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百年哲學進程時,必須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沒給世界貢獻一位大哲學家?
在關於中西文化交融問題的討論中,不少人都指出這樣一種現象: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學者在近代以來就非常熱衷於中西文化的交融,而西方人對此卻不大關心,常常只是一些漢學家在作這方面的事情。許多人對此憤憤不平,認為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論”在作祟。當然,“西方中心論”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有沒有我們自己方面的原因呢?這是應當認真檢討的。
就哲學來說,長期以來,都是西學東漸,而且常常是潮水般地湧進來。就哲學上的中西文化交融來說,這是主流。而中學西漸,則如涓涓細流,潤不濕成片的土地。就中國人來說,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在古代以後,我們在漫長的時期里沒有出一個世界級的哲學家。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的交流、交融,有兩個層面,一為學術層面,一為世俗層面,前者是自覺的,後者則是自發的,因而在文化交流和交融中前者是起主要的、帶動的、導向的作用的。然而,前者的交流和交融必須在對等的條件下才可能達到平衡。問題在於我們沒有世界級的大師,我們的哲學話語大大落後於西方,我們說的常常是人家早已不說的話語;我們研究的問題多是人家早已解決的問題,人家現在研究的問題常常是我們不懂的問題;於是,我們只有跟在人家後面學習的份兒。(至於把自己沒研究過的甚至不懂的問題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自己手中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將之批倒批臭,則充分顯示出無知和淺薄)有的人說,西方文化(包括哲學)已經走投無路,所以現在把注意力轉向東方,轉向中國,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尋找出路。姑且不說講這種話的人是否統計過有多少西方學者轉向東方和中國,就是承認他們轉向東方和中國,也不是現代的東方和中國,而是古代的東方和中國。這不恰恰說明了我們許多年來沒有對世界哲學作出什麼貢獻嗎?(這些年有不少學者在作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他們的研究也是將西方哲學家與中國古代的哲學家相比較)
長期以來我們沒有貢獻出世界級的哲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大師,這應是不爭的事實。由於沒有這樣的大師而影響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平衡,這也應是不爭的事實。現在我們更關切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長時期沒能出現世界級的學術大師?
這是個人人關心但又極為敏感的問題,多少年來,許多人迴避這個問題,還有一些人睜眼說瞎話,楞說只有我們才是水平最高的文化!諾貝爾獎金算什麼,中國人不希罕!對於這樣的妙論,我們無言以對,無法與之辯論,只能進行自己的探討。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找出許多的緣由,比如民族災難之深重、戰爭之頻繁、政治運動之干擾以及我國學者眼界之封閉,等等。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思想的不自由。當思想被禁錮在官方所允許的範圍里時,難道還能發揮創造性嗎?具有創造性思維的大哲學家的出現,有賴於思想自由的空間。當然,這只是從思想和精神的層面上的分析。如果由此而更加深入地探究,便可以知道思想的不自由是緣於歷史和社會的大背景,這個背景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儘管我們號稱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是新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我們沒有真正徹底地消滅封建主義,特別是沒有真正地完全地實現政教分離。從社會的文化建設來說,這一點的危害是致命的。也許有的人會很不解:我們早已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們這裡國家與宗教沒有關係,信教與不信教完全是私人的事情,這不是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了嗎?但是,這樣理解政教分離還是遠遠不夠的。
政教分離,這是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並由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加以實現的、反對封建主義的重要綱領。從表層來看,它是要求國家政權與教會分離,把信仰由國家強制實行變成公民的自由權利。但是由於在中世紀時教會是精神和思想領域中的最高權威,它壟斷着控制着人們的思想,統治着人們的靈魂,所以當時政教合一的實質就是國家控制所有人的精神和思想。因而政教分離的含義也就決不僅僅是國家與教會的分離,它還意味着國家與帶有宗教信仰特點的意識形態的分離,即國家不再控制人民的思想,給人民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實現了這一點,才可能在思想領域真正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因為它不僅打破了宗教對思想的壟斷,而且打破了國家對思想的壟斷,使人們的精神得到解放。正是由於實現了真正的政教分離,在文藝復興以後,才出現了商業革命、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技術革命,才湧現出一批批的世界級的思想家,而這一切都源於人的心智和精神的解放。
而我們的狀況呢?儘管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由於我們的國家仍然與意識形態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壟斷着(後來是控制着)思想與文化,從而使思想自由成為一句空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被視為反政府行為。解放以後,馬克思主義作為全國的指導思想則被寫進憲法之中。這種種做法都是國家權力與意識形態結合,也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現,這種結合的後果有目共睹,這裡不必一一列舉。試想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中國能夠出現大師級的哲學家嗎?
在人類進入2000年的時候,我們能夠預言在新的百年裡為世界貢獻有國際影響的哲學家嗎?——這仍是一個未知的問題。我想,我們應當聽聽英國《普世研究雜誌》主編L.斯威德勒的警告:“那些試圖重新把宗教/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結合起來的社會,就必然永遠處於三流社會的地位。”
(《基督教可以在第三個千年裡可以為亞洲(尤其中國)提供什麼?》見《基督教文化評論》第8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這些話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說應當是一副清涼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