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創業史上的可敬人物郭羅基訪談錄之一
茉莉(瑞典)
郭羅基先生是不需要茉莉來介紹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被鄧小平稱
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而被民間學者視為“當代中國新
思想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和探索者”。
作為晚輩,茉莉當年在國內曾經有兩次被郭先生深深感動過,一次是
讀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光明日報》上發表關於張志新的文章《誰之
罪?》,其錚錚骨氣、睿智卓識和激越文采令人動容。另一次是一九九
二年,茉莉出獄不久,從“美國之音”里收聽到郭先生擔任“中國人
權”國內理事的消息,精神為之一振。
然而,這位曾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被共產黨打成“右傾”,被華
國鋒指示“一定要壓下去”,被鄧小平下令逐出北京,“六四”後被清
除出黨,出國後又被共產黨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單”的人,卻
在他的古稀之年,不得不和其他十幾位理事一起,為制止中國人權組
織的權力腐敗,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內部抗爭,最後被迫公開宣布辭
職。
離開一個自己付出了心血、參與了十幾年的人權組織,對郭先生來說,
無疑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為此,茉莉以系列訪談的方式,讓郭羅
基先生對這一事件做出全面深入的回顧和反思,以給歷史留下真實的
記錄,也給後人留下經驗和教訓。
·········
茉莉:郭先生,我還記得當年出獄後我收聽“美國之音”,聽到你擔
任中國人權組織國內理事的消息時的激動心情。中國人權組織是中國
海外第一個民間人權機構,而你,又是第一個國內理事,在當時參加
海外組織是一件需要冒風險的事情,所以我很敬佩你。可否請你談談
當初你加入這個組織的情況?
郭羅基: 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擔任“中國人權”的理事,當時人還
在南京。“六四”以後,民主運動分化為三股力量。一部分人逃亡海
外,成了海外民運;在國內則有地下民運和合法民運。我主張合法地
高舉民主的旗幟,進行公開的抗爭。一九九二年初,我提出“共產黨
違法”的命題,以“共產黨違法案”向法院提起訴訟。起訴、上訴、
申訴的訴狀在國內外廣為流傳,美國之音和BBC連續廣播,一時頗為
振奮人心。
茉莉:由於你在國內勇敢地堅持合法抗爭,被海外人權組織所注目,
他們因此希望你和他們合作,參與他們的事業。
郭羅基:那年五月,“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蕭強從紐約打來電話,通
知我被增選為理事。但他卻說:“郭先生,您根據您的處境來考慮,
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們能理解。”我說:“我早就考慮過了,完全
接受,我願意在國內同你們合作,推進中國的人權事業。”
茉莉:中國政府一直把中國人權組織說成是“海外敵對勢力”,你在
國內慨然應允出任理事,中國政府對此如何反應?
郭羅基:當時我不動聲色地觀察,看中國政府究竟對我如何處置?有
外國記者來採訪,問:“中國政府對你當上‘中國人權’理事是什麼
態度?”我說:“你應當去問中國政府。”果然,有人在外交部的新聞
發布會上問了,外交部發言人回答:“無可奉告。”
茉莉:外交部的“無可奉告”意味着什麼?
郭羅基:“無可奉告”也就是無可奈何。我覺得這樣很好,於是決定
上北京,與我的一些自由化朋友商量,又推薦王若水、於浩成擔任理
事。這樣,“中國人權”的三位理事南北呼應,有事就好商量了。
茉莉:太好了,你們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參與進去給中國
人權組織增色不少。聽說這之後不久,你就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到達
美國,有機會直接參與中國人權組織的活動了,請介紹一下你對這個
組織的最初印象。
郭羅基:我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達紐約。十二月三日,第
一次參加“中國人權”理事會,從此每會必到。擔任理事十三年,我
是少數幾個參加會議最多的人之一。當時“中國人權”的辦公室在四
十二街,是寄人籬下,“人權觀察”騰出兩個小房間和走廊里的兩個
小隔子,供“中國人權”免費使用。
茉莉:我可以想象當年條件的艱難。
郭羅基:房間小到什麼程度?當時《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對我進行
採訪,完了我們兩人合影,蕭強退到門外才能取景。牆壁和牆角也充
分利用,有掛的,有架的,滿地滿桌子都是材料。人來人往,只能擦
肩而過。我沒有想到,美國竟有這樣簡陋的辦公場所。我們南京大學
的任何一個系辦公室都比這裡強。
茉莉:當時你見到他們那一批最早的拓荒者,他們的精神狀況如何?
郭羅基:那裡的氣氛緊張而熱烈。電話鈴聲此起彼落,接待來訪侃侃
而談。雖然人聲嘈雜,有人還在埋頭寫作。一眼看去,人人都在忙碌。
往往到了下午兩三點,才想起來還沒有吃午飯。我去的時候,常常遇
到陌生面孔。一問,才知都是義工。一大批義工,有中國人,有美國
人。憑什麼吸引了那麼多的義工?不是金錢,不是舒適的工作條件,
而是精神,而是高尚的人權活動。
茉莉:聽說他們現在的辦公室條件是鳥槍換炮、今非昔比了?
郭羅基:後來,“中國人權”的辦公室搬到帝國大廈三十三層。起初
我以為是我們的事業發展了。不久,又擴大面積,大事裝修,劉青和
譚競嫦對裝修的設計、用材談得津津有味,我卻覺得不是滋味。二〇
〇四年一月九日的理事會,第一個節目居然是請大家看裝修全過程的
錄像,劉青和譚競嫦在一邊作講解,講得眉飛色舞。
茉莉:這樣奢侈的裝修花了多少錢?
郭羅基:裝修到底花了多少錢?在預算的“辦公室搬遷”一欄竟是空
白,不得而知。在豪華的辦公室里可以眺望外面的自由女神像,但辦
公室裡面沒有自由的精神了。錢多了,可以用錢僱人,但已經吸引不
了義工了。
茉莉:還是早期那些義務奉獻的人們令人懷念。
郭羅基:一九九二年我來的時候,“中國人權”年收入才十萬左右美
元。蕭強、王渝等人對現狀很滿意了,認為“中國人權”已經度過艱
難時期。因而向我敘述一番“家史”。
茉莉:說這段“家史”總是要提到傅新元和李曉蓉。
郭羅基:一九八九年三月,傅新元聯絡一批留學生,醞釀在海外開展
人權活動。四月,北京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就匆促
上陣,忙得不可開交。白天在各自的崗位上班,晚上就到四十二街上
班,總是干到深夜才回家。
茉莉:聽說最初中國人權組織的人窮得差點吃不上飯?
郭羅基:“中國人權”第一年籌到的經費只有五千美元。接替李曉蓉
當執行主任的是蕭強。籌款的艱巨任務落在蕭強的肩上。由於思想緊
張,焦慮過度,有一個時期他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蕭強還在情人節
到街頭賣花,掙點小錢,貼補生活費用。王渝一直在“中國人權”全
職工作,不拿一分錢的報酬。非但如此,當蕭強沒有飯錢的時候,王
渝還從家裡拿出兩千美元給他救急。
茉莉:王渝姐總是這樣急人所急。
郭羅基:王渝為人權事業奉獻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美國之音的海
濤,不知因為什麼事對王渝有意見,他打電話給我,問:“你們‘中
國人權’的王渝是什麼人?”我也不問他有什麼意見,只是說:“王
渝是什麼人?她是只幹活不拿錢的人。”海濤馬上就說:“那我沒有意
見了,沒有意見了。”他連什麼意見都沒有說出來。
茉莉:還有一位美國人索菲亞,據說也是非常優秀的人才,是早期支
撐中國人權組織的骨幹。
郭羅基:索菲亞(Sophia Woodman),她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碩士,
又懂中文,完全可以在美國找到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但她自願來到
“中國人權”,所得的工資按美國的標準是在貧困線上下,而她的丈
夫還失業在家。她在“中國人權”負責新聞和研究工作,提出的研究
報告以“中國人權”的名義發表或出版,從來不署個人的名字。研究
報告大多是英文,向英語世界通報中國的人權狀況。這些高水平的研
究報告,為“中國人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外界以為,“中國人權”
一定有一支龐大的研究隊伍,實際上主力軍只有蘇菲一個人,當然也
有別人協助。
茉莉:一想到像索菲亞這樣為中國人權事業奉獻的美國人,都被後來
的權力腐敗者逼走,我就很難過,所以,我得用我的採訪,把他們的
貢獻告訴中國讀者。
郭羅基:是的,這些“中國人權”創業史上可敬的人物是不應當被人
忘記的。還有一些其他的優秀工作人員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任
安、瑋琳、虞平、陳祝怡(Judy Chen)和香港的陳沁等等。但是很
遺憾,後來的繼承人拋棄了“中國人權”的優良傳統。
茉莉:豈止是“拋棄”,我認為是背叛,劉青譚競嫦們背叛了中國人
權組織創建的初衷。
郭羅基:我注意到,茉莉你講了多次“鵲巢鳩占”,真是一個恰當的
比喻,苦心經營的“鵲巢”,輕而易舉地被“鳩占”了。
茉莉:我自己也認為這個比喻用得很準確。接着我們還要進一步訪談,
告訴讀者:中國人權組織這個“鵲巢”,是怎樣逐步被“鳩占”的。
這次就談到這裡,謝謝郭先生!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原載《議報》第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