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天新聞媒介多次報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在監獄裡身患肝癌至晚期的不幸事件。雖然在這個時刻，中國患肝癌的人士一定不止劉曉波一個人，到肝癌晚期的患者也一定不止一個，劉曉波身患絕症的特殊性再次成為中國社會裡的一個敏感事件。原因在於，一個專制的政府監禁一個發表不同意見的人至身患絕症。人們或社會輿論，特別是世界輿論會將中國政府置於道德的審判台上。為了避免出現這種被動局面，中國有關當局決定將劉曉波保外就醫，請醫療專家會診，還特別邀請外國醫學專家來為劉曉波治病，聲言出於人道主義。專制主義與人道主義又一次奇怪地結合在一起。關於這件事情，中外已有大量報道。本人在此不再贅述。我只是想從劉曉波治病這件事情來談談中國的社會與國家。也就是想從這件事情來看中國社會和國家的本質。一般的讀者可能並不能看到這個本質，所以，我想來談一談。

我想要說的是，劉曉波因為發表不同政見而長期受到監禁的現象只是在一些共產主義或極權主義國家才存在。在西方國家裡一般不會出現這種現象。一個根源是近代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後來被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價值觀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則已達人類思想的最高境界。雖然人類的思想還會進步，但是，從目前的階段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思想能夠挑戰那些思想的高度。那些思想的最基本特性就是其思想的徹底性。那些思想已經幾乎窮盡了人類思想家所有努力，以至於他們提出的思想具有無可比擬的說服力。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其思想影響的普遍性。簡而言之，他們提出的那些思想都是一般人難以批判或挑戰的思想。例如，天賦人權的思想都是每個人所能接受的思想。天賦人權強調一些人的生存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於是，幾乎所有人出於利己主義和理性的雙重目的承認人權的合理性。那些基本理念裡面包括主張人人平等。沒有人能反對這個理念。如果有人反對人人平等，那麼，就意味着他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這樣，社會裡就一定有一部分人反對這樣的理念。還有關於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也一樣。由於沒有人有理由反對它們，人們就只會接受它們。於是，當一個國家用這些理念當作建國和治國的最高原則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挑戰其思想權威。於是，以此建國的國家就獲得一個理論或道德上的無法挑戰的權威。於是，在那些國家裡，儘管人們也經常為一些政策問題或法律問題爭吵不休，發生衝突，但是，人們總不會向國家的建國原則發起挑戰。於是，國家就穩定下來。西方國家從此也不會發生國家動盪的事情。但是，在中國，建國的原則不具有普遍性。那些原則背後的理念或思想只能讓一部分接受，於是，就會有另一部分人經常向其發起挑戰。例如，中國本來就有憲法，劉曉波還要提出08憲章。而且，由於那些理念會貫徹到各項政策或法律之中，社會內部發生的任何動盪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觸動那些建國的敘事。所以，任何社會矛盾都會變成政治問題。例如，因為拆遷而上訪會成為社會敏感問題。有公民上街示威要求官員公布家庭財產會被認為向國家權威發起挑戰。律師幫助客戶維權會被認為是社會不穩定的動向。任何事情都可能上綱上線。處理任何公共事件是都要講政治或政治掛帥。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立國者沒有設立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建國理念。簡單說，如果中國採用一個沒有人能夠反對的價值觀或理念作為建國和治國的原則的話，就不會發生劉曉波治病這樣的事情。在那種情況下，或許劉曉波是位政治家。但是，即使他得癌症到晚期，也不會成為敏感事件。如果劉曉波有不同意見，那也是針對某些政策或法律而言。比如，他可能認為某些福利措施還不足以解決一部分的-貧困問題。但是，他不會反對國家的最高治國理念。所以，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說，如果中國能夠置換它的最高價值觀或理念，它就能擺脫現在這樣的被動局面。但是，我還是要說，在目前的中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其背後的原因。

當然，我本人也不奢望中國的掌權者能按照我的想法行事。我只是說，劉曉波治病的事件充分說明中國社會和國家還沒有進步到人人都有最基本的自由的那個境界。劉曉波爭取的其實就是中國人的自由。國家理應給與其成員自由，但是，很遺憾，在中國，國家無法給與人民自由。我的看法是，每個人來到人世間後，他首先進入社會，然後再進入國家。但是，社會永遠是一個專制的共同體。每個人出生後就要遵守社會的習慣、風俗、戒律、社會的各種文化和理念等等。他無法選擇這些社會的意識形態，他只能被動接受。在此情況下，人是沒有自由的。就是說，人可能會有自己的意志，但是他無法實現自己的意志，他本身作為一個個體是無法改變社會現實的。所以，在社會裡，人是不自由的。人生而不自由。例如，每個社會裡都有道德觀念。每個人出生後他就被動地接受這些道德觀念和規範。雖然社會道德是每個人需要的，道德理性也最終有利於每個人，人不能自由地選擇道德戒律。所以，專制與人的利益並不一定總是相悖。例如，在宗法制度下，專制主義並非一定要損害每個人的利益。但是，人類建立國家則是為了獲得自由。理由是，人們通常無法選擇社會，但是有可能選擇國家。為什麼這樣說？我的解釋是，人類是可能通過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建立一個他們所需要的國家。例如，人們通過造反或革命重新建立一個國家的時候，他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這個時候，他們是自由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人類建立國家的目的是擺脫社會的專制而尋求自由。國家給與人們這樣的自由。以道德為例，當國家用法律為道德背書的時候，法律就使每個人從道德的專制中走向國家給與的自由，原因就是，在國家裡，人們有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國家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是，這主要是指那些真正的共和制的國家。在那些真正的共和制的國家裡，有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則。由於那些價值觀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則都是一些沒有人能夠反對的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那麼就是人們普遍接受的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於是，那些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就是所有人的一致意見，如同盧梭所說的公意（general will）。由於公意是所有人的意志的集合，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原因就是，公意就是人們的自由意志的集合。但是，在中國，由於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不具有普遍性，於是，人們就沒有形成公意，所以，在中國，人們無法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有人都不是自由的。當然，我在這裡說的是普遍的自由意志。因此，在我們假定社會本來是專制的情況下，任何專制國家其實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它們僅僅是一個社會。就是說，在社會裡會存在社會的不平等，人們在社會裡有各種不同看法，人們的基本理念也不一定統一。但是，在真正的國家裡，人們的基本價值觀或理念是統一的。從此意義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還是一個社會。

康德在比較道德和法律的時候肯定道德和法律都具有相同的職責，但是，社會裡的個人能夠保證行使道德，法律則需要國家伸出援手。雖然我們說道德是專制的，但是道德又具有普遍性。換言之，道德本身具有不證自明的特性：如果不具有普遍性，道德就不成其為道德。道德的普遍性其實也是理念的普遍性的另一種反證。就是說，當理念具有普遍性的時候，這個理念一定符合道德。如果人們的理念不具有普遍性，所有理念或其中一部分理念就與道德相悖。當一種理念與另一種理念發生衝突時，人們可能會行使暴力。一旦行使暴力，人們就不再講道德。例如，在專制國家裡，人們無法用道德觀來約束專制者。行使暴力時，人們常常處在一個你死我活的境地，人們此時是無法講求道德的。康德認為，道德與政治無法兼容。康德的這個看法具有一個歷史的局限性。康德的這個看法還停留在馬基雅弗利的時代。在人們的理念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下，政治就是在實踐道德。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社會裡，掌權者根本不注重道德，原因就是，在理念還不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下，政治生活里是沒有道德的。雖然掌權者表面上看他們也要表示對道德的敬意，但是，為了維繫專制，他們本身就是道德的敵人。因為在國家裡道德要求人們遵從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專制者卻做不到。所以，只要中國的掌權者不採用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或理念或原則的話，他們就永遠是逆道德而行事的社會主宰，而並非是國家的管理者。例如，劉曉波已病入膏肓，要求出國治病，當局也不允許。當局當然有自己的額想法。就像外國醫生說的，決定怎樣給劉曉波治病的人並非醫生，而是安全部門。事實上，在一個國家裡，道德和法律都具有普遍性。這是社會正義必不可少的條件。然而，在中國，階級的觀念完全破壞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性。於是，人們很難形成一致的看法，人們總是喜歡走極端，如果是左派，人們傾向於極左，如果是右派，人們傾向於極右。中間調和的觀念很少受到歡迎。原因就是人們忽視了形成公意的重要性。而公意則是人們獲得自由的基本保證。當然，本人不贊同盧梭的那個強迫人們自由的觀點，因為一旦一個人被他人強迫做事，他就不再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就不再是自由人，但是，沒有社會的公意，人們就永遠不會自由也是一個事實。劉曉波治病就是一個例子。如果中國將來採用那些無人能反對的價值觀或理念而不是批判它們，中國也不會再有劉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