢的明星，都難以接受特朗普。我的美國同行，數百名政治學者簽署過反特朗普的聲明，其中不乏我們所熟悉的卓有成就的政治學家。這些人的反應仿佛坐实了“特朗普不靠譜”的判斷。在多數觀察者心目中，特朗普的当選，即使不是意味着美國民主的失敗，也是犯了一個严重錯誤。

令人心烦意亂的特朗普

記得我在2008年赴美觀察大選时，常聽到美國人的一個说法：智商高的人都選奧巴馬。我對他們说，好像是這樣，不過，如果你們承認有智商的高低的话，好像智商最低人也多選奧巴馬。這次的情況也類似。人們强調，在鏽帶的工人和中西部農业州的農民中，特朗普的拥趸最多，以此證明，特朗普是由美國比較落後的人群推上去的。因爲這些人是社會的下層，所以，他們的要求也是民粹主義的。但人們忽略了另一個事实，特朗普的這些下層支持者並非是社會的最底層，至少他們自認爲是美國社會的主流群體，不是邊缘群體。而比這些人教養水平更低、社會地位更低的人却大多支持特朗普的對手。

這樣，我們就需要解釋，爲什么美國的上流社會（社會經濟地位、教養水平方面）與社會底層、各種弱势群體和邊缘群體走到了一起？

英格爾哈特提出的後物质主義理論也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啓示。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西方社會自70年代起，開始了由物质主義（materialism）或現代主義價值觀向後物质主義（postmaterialism）或後現代主義價值觀的轉變，前者的價值取向或优先價值是强調經濟和人身安全，後者在價值排序上，人的解放、自我表現、生活质量、智力和審美滿意度优先于經濟和人身安全等。著名的“欧洲晴雨表”和“世界價值觀調查”從上世紀80年代以来的曆次調查數據，證实英格爾哈特的理論是成立的。

由于战後經濟的高度發展和長期繁榮，在這種环境下生活的人，在價值排序上，更注重生活质量，個人的自我表現和精神價值的实現，和谐的人際關系，优美的自然环境。這些人傳统的家庭觀念、宗教信仰、國家認同感、種族或民族意识，都已經非常淡漠。他們對婚前同居、墮胎、離婚、同性恋、少數族裔、少數宗教、外國移民等更加寬容，對弱势群體的命运更加關心。他們對追求物质財富没有很强的熱情，但都是真盏幕繁Ｖ髁x者。在他們身上，傳统的愛國精神消失了，對國家安全、强盛和榮譽漫不經心，但他們有很强的和平主義追求，更多的世界主義情怀或全球公民意识。

当西方發達社會處于這個演變過程中的时候，遇到了来自外部和內部（從外部植入內部）的前現代和半現代（片面的、不充分的現代化）势力的竞爭與挑战。在這種竞爭中，後現代主義赖以爲基礎或前提的物质富足和安全本身也受到严重威胁。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主義不僅不能應對這個挑战，还與挑战者合流，至少失去了應對挑战的堅强意志。

2015年我請英格爾哈特先生来我校讲學时，我請教了他一個问題：当欧美發達國家轉向後現代主義的时候，面對着內部和外部前現代和半現代（片面的、不充分的現代化）势力的竞爭，顯得難以招架。如何解決這個问題呢？当你們拥抱高大上的後現代主義的时候，你們的物质基礎和安全條件正在受到威胁和侵蚀，你的後現代主義不就成了無源之水了嗎？英格爾哈特回答说，研究表明，那些挑战者也在向後現代主義過渡。我说，是這樣的，但也許需要數十年、几代人，甚至更長的时間，他們才能完成這個過渡（有的可能永远不會完成），欧美發達社會如何渡過這個危險期呢？英格爾哈特教授沈默了一會兒，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題。也許，他認爲，這不是问題；也許，他也没想好這個问題。

在我看来，後現代主義使西方走上了一條慢性自杀之路。西方社會內部的現代主義才是前現代主義和半現代主義的天敵。不僅他們的利益直接受損，而且他們持有的看起来已經落伍的西方傳统的價值觀念，使他們有起而迎接挑战的愿望和意志。面對严峻的挑战，西方社會不是没有力量，而是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缺乏堅定的自信和意志。而這種特质，恰恰还保留在現代主義者身上。特朗普代表的正是這些未完成向後現代主義或後物质主義價值觀轉變或轉變不充分的人群。

以一個或許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在美國，包括在欧洲，數十年来是唐僧與妖怪聯手，共同對付孫悟空的局面。唐僧是出了名的人妖不分，“對敵慈悲對友刁”。而特朗普的橫空出世，類似于孫悟空從五指山下破石而出。他不是什么民粹主義（他的對手才是），更不是什么種族主義的“川特勒”，他是美國社會爲了自卫（不但是國家安全，还有價值觀念，文明傳统）而呼喚出来的鬥士，是對數十年来激進左翼傾向的有限回調。而尚未喪失這種調整功能，恰是美國民主生命力的一個表現。

既然發達社會的大趨势是走向後現代主義，那么，特朗普現象只能是這個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短暫插曲，是進两步退一步的回調。也可以將特朗普当選視爲物质主義的回潮。人們不必擔心美國會走向專制獨裁、反全球化、種族主義，也不必以爲特朗普就能挽狂澜于即倒，逆轉曆史進程。特朗普的当選，意味着美國社會在温水煮青蛙的慢性自杀過程中有所省悟，試图掙紮一下，在面對严重危機的时刻召回了孫悟空，如此而已。如果特朗普能夠成功，美國人物质生活富足無忧，就會有更多的人拥抱後物质主義價值觀；如果他失敗，美國人由于物质富足與安全受到威胁，就會在物质主義階段停留更長时間。曆史發展就是這么吊詭。

特朗普是個优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的人。人們希望他是裏根（其实当年裏根的爭議也很大），但今天的美國病顯然比裏根时代要沈重得多。一個中規中矩的人，也是被社會环境和輿論徹底塑造、被曆史慣性裹挾的人。這種人或許小事精明，但却思維拘謹，昧于大势，不會發現真正的问題所在，乖乖地躺在那裏享受水的逐漸升温而不知掙紮或跳脫。只有像特朗普這樣極有個性的政治家、意志頑强的猛人，才能有獨到的眼光，看清美國正确的方向，並不顧天下之洶洶，勇猛前行。他让一些人欣喜若狂，让另一些人心烦意亂。他是一顆帶刺的苦果，但也許是療治美國病的一劑猛藥。

（根據在《驯化利維坦》新書發布會（2017年3月26日）上發言的部分內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