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确立必须有反对派、在野党，这几乎是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的共识。但反对派、在野党由何产生、如何产生？靠海外民运、靠国内民运，还是靠中共的妥协或内部分裂？

首先，八九年以后的海外民运力量有无可能象上个世纪列宁推翻沙皇或者孙中山推翻满清那样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对此很多人都会摇头。他们会说，现在的民运人士论才干、论号召力根本无法与当年的列宁、孙中山相比。为什么不？难道在列宁和孙中山流亡时人们就很有把握他们会作出后来的惊天动地的事吗？不见得。

其次，国内的民运力量有无可能象上个世纪中共在大陆推翻蒋家王朝那样推翻中共专制？对此很多人也会摇头。他们会说，微乎其微的民运力量与掌握着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机器的中共独裁政权相比，其势无异于卵石相较。为什么？难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共面临的困难比当前民运力量面临的困难要少吗？不见得。

再者，中共有无可能以国民党在台湾开放党禁、容忍民进党发展壮大的类似的方式允许各路民运人马在大陆成立反对党？对此很多人也会摇头。他们会说，中共一定会吸取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惨痛教训，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当然，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总是乐于假设它不会发生。但谁敢肯定胡锦涛将来绝对不会象葛尔巴乔夫或者李登辉那样对自己的政党进行改革呢？

其实，任何因素都不可能孤立地把中国带入民主政治的时代。但按照辩证唯物论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辩证唯物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任何人有权予以批判或采用)，上述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都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决定性因素。民主政治的成功虽然不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和支持，但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和支持。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政治有认识和向往，只要越来越多的人一点一滴地朝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向努力，量变最终能够导致质变，正义事业的成功也将不可避免。

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政治有认识和向往是最重要的。民运力量，不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如果对民主政治的原理和运作没有扎实的认识，他们如何宣传、教导民众？如何引导民众的热情？如果你只想利用甚至操纵民众向往民主的热情而自己对民主政治的原理和运作知之寥寥，甚至自己都热衷于做一些违背民主政治原则的事，那么你与共产党又有何区别？

如果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民运人士只泛泛地高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口号而不切实地把这些口号背后的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的痛苦经历才摸索出来的政治原理的具体内涵交代给中国民众，交代给共产党人，交代给中共的领导人，难道要把这个任务留给没有言论自由的他们去自己完成吗？在中共独裁政权垄断了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国，不得不为衣食操劳、奔波的普通民众很难有机会了解民主政治，他们只能凭良心和猜测来憧憬民主社会。一味地责怪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差、没有民主意识、阿Q精神等等显然是不合理的。

大多数共产党人比普通民众更难了解民主政治，原因在于：一，中共对党员的长期洗脑养成了他们抵触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顽固的意识根基；二，要求全体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和强制性的组织生活牢牢地捆绑着他们；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让他们对追求民主、自由有难言的恐惧，明哲保身早就是绝大多数党员的处世态度。任何民运力量，如果在政策上倾向于忽视这个有五千万成员的群体，或者有意识地把这个群体排斥在民主运动之外，甚至不做区别地视他们为民主政治的当然敌人，那么这种政策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将是有害无益的。

中共的领导人比普通党员更难了解和接受民主政治，因为他们不仅是反民主的决策者，而且是反民主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谁来教育中共的领导人呢？靠他们自己吗？靠他们的秘书或智囊班子吗？还是靠专家学者轮番到中南海为他们上法治课？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权力斗争永远是他们的核心工作，他们不可能哪日心血来潮，责成自己把民主政治的原理搞清楚。作为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都搞不清楚或不想搞清楚，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搞清楚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自由主义呢？

秘书或智囊班子对中共掌权者的思想和决策有很重要的影响，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例如，胡乔木对毛泽东、鲍同对赵紫阳、曾庆红对江泽民，等等。然而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选择秘书或智囊的机制本身就倾向于淘汰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领导阶层中开明人士少而且越来越少的原因。

那么对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法制讲座有用吗？我本人就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讲过法制课，对此略有体会。讲课时他们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结束时他们借机作秀，发几句模棱两可、不痛不痒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评论。本来怕刺激他们，我们准备讲稿时就非常地小心翼翼，讲课时非常地低调(就象对待婴儿或病人那样)，甚至违心地强调、重复邓小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这样的谬论。即使他们认真听了，也未必动心，何况不听？当然，这类讲座有总比没有好，因为李鹏等人至少可以从中学一些诸如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公正、党要守法等法律常识和术语。至于有无效果，从中共过去五年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一般状况就可以判断出来。

让中共当权者了解民主政治原理和呼声的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是各种利益群体要百折不挠地向中共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八九年的民运和这几年的法轮功都被中共镇压。但我们不能说中共没有从这两种诉求的处理过程中体会到什么。如果工、农、商、学、兵、宗教等等利益群体都能大胆地、经常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即便共产党是铁板一块，也会在条件成熟时出现分化。

所以把话说回来，不论海外民运人士也好，国内的民运人士也好，有机会接触中共领导干部或普通党员的人也好，要积极主动地，但又要讲究策略地，把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具体内涵传递给国内民众和中共的干部、党员。民主运动的目的并非为了反对中共或消灭中共；反共只不过是我们在目前条件下为追求和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不得不为的。如果民主政党有机会与中共公平竞争、和平竞赛，为什么要消灭共产党呢？当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台湾民进党人士现在不是照样能与国民党籍的官员共事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台湾民进党有消灭国民党的企图。同样的道理，把共产党消灭掉，让另一个政党来重复类似的一党专制，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在我看来，民主相对于发展而言，是一种手段 -- 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方法，可以充分地反映利益群体的意愿和要求，可以更好地集中多数人的聪明和才智，可以更多地吸引广大民众的关心和参与，以达到促进经济与文化等事业更快地发展 -- 但民主同时也是目的。这有两层含义：首先从民主是一个发展过程看，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目的。其次，从终极的意义上看，民主中的部分内容也是目的。如果将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加以具体化，民主政治的主要内涵包括一个根本原则 -- 主权在民，还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民主权利、国家权力的民主配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行使的民主程序，以及民主方法。其中，主权在民原则和公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是属于终极目的的范畴，而不是手段，因为人民生活在任何国家与社会中，都应当享有当家作主的地位，都应当享有种种政治权利与自由。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都是为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和公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服务的。民主与专制相对立。它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社会人们所共同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民主必须有法律予以保障。法律是手段。它能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将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行为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化，要求社会成员一体遵行，通过法律的规范、指引、统一、预测、评价、教育、惩戒等特殊社会功能，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比单纯依靠一个或少数几个当权者的个人智慧、决断、意愿来治理国家要高明得多。法律是公开的，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能避免当权者暗箱操作或感情用事，能防止治国的重大决策随当权者的改变而改变，随当权者的观点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正是法治比人治优越的地方。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代人已到了古稀之年，能为民主政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民主法治的希望在于年轻一代。我盼望海内外的年轻人，要认真研究民主政治的原理和各国的法治经验，扎扎实实地工作，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