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半的农村孩子智力发展迟缓，四亿底层劳动力未来怎么办?

没时间读全文的读者，读博士我总结的要点就够。本研究由斯坦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教育部支持的中心、清华北大等合作。

当中产阶级家长们还在为胎教、早教、学区房而感到焦虑时，中国还有一半的孩子处在与父母分离、智力发育迟缓的危机中。

我们在讨论的已经不是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恐怕是在低端就业越来越少的未来，这些缺乏竞争力的孩子或家庭要靠什么生存下去？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距？

罗斯高教授说，原因可能有三：基因问题、营养不足和养育不科学。

而在这三种原因中，养育不科学，也就是儿童监护人不懂如何科学地养育孩子，才是我国农村儿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家长其实非常爱孩子，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但是当被问到：具体昨天有没有跟孩子玩？有没有唱歌给他们听？有没有读书给他们听？有没有讲故事给他们听？

只有极少比例家长有做到这些，70% 的家庭没有或者只有 1 本书。

REAP 团队发现，农村幼儿认知滞后的重要原因是监护人缺乏刺激性的养育行为。大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读书、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之类的智力刺激。这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大脑认知发育的关键时期（3 岁前）落后于其他同龄儿童。

“贝利测试”是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评估儿童早期发展的国际量表，低于 84 分者被认为是认知发展滞后。

2013 年到 2015 年间，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项目团队（REAP）参与了关于中国地区的抽样调查，这也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贝利测试”（儿童早期发展评估）。

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陕西、河北地区， 24~30 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中，有 53% 的孩子在“贝利测试”中成绩低于 85 分（低于 -1 标准离差），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发展滞后。与此同时，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在 15.87%，而中国城市和富裕农村仅为 15% 左右。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郑州考察美国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时发现，那里的招工人员喜欢学历不高，智商也不太高的工人。

“他们喜欢低智商的高中辍学生，”他说，“招工时，他们给申请者做智商测试，如果你的成绩太高，他们不会录用你。”

罗斯高说，因为工厂的工作太无聊，只花12分钟就可以培训好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智商高的人很快就会厌倦这样的重复劳动。工厂不希望工人换得太勤。

而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劳动力。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的团队在中国做了长期调研。当时郭台铭也讲过，到2014年，他会用100万台机器人，可是到了2015年，才用了5万台。其实说机器换人就是威胁中国工人嘛——你们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老是闹情绪、闹自杀，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用机器人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换掉。

大概90%以上的工人，都是在干半年到一年后就走了。

所以富士康也不断在用“实习生”的方式招工，从职业学校直接拉人过来，以实习生的名义进工厂。一批一批地招，节省他们的成本。

中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所有劳动力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这个数字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为最低，落后于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在经合组织国家，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为74%。

罗斯高指出，2013年，中国城市高中入学率为93%，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只有37%。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农村特有的现象，”他说。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三岁幼童生活在贫困的农村，还有约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

过去30年来，罗斯高每年有1/3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中国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

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再是校舍、课本、师资，而是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

在对中国近20个省份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后，研究人员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有寄生虫，25%视力得不到矫正。

“今天，中国农村2/3的孩子生病了！难怪他们学不好。”罗斯高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问题的种子早在孩子们入学前便埋下。

从2014年起，罗斯高的团队开始在中国农村给0-3岁的婴幼儿做智商测试。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

结果触目惊心：陕西、河北、云南农村地区18-30个月的婴幼儿样本中，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

今年夏天，他们又在北京、陕西、河南的乡镇、农民工社区的婴幼儿中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大同小异。

罗斯高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除基因和营养不足外，还有难以刺激大脑发育的不当育儿方式。

当研究人员问家长：“你们昨天有没有给孩子读书时”，他们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惊讶，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参与调查的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长头一天和孩子说过话；3%给孩子读过书；70%的家庭有0-1本书。

“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罗斯高说。

这样的结果让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等到所有的低端工作消失了，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时，这些智力低于正常标准的人能去哪呢？

解决方法并不困难。罗斯高的团队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每天花15美分给孩子吃一颗维生素；每年花1美元给孩子四片抗寄生虫的药；每两年花20美元给需要矫正视力的孩子配一副眼镜，就可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经由他们培训的母亲照顾的幼儿智商都有明显提高。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提出，在孩童年纪越小时对他们投入，潜在回报越大。对0-3岁的婴幼儿每投入1美元，未来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可达18美元。

“中国政府对0-3岁的孩童投入是多少呢？”罗斯高教授的回答博士我不敢写出来。

他忘不了自己在中国一个县城看过的一座宝塔。到了晚上宝塔亮起灯来，闪闪发光，美轮美奂。那是当地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办公的地方。他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能给这里的孩子提供营养午餐呢？这个问题他曾问过中国很多地方官员，也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听到过同样的回答：“没钱”。

以下背景资料摘要自公众号一席和一传媒等

“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3岁的孩子，是以后的劳动力。

大部分的孩子在哪里？是在贫困农村——中部60%的农村，还有西部的农村，都属于贫困农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农村。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所有中等收入（的国家）里面，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人力资本是最低的。

根据劳动力的定义，20岁到60岁的人口都算作劳动力人口。上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占24%——4个中国劳动力里面只有1个上过高中。

跟别的国家比一比：我们比南非还低，越南是33%。中国24%，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

这个是现在还在上学的人数。

现在也只有一半的人上高中。

这个问题是哪里的？

中国的城里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在美国，这个比例是92%，所以中国的城市比美国还好，更好。

贫困农村，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包括职中、职高。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农村的问题。

韩国。那个时候是80年代，工资一块钱一个小时的时代——现在中国的工资是两块钱、三块钱一个小时。

早在80年代的韩国，就有将近100%的农村孩子上高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上高中。

中国跟墨西哥完全一样，你分不出来。

后来墨西哥怎么样了？他两极分化严重！

很多没有上过高中的人，他们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打杂工，做玉米饼啥的，这些工作是没有福利、没有未来的；第二个就是跑到美国去，很快他们就不能跑了（特朗普要修墙了）；第三个就是做犯罪组织，现在犯罪组织100%的人是没有高中毕业的——是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有这三个选择。所以这么多年来，墨西哥仍然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实际上，问题是高中之前开始的。这个是北大跟陕西师范大学做的研究，我们去175所初中，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查，有两万个人的样本。

问他们，你三年以后想干什么。一半的孩子——47%的孩子，说我想上高中。

过了初一，那些不想上高中的学生，他学习到的绝对知识的值是负的——他有负面的学习，不但是没学好，而且是把小学六年级学到的东西还给了老师，他是往回退步了。

更严重的，最大的，没有人知道的问题，是小学之前，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而且这是0到3岁的婴儿阶段就开始的。

（2）

三岁之前的发育决定了一个人的智商，农村孩子一般智商欠发展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000天假设”，“1000天假设”非常简单——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认知，我们的IQ，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

3岁之后有很多其他能力的发展，你的非IQ能力会发挥出来。

James Heckman，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算出来，国家和家庭投资0到3岁，回报率是最高的。

这个是城里的IQ的分布，这是智力分数低于90，也就是智力发展慢的学生的百分比。

在陕南，从山区的农村随机抽样的1800个婴儿，每6个月我们测一次。24到30个月，已经超过1000天，超过一半的宝宝发展缓慢。也就是说，一半的农村宝宝一辈子没有一个很好的IQ能够去用于学习。

后来我们又在在河北跟云南做了这个测试，得出来的数据是45%和51%。

农村人到了城里会怎么样？他们的婴儿智力发展如何？

浦东的农民、民工，北京的民工，郑州、西安的民工，县城的农村，中部大村——河南、安徽，搬迁村，反正到处都是40%，50%，一半。

婴儿智力发展慢，到了初中就有改观吗？答案让人悲观。

甘肃跟陕西的初中生，我们给他们另外一个测试，一半的学生是发展慢的。还有小学生——北京郊外，苏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河南、安徽、江西——也是一半。

IQ低，做这个东西（流水线）不重要，你坐在那边对着机器重复同一个动作，可能甚至比IQ高的人做得更好。但是这些工厂搬离中国之后，这些工人能干什么？他没有学习的能力的。

为什么会认知能力低下？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基因，基因是不能改，这个是定下来的；可是第二是营养；第三是养育。养育跟营养，如果0到3岁缺少，它会影响到大脑的发展，影响到IQ、行为跟以后的学习。

做贝利测试的时候，也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护士跟我们下去测血。6个月到18个月的婴儿，一半以上的中国农村的宝宝是贫血的，比小学生的贫血比例更高。

你去浦东看，我们可以让农民从农村出来，可是他喂孩子养孩子还是用农村的办法——馒头、米饭、咸菜。

（3）

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不懂怎么养孩子

所以，营养不良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养育问题——怎么养孩子。

问题不是不爱孩子，而是怎么养孩子。

我们问父母，你喜欢跟孩子玩吗？你喜欢跟孩子交流吗？如果你可以花钱让你孩子的未来好，你会不会花钱？每个人都说，当然，当然。

95%的妈妈、奶奶会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上大学。95%的农民希望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实里只有8%的农村人上大学。

17%的妈妈说我希望我的宝宝以后拿博士学位。她们是希望宝宝好的，但是到初中，1/3的孩子就辍学了。

她们是爱孩子的，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问他们，你昨天有没有讲故事给你的宝宝听？大部分的回答是否，只有10%的人是肯定的回答。

我们问，你昨天有没有读书给你的孩子听？这个比例只有4%。

他们教会卫计委去干这个事。

我们团队跟几个其他的团队在中国推广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教妈妈怎么跟孩子玩——提高智力，提高语文，提高运动能力，提高社会感情。一个星期上一次课，有玩具，就是每一个星期给她两个玩具一本书，第二个星期来收，然后再去发新的玩具。

这个图带给我们的两个信息。第一，我们的干预是有用的，有影响的；第二，还有很多家庭没有做到。问题在哪里？答案是一个词，叫作奶奶——因为有一半的孩子是奶奶带大的。

没有干预的对照组，孩子平均IQ是88，53%的孩子IQ低于90，智力发展缓慢。但是我们教了6个月，上26次课，如果妈妈在家，孩子的认知发展完全正常。

中国农村什么都有，安全，家人的宠爱，什么都会给孩子，就是不知道怎么养孩子，你一教她怎么养育，就有很明显的作用。

中国3岁孩子，有一半在农村。如果中国一半3岁孩子中有一半都是发展慢的，而在另外一半三3岁孩子中，认知能力低下的比例是15%，加起来也就是超过30%的中国的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能力缺陷。

中国的财政很有钱，可是不够养1/3的人，那是4亿。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没有了，4亿人要干什么？

在美国，发展慢的人是国家最大的负担之一，美国政府和社会要给他们特殊教育，10%的孩子消耗了40%的教育财政——我们要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因为如果你不帮助他们提高，你不给他们工作的能力，他们会犯罪、吸毒、失业、造反。在美国，12%的人是发展慢的。

教授说：我希望中国援助非洲，但是现在每年给非洲1000个亿，如果稍微拿出来80个亿，做中国小学里面的健康项目，做养育的项目，就够了，30万个村子的村民能给他养育好。

（4）

说机器换人，就是威胁中国工人你别要求太高

1998年，潘毅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毕业。2005年，她以博士论文《中国女工》获得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美国社会研究的大奖之一。

潘：其实从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就一直讲要高度机械化，要大量使用机器人，当时郭台铭也讲过，到2014年，他会用100万台机器人，可是到了2015年，才用了5万台。我们整个研究下来，认为他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机器人没有对外讲得那么多呢？还是因为苹果的手机换代率太快，这不像我们做汽车，汽车其实是粗制造的作业，你就可以用机器人。可是到手机制作，里面全都是很精细的，所以主体的劳动者其实还是人。而且手机模板也要换得很快，换一个模板要很高的成本，苹果的换代率太快，所以造成它没法用机器去代替工人。其实说机器换人就是威胁中国工人嘛——你们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老是闹情绪、闹自杀，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用机器人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换掉。

端：那么，富士康在中国的产业转移对工人影响如何呢？比如说深圳富士康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了，富士康又把工厂转移到河南，转移到其他地方。

潘：其实中国的工人都希望能跑到沿海地区来工作，富士康往内地转移，不是因为沿海招不到工人，而是因为廉价。

往内地去，最低工资低、劳动成本低。这种迁移对工人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它要从深圳把一个专门生产苹果的“单位”转移去武汉，武汉的最低工资比深圳的低，想留在深圳的工人就由于企业生产的要求，硬性被派去了武汉。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就面临被裁员。结果工人的工资低了，可是做的工作内容一模一样，时间也一样，结果我一个月下来工资少了五六百。武汉工人就爬到工厂最高的一层威胁集体跳楼，逼得武汉市市长出来调停，才加了一点工资。

从1988年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我们还真的能找到在富士康工作超过10年的工友的，可是大部分，大概90%以上的工人，都是在干半年到一年后就走了。

所以富士康也不断在用“实习生”的方式招工，从职业学校直接拉人过来，以实习生的名义进工厂。一批一批地招，节省他们的成本。

香港的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它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不断给苹果压力，不断号召社会。每一年他们都会去拉横幅，去香港铜锣湾最大的苹果店举牌，这些照片全部都会送到苹果的总部去，也确实改善了一些情况。比如以前学生工进富士康，要不就没有钱，要不就很少钱，也不会上合同，后来基本上都能够拿到同工同酬了，跟普通工人拿的工资一样。

端：有人会说。假如督促苹果改善工人的条件，富士康之类的厂家就会迁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会造成工人失业，或者工厂就直接上机器人了，因为它们觉得用工人太贵了。

潘：是，一定会这样讲的。可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到外面布局，看似一个非常宏伟的构图，但实际上是很小的。之前中国劳动法出台，当时的美国总商会在媒体上刊登广告，说如果劳动法出台，我们作为美国资本，就带头撤资离开中国，过了三年之后，我们给这些美国资本做了一个调研，它们离开了吗？其实它们要是能出去早就出去了，根本出不去才会留下来，中国的工人对它们来说是“好使好用”的。

Rozelle's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op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Science, N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He is fluent in Chinese and has established a research program in which he has close working ties with several Chinese collaborators and policymakers. He is the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a co-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 Agricultural Issues Center; and a member of Stanford's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Center on Food 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Rozelle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s and awards, including the Friendship Award in 2008, the highest award given to a non-Chinese by the Premier;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ward in 2009 for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