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右”和“文革”的錯誤到底是誰的? |
| 送交者: zglbx 2005年07月15日13:31:5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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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和“文革”的錯誤到底是誰的?
蕭喜東 福柯說:“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關的。”[1]再也沒有什麼例子能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更能說明福柯的洞見了。有一點很清楚:文革沒有離開我們,在今天人們的意識和言語活動中,它反而越來越經常地穿上戲裝出場,在越來越典型化、越來越模式化的漫畫場面中為當代觀眾排演。文革被化約成一些鮮明生動的符號形象,如:紅寶書、忠字舞、抄家、“噴氣式”等等,這些經過文字和意識生產者的刻意加工,經過官方和主流媒體所反覆強化,已經成為迪斯尼樂園微縮景觀式的“文革歷史”。
文革本身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而不是迪斯尼樂園式的忠字舞彩排,那麼有關文革的歷史知識本身,也別無二致,是矛盾衝突、操縱與反操縱、主宰與被主宰的的場所,更確切說,是“記憶與遺忘”的政治鬥爭的場所。為了說明這一點,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天為探討對象,將官方和主流文獻的記載與那些被忽視、被掩蓋的文獻記載相對照比較,以此來展示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怎樣圍繞着文革歷史來展開的。 考慮到官方和主流史學對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這裡就牽涉到當權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問題)的有關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細”,本文的主題也許有拾遺補缺的價值。不過,本文更希望通過對這個主題的探討,來引導出有關對文革意義的評價、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等更重大、更複雜的問題的討論。 有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眾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了一份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全文是:
這段文字,其震動之處,除了坦率、直接的特點之外,還在於首次點破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竟然存在着“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實右方式對群眾專政的問題。這裡所說的在“五十多天裡”發生的看來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麼呢?今天以控訴迫害為主題的文革回憶錄文學,為什麼對這“五十多天”竟然緘默無語呢? 先來看一看一些最權威的官方史記載:著名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隻字未提,這時“宜粗不宜細”的典範。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簡史”的風格,對此事記載道:“由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單位群眾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理解不同,對本單位領導的看法和所持的態度不同。所以,從運動一開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數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數派),必然會同一部分群眾和某些基層組織發生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以致發生越來越多的轟趕工作組的事件,結果工作組不僅未能扭轉越來越嚴重的混亂局面,反而將自己置於矛盾交點的困難地位。……為了堅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組曾經不適當地採取了所謂‘排除干擾’的某些措施。有些單位批鬥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人,並加以‘反黨分子’、‘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當時,對於這一類措施,黨內黨外都有贊成和不贊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夥確對此大加渲染,誣之為‘鎮壓群眾’、‘白色恐怖’、‘反對革命’,力圖給工作組加上彌天的罪名。”這是官方史著所能給予的儘量含蓄、儘量客觀的說法了。
本文下面將通過筆者現有的一些材料對這個歷史時刻的有關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較各種說法,以圖儘量完整地復原出一個被主流話語所刻意“遺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歷史。 劉少奇、鄧小平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從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毛澤東退居二線。許多回憶錄都記載了文革前夕政治氣氛越來越“左”、各種政治運動越來越嚴峻的情況。而多數的分析認為,這是毛澤東對“階級鬥爭”越來越強調的結果。然而,難以解釋的是,恰恰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當時政治運動的領導工作表現出很大不滿,並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決策權之外,因此才有毛澤東、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公開的分歧,以及毛澤東手拿憲法、黨章抗議被剝奪發言權的事情發生。[5] 毛澤東的不滿之一,是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實行殘酷打擊一大片幹部群眾的粗暴作法,這就是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事實上,劉少奇領導一線工作期間展開的政治運動,無不打上劉少奇的個人印記。[6]由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所實踐和整理出來的“桃園經驗”(《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就是滲透着劉少奇的群眾觀、反映了劉少奇風格的政治運動的一部經典。它的影響普遍滲透到各級幹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風當中,因而“桃園經驗”註定要在文革中發揮它的作用,它的執筆人王光美也註定要在文革初期積極運用她的經驗,從而導致她後來巨大的個人不幸。 毛劉之間的分歧又要歸結於他們對黨、對群眾看法上、對黨群關係、對精英與群眾關係看法上的深刻差別。對於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等抽象原則,他們也許沒有爭論,而一旦面對生動活潑但非盡善盡美的群眾和群眾運動,他們的態度就變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當毛澤東正在思考着黨內出現“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7]等問題時,劉少奇卻在考慮着怎樣把“桃園經驗”的“集中優勢兵力”派工作組下基層、找根子、奪權、人人過關、“洗手洗澡、下樓放包袱”等搞政治運動的標準操作程序進一步完美化,並在這種行政命令式的政治運動中把共產黨員變得進一步馴服工具化。 現有文革史,對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組、訂立“八條規定”,以及後來轉發北大有關“六.一八”事件簡報等領導層的事態發展,敘述較詳盡,但對群眾層次的言論、行動和發生在基層單位的事件的記載比較稀疏,或有意迴避。下面就從劉少奇、鄧小平親自過問、直接干預的兩個基層單位的情況入手,來具體說明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領導文革運動的方法和風格。有關事實記錄,很多來自文革運動中群眾出版物的文章,這裡基本引用原話,但去掉一些浮誇而無實際內容的詞句。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組進師大一附中。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聯繫。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后,由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至互相鬥爭,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了,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志,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出大字報〔指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敵人搞清楚。”[8]如果說,向工作組發難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黨提意見”的鳴放運動,那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特別是所謂“引蛇出洞”策略,就成為劉少奇心目中的一個關鍵性的參照系,這期間他的指示、談話,都反映出他準備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運用到當時的運動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個被格外注重的參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別是以“桃園經驗”為象徵的:嚴格的等級秩序、嚴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給群眾分類排隊等具體操作。劉少奇的女兒根據她對劉少奇指示的領會,在日記中寫到:“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只許開一種秘密會,就是北京市委傳達指示(只許黨員的),工作隊革命委員會的給群眾排隊,可以秘密,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數學生參加,告訴他們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對群眾“鬧事”的可能場景的厭惡和防範:“可以讓大家學毛選,社論,準備材料,不要讓大家沒事,沒事就會鬧事。”[9] 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一次鬥爭會就開了八小時。當時負責向中央匯報中學文化革命情況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讚許下的武鬥:工作組七月十一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10]
第二個例子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曾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胡當時負責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文化大革命)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並搞成“典型”。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一些師生對工作組進校以後把矛頭指向群眾非常不滿,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在工作組的煽動下,不少學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學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現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學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的對少數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貼大字報及支持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鄧小平這樣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面開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一個班就鬥爭了十二個被斥為“右派”的同學,其中張XX、朱XX被定為“反革命”。張XX被鬥了兩天一夜,朱XX只許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動,剝奪了她們的一切政治權利,並被監視起來。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12] 女附中反工作組的事件導致了鄧小平本人對該校的直接干預。下面是胡啟立對有關事實的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我嚇了一跳,不知象鄧這樣的人為什麼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鄧……具體指示我說:‘那十三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十三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十三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下令讓卓琳打電話給劉志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鄧小平進一步下達指示,要求運用“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打擊反工作組的少數學生。胡啟立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指示我,應象師大一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
根據鄧小平在十天內連下的三道指示,不顧工作組同志的反對,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13]
按照劉少奇、鄧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因此派工作組的數量也要空前規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學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學校,還有半工半讀的學校約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18] 工作組進入各校後的作法並不完全一樣:有的原黨委已經垮台,工作組進校後取代原權力機構,有的工作組和校黨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師生群眾發生矛盾衝突,有的工作組對本來就存在矛盾的學校中的兩派支持一邊,反對一邊,加劇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組行為一致的地方在於:都按照“給群眾分類排隊”、“上下左右一起掃”、“打擊一大片”的“桃園經驗”,主觀上十分真誠地開展運動;其次,以五七年反右為參照,視反對工作組的群眾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實行打擊迫害。清華大學的一位政工人員後來回憶到:“當時北京市大多數高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現象,派出工作組的領導人認為這是五七年右派進攻的重演,還認為有舊北京市委的黑線在裡面起作用,總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籠,要引蛇出洞,然後予以殲滅,他們把這個部署總稱為‘反干擾’,在清華就是‘反蒯’。”[19]下面就來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況。 各個學校的形勢發展大都是以轟動性的事件為標誌的。比如,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裡的一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並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宣布對他們“實行專政”,“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里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污辱。”“晚上一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一會來敲打一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着木槍、木棍看着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限制我們的自由,不准我們找人談話,不准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一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麼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20]
北京師範大學的“六.二○”事件是這樣的:譚厚蘭等十七位學生貼出了《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一些師生紛紛支持。上午十時,工作組組長孫友漁急忙作“廣播講話”,認為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繫在一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要趕工作組下台”。於是,以“橫掃外圍”、“反干擾”、“抓游魚”名義的圍攻開始了。大字報的作者沒有屈服,中午又貼出了《孫友漁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圍攻和批鬥的現象愈演愈烈,寫大字報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許吃飯。[22] 北京林學院“六.二○”事件圍繞一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也稱《二十二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廣州、武漢、重慶、西安、長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一波把林院定為“反干擾”的重點學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同一時候,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記》形容當時的情勢:“反革命圍攻象瘟疫一樣流毒全國,很多地方有領導有組織地批判這個《談話紀要》。據不完全統計,四千餘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23] 這張大字報到底邪惡在哪裡,使工作組視它為洪水猛獸呢?和當時各院校普遍反對工作組的言論比較,它並沒有什麼特別“反動”的地方,最不對工作組胃口的,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霉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這種作法本身。 據《大事記》記載:“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重見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紅衛兵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是這樣記載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學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華大學的趙鋒、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二十二個問題”串連小組’,……在這期間,全國各地革命群眾紛紛來信來訪,給他們提供大量的情況。”“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長春地質學院等革命學生在來自全國十幾個省三十多個市六百多革命師生的支持下,乘着《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的大好形勢,發揮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鬥爭,”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XX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志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這個思路被工作組在武漢大學付諸實踐:“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一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一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闆。”[28] 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恫嚇,後來工作組進校,衝突進一步發展,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要中南局批發文件到基層,並上報中央(後來沒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你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着你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你們是反革命,你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三個十六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八月五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29] 另一樁殘酷迫害的典型案例,發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臨汾分校。以武永泰為首的工作組是六月二十日進校的,“原來受到黑黨委壓抑的廣大革命師生,敲鑼打鼓,用熱淚迎進了他們,並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希望。”而工作組的政策是,全部幹部“靠邊站”,“在橫掃的基礎上找重點”、“剝筍政策”,並把鬥爭矛頭轉向一般幹部和學生,把學生幹部也當作“當權派”,整個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團支書高尚年,在工作組進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殺,據他的同學後來的控訴,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真是猖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逼死一個人就象殺一隻小雞似的平常。當把高尚年從井裡撈出來時還說:看看死了沒有,如果沒死還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學生幹部李志宇,在工作組“天天敲”的口號下,不時被提審、被鬥爭,低頭、立正、手放下的訓斥聲接連不斷,並被關在屋子裡寫檢查。[30] 在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人大(即吉林大學),發生了所謂“紅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東北人大師生的大字報開始貼出揭發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與原東北人大校長兼第一書記匡亞明的關係的大字報(六月十三日,江蘇《新華日報》刊登了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派市委書記處書記李一平為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組進校後,工作組和給黨委提意見的群眾發生了各種衝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滾蛋的聲浪中”,市委工作隊召開東北人大全校黨員大會。會上李一平號召黨員表態支持工作隊。市委第一書記宋潔涵對工作隊員講:“往外趕工作隊,說明有壞人搗亂。要準備鬥爭。”會上決定,晚上開群眾大會,把市委工作隊擴大為省市委工作隊,仍由李一平任隊長。全校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後,很多群眾義憤填膺。當晚,群眾從四面八方向校大禮堂聚攏,打破了工作隊“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的規定。群眾進入禮堂後,發現台上無國旗,僅有主席象,還歪掛在那裡。同學們上前與工作隊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擺正,掛上國旗。工作隊的副隊長說:“得請示省市委。”這一下激怒了師生,“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三、四百革命小將自己動手擺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國旗。”十一點鐘,省市委從郊區公安分局調來兩汽車公安人員,幫助“維持秩序”,後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幹部,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韓容魯為首組成工作隊。“全體隊員強行登台向革命群眾示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
工作組與群眾面對面對峙的場面,也幾乎同時發生在重慶大學校園。以下是群眾出版物《八•一五戰報》所敘述的事件經過: 以張種玉為首的重慶市委工作組6月8日進校之後,肯定校黨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委”,不准貼校黨委和黨總支的大字報,發生了壓制群眾運動的現象。在師生的強大壓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組被迫叫校黨委書記鄭思群就壓抑群眾的一系列錯誤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一次假檢查。而當晚,由各系黨總支書記照定下的框框分別向群眾作檢查。但是這樣作卻更加暴露了工作組、校黨委和群眾之間的矛盾。在無線電系黨總支召開的檢查大會上,一些參與了以前官方秘密會議的同學自動起來揭發了系黨總支召開秘密會議以及會上布置的壓制群眾的種種措施,師生情緒高昂,紛紛要求當時追隨校黨委的一年級輔導員劉XX交出指示其開秘密會、布置開黑名單的幕後指揮。接二連三的提問弄得劉XX手足無措,冷汗橫流,不斷以目光向當時在場的校黨委委員王XX和工作組組員張XX請示和求援,張、王上台幾次也不能控制會場,為了挽回敗局,他們請示了校黨委辦公室主任丘崇興和市委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丘崇興數次從同學手中奪過話筒,叫大家“這個會不要開了!時間不早了,快回去休息!”(當時是晚上十一點多鐘,而同學們認為時間還早)留在後台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也極力勸阻在後台排隊準備發言的同學:“今天很晚了,這個會準備不充分,開不好,謹防階級敵人利用。”軟硬兼施,終於制止了這次大會的繼續召開。據形容,此時“重大校園內象堆滿了乾柴,只要一點火星,立刻就會燃燒起沖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的報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導火線。那天上午,無線電系的同學聽說電機系的一些同學因揭發校系兩級的問題受到圍攻,馬上組織全系同學排着隊伍冒雨前去聲援。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出來接見同學時,說:“你們的熱情是好的,但是,這麼多人,亂糟糟地來,解決不了問題……電機系的問題,他們自己解決,你們還是回去學習文件吧!”同學們對他的態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誦讀了給電機系同學的聲援信,兩系同學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一時群情激憤。 聲援結束後,無線電系的同學又找人去把情況講給作鎮重大校園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何正清,要求他對此表態,但何正清認為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是正確的。聯繫到工作組到校後的一系列表現,同學們認為市委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鎮壓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天中午,就有幾個班的不分同學分別聯名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加急的求援電報(有的電報被郵局卡下來了,未發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動,使一些同學結成了某種集體。 6月18日下午,張海亭代表工作組給全校黨員和團幹部作了一個報告,認為“共青團員要堅信市委,堅信黨中央,對於上級組織的決定,即使是錯誤的,也必須堅決執行”。被同學們認為是劃框框、定調子、潑冷水的報告。 6月18日晚上,無線電系召開團員大會,(有部分青年同學參加),傳達下午張海亭的報告,在傳達過程中,同學紛紛遞上字條,對報告的許多觀點提出疑問,並要求發言對其進行批判。報告傳達完畢,就已經有人跳上台去,準備發言。但是,當時負責傳達的系團總支書記高XX和工作組成員張XX拒不同意,於是,在要不要繼續把會議開下去,要不要批判這一報告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突然電源被切斷,工作組的另一成員楊XX跳出來指責同學批判張海亭報告的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事情的過程中,又有人打電話請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他十分不滿地回答:“你們實在要開就開吧--叫工作組成員全部回來開會!”在場的人都知道事情變得嚴重了。一些膽小的人離開了會場。三、四百名堅定分子留下來了,大家推選出了幾個人組成了會議臨時主席團(絕大多數是同學們上午推選出的學生代表),有人搬來了錄音機,為大會錄音,有人自動維持會場秩序,大會繼續開下去了。
就在同學們的自發會議進行的同時,市委宣傳部長何正清就在黨委禮堂,宣稱:無線電系集會是反革命事件。當時何正清和張種玉研究了兩項措施:第一調軍隊來,如果學生上街遊行就鎮壓,第二立即把機械系的工人集合起來,拿上工具去“保衛”一大樓(無線電系集會所在地)。 “六•一八”集會的消息馬上傳到市委大樓裡面,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和其他幾位書記通宵未眠,共同策劃對策。工作組親自布置對無線電系師生進行圍攻,指定兩個同學各籌一篇稿子,聲討無線電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無線電系的學生在宿舍、在路上到處受到圍攻,校園內貼滿了“憤怒聲討無線電系一小撮人非法集會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標語和“聲討”大字報。晚上,工作組和校黨委組織了鬥爭會,對“六.一八”集會的參加者和支持者實行綁架和鬥爭。重慶市委、省文革小組專門為此事發表了歪曲事實真相的“情況簡報”。然而,事件之後,重慶市委也被迫調回了原來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張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組進駐重大。[32] 最後來看一起發生在校園之外的衝突,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六月十三日《新華日報》登出了一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有很多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說是省委及時發現的,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裡有鬼》。不到兩小時,報社內外貼滿了大字報。報社部分工作人員雖然手拉手築成好幾道人牆,也阻擋不住到報社內貼大字報進行辯論的群眾。於是,公安局的人員來了,開頭來了幾十人,後來增加到二三百人,他們同報社的工作人員一起,把到報社內貼大字報和進行辯論的群眾趕了出去,然後關上鐵門,惟恐進來一個學生。“門內外嚴陣以待,如臨大敵,把革命群眾當成洪水猛獸。” 本來到報社去貼大字報和辯論的群眾比報社工作人員和公安人員多得多。後來,報社的鐵門關上了,門內是有組織的“保衛黨報”的公安人員、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印刷廠的工人、半工半讀的學生,外邊的公安人員不時從外邊拉進一些學生和青年工人,一進門,便被團團圍住。這樣多數變少數,各個擊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寧海中學一個幹部子弟被拉進報社,報社一大群人與他辯論,逼他承認錯誤,他不承認,報社領導就讓工人們鬥爭這個“反黨”學生,拍桌子打板凳地罵了一個多小時,罵後還不讓回校。 事件延續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橋小學一位少先隊輔導員因爬牆貼大字報,被公安人員拉了下來,衣服都被撕破了,拉進報社後要他承認錯誤,許多人與他輪番辯論,他不承認錯誤就把他關在報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車把他押到公安局。和這位輔導員同時被拉進報社、遭到圍攻、被扣上“反黨”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數是青年學生。
在第二天,報社印刷廠三個工人在街上貼了一張揭發報社問題的大字報,“這下子可翻了天啦”,報社當權派便組織工人開小組會批判他們,說他們被壞人利用了,要他們承認錯誤。 凡是貼出和送進的大字報,不管內容、作者,報社都組織人整理了,貼在街上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後,用放大鏡一張張把內容整理下來。“這是自覺地運用五七年反右鬥爭的‘經驗’來對待群眾”。“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報社打成“少數壞人鬧事”的事件。懷疑過《新華日報》的群眾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還被迫親自到報社編輯前檢討、認錯。[33] 五十天內,全國各地的類似事件很多,較著名的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廣西西大“龍乾運事件”等等。這裡所考察的案例只具有說明和啟發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統計意義上的證明。為了充分了解這期間各地黨群衝突的準確情況,我們需要各地、各單位有系統的資料整理,以及對當事人的調查了解。[34]然而,本文到此也許能夠說明:這個取得歷史知識的過程不是一個中性的、沒有爭議的過程,而是攸關到對有歷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詮釋的問題。 結局和結語 進入七月份,各地校園內反工作組的風潮在工作組和黨委的壓制下大多沉寂下來。以北京大學為例:據記載,自從“六.一八”以後,北大運動變得“冷冷清清”,工作組加強了對群眾的控制,“北大校門重兵布防、戒備森嚴。各系、級之間一律不准往來,同學外出買東西,要兩人同行,向工作組請假,回校後要匯報。來北大的外校師生一律被拒之門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九期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發表後,北大又開始活躍起來。七月十二日,陳必陶等五名學生貼了一張《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提出北大運動“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隊伍沒有形成”,再次批評工作組,此後,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又多了起來。[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組進校後一直受到排擠的聶元梓對哲學系學生發表公開講話,“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組的嚴重錯誤”。鄧小平知道了,急忙讓卓琳給在北大上學的女兒鄧楠打電話,指示她“多給工作組提建設性意見,不要提破壞性意見。”第二天,鄧楠和一些高乾子弟聯名貼出《批評工作組,擁護工作組》的大字報。[36] 北京校園裡形勢的真正轉折,是從中央文革的幾位成員走訪校園、參加辯論會開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關鋒去清華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陳伯達、江青到北大進行調查。 七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京廣播學院(該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眾大會,江青在會上說:“有些同學有意見,說你們之間不諒解,但你們之間不會有很大的衝突,不能進行迫害,只能怪背後領導他們的人,你們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着封條,XX不准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七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大東操場主持召開空前未有的萬人辯論大會,一些師生紛紛上台批評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在大會開始時說:“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有爭論,現在請他們來講講,給我們聽聽。”如果這算是所謂“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的話,那麼,這是在工作組已經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後,才發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月前學生轟趕工作組的原因。
《大事記》記載:這個消息象東風一樣,吹遍首都各個大專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個兄弟院校傳播這個消息,學校、機關紛紛到北大進行革命串連,北京市大中學校反工作組的高潮再次興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尋常的五十天至此結束。 這裡不得不指出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此時此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群眾心目中,不是被視為野心家、陰謀家,而是群眾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擊迫害狂,而是給受打擊、受迫害的群眾撐腰打氣者和替他們平反伸冤的人。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央文革在群眾面前的態度是謙虛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組形成鮮明對比。 而且,文革期間群眾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群眾在感情態度上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巨大差別,其真實基礎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被理解。五十天驚心動魄的經歷,使一大批青年親身領會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壓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這一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心靈體驗。如果說,從前是某些黨委和上級盜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義,那麼現在這種名義由革命的群眾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親歷者今天這樣寫到:“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血統論壓制的造反派把毛澤東作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作為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這就是為什麼‘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首歌在那一時代一旦唱起,在場者幾乎無人不流淚的原因。”[38] 應該說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歷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否則本文就有小題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革運動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產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文革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里也從未有過的政治派別劃分,而這個派別分裂,也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文革運動發展的主要線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於某種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顛倒、似是而非。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補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園,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仍然延續着,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制群眾、壓制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這將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討論。 以上這個角度的歷史陳述,自然引發我們對文革運動的含義進行新的思考。現有對文革意義的評價,有這樣兩種不同觀點:
第二,是相對比較“異端”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文革前夕,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即官僚統治階級。最經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現的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獻最系統地闡明了這種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這個特權和高薪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向着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這種看法對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真誠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們對文革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缺點和失敗的分析、對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批評,也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和傳統評價相比,“異端”評價重視了文革中黨群矛盾、干群矛盾、群眾鬥爭矛頭針對黨內等問題,至少它在意義闡釋和現實解釋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脫節。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義闡釋的簡單明快的同時,過份簡化和忽視了歷史現實的複雜一面。這裡除了“新生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概念存在疑點之外,主要問題就是:文革中的矛盾衝突是否能夠一般地等同於經典的社會革命中的階級戰爭?有一個現象耐人尋味:文革中各地基層單位,普遍地爆發了黨群衝突、干群衝突,一個單位小到一個幼兒園,也可以發生領導人殘酷打擊迫害群眾的駭人聽聞的事情,於是那裡受迫害的群眾就要起來造反。[40]這從“異端”觀點看,可能被當作典型的“官僚主義階級”和群眾的鬥爭。然而,事情卻是複雜的:支持這個單位領導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農群眾,這些工農群眾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受惠者,由他們組成的“保守派”經常是處於多數。顯然,把造反派和“走資派”及其工農支持者之間的這種對抗看成是群眾推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鬥爭是不合適的。劉少奇、鄧小平被指控的一條罪狀,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眾鬥爭另一部分群眾”,“把打擊對象擴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恰恰是採取相反的方式處理(當然這裡說的是一個總的政策方向):自從《十六條》公布以後,鬥爭對象被縮小為“一小撮”走資派,而對大批受群眾衝擊“靠邊站”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都實行儘快“解放”的政策,而對兩派群眾,認為他們都是革命的,應該實現“大聯合”。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意義的“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是和“異端”觀點的“官僚主義階級”有根本不同的。“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說“當官作老爺”是向對抗性矛盾發展的中間過程的話,剝削、壓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義階級”則是和人民處於完全敵對的狀態了。這是把文革理解為人民內部實行大民主的偉大嘗試,還是人民群眾推翻“官僚主義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關鍵區別。如何評價新中國十七年的執政黨?這裡趨向於認為:不能把它等同於一個已經蛻變成官僚主義機器的、壓迫人民群眾的統治階層或統治階級。這期間,共產党進城掌權後的官僚化、常規化的傾向,與其保持革命純潔性的努力、革命意識形態的再激進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鬥爭着。以這期間共產黨的施政綱領、內外政策來看,這是一個典型的革命政權。廣大幹部的革命意識和熱情還很強烈,艱苦奮鬥、忠於革命還是普遍的現象,很難說他們是一個官僚主義階級。 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矛盾,正是表現為革命意識形態的戰鬥性、警惕性日益強烈,而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卻缺少民主的、公開的方式和渠道,兩方面之間嚴重不可調和而最終矛盾爆發。文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大量矛盾衝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權、當官作老爺的作風引發群眾的抨擊之外,更觸目驚心的,是各單位當權派以革命和“左”的名義對群眾進行鎮壓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對抗。當革命的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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