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科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基本上走的是跟踪模仿的道路。在近代科技发展史上，由中国人原创并产生世界性深远影响的科技成果寥寥无几。但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而言，这种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终究难逃落后挨打的结局。科技创新不仅关系到现实的经济发展，也关乎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正如中国制造当前正处在升级转型的生死关头，中国科技也处于从跟踪模仿向创造和引领转变的关键时刻。

由于长久以来，跟踪模仿已成为中国科技界自然而然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既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里。目前中国科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无法适应从模仿向引领的转变。而其中很多问题在科技奖励的评选中都有集中的体现。

科技奖励在整个科技评价体系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我国，科技奖励与职称晋升、人才评价、院士评选、学科评估以及科研资源分配等密切关联，科技奖励尤其是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左右着整个中国科技界的价值取向，成为科研工作的指挥棒和风向标。

我国每年都有一大批国家级科技奖励出炉，在这些成果的介绍里，几乎每项成果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是国际领先水平。尤其近两年，许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也应运而生。在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似有更多了一份疑惑和担忧。作为多年在第一线从事科研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真正感受到的我国科研水平的现状与每年数百项的国家科技大奖似乎有不小的反差。下面就目前国家科技奖评选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1.   捉襟见肘的引用率

国家自然科学奖应该奖励的是具有原创性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础理论和科学发现。当前，在自然科学奖的评价体系里，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衡量成果水平的重要指标。从信息领域近年获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成果看，8篇代表作的SCI总引用次数，高的能达到一千次左右，低的只有四五百次，单篇文章的引用率平均在100次左右。而工程领域的获奖项目，8篇代表作SCI的总引用次数平均只有三百次左右，即单篇文章的引用率平均不到50次。这样的成果在国际上属于非常平庸的水平，在领域内根本无法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不可能成为一个领域或一个方向的开创性成果，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事实上，真正公认有影响力的学术文章，单篇引用率基本都在一千次以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复杂网络的经典文章，至今引用次数已经超过一万次。当然，也有一些成果在论文方面的引用率并不算高，但基于其理论或发现所开发出的技术或产品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影响力甚至超出行业以外。我国在信息或工程领域，像这样得到世界公认的开创性成果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研究仍然是在外国人开辟的研究方向上跟风修修补补。如今耳熟能详的热点领域，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等，其最初的思想和理念无一例外都来自国外。

虽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评选非常慎重，多数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个别情况除外），但自然科学二等奖的水平则参差不齐，而且由于不像一等奖所受的关注度那么高，同时由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使得领域外的人很难了解成果的真实水平，而领域内的人又不愿意得罪同行，因此即使许多含金量不高的成果获奖也很少受到质疑。

代表国家基础研究最高成就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如果仍然采用目前的低标准，就只能鼓励更多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些平庸的研究，无法激发出真正能引领世界潮流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

2.   并不客观的客观评价

在自然科学奖的公示材料里，满眼看到的是世界著名学者对获奖成果的高度评价。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某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评价，实际上是来自于他署名的某篇文章，而多数情况下文章的第一作者往往是某位年轻的学生或研究人员。这种现象在学术圈非常普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该著名学者是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团队成员写文章大多会把他的名字放上；另一种情况是，年轻人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命中率和影响力，主动邀请该领域的某位名人署名。文章里对相关研究的引用和评价一般是体现在综述和参考文献部分。作为署名人的著名学者往往对这两部分并不太关注，也就是说文章中对他人成果的评述未必代表这位名人的观点和态度，因为他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被引用的这篇文献。但在申报材料中大肆渲染的确是某某世界级学者对申请人的成果如何高度评价，这实际上是一种狐假虎威、瞒天过海的伎俩，但在评奖时却常被当作衡量成果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

3.   说不清道不明的应用证明

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都很关注成果的应用情况，而现行的评奖体系中，应用主要是看报奖人所提供的应用证明。由于报奖项目众多，应用证明的真实性几乎很少得到核实。虽然能开具应用证明的单位和报奖人多少都有些合作关系，报奖人或许也真的帮企业做过项目，但这些合作项目中所用到的理论方法或技术，是否和报奖材料里所展示的创新内容相关，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应用证明有时候就看你会不会写或敢不敢写。而更严重的情况是，应用证明完全是凭关系开出来的，证明的内容完全不属实，这应属于造假甚至违法的行为。但主管部门对虚假应用证明的处罚确是相当的温和，几乎是在纵容这种行为，从而导致有些人有恃无恐，仍然铤而走险甚至乐此不疲。报奖材料里的应用证明可谓是乱象丛生，其中也隐藏了很多利益交换和腐败问题。

4.   对国家奖的过度推崇，导致科研的动机偏离科研本身

在当下的中国，获一项国家奖，并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而是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一旦获得一项大奖，各种配套的奖励、耀眼的头衔便随之而来，而国家奖也成为评选院士的必要条件。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使一些人将科研活动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评奖，按照评奖所要求的指标拼凑“成果”数量。更有人为了报奖，故意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作用，有一说十，甚至无中生有。科技圈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能做科研不如会做科研——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而如果一个成果没有获奖，即使价值再大也得不到认可。只有获奖的成果才算成果，这种极端功利化的评价体系，导致科研动机被严重异化和扭曲。致使很少有人愿意做风险大的、冷门的研究工作。而科技史上众多开创性的重大成果在开始研究时很多都是冷僻的、不被人看好的。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下，我国在原创性、开拓性成果方面很少有建树就不难理解了。

5.   评选过程远离公正

如果评奖只是指标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本来还没有这么复杂。但目前很多事情要想成功，并不仅仅是在事情本身，而更在于这件事情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系”。在评奖这件事上也不例外。评奖需要运作，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评奖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如果是在完全公平的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评审，评出的结果即便有不满意的，也可以通过修改标准来完善。而如果评选过程受到各种干扰，致使申请人无法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同场竞技，那带来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近些年，在类似评奖等各类评选活动中，成果之外的因素发挥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每到评奖季节，如果能对报奖人的各种通讯设备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他们的短信、微信、电话、邮件等各种通讯手段都会变得异常忙碌，大多是找关系、打招呼、请帮忙、请关照之类的内容。而事实上，这些只是评奖运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很多“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

有关部门似乎也在试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收效甚微。比如，某主管部门为了体现公平，尝试在重大科技项目评审时，提前公布评审专家的名单。因为如果不公布名单，就会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名单，这一方面对搞不到名单的人是一种不公平，同时也增加了科技主管人员腐败的风险。而把名单公布出来，是为了体现公平和减少腐败。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科技主管部门倒是降低了风险，但科研人员却更加“忙碌”了。所有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和评委打上招呼，而对于评委来说，如果自己认识的人没有来打招呼，倒觉得是对自己不够重视和尊重。而另一个事实是，很多人早在专家名单正式公布之前早就拿到了名单。

在当下中国的科技界，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如果自己不找关系，别人找了关系，自己就没有机会，所以每个人都不会主动放弃运作关系。常听有些成功人士这样为自己开脱：虽然报奖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成果还是要有的，还是干了不少事的，否则再怎么做工作也不行。这话听起来貌似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想却不尽然。就像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吃兴奋剂的也都是有一定运动成绩的运动员，也都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对于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来说，吃再多兴奋剂也不会取得好成绩。可是为什么体育比赛对兴奋剂的打击如此严厉呢？因为兴奋剂破坏了比赛的公平，且把体育的竞争引向药物的竞争，严重损害了体育的基本精神。在评奖中的这种“运作”对科技事业的伤害绝不亚于兴奋剂对于体育的伤害，它同样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平，把评奖中对科技成果的评比引向“关系”的竞争。

科技奖励的导向关系到中国科技的未来，更何况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科技奖励的评选中。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尽早还科技界一个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