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之后到1945年二战结束，人类的意识形态受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影响，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下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历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是推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动力因素，希特勒狂妄叫嚣的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和我族中心主义是他的两大宣传核心。1945年之后，以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为首，人类认识到互相残杀会把人类带向死亡和灭绝，包括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举动在内，世界和平成了人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于是美国一改过去世界上战败就要赔款的做法，不仅仅不要求战败国赔款，而且更批准实施了马歇尔的欧洲经济拯救计划。不仅不要战败国的经济赔款，而更给予战败国无息、低息贷款，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后来由于斯大林在希腊问题、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中的蛮横与贪婪、强势，导致的也仅仅只是冷战开始，而不是热战。

                马歇尔计划的思路带给了人类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思路和模式推动了人类地球村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它在帮助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之后，无意间促使了欧洲要求经济联合。它以欧盟的成立作为发展的高峰点，它以英国的退出作为发展高峰的下滑点。它被入侵人文科学的生物学家们誉为新达尔文主义的4.0版，它在生物哲学上的解释是，人类进化成为真社会型动物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个人更多的幸福和保护；虽然物种之间和内部有生存与繁衍的竞争，但概况个体的一生或某一物种的生存繁衍策略，与其他个体或者物种的协作与合作，占据生命周期的更广泛、更大部分的时间。比如人类同水稻的合作，使得水稻的干物质重量最高而成为地球上生命最成功的物种。在动物界，以生物学干物质重量衡量最成功的物种是昆虫而并非是人类。（人类并非是最成功的物种这一论段在生物学界由来已久，请参考社会生物学之父威尔逊的自传）

                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对战后的斯大林和继承者赫鲁晓夫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当时并未参与世界交际圈的毛泽东及其党人都没有丝毫的感觉，更不要说提到某种高度的认识。毛一直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要早打、大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苏联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片红。

                毛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的这一分歧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了两人彻底地分道扬镳。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又促使毛转向与美国结盟，实现中美之间情报与军事的密切合作。中美的联合无疑也加力了一把苏联帝国的解体。而中美的联合也在毛时期就埋伏下了“嘴上笑骂，实则联合”的一种中国文化才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合作模式。

                79年之后中国要改革开放，邓诚恳地跑到日本和美国寻求经济帮助（78年访日、79年访美）。欧美对邓的反应冷淡。可是当时经济如日中天、红得发紫的日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也急于找到生财的新出路。于是一拍即合，这样中国人民也开始享受到了日本的经典电影艺术。《追捕》、《望乡》、《远山的呼喊》、《排球女将》等等到今天也是我们这代人回忆年轻美好时光的经典。在《阿西们的街》中隐隐地感受现代工业社会的紧张和无奈；也在《阿信》中感受人生的鼓舞和辉煌。

                日本能够对邓的访问反响热烈，是因为当时日本惊人的经济成就；欧美对邓反应冷淡是因为欧美在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一直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日本是如何成为经济巨人的也还是美国学界积极探讨研究的典范；跟今天讨论中国崛起的经验一样被广泛热烈地讨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急需外汇的时候遇到日本的第一批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它启动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之后第三波的工业化脚步。有了资金、有了提供的技术、有了管理的指导、有了订单、市场和销路，仿佛一个穷人交上了一个富有的朋友；富人借给你鸡、教你怎么养、又收购你的鸡下的蛋。穷人变富人是一定的道理。你替富人养鸡，需要占用你家的院子，需要你付出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你咒骂富有的朋友，说借给你鸡养的目的是想让鸡在你的院子里拉屎，破坏你家院子的清洁干净，那就是极不厚道的无耻之言。这里我顺便谴责一下柴静片子里受访的说这番话的所谓“知识分子”。

                当然，比喻只是个比喻。这中间有许多需要的智慧和细节的处理来协调好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工业化的能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循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都需要20~30年的历程。

                表现在美国民众的眼里的，就是60、70年代大量充斥在市场上的日本制造，80、90年代的台湾制造、新加坡制造，以及当今的中国制造。当制造业从日本、亚洲四小龙转移向庞大的中国社会，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衰退，就成为了必然现象。但是台湾和亚洲四小龙都受到了大陆政府的经济优待，而日本却被排除在外。

                这个现象就体现出政治所能表达的国家力量。但是这股国家的力量绝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正如养鸡需要穷人家的院子，邓之后一改文革时候批判的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允许还是不允许外国的资本在你的土地上发生工业化生产，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的普及，需要的即可以算做是国家力量，也可算做不是国家力量。

                中国工业化的脚步始自同治中兴，但是哲学高度上，并没有人认识到社会演变的这个转折点。“中国要走出帝制，关键在于走出秦制”。哲学上你错了，你以后什么都对不起来。

                殷周革命，革的是什么命？今天西方文明的本质是什么？

                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人类来讲，古希腊的商业贸易所建立起来的市场文明是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萌芽和成长的明灯。从4500年前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的壁画里可以体会到那种无限制的文明光辉和灿烂。经过迈锡尼时期和黑暗时期，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基本具备了规模。可是到了希腊化的时代，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又与今天何其相似。

                在大致同时期的中国商代我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市场文明的辉煌。但是殷周革命让我们转变了方向。人类文明成果的分配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权力的；一种是市场的。市场由混乱模式自发发生自组织现象，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经济学。人类历史上100%的权力来分配的文明从没有发生过。只在毛的大跃进时期短暂实践过。相反100%的由市场来分配文明成果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权力和市场两者来协调分配人类的文明成果。

                现代西方显然重视市场，把政府定位为服务社会、服务市场的职能。而东方专制制度自西周以来显然都是重视权力的文明；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的管理者，造成中国有江湖没社会的思维局面。江湖成为争斗平台；而社会乃同一物种形成协作行为关系的众多个体。分封制度无疑就是一种权力文明的体现，是权力法则的佼佼者、获胜者。只不过在历史的沿革中，权力所占的比重相对于市场在秦代以来更为突出。总量大而又集中的资源貌似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无坚不摧的能力；但是它伴随的权力腐败和难于出现好皇帝的天然劣势，压倒了它吹嘘的功能。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权力文明。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市场生活中所出现的经济过热与经济萧条的循环模式。而马克思的其它理论无论在权力文明还是市场文明中更是站不住脚。而市场科学提出经济波动属于为促进经济规模总量成长的必然规律。权力文明与市场文明就这一问题再次出现冲突。2008年的经济危机明显又凸显了无节制的市场文明的危机和权力文明的优势。

                文明冲突的实质说到底就是权力文明和市场文明的冲突。二者的黄金比例究竟为多少难以确定。如同生物美学评定一个女性既要她身材瘦削为美，又要她身材胖而丰腴为美。身材瘦削的女性容易怀孕，因为每个男性都希望每次贡献均能受孕；又希望她的受孕有极高的储存营养，婴儿成活率高。男性既要女性瘦，又要女性胖的审美要求随社会和个人的经济水准波动。

                今天的我们不是要走出秦制，而是要走出周制，回归殷商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但是殷商时期是个什么文化、什么面貌，我们又无从知晓。周之后中国发明了道德观念并以道德立国，结束了青铜时代及以前的神话左右人类生活的宿命观念。中国的神话被埋入深坑，留下来的断断续续。要恢复殷周，我们无可参考，只有转身到古希腊文明中寻找答案。在迈锡尼的神话中孕育思想，这也是现代西方精神和文化的基石和基础。

                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即使被日美扶持协助了一段路程，在往后的发展中也一定会迎来类似日本的10年徘徊期。因为已经没有了竞争力的制造业一定会转移向其它国家。

                当然，中国有纵深的内地，不会像日本那样快速进入徘徊。关键看习会不会利用。在这个层面我支持他的一带一路计划，但如何利用，必须有个哲学的指导思想，才会有正确的智慧和技术手段的运用。

                反观美国的经济百年来都是在经济过热和经济萧条中波动成长。依靠市场竞争推动新知识、新产品、新发明、新技术的演变，逐步从农业国家，跃进到世界第一强国；她靠的不是掠夺，而是知识；知识成为了资本运作的本钱。进入了知识资本社会。

                而中国，依然面对的是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后进国家困境。所以她像谁? 她的意识形态又像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