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經濟學家注意到,在我國目前的GDP構成中,高科技產值所占的比例不高,甚至遠不如日本在“高成長期”的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這是一個關涉到我國經濟在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問題,茲事體大:是永遠甘於在技術產業鏈的下游,讓別人坐享高附加值,還是加快調整產業戰略,強化科技實力,勇敢地挑戰世界高科技產業的江湖格局,爭當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在這方面,日本的成功,殷鑑不遠。
歷史上,日本曾被看成是“戰略貧困”的國家。但是,戰後60年來,在日本被稱為“國家戰略”的戰略性思維當中,至少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美軍事結盟,一是科技立國的國策。歷史地看,前者並非完全是日本的自主選擇,至少在初期,多少有被美國強加的成分;而後者,則不失為凝聚着戰後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深具戰略眼光和韜晦的政治智慧。
早在1956年,日本通商產業省發表了《經濟白皮書》。在總結了戰後經濟10年的發展歷程後指出,“現在已不再是‘戰後’了。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局面。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在被稱為“電子立國”、“貿易立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的宏觀指導下,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自此,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輕型汽車等“奢侈品”不但開始進入日本普通工薪家庭,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寡而多,歐美品牌被擠走、擠垮,世界耐用消費品市場幾乎成了“日貨”的一統天下。從“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直到70年代的高增長,除了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經歷了幾次短暫的頓挫外,日本經濟一路高歌猛進。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經歷肇始於“反右”、“大躍進”的一連串曠日持久的政治災難,兩代人光陰虛擲,生命蹉跎,甚至命成齏粉,生不如死,其沉重的陰影至今揮之難去。
繼而,1980年,通產省出台的另一份政策諮詢文獻(《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提出,“明治維新以來追趕型的現代化歷史結束了”,日本從“文明開化時代”進入了“文明開拓時代”。為此,它提出了新的國家目標:以經濟大國的姿態貢獻國際社會;克服資源小國的制約性;建設“充滿活力”和“生活舒適”並存的社會。作為實現這三大目標的手段之一,提出了“技術立國”的戰略。
隨後,日本科學技術廳在其1980年版《科學技術白皮書》中,對通產省只顧技術而忽視科學的提法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正式提出了“科學技術立國”的戰略口號。進而,內閣會議又通過了《科學技術政策大綱》,成為日本在新的階段發展科學技術的綱領性文件。隨着這些科技政策的具體化,日本政府從國家預算上向一些重要的研究開發領域傾斜,官、產、學(研)並舉的科技研發體製得到進一步強化,一舉改寫了此前國際社會對日本只會拷貝人家的技術,而從來不願致力於基礎研發的既成印象。從1981年起,日本已經在自然科學領域向世界貢獻了6名諾貝爾獎得主;1991年,日本創造了獲取專利最多的紀錄,超過了美國。美國雖然號稱世界頭號科技大國,但其領先地位已受到日本越來越猛的挑戰。1989年,美國防部在一份報告中說,在改變世界的22項關鍵技術中,有6項被日本執牛耳。美國的高科技和軍火工業離不開日本的芯片和半導體是連山姆大叔自己都不諱言的公開秘密。
日本的科學技術雖然“大器晚成”於戰後,但卻經歷了與“近代化”等長的發展,絕非一日之寒,某些領域在戰前就已然具備了相當實力。戰後,惡名昭著的 “731部隊”軍醫出身的“技術首腦”們,靠向美國出賣中國人活體實驗的技術數據、資料而逃避了法律的懲罰,是廣為人知的“成功”交易;“滿鐵”於 1934年在中國東北開發、研製的“亞細亞號”流線型蒸汽機車,最高時速達110公里,為當時的世界之最。乃至出生於撫順,在奉天(今瀋陽)、北京和天津接受教育的“滿影”巨星李香蘭(日本名山口淑子)於1941年,第一次作為“日滿親善使者”回到她的父母之邦日本參加“滿洲建國博覽會”時,覺得開往東京的“特急”列車“太慢了”。
1949年,年僅42歲的日本物理學家、京都大學教授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因預言“中子”的存在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從斯德哥爾摩傳來,“給戰敗的日本帶來一束光”,讓尚未完全從美軍轟炸的瓦礫和戰爭的疲憊中站起身來的日本國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2002年,島津製作所向日本貢獻了一位同樣年輕(43歲)就摘取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的化工工程師田中耕一(Kouichi Tanaka),成為不景氣時代的英雄。在經歷了被稱為“第二次戰敗”的“泡沫經濟”的打擊後,由一家普通的製藥公司“製造”的上班族諾獎得主,再次給日本社會注入了一針興奮劑。至此,戰後的日本,已經在自然科學領域出了9位諾獎獲得者,如果加上文學等獎項,已擁有12位得主,成為名副其實的諾獎大國。
在日本,很少聽到媒體關於諾獎的炒作,科技界也基本上沒有“諾獎情結”。但是,敬畏科學、尊重知識的教育,世界第一的巨額研發投入,官、產、學相結合的資源共享機制,合理、公正、高效的評價、管理體系,加上日本人特有的“拼命三郎”式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日本在眾多的基礎、尖端領域保持着明顯的優勢與競爭力,許多保有千名以上,乃至數千名博士的大公司、大學,都有與“國際接軌”的、“距離諾獎最近”的科研項目。
大約在自稱“職人”(日語,手藝人)的東洋人腦子裡,科學技術本身就是目的,“為科學而科學”就像“為藝術而藝術”一樣,本身就是充滿獻身魔力的“志業”,而不是近代中國人對“奇技淫巧”的“器物”文明的不屑,也沒有那種曾長存於救亡圖存的幾代國人心中念茲在茲的“為中華之崛起”、“為祖國的強大”、 “超英趕美”、“實現四化”的事功因子。然而,惟其如此,其努力雖然少了某種悲壯和道義色彩,卻顯得更加純粹和超然,其成就才更加沉甸甸、體系化,才更加為世人所矚目。
原日本駐法大使、青山學院大學教授小倉和夫(Kazuo Ogura)說,“創造一個‘酷日本’(CoolJapan)的形象,有助於‘國益’。”今天,村上春樹、宮崎駿、北野武……日本作為包括大眾文化在內的後現代文化的策源地、信息源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認可和評價的事實,不但克服了被稱為“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的、在戰後始終對歐美社會抱有的某種文化“劣等感”,而且,蔚為大觀的科技能量已然成了國家硬實力的核心組成,同時也構成了日本和日本人自信心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