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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不好:改革改到“白領”頭上了
送交者: 老田 2005年06月18日12:06: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早期的改革依據,根據改革派精英們的說法,是要解決勞動積極性不足的問題,增加勞動者包括管理者的勞動投入意願,以此去推動經濟發展。那個時候,精英們為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說機關和工廠的里工作狀況極為糟糕,精英們特別注重宣傳效果,編了個順口溜“一張報紙一支煙,一杯茶葉混半天。”勞動積極性差到這個程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順口溜不假,當官的確實不行。

改革一下來,老百姓就傻了眼,本來這個順口溜說的都是當官的不行,他們整天不幹活在那裡混日子,要改革也只能是從破壞當官的飯碗穩定性,把他們的收入和飯碗作為管理手段進行改革,以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是所有的精英們都論證說,為了改善當官的積極性,只能是從降低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着眼,要從砸破“三鐵”開始,把工人的鐵工資、鐵飯碗和鐵福利去掉。這個改革在朱鎔基手上最後完成,工人的感受也很清楚“住房改革是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兩老逼瘋,醫療改革是提前送終。”至於“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政策,那就更不用講了,有些工人甚至很激憤地說:朱鎔基的政策是右派上台後對工人階級搞階級報復。工人的頭腦很簡單,看起來覺悟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小右派們可不是這樣。

對於這一輪改革的後果,精英們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們說歷史進步總是要有人付出代價支付成本。一個省報的副總編曾經對我說過,他基本上能夠看到幾乎全部的黨內文件,改革二十多年來沒有一個文件是有利於工人農民利益的。對於這些,精英們不太在乎,畢竟工人農民得到的利益和福利太多,就意味着減少了自身發家致富的空間,代價嘛最好是工人農民承擔。基本上,這是精英們特別是知識精英全盤支持改革的基礎。

但是朱鎔基的改革,沒有停下來,還在繼續深入。這個改革不僅變得對工人農民不利,逐漸地對精英們特別是候補精英們的損害非常大,一個住房產業化政策,今天已經在大中城市裡排除了“高級白領”購買住房的可能。一邊是改革深化,產生了幾千幾百個億萬富翁,一邊是白領購買住房逐漸地成為白日夢。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價格,逐漸地超出白領的購買能力水平,這一部分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成為不合格的消費者了。甚至可以說,高價住房實質上就是損害並排斥白領的,因為普通的工人農民反正認命了,也不做指望了,只有那些白領還在購房的道路背負着沉重的債務負擔,奮力爬行,許多人不得不哀嘆:自己一輩子要為銀行和地產富豪打工了。可以這麼說,住房產業化和高價政策,受損害最大的就是白領階層。工人農民已經負完了他們“應該承擔”的改革代價和成本了,改革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現在輪到白領和小資來支付改革成本了。

這個時候,白領們開始逐漸地認識到市場經濟的真面目了。市場經濟宣布在“購買力面前人人平等”,市場經濟的學說宣稱“一切都是競爭決定的”,失敗者是因為自己素質還不行。為了自己的面子大多數白領,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素質低”,也宣稱自己是支持市場化改革大方向的。但是,自己的衣食住行條件無法很好解決,已經是日夜糾纏自己腦筋的一個鐵的事實,為此白領們發起了一個“揪壞人”運動,睜大眼睛滿世界找壞人,看究竟是誰妨礙了自己致富?因為市場的邏輯被定位為公平競爭,承認在市場上失敗等價於承認自己無能,躲在市場背後的那些“地產大鱷”,白領顯然就不能把他們當成為壞人,壞人只能是在“非市場領域”去尋找,最後大家都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敵人――作為地產大鱷的政治後台的貪官或者政府。

白領和小資們到處找敵人,敵人陣營也由此延伸開去,一直層層向上揪根子,最後共產黨、毛澤東、中國革命、俄國革命乃至法國革命,都成為白領們的敵人。於是,網絡上到處都是“三反份子”――極端仇視和痛恨共產黨、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群體,關天茶舍和凱迪網絡上面的小右派言論,真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我個人認為小右派的不滿很正當,特別是那些“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更是不公正制度安排的純粹受害者,他們在尋找工作的時候往往遭遇到“幾年工作經驗”“良好社會關係”等在學校里無法實現的條件,這意味着大學生們在資本的權力面前的極端弱勢地位――資本要求他們自己承擔自己難以承擔的高成本,“工作經驗”條件是要求大學生自己承擔全部學習和實踐成本,在進入工作單位之前就具備全部工作所需要的素質,而“良好社會關係”等價於要大學生在就業之先就具備“低成本地與顧客或政府進行交易”的關係網條件;這樣的非分要求和高成本支付,實際上超出了多數教育體系和個人努力所能達到的限度,這樣高的條件只可能限於權貴家庭的代代遺傳。

小右派憎恨政治權力這個對象,我也認為有正當性,畢竟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權力就是政治權力,社會關係的定位主要是藉助政治權力來實現的。對於青年人產生如此根本性排斥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指望資本或者經濟權力來作調整,只能是政治權力的職能範圍。這就印證了一個古老的規範:政治權力必須面對社會矛盾,如果不能成功地調處社會矛盾,政權就肯定要損失合法性。問題僅僅在於:小右派們在自己遭排斥的時候還擁護新自由主義,學着強勢群體的腔調要求政府退出市場。小右派們對政府的極端不滿,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矛盾激化的體現,是社會分配條件對他們極端不利的情緒反應;但是小右派們偏愛把自己裝扮成為某種真理和普世價值的代言人,一如既往地否定任何有助於實現社會公平的制度安排,歌頌放任強勢群體的競爭制度,這就與工人們的政治認知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個人一貫認為小右派都是些“學雷鋒標兵”,他們反對任何可以解決自身問題的社會制度,並強烈地支持只有極少數精英收益的競爭性社會制度。他們不願意承認只要是競爭社會,任何形式的制度安排都只是有利於少數人而不利於多數人,而在外圍資本主義的競爭性制度下,被排斥的對象尤其廣泛,在中國的今天白領和小資也已經成為被競爭性制度排斥的對象群體了,即便是到自己成為被排斥對象的時候,小右派們仍然拒絕覺悟。

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人均資源太少,如果適用一種競爭性的社會制度,這個制度在中國的現實逐漸就不可能不是“法西斯的”,因為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其資源分配關係極度緊張,這意味着少數人實現富裕發達的條件是排斥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拒絕某種社會主義道路和以多數人利益優先的制度安排,選擇競爭性的社會制度,那麼唯一的選擇只能是用來給社會關係定位的一切權力: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在運用和實施上都必然要表現出對多數人的排斥性質。這和沃勒斯坦的判斷非常一致:“好的”和規範的資本主義只可能出現在中心地區,外圍資本主義必然伴隨着各種形式“超經濟強制”。因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競爭性的制度安排,在外圍地區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規則起作用,就無法有效排斥多數人的利益並為少數人聚斂起足夠的財富份額,因此競爭性社會的權力運用方式,與市場規則乃至一切規則無關,而僅僅與掌握權力的精英集團所要聚斂的財富份額順利實現有關。如果沒有超經濟強制就無法為少數人聚斂足夠的財富,那麼超經濟強制就必然要被選擇。

小右派們成為“三反份子”,堅決否定合作的社會制度安排,希望在規範的競爭體系裡自己遞補為精英,但是在中國的現實里精英的隊伍很小,替補機會不多,少量的替補機會又被各種權貴壟斷,結果小右派們感到非常憋氣,更加找到“揪壞人”的證據。估計在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小右派們還會堅持在自己也成為“被剝奪者”的同時,繼續在理論上信奉和推崇“少數人發財致富就是好”的競爭意識形態。如果小右派們和工人一樣頭腦簡單,動不動就上升到階級層面看問題,估計中國那幫子精英的快活日子就沒有幾天了,好在小右派們拒絕覺悟,下定決心繼續做“三反份子”,這可真是精英們的大幸。說不定有的精英還指望藉助小右派的力量來搞一場顏色革命,把政權完全奪到自己手裡,把中國建設成為俄羅斯那樣的富人天堂。

精英們有理由討厭工人農民,他們更有理由喜歡小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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