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胡亂華(2)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7月04日21:55:3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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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就更是人才輩出了,東山再起的謝安、東晉名將謝玄、都督謝石、輔國將軍謝琰、詠絮才女謝道蘊、山水詩人謝靈運,李白詩中“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指的是謝朓,他是謝靈運的堂侄,被稱做“小謝”。 由此可見,王家在當時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響力,按道理身為名門望族代表人物的王衍應該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王衍竟然毫不在意的推卸責任,一被抓住就主動提出請求石勒稱帝的建議,這種厚顏無恥在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王衍被譽為“清談誤國”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口才很好,他之所以有這種言行,固然反映當時的士族根本沒把皇帝當成一回事的現實,但是在我們今天看來,這樣的言論還是令人瞠目結舌的。 然而石勒痛斥王衍說,“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石勒狠狠教訓了王衍一番,說您年輕的時候就擔任國家要職,名揚四海,身居重任,一直到現在一把年紀,還奢談什麼不想當官?西晉到現在這樣面臨亡國的局面,不是你的錯還是誰的錯? 史書上沒有記載王衍聽到這句話後是什麼反映。但是想來,王衍縱然是清談之士,辯才無礙,然而對石勒這一針見血的指責,只怕也是啞口無言了吧。 王衍求榮反辱,真是令人稱快。 這裡的一個疑問是,為什麼漢人的官員,甚至是王衍這樣位高權重的高官,甚為愛惜名聲,西晉時期漢人士族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竟然會這麼無恥呢? 大概和晉朝時期清談之風盛行有關罷。 司馬氏掌權的那個時候,殺人殺得太多了,敢說話的人都給殺了,於是只留下了只談風月、只談鬼神的社會風氣,人都變得無恥起來,只求苟活,什麼骨氣、尊嚴都拋之腦後。 相比之下,為漢人所瞧不起的五胡,他們直爽、豪放的表達反而顯得更加可愛得多。 史書有載。 石勒重用漢人張賓。張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其後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真情流露,很是感人。 秦王符堅,當王猛死後,“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這些少數民族的優秀領袖們,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寬以待人,重視人才,遠遠勝過了與他們同時代的漢人皇帝。 那個時候的漢族,從皇帝到大臣,從文人到平民百姓,難道算是優秀的嗎? 我時常想,難道這個世界上真正所有民族都沒有優劣之分嗎?難道我們真的應該相信所有民族只存在文化、習俗上的差異,但是他們都是優秀的嗎? 民族平等的說法,我無法反駁。但是我認為,絕對不是每個民族在每個的歷史時期都是優秀的。 我們是優秀的民族嗎? 有人告訴我,一個優秀的民族至少應該是團結的。 西晉那個時候的漢族算得上是團結嗎?我們今天算得上是團結嗎?今天的阿拉伯人算得上是團結嗎? 我只知道,日本人是團結的,以色列人是團結的。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的中華民族是不是團結的。 一個優秀的民族應該是自強的,善於學習的。而不該是自欺欺人,躺在過去的成就上睡大覺的。當然,也不是崇洋媚外,外國的一切都好。 6.2.縱論民族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意思的提法。 梁啓超就曾經指出“故凡滿洲人,今皆中華民族之一員。” 然而孫中山那個時候,中國同盟會提出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顯然沒有把滿人當成中華民族的一員。 可見中華民族被提出來也不過短短幾十年而已。 可是我們現在看歷史,竟然都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曾經的民族矛盾完全被完全給忽略不計,岳飛他們居然也不能算中華民族的英雄,只能算是漢族英雄了,搞不好還背上個妨礙民族團結的罪名。 中華民族的概念也很含糊,我們填寫民族,無非是漢族、苗族、朝鮮族這些,也沒看見誰寫自己的中華民族,可見從來沒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 史學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於是推出了另外一個民族概念,炎黃子孫。於是各個民族就都變成了“五百年前是一家”。 這一點在五胡時候也有反映。 《漢書》提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晉書》記載如下: “石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 哦,這下可好。匈奴、羯、鮮卑、氐、羌都是炎黃子孫,所謂的“五胡亂華”只原來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 漢人願意這麼想,五胡當然滿意。 於是五胡也都強調自己原來是炎黃子孫,只是後來由於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習俗。所以入主中原後,都是以正統地位自居,匈奴的劉淵建國乾脆就自詡為漢朝的後人,打出“漢”的旗號。 然而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嗎? 《史記》中說,黃帝是“少典氏之子,姓公孫,名軒轅”,黃帝的主要成就是在阪泉打敗了炎帝,在涿鹿打敗了蚩尤,被諸侯一致推為“天子”代神農氏;又搞“封禪”什麼的,好像是人間帝王一樣。 然而事實上,那個“聖人御極”的“郅治之世”,也就是四千多年前,中國尚處於新石器時代,黃帝不過是一個野蠻人的部落頭人而已。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唐、虞(按指堯、舜)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群獸奔跑,草木蕪雜),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 。 黃帝是個“異於禽獸無幾”的東東? 中華第一王朝夏朝是先於各部落第一個成型的國家,但也不過是一個部落盟主而已。夏商周三代,本質上講,都不是一個統一的大王朝,不過為諸侯部族的首領而已。可想而知,夏之前的三皇五帝是怎樣一個概念。 一般的認為當時炎、黃只控制着黃河中游一小塊土地,方圓不到千里。神農氏、蚩尤這些其它部落的只是和炎、黃有過征戰,但是並不是說神農氏、蚩尤這些部落都滅絕了,他們的後代一樣也遺傳了下來。 至於戰國文獻《世本.帝系》提到,“黃帝造火食、旃冕。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數,著調歷(曆法)。黃帝使伶倫造磬,垂作鍾,沮誦、倉頡作書,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則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揮作弓,共鼓、貨狄作舟。” 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我們炎黃子孫的說法是很成問題。 今天的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非漢族的五十五個民族中,像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黃二帝拉上血統關係,難道他們也得稱為“炎黃子孫”嗎?在台灣和東南一些海島的先民中有馬來人的成分,豈能濫用炎黃子孫的概念? 《淮南子.修道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衛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就深刻的道出了這種不正常現象的風氣。 中國人長期以來就受到這樣的偏見和迷信的影響,遺毒至今。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沿用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這樣虛妄的概念,而始終不敢提及“漢民族”主義呢? 道理也許很簡單。故意混淆民族的概念,這樣做的是很能緩解現在的民族矛盾。 而且,基於避免民族矛盾的考慮是有極其現實意義的。 一般估計,主要考慮的是藏獨和疆獨的危害。 首先,西藏自治區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以青藏高原主體,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稱。西藏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八分之一強。 問題在於,西藏的獨立必然會與中國有極大的矛盾。在戰略上,西藏要獨立必然會和印度結盟,而這是中國最不願意看到的,如果沒有西藏的屏蔽和西藏高原的掩護,中國將面臨極大的內部隱患的威脅,更不用說,西藏和印度結盟後,印度在西藏高原上布置導彈就可以輕易打擊中國的任何一處領土。這是國家戰略中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西藏獨立會造成其他少數民族的連鎖反應。漢族人口雖占中國人口的93%,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卻占中國領土面積的 60 %。雖然其他的民族未必會分裂,但是疆獨分子能受到鼓勵是必然的。 新疆160萬平方千米,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省區。 准葛爾、塔里木和吐魯番盆地蘊藏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石油的預測儲量為200——400億噸,天然氣的預測儲量位為13.07億立方米。 假如新疆和西藏強行獨立,中國嚴峻的現實,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將會更加突出。中國將會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那樣雙方的矛盾將會無止境的加劇,最終將是你死我活的拼鬥。 雖然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提法表面上是解決民族矛盾問題的好辦法,好像中國都是中華民族組成,大家都有共同利益,所以不存在民族之間的衝突。但是這畢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這種定義從根本上是無法解決民族矛盾的。 就像我們不是因為美國“九一一”事件,到現在還不會知道疆獨分子在中國鬧得這麼凶。把矛盾掩蓋起來,就像那隻把頭塞進沙堆里的鴕鳥,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們需要證實現在存在的西藏和新疆獨立分子存在的現象,只有正視問題,才會積極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只有正視問題,才會有建設性的了解和溝通。就像我們一廂情願的說,台灣大多數人民是同意回歸祖國懷抱的。如果不是武力的威脅,我們敢讓台灣全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嗎? 事實上這種最終的對抗是不利於雙方的,而且對於劣勢的有為不利。 更加重要的是,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淡化了作為主體的漢族特性。 其實中華民族的概念是盜用於漢族的來源,漢族本身就不是一種純正的血統,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的結果,也許中華民族的提出最終是暗示最後的民族融合,但是這樣的含糊和故意混淆是無助於真正理解民族之間矛盾、差異和融合的。 我們現在漢民族傳統尚武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早就已經不復存在。隨着漢族的共同理想不斷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團結強盛的民族特點,漢族漸漸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的漢人也不在意認同自己的漢民族感情和身份。 漢族為什麼不能說,我們要有自己的漢族主義,我們要為我們漢族感到驕傲,我們有我們漢族的利益。今天我們為什麼要放棄?僅僅是為了迎合中華民族這個虛假的概念嗎?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說到:“我們必須遵循的第一條原則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應該有民族特性,如果他們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須着手賦給他們以民族特性。” 而今天,為了遷就所謂中華民族的共性,我們的漢族特性還剩下來什麼呢?一個沒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樣的呢? 而且,中國現在有中華民族的特性嗎? 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都失去了自己的特性,還奢談什麼中華民族的特性。 難道我們的民族政策不應該反思,究竟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6.3.縱論文化 歷史本來就是後人修的,因為其工作量的巨大,所以這個工作一般是國家來主修,這樣的歷史自然會受到執政者的影響,要求史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現實服務,所以大家看到的二十四史一樣是含有功利色彩,並且有偏見的。 其實我的歷史評論中,涉及到對大量歷史片斷的主觀判斷,對於資料的引用也一樣是有選擇性的,但是比起現在中國歷史課本里的從階級感情判斷歷史的愛憎分明和無辜的掩蓋事實,比起小說和電視劇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自稱是正史卻又肆無忌憚篡改歷史的手法來,自覺我的歷史評論還是要更接近真實的歷史一些。 我們說,民族的優劣並體現在智力上,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躺在過去所謂輝煌的榮光上睡大覺而不思進取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有問題的。當今世界不同民族生活水平和制度特點差別很大,不能不說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關係。 換而言之,雖然我們強調民族、文化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因為不思進取,因為妄自尊大,因為不能面對現實,很多的民族和文化就這樣消亡,這一點在歷史上是存在的。 我們的歷史書講述的並不是真實的歷史,史學家對歷史的篡改從來都是不遺餘力的,當然這得力於統治者的授意,怎樣破除長久以來我們自以為文化天下第一的偏見是很重要的。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而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此當頭一棒,可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漢文化優越性源於強大實力的自信已經漸漸變成自大成狂的劣根性了。那麼,狂妄自大的漢文化怎樣解釋自己諸多亡國的歷史呢? 看看我們今天說歷史,很自然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問題的關鍵就是,史書一直將東晉作為正統。 那個時候的東晉甚至連三國時期東吳那麼大都沒有,只是上游以長江為界,中下游過江北不遠為界的南中國。我們突然發現,中國在東晉時代,整個版圖變得只有偏隅江南的一小塊土地了。而縱橫北方的五胡十六國,竟然完全不被史家列入中國歷代紀元表,而只以東晉為正統。 為什麼不承認承認五胡十六國的中國正統地位呢? 因為後世不承認非漢文化的五胡代表中國。 而西晉被認為受禪於正統的魏,統一了秦漢形成的傳統疆域,又以漢人為主體民族,所以才是正統。西晉亡,晉室子弟在江東稱帝,建立東晉,約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國人跟隨逃到南方,史稱“衣冠南渡”。所以說,西晉王朝是這時期“中國”的代表。 這樣牽強附會的解釋並不是開玩笑,而是真實的歷史。 於是在東晉時期的北方十六國,就不算是“中國”的了。五胡十六國的少數民族的君主沒有被寫進“本紀”里去。 雖然我們今天承認五胡最終都融入了漢族,都變成了中國人,可是歷史還是不承認這些“中國人”曾經的合法地位。 可是當時的少數民族們可不管這一套,五胡中的劉淵是匈奴人,原為晉朝大都督,封漢光侯,後被匈奴部眾推為大單于,從此獨立,稱帝時竟毫不客氣以漢高祖劉邦的傳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國的代表。 而史學家對南北朝的判斷更加可笑。 我們看史家們是什麼時候才承認中國有南北兩個合法政府的。 那時候的北方繼續被少數民族占據,而南方的統治地位被劉宋代替。可是史學家就開始承認北朝代表北中國了。 這根本上就是莫名其妙,為什麼西晉時候,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不被承認是“中國”,而一旦西晉滅亡了,北方的少數民族就可以被承認是“中國”了呢? 歷史最微妙的學問就是在這裡了。 因為南北朝的結果,是北朝消滅南朝而統一中國。如果北朝不是合法的中國王朝,那麼最後豈不是中國滅亡了? 於是我們就能明白了史學家的深意,首先賦予北朝正統中國的地位,好像北朝統一南朝,就是理所當然是合法的中國統一。 在這樣的掩飾下,中國漢人的正統地位終於保留下來。 果然是好苦心。 對五胡史來說,史學家還算是遮遮掩掩,對民族之分看得比較重,對亡國之痛也還頗以為慘痛。可是對漢人中國以後被滅亡的歷史,史學家就更進一步,完全拋棄了民族之間的偏見,堅決承認少數民族的統治地位,而醉心於漢人先進文化同化少數民族的豐功偉績了。 如果說五胡史是被史學家們強姦,至少還保留一些痕跡的話,那麼只要你少數民族認同了漢人的文化,你的統治地位我就承認這類學問,根本就是一場你情我願的通姦了。 這個時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記得了。 我們的學者們發揚光大了新的天下觀,明末大儒顧炎武提出: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漢人先進的文化,保國家,也就是保住漢人正統地位的國家。他認為兩者相比,還是保天下為第一。於是只要少數民族認同我們文化,我們就可以承認他的統治地位。 而後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詳,後人讀來熱血沸騰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原型,不過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句話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這樣一來我們從心理上很快認同滿清的統治地位,我們還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歡欣鼓舞。 難道不是嗎? 為什麼今天我們能看到這麼多清朝大戲,這麼多清朝聖君,這麼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連完全與朝代無關的電影、電視都儘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們嚮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點邊愣是就能火起來一樣。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電視劇好像真成了我們的歷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們熱情歌頌的康乾盛世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說道。 “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 “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 其時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到。 “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自己。” 其時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時候的中國人哪裡能聽得進去這些。 縱然是今天的中國人不也是還在做康乾盛世的美夢嗎?中國人現在不是最愛聽“這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類話嗎? 19世紀後期,明明是敵不過洋人的堅船利炮,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卻還寫着:“大清國大皇帝恩准該夷……” 真是好厚的臉皮。 “大清國”,“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國人,就是這樣自信”啊。 可惜中國沒有對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戲! 中國人不是從來最聽不得“東亞病夫”的評價嗎? 是的,我們不是東亞病夫,我們也不承認中國人是東亞病夫。 但是,我們是不是“東亞病夫”,難道取決於外國的評價嗎?外國人說我們是東亞病夫,難道我們就是,外國人說我們不是東亞病夫,我們就不是? 一個人有沒有得病,難道是是醫生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 難道清朝末年那個時候中國沒有病嗎? 難道那些為吸一口鴉片賣兒賣女的人沒有得病? 難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饅頭以為能治病的人沒有得病? 難道那些揚起脖子大聲說“嚇,殺頭,好看”的阿Q們沒有得病? 中國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為是。 我們說,我們不是“東亞病夫”,那我們就站起來。然而我們好不容易站起來後,卻不肯承認曾經得過病。 卻嚷嚷着,“其實我一直就沒病”。 我想,不敢正視自己的過去,不敢面對曾經的錯誤,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病的開始。 過去的傷疤都沒有勇氣揭的人,怎麼敢於直視自己的今天的傷疤,更不要說還能做出壯士斷腕的豪舉。 國家進步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國人若是不能奮進,必然將被淘汰,那些不思進取的人最好的選擇就是做阿Q。 也許,一個國家是否病了,看看這個國家裡的阿Q數量的多少,就可以瞭然於心了。 又聽說日本的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想必中國又是表示強烈抗議罷。 靖國神社內供奉着大約明治維新以來246萬個亡靈,其中1000多個靈位是二戰中的甲級、乙級和丙級戰犯,其中包括戰後被處以死刑的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 我們需要注意,被認定了戰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國神社供奉的是246萬。我們指責“靖國神社已逐漸變成軍國主義”,也就是說把那246萬都當成支持軍國主義的人,這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246萬個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歷屆政府的許多官員都以不同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他們認為“戰犯被處死以後,就已經成為佛”,參拜靖國神社,是“代表國民的感情”,“是天經地義的事”。真誠地追悼“所有為國捐軀者”。 相比之下,我們記得幾個那些為中國捐軀烈士們的姓名?我們是否想過需要一一考證他們的姓名? 我們的“靖國神社”在哪裡? 我們的政府官員為誰祈禱過? 我們的國民感情到哪裡去了? 我們又什麼時候看得起過中國歷史的“失敗者”? 我們又什麼時候還記得“真誠地追悼我們的為國捐軀者”? 中國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決於中國的自強,而不是別國的善意。希望中國強大、為中國強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國人,不會有日本人、美國人。 這一點日本人就認識得很清楚。 而中國,敢說我們比日本強嗎? 6.4.縱論社會 五胡時期西晉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時最突出的社會風氣是“清談”。後者的產生與前者是有密切聯繫的。 在我們現在看來,九品中正制的社會制度和清談的社會風氣是不正常的,但是在當時,還是相對進步的制度和風氣,只是在後來不可避免的變態了。 在曹魏時候,總結分析東漢帝國崩潰的原因,認為主要問題是在於“兼併”。土地集中,地方官就無法統轄境內的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 所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正是對東漢人才任用現實的真實寫照。 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就實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說,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評人物,以此作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機制。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後由吏部尚書陳群提出。 它的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選擇“賢有識見”的官員任“中正”,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將他們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以此制選官。 但是結果我們很清楚,這種制度導致的結果最後又像《晉書》劉毅傳里所說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完全有悖了創立的本意。 曹丕為代漢作準備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漸成為世家官僚壟斷選舉的工具。 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馬氏對他們採取籠絡和放縱的政策。司馬炎建國後,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因而出現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局面,這就是典型的門閥政治。 門閥士族擁有特權並與庶族保持着嚴格界限。 政治上,他們累世做職閒望重的高官;經濟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勞動人口,並且不向國家納租服役;社會地位高人一等,不與無特權的庶族(又稱寒門)聯婚和同乘共坐。 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他們特別注意門第。他們壟斷政治,排斥庶族寒門。庶族即使做官以後,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視。他們幾乎完全操縱“九品中正”的選官制度。 為什麼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晉朝,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 主要是由於中正官職多為世族門閥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這一制度變成為他們培植門閥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 《晉書.段灼傳》中,段灼曾對晉武帝說:“今台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這樣,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途徑,這一情況的出現,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晉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唐朝之後推行的是“科舉制”。這種改革的選舉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始終沒有做到本質上的突破,最後科舉制也淪落成為寫八股文比賽,而不是真正的選撥人才。 就這樣,歷史往往陷入了一個怪圈,始終無法解決人才選拔制度,看來還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晉朝另外一個突出的社會風氣是“清談”,我們都知道“清談亡國”的說法,但是事實上的“清談”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這得從東漢黨錮之禍說起。 漢代那個時候並不叫“清談”,而叫“清議”。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社會動盪,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 《後漢書.黨錮列傳》稱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氣節的士大夫“處士橫議”,另一方面是太學生的慷慨抗憤。 桓帝時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他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制為由,挖墳剖棺查實並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反將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請願。他們指責“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是難得的賢臣。於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貨賂不遂,誣陷其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 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詣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們自然不會示弱,他們利用張成事件發動第一次黨錮事件。 史載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準近期將要大赦,竟然指使兒子殺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極刑,卻正逢大赦當免。李膺愈懷憤疾,竟不顧大赦令而案殺之。 於是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即下詔逮捕黨人。 其時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桓帝死後,靈帝立,宦官的權勢更大。 建寧二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於是出現了第二次的黨錮之禍。 宦官首先將第一次黨錮之禍的領袖上百人全部逮捕並殺死。又將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皆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還沒有就此結束,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者,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並至。應該解除禁錮,以慰天命”。 結果引發皇帝的勃然大怒,“將曹鸞拘死於獄。又下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錮,波及五屬。” 這次事件打擊面更寬,懲治也更殘酷。自此以後,士人忌口,萬馬齊喑,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社會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亂之中。 當時的“清議”影響很大,史載“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後漢書》評價“清議”說,“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清議”之風維持了二十多年,讀書人前赴後繼。這些知識分子發動了數次規模宏大的抗議,他們的品格也受到當時人們的敬仰。 這段歷史時期的讀書人反映出來堅持理念的氣節令人敬佩。 譬如李固、杜喬死後,朝廷明令不許收屍,有人便攜帶了斧頭等自殺工具,冒着殺生之禍前去替腐屍驅趕蒼蠅,哭嚎流連。 魯迅先生說的:“敢於撫屍痛哭叛逆的弔客,敢於為民請命,是民族的脊梁”,大概就是指的這幾個人。 《後漢書》又評價說,“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 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慘遭迫害的悲劇,總是在中國歷史的大舞台上不斷地重演。 如晚明的東林黨人,如晚清的“公車上書”,如“五四運動”,這些的確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覺醒,但是也像“清議”變成“清談”一樣,在高壓政策的打壓下,正氣凜然的清議成了誤國誤民的清談。 等到司馬氏奪權的時候,知識分子更是選擇了完全脫離現實的言論來避禍。曹魏尚存的品評朝政、臧否人物完全變成了不務實而自我標榜的風流自賞。 最後終於淪落為極盡享樂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士族階級們變得一味風流自賞。 西晉時期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賢”,像嵇康這類憤激的人被斬棄於市;而二阮、劉伶終酒佯狂以避世;只有山濤、王戎去當晉朝的大官了。 這一些狂士不敢對權勢直接表示不滿,但他們敢對支持權勢的“禮教”、“名教”之類表示不滿。當然,更多的知識分子已經完全放棄自己的原則,不問良心的投靠統治者,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世說新語》汰侈篇記石崇和王愷鬥富的情形,一個“以台備澳釜”,一個“用蠟燭作炊”;一個“作紫絲布步障碧綾里四十里”,一個“作錦步障五十里”。 這種毫無意義的大肆揮霍簡直無法想象。 然而,這就是晉朝制度和社會風氣的現實。 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的空談,高官們利用壟斷特權過着極盡奢華的生活,最終導致五胡亂華這將近三百年的最慘痛歷史。 失去了正直品行、淪落了的知識分子群體是可悲的,那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悲哀,那更是一個國家的悲哀。 或許,我們沒有資格指責那些逃避現實的知識分子。 他們只不過擁有智慧和見解,他們沒有強權和力量抗爭暴力,他們的軟弱和屈服是正常人的本能,我們憑什麼能夠要求他們要前赴後繼付出生命來爭取所有人的權利? 在他們遭遇殘酷壓迫和打擊的時候,身為普通民眾一員的我們,又做出過什麼努力? 沒有得到民眾支持的任何“清議”都只會在高壓政策下變成“清談”。 我們還很不屑地說,那是他們不善於發動群眾。 要真正發動群眾,也許只有最殘酷的統治者能做到這一點。把刀架到脖子上,割得流血,割得肉痛,群眾就會被發動起來了。 沒有土壤,最堅強的種子也沒辦法生根、發芽。 可以說,一個國家到了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反對意見,到了統治階層無所顧忌的殘忍和奢侈的時候,這個國家只會走向大崩潰。 沒什麼好說的,末日根本就是自己的選擇。 6.5.縱論改革 胡適說過,“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 我們現在不追求“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排外”也早已忘卻,堅持了幾百年的“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記了。 過去,不管是遼、金,還是清,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漢語為官方語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國人居然不再樂於用中文交流了。 看看春節聯歡晚會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國人多麼開心的講着歐洲的語言,那樣的瘋狂,那樣的痴迷。 今天我們的教育里,英語的地位已經遠遠超過了語文,前不久還有人提倡小學就開始雙語教學,更有人提出全民學英文的號召。 難道這不該引起憂慮嗎?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象徵,漢語更是中國文化的靈魂。 當我們不以自己的語言為榮,放棄自己的語言的時候,就不能夠懂得中國文化,不能夠看懂我們的歷史,不能夠認同我們的民族。 那個時候,中華民族將會走向何方,中國又將走向何方呢? 哀莫大於心死。 放棄自己努力的文化、民族、國家,已經註定走向沒落。可悲的是,我們還在自我感覺良好,得意的笑着。 固然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並不等於改革就一定是成功的。 這一點,南北朝中北魏漢化改革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 北魏是鮮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國,當時他們的文化程度很低,直到四八四年,北魏才開始發給官員薪俸,那時距開國已經九十九年。這些年間,北魏官員都是通過貪污勒索來謀生的。 第七任皇帝拓拔宏是北魏帝國第一個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他受的是純漢化的教育,所以拓拔宏開始使他的民族全盤接受漢文化。 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是正確的,更是後人熱烈提倡的。 北魏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南梁名將陳慶之到洛陽後,就曾大發感慨:“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魏的改革有目共睹的,改革這點並沒有錯。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鮮卑族的改革是積極的。只有僵硬待斃的民族,才用種種藉口,拒抗改變。 但是拓拔宏對漢民族文化是近乎盲目崇拜,這樣的主動漢化,一方面固然使自己的民族進步,然而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漢文化的糟粕,更由於因為鮮卑沒有文字,這樣的漢化使得綿延千年的鮮卑族徹底消失。 當然,在注入新的血液後的漢族誕生了唐朝這樣的強大國家,但是過不了多了,漢族又變成了宋、明之積弱,鮮卑族的強悍、英勇、樸質已經不存在於漢族血統了。 我們可以先拓拔宏看看是怎麼做的。 拓拔宏首先通過遷都來實現漢化的開始,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措施。 一、禁止穿鮮卑傳統衣服,改穿漢裝。 二、規定漢語為帝國的法定國語,禁止說鮮卑話。 三、取消鮮卑姓,改為漢姓。 四、從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的人,就成為洛陽人,死亡之後,就葬在洛陽,不准歸葬平城。 五、鼓勵鮮卑人跟漢人通婚。 這些無可非議。 可是拓拔宏把漢民族儒家學派的禮教全部接受,這就不對了。拓拔宏重新建立起來士大夫門第制度,即所謂政府用人,只問門第,不問才能。 拓拔宏首先是製造鮮卑新的門第。鮮卑貴族姓氏,稱為“國姓”,最尊貴的有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共稱“八姓”。漢民族則以郡為單位,每郡選定作官人數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稱為“郡姓”,最尊貴的有范陽(河北涿州)盧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滎陽(河南滎陽)鄭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隴西(甘肅隴西)李姓,共稱“五姓”。廣大的被統治的平民,則屬於“庶姓”。國姓郡姓有國姓郡姓的門第,這門第代代相傳,成為世家。 門第世家,又分為六等: 第一等:膏粱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宰相(三公)。 第二等,華腴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院級首長(尚書令、中書令、尚書僕射)。 第三等,甲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重要部部長(尚書)。 第四等,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次要部部長(九卿)和州長(刺史)。 第五等,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顧問官或國務官員(散騎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門第。三世中有過副部長級官員(吏部員外郎)。 每一等級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標準和保障。身為平民的庶姓人士,絕對無份。這種不以學識為判斷標準的選用人才制度完全背離了任才為賢的本意。這樣儒家學派的繁文褥節、宮廷和政府的組織結構使得統治階層完全脫離了百姓,統治階層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趨糜爛。 北魏政治從此也混亂不堪,各級官吏生活腐化。 據《洛陽枷藍記》稱:“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奪。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地,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 統治階級在政治上更是賣官鬻爵,公行賄賂。 如吏部尚書元暉,“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太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按差等定價,當時人稱吏部為“市曹”。 就在北魏改革卓有成效的時候,爆發了六鎮起義。 六鎮是北魏為防禦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設立的。六鎮扼守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六鎮為沿長城一線的六個軍鎮,自西而東為沃野(今內蒙古五原東北)、懷朔(今固陽東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鎮)、撫冥(今四子王鎮東南)、柔玄(今興和台基廟東北)、懷荒(今河北張北縣境)。 鎮將和鎮兵都是鮮卑族人。另有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內地因犯罪而發配北邊的人等。 北魏前期和中期,對六鎮十分重視,邊鎮置都大將及僚屬,鎮下置戍,鎮兵巡行防戍。六鎮將領全部由鮮卑貴族擔任,戍防軍人則主要是鮮卑人或來自中原的強宗子弟。僅沃野一鎮,就有鎮將、僚吏八百餘人。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高車,亦先後有數十萬人歸附北魏,並也被安置在六鎮地區。 隨着北魏王朝着重經營中原,六鎮的戰略地位相對減弱,六鎮將士的社會地位也日漸低下。鮮卑貴族子弟受到歧視,仕途艱難。這一時期被派往防戍六鎮的人,多為流犯或死囚,稱為府戶、兵戶,與六鎮將士統稱為鎮戶。 太和年後期,“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 六鎮的兵民為北魏改革的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卻最終被北魏統治者拋棄。這個時候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終於在柔然族的南侵打擊下,爆發了鎮兵殺死鎮將舉行的六鎮起義,導致了北魏的動盪。 在平叛過程中坐大的兩個將軍:高歡和宇文泰,一個占據中原洛陽,一個占據關中長安,形成東、西魏。到他們的兒子的時候,分別篡位建立北齊、北周。 北魏最終因為自己的改革而滅亡。 北魏的教訓值得我們今天深思,我們要學習先進的文化和理念,但是又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毫無原則的全盤美化,引用他們的制度。 相比之下,日本還是做得很好。日本當時的思想家雖然倡導“脫亞入歐”,恨不得將日本變為歐洲的一部分,但還是保留了語言、姓氏和種族。 需要注意到的是,北魏的政治改革繼續沿用“門第制度”。相比曹魏和晉朝而言,這種盲目沿用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選拔人才的作用,甚至都沒有一個異化的過程,北魏就是簡單的直接引用最腐朽的政治形態,並且由於自身文化落後的弱勢心理,毫無原則的學習漢人文化中的糟粕,崇尚享樂。這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引進導致了社會的精英層與下層人民的急劇分化,偏見、歧視成了普遍的現象,下層人民被拋棄於北魏的“文明”之外。 拓拔宏是北魏的第七代皇帝,他的改革被歷史給與很高的評價,但是他改革開始不過三十年,北魏就發生大叛亂,並且很快的滅亡。而整個鮮卑族因此而消失殆盡。 北魏的改革成就其實很容易的被充滿仇恨的下層百姓毀滅,五胡時期毀滅一個城市的例子並不少見。“六鎮叛亂”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下層起義,如果沒有發生“六鎮叛亂”,而將矛盾繼續積累、深化,更大的叛亂勢必會發生,那時對於北魏來說,就是完全毀滅的打擊了。 北魏的漢化,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少數民族學習漢人的文化,我們可以怡然自得,但是今天的“美化”,就是我們的民族學習西方的文化,這些經驗教訓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我們的改革又是誤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最重要的一點,中國今天的改革到底是為什麼。 五四時期就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其實民主和科學在今天對我們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總的來說,我們的改革是要實現一個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擺脫愚昧和迷信。 所以我們前所未有的重視教育,普及教育。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要實現民主和科學,必要的前提是她的國民都要有科學、民主的素養和意識。這樣的公民才能推舉出自己的代表,才能夠制定符合公民思想的制度,才能夠自覺去維護公共利益,才能夠明白捍衛每一個人的權力就是捍衛自己的權利。 教育是實現進步意識的最好途徑。 然而教育需要的是有進步意識的教材,需要大量有進步意識的教育工作者,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西方在實現轉變的這個過程中,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教本身倡導的仁慈、忍讓、寬容,如果沒有功利化的目的,就是有助於社會進步的。 而在中國,我們文化的支柱,儒家思想,完全可以發揮類似的作用。儒家的精髓思想是一個“仁”字,他所強調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民主和科學意識不流行的今天,只要不把儒家文化糟粕用強勢的方式推行,鼓勵和贊成對儒家思想的討論,發揮道德的作用,而不是利用其來維護統治。我們的文化還是能夠有生命力的。 中國需要形成的基本社會價值觀是,中國人努力追求的是成為中國的公民,而不是進入特權階層。 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教育就是失敗的,甚至是誤導的。 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背離了“有教無類”、“樹人為本”的本意,墮落成為新的社會束縛機制。 有統計指出,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為2:8的國家,城鄉人口實際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尚不到8:2。有人激憤的說:在中國,在我們這個社會,要是不幸地來到了世上,不怕你不學無術,就怕你投胎無術!話雖不無偏激,卻也道出了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 那些“投胎有術”的人是怎麼獲取學歷的呢? 有錢的人可以出國留學;北京戶口的學生高考很輕鬆;政府官員可以輕鬆混到文憑,我就聽說過,市里組織下面一些縣的政府官員,跑到市里,上那麼五天課,開卷考試,拿到國家承認的碩士文憑。 他們頗為得意,自詡為高素質的人才,看不起被淘汰的社會群體,認為他們是沒有得到教育和不努力的結果。 出現這種現象,與教育的功利化有密切關係。 一切以高學歷和英文水準作為錄取和使用人才衡量標準,於是教育變成投資,付出這種投資是必要的,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 教育成本在這種風氣下迅速提高,很快的形成了壟斷。現有的特權階層利用自己的金錢可以輕易的達到這個水準。而農民呢,怎麼辦?本來國家還是有考慮的,只是腐敗的“希望工程”悄悄葬送了這個最後的補救機會。 改革實際上就是資本的形成,從某種角度看就是將社會財富進行重新的洗牌和再分配。 但是因為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風,社會的不平等再次形成。從某個角度上看,教育才是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和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 因為教育的“功利化”,我們高等教育下培養的人才未必能適應社會,那些通過艱苦努力從底層讀書出來的書呆子。因為缺乏社會關係和適應能力,因為經驗不足和學無所用,他們一樣找工作一樣有困難,還是處於在社會的不平等中。 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也陷入了危機。 教育早已不是“有教無類”,而是“唯錢是舉”了。 在城市裡,城管們如悍吏之來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現象隨處可見。我們農民和弱勢群體勢好像是被這個社會拋棄了。 我們的媒體給予那些無盡的奢華和浪費,給予那些歌星、影星、球星過多的關注,而漠視弱勢階層的利益和權利。 這種短視是愚蠢的。 雖然是這麼的自然而然,20%的人掌握了80%的財富,出於功利的心理,社會和媒體必然諂媚的迎合那20%的需求。 君不見各地高級娛樂場所,洗髮屋,洗腳屋,星羅棋布。 中國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大部分底層人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很少改善,甚至還有很多人掙扎在貧困生存線上。而先富起來的人卻利用優勢和特權的壟斷享受社會財富,從而造成整個社會不平等的實質無法改變。 先富起來的人根本無法承擔建設公民社會的責任,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道德建設的失敗,更是我們文化繼承和改革的失敗。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將這種失敗歸根於我們的文化。 我們雖然在表面上遮遮掩掩,實際上已經傾向於全盤西化,盲目崇拜了。 中國今天,國家給予外企的優惠遠遠超過我國自己的私企和民營,對西方人的恭敬和尊重遠遠超過了對待自己的國人。很多“西化”過的精英看不起自己的語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的人民。 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社會現實和心理狀態。 今天我們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已經變成了給予 “西化”階層特殊利益。 於是我們優秀人才爭先恐後主動“西化”,大量學生的留學“鍍金”,為的就是趕上這個崇洋媚外的熱潮。也不管這些知識是否一定需要到國外去學習,總之是出去了一趟,回來就可以高人一等。放棄了自己的中國國籍,中國人反而看得起一些。 全民學英語正是一個放棄自己文化的典型社會心理表現。 其實我們很清楚,真正能學成英語的只能是少數人,真正能“西化”的人也只能是少數,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在於學英語的人太少,也不是在於留學出國的人太少,而是我們無法將自己的文化精髓和西方民主、科學、自由等先進理念融合起來。 事實上中國不可能實現全盤的西化,我們只要看看眾多“西化”過的企業家、官員、學者,他們大多數並沒有捍衛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而是利用自己的優勢和特權謀求自己的利益,他們嫻熟利用中國的“特色”,利用自己的資本,在中國能夠很輕易的升官發財。從根本上講,他們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我們改革失誤造就出來 “唯利是圖”的吸血鬼。 我們從一個誤區走向另一個誤區,就像中國歷史一樣,永遠從一個暴政走向另一個暴政。 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國歷史雖然王朝屢屢更替,雖然被少數民族屢屢得手,但是至少還保住了自己文化的一脈相承。而今天,我們在主動放棄自己的文化。 北魏的改革不過三十年,成績斐然,最後卻落得國破家亡。而北魏改革深化的巨大慣性,使得鮮卑文化消磨殆盡,不復存在。 幾十年後的中國會是怎麼樣的局面? 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 要怎樣保持自己民族的活力,能夠積極和理性的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要避免盲目的“西化”。 要讓教育擺脫急功近利之風,使之成為真正的立國之本。要避免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這些,都是當前社會需要思考和反省的。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但願是杞人憂天罷7.後記 有人說,讀史者,不可不懷悲天憫人之胸懷。
疏漏之處,敬請諒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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