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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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万维读者网 2005年07月28日 03:36 PM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中国当前权力腐败、权钱勾结既普遍，又顽固，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认为治理腐败的出路在政治体制改革，即建立民主监督的政治机制。但是，证诸亚非拉诸多不发达民主国家普遍腐败的现实、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治理腐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有效遏制腐败的关键不在政治而在经济，即在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包括私有化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大面积、高频率的权钱交易，既有“市场条件下快速工业化必然伴生大量权钱交易”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也有中国经济存在大量国有成份、正在经历“渐进私有化”过程这一特殊原因。正因为两大原因叠加，中国的权力腐败才表现突出、难于根治。在上述两大原因中，后一原因即国有经济及其私有化过程的作用可能更突出。由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略，私有化项目不是全面推出、集中竞价，而是“条件成熟一批解决一批”，这就给管理国有资产的“内部人”及相关权力方创造了从容寻租的机会。对于名义上的所有者来说，国有企业是信息黑洞，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内部人”拥有巨大优势，既可据此与企业外部交换利益，也可以此左右私有化的进程和结果，并从中牟利；由于“[内部人]凭借不对称信息寻租获利”这一现象至少在“圈子”内已是众所周知、由于他们必须同时收买相关权力，掌握相关权力的部门和个人也因此获得介入寻租的机会。

“内部人”不但对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而言拥有信息不对称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公众拥有这种优势。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只需买通“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就能以极低价格交换国有资源或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发布虚假信息欺骗公众这个名义上的真正主人。因此，权钱交易实质是代理人与买主联手，利用信息不对称之便利，共同欺骗所有者，侵害其权益的游戏。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潜规则新模式，也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腐败之泛滥，于斯为甚。

如果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转型不是采取“渐进”方略，而是全面集中推出、在全社会关注下以“市场方式”进行，是否就能避免腐败发生？理论上有此可能，但俄罗斯等国经验表明，在实践上很难做到；更大可能不是避免了腐败发生，而是使大量权钱交易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中国不同于俄罗斯，远没有俄罗斯那么好的生态基座；俄罗斯经历过的巨幅震荡，不是中国这种结构脆弱的社会能够承受的，这或许是中国执政集团坚持“渐进”道路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全面私有化也无法避免腐败丛生？因为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同样要发生作用，同样要被“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利用。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及中国一些国企的“股份化”实践证明，即使没有投资方介入，“内部人”及相关权力也有办法无偿或廉价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在对“私有化”的操纵方面，“空手道”之类的技艺已被某些人锤炼到炉火纯青高度。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有经济仍占据相当比重的条件下，权钱交易只能抑制，难以根除。由于私有化改革在中国愈行愈快，权钱交易也随之愈演愈烈，这是中国腐败在现阶段难以治理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只要私有化过程基本完成，权钱交易也就丧失了最肥沃土壤，对腐败的治理将易于凑效，甚至可以说腐败被逐渐遏制将是一种必然。

权钱交易的猖獗，是权钱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只一方有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权力一方不愿意，高风亮节，交易无论如何也操作不了；如果资本一方不愿意，权力强行为之，那就不再是交易而成了单向敲诈勒索。官府依仗“合法伤害权”敲诈勒索古已有之，但在现代工商社会，它不可能严重泛滥，否则将损及基本的政治稳定，危及政权本身持续。

权钱交易的蜜月期将随私有化过程的终结而终结，因为此后交易的一方--资本的态度将发生根本改变。在私有化已完成的市场条件下，资本当然还可照样通过收买权力获利，但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这种行为难以普遍。一是随着国企这一信息黑洞的消失，信息不对称条件将不复存在，权钱交易再难利用信息屏蔽；二是市场竞争机制与权钱交易的不相容。

所谓权钱交易，一定是权力一方利用公共资源赋予资本一方某种不公平的“超经济利益 ”，以此换取权力租金。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屏蔽不复存在，这种交易的不公正性难以掩人耳目；由于市场条件下普遍存在激烈竞争，资本总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当权力一方以不公正方式赋予某一资本方“超经济利益”时，实质上就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由于这种不公正性难以掩盖，被损害的竞争对手有正当理由要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反对这种不公正。于是权力在与某个资本勾结的同时，就得罪了其他多个资本，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将严重损害“精英联盟”这一政权基础，导致官商这两个当代最强大阶层的直接对立。此时，资本从自我利益出发，虽然个别人仍免不了结交权力，但作为一个整体，为维护共同利益，他们将由腐败的同盟军摇身一变成为反腐败最强大的生力军。他们首先会要求政府廉洁自律，继则会希望自己无须依赖政府自律也能拥有独立的自我保护能力，于是会支持类似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现代工商社会，经济是立国之本；在市场条件下，资本是整合一切经济资源的主导力量。因此，工商阶级必然成为现代市场社会最强大的阶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由“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变。当资本也对“反腐败”形成迫切需要时，不但权钱交易将逐渐式微，全面治理腐败的客观条件也将成熟；此时“反腐败”，将由原来的“事倍功半”变成“事半功倍”。

在此之前，现阶段也可通过体制内的调整强化当前治理腐败的效果。腐败之顽劣难治，技术上的原因是腐败者拥有一整套消解“反腐”攻势的有效手段。具体说一是以“集体名义”进行利益运作，将个人利益掩盖在单位集体决策之下；纵然被发现，也可以集体名义逃避个人惩罚。二是构筑“腐败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既可逃避事前监督，又可逃脱事后追究。

要真正有效治理腐败，必须针对性地破解腐败者的这两大手段。一是建立严格的单位领导人问责制，把所谓“集体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对称，使腐败者无法借“集体”名义金蝉脱壳；二是以公共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这张韧性十足的大网。公共舆论是在现有体制条件下体制外社会力量介入反腐的可行方式，它不可能被“腐败利益共同体”彻底腐蚀，总有一些媒体会依托“反腐”大旗树立品牌、赢得市场，关键是首先必须获得政治环境的许可。如果政府能够加大主动利用公共舆论抑制腐败的力度，各种不可能被腐败力量扭曲的信息就会在公共舆论上汇集，“腐败利益共同体”的大网就难以为腐败者提供掩体，腐败就可能由原来的如鱼得水变成今后的寸步难行。

以“官员问责”钉住“集体名义”，以“公共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这是对症下药的腐败治理方式。更进一步，如果执政者能够依据媒体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揭示的信息来修正、完善官员问责制，那么“官员问责”就会与“公共舆论”结合成良性循环，使“集体名义”加“腐败利益共同体”的腐败自循环难以为继，反腐败会越来越进入程序性轨道，腐败的自行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治理腐败的效果也可能真正趋于良性。

当然，对腐败的根本治理仍然有赖于上述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但私有化转型的完成、工商阶级对权钱交易态度的变化，都是一个渐进过程，其间未必出现明显的时间分界点。这一过程其实现在已在展开，权力腐败对一些工商业者来说，已经只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而非交易。从整体看，工商阶层对权钱交易的态度已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开始大声反对权力对经济运作的不公正介入。最近，针对部分地方政府对电动自行车的不公正禁令，以浙江民营企业家倪捷的《公民意见书》为代表，工商界发出了“不能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强烈维权呼声，这或许标志着历史又将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