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
      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經濟上日趨與世界相融洽，但世界經濟一體化建立的基礎是體制規則的趨同，否則便無法建立與一體化相適應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美國說不能讓中國來制訂遊戲規則，其實，中國那有什麼規則，中國國內便不是什麼市場經濟，規則法律是可根據政府不同時期目標的變化而不斷修改或不遵守的。比如中國說要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其中就包括韓國，一旦韓國部署薩德，抵制韓國企業樂天的行為，便使經濟自由的規則化為烏有。
          一，中國政治經濟體制與全球化的內在衝突
        1，非民主與民主體制的敵對衝突，構成經濟自由的不對稱。比如，中國包含有意識形態的文化產業可以進入美國，但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的文化產業便很難進入中國。同樣，民主國家對專制國家的深度戒懼，使其與軍事技術有關的產業，不可能對中國開放。民主國家不怕意識形態，卻怕專制國家的武力（參看《胥志義：專制政權的潛在侵略本性》），而專制國家害怕的則是普世價值，因為它會導致民眾覺醒而危及統治者地位。這種經濟自由的不對稱，將使政治上民主與專制的國家在經濟上難以全面融洽。
        2，中國殘存的計劃體制與國企的大量存在，使國家權力深度進入市場經濟競爭。比如國家對出口的補貼，使中國的企業與國外的企業競爭不公平，等於以一國老百姓之力（補貼之錢來源於全體國民）與國外的個體企業競爭。再比如，不怕破產的國企與國外害怕破產的個體企業進行價格競爭，實行傾銷，皆因國企有國家財力支持，也使中國國企與國外企業競爭不公平。同時，國企在國內的壟斷和強橫霸道，將使國企在國內與民企包括外企之間競爭不公平。從長遠來看，國外私有資本會逐漸失去進入一個有着眾多壟斷國企的國家的興趣。
        3，法律體系的不同，構成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競爭不公平。人權標準的不同，如有無自由組建的工會組織和完善的勞工保護，就會帶來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環保標準的不同，如環保標準的差異和執行力度的不同，也會帶來企業之間競爭不公平。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經濟一體化不僅要求各國實體法律趨向一致，還要求司法獨立，程序大體一致。以使各國的產品或資本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並有同等方便的渠道，在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救濟。顯然，中國的法律與司法體系與那些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之間存在重大差別，最終會影響中國的對外開放。
     4，中國政府為對付經濟危機濫發貨幣與控制匯率的貨幣政策，大大削弱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導致人民幣實際含金量國內國外不一致，人民幣出現內貶外升（或持平）。不斷的超發貨幣與死守匯率，使這種不一致（俗稱剪刀差）不斷擴大，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帶來兩方面的影響：
      A，它使中國同樣貨幣在國內國外不能買到同質同量商品，或同質同量商品國內國外價格不同。國外商品因匯率因素將大量湧入中國，國家被迫加大關稅或非關稅措施，以狙擊國外商品。否則很難維持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和平衡。這會增加國外商品進入中國的限制，引起他國的不滿和反制。另外，中國出口商品受匯率影響，價格在國外相對升高，將日漸失去價格競爭力，由此遏制中國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幣內貶外升，會日漸成為商品跨國流動的貨幣壁壘。
       B，人民幣內貶外升，使貨幣（或資本）在跨國流動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套利空間。如目前國內企業大量在國外的收購（美其名走出去），帶來大量的資本外流，就與人民幣內貶外升密切相關。千百萬的人民幣在國內只能買一套房，兌換成美元在美國則可買數套房。當這種套利足以影響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甚至產生金融危機時，國家將被迫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一旦實行資本管制，貨幣的自由兌換受到衝擊，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因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將大幅削弱。
       二，過去的成功與現在的困境
      有人說，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運行二三十年了，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是在不斷擴大嗎？中國的國際貿易額不是全球第一嗎？這是實際情況，出現這種情況，與如下因素有關：
     1，市場的均衡力量。市場具有均衡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經濟水平的力量。它建立的前提是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當這種差距達到一定程度，導致人民收入產生足夠大的差距時，產業會從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轉移。這種轉移在一個市場範圍內，會很容易的進行。遺憾的是，國界阻礙了這種轉移。中國在建國前三十年實行閉關鎖國，致使中國人的收入與發達國家相比，出現幾十倍的差距，一旦開放，國外資本技術因其低勞力成本進入中國，同時廉價產品大量進入世界，由此帶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2，舉國體制的短期衝擊。當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發展外向經濟的好處時，不是依憑市場的自然力量，而是運用國家力量強制推動外向經濟發展。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和出口退稅，便是這一舉國體制的體現。它確實大大增強了中國發展外向經濟的力量，卻是以破壞公平規則、壓制內需，與污染環境為代價。舉國體制的典型特點是為了一個目標（比如出口），忽視和壓制其它目標（比如內需），由此將帶來經濟結構失衡的巨大矛盾，所以只可能產生短期衝擊（可能是幾年仍至十來年）而不可持續。
     3，西方國家自由原則與對等原則的衝突。經濟要素包括商品資本技術人員的自由流動是西方國家經濟制度的核心。這在一國之內以及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無疑獲得高度認可。但顯然，完全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或半市場經濟國家之間，這一原則便面臨挑戰。非市場經濟國家會利用市場經濟國家的自由來達到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卻會用本國的非自由來狙擊他國於本國不利的經濟要素跨國流動。所以，運用對等原則，是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經濟交往的有效手段。即你允許我國的商品資本進入你國，我也允許你國的商品資本進入我國。但西方國家運用對等原則與它的自由原則相衝突，致使其運用起來時受到諸多制肘。這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比如中國這樣的國家利用他國自由獲得諸多好處帶來種種機會。
       中國的外向性經濟近二十年的快速發展，與上述三因素密切相關。但上述因素近年來已發生重大變化；A，中國的外向性經濟發展依賴低勞力成本和世界第一龐大的人口，而非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當勞力收入提高不是建立在生產效率提高的基礎之上時，勞力收入雖有所提高，但還低於發達國家數倍時，生產成本便與發達國家接近。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B，舉國體制運用國家力量發展外向性經濟，必然壓低內需，因所謂的舉國，實際上是由全國人民買單，致使人民收入增長緩慢。舉國體制使中國經濟結構過份依賴外向經濟，現在己到了很難調整的程度。降低外向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必然帶來中國經濟的大幅下滑，增加失業，這對中國來說難以承受。C，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與他國的經濟交往中越來越來注重對等原則而忽視自由原則，特朗普的上台反映了這一趨勢。所謂的“美國優先”，指的是美國利益高於“政治正確”的自由原則。它可能帶來對中國外向經濟的重大打擊。因美國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年貿易額5000多億美元，順差3000多億美元）。
       顯然，中國外向經濟的發展己走過頂峰，且面臨大幅下滑的風險。
        三，全球化的低級與高級階段   
       商品自由流動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是全球化過程中的兩個階段。國家之間的商品互換流動是全球化的初級階段。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員的自由流動才是全球化的高級階段。率先進入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其先進的工業產品在全球的擴張是全球化初級階段的典型特徵。由此帶來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非發達國家由於沒有先進的工業體系，只能以資源產品來交換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如沙特這樣的石油國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數的國家仍然處於不發達。
       正是由於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帶來產業在地域之間進行轉移的可能性。產業轉移必須通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來完成。一旦國家之間放棄對生產要素流動的管制，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的轉移便由可能變成現實。我把這稱作以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高級階段。這一階段與全球化的初級階段相比，有何不同之處？
       1， 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所以通過生產要素流動推動的經濟發展並不能準確反映一國的經濟能力。如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外的資本與技術，經濟發展的成就不完全是中國的功勞，因持有資本技術的人是外國人。他們把GDP貢獻給中國，利潤卻匯回本國。於是國家日益成為一個地域概念而非組織概念，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兩國經濟能力的競爭，而是體制規則的競爭，誰能吸引到更多的生產要素進入，誰就能獲得更快發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低級階段，商品完全由本國資本技術人員生產出來的，商品強勢意味着國家強勢。
     2，生產要素中的資本流向低成本地域（非發達國家），勞力流向高收入與高福利地域（發達國家），是生產要素流動的基本特徵，它本可迅速均衡地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但人員的流動因人既是生產者，同時又是消費者，所以世界上的國家，特別是那些發達國家，有大多的阻礙人員流動的國界藩籬。同時，語言、習慣、人際關係等個人因素也帶來人員流動的的阻礙。因而通過主要是資本流動來均衡地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
        3，在商品互換流動階段，發達國家輸出先進工業產品，貿易順差多出現在發達國家。而在生產要素流動階段。不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則由主要為資源性產品向多樣化包括工業產品轉變，貿易順差多出現在落後國家，原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減緩，以失業增加為特徵的社會危機瀕發，福利國家受到衝擊。相反，落後國家經濟發展加快，人民收入提高。但其發展趨勢與原先進國家發展過程相同，日益面臨以勞力成本為主要構成的生產成本提高的壓力。
        4，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當發達國家從輸出先進工業產品階段進入到輸出資本技術階段後，發達國家的經常項目出現貿易逆差，但資本項目出現順差。美國資本投向國外，利潤卻流回本國。否則，長期的貿易逆差不可能持續。只是這些利潤掌握在美國較少的資本與技術擁有者手中，而產業轉移帶來的失業增加導致貧困人口增加，由此帶來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可以均衡地域（國家）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卻會帶來資本技術輸出國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西方孤立主義的興起反映了西方國家對這一現狀的焦慮。
       正是由於生產要素流動的全球化對西方國家的衝擊，西方國家對不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採用對等原則，逼迫不發達國家擴大經濟自由程度，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一直得不到美歐的承認，正是美歐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否定。不唯中國，所有在全球化過程中大發其財的威權國家都面臨一種兩難選擇：要麼放棄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體制，要麼放棄利用發達國家的自由帶來的經濟繁榮。
       四，改革政治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
       西方理論界有一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只要實行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必然會導致政治體制走向憲政民主。所以對中國利用全球化和西方的自由發展經濟，採取了容忍的態度。而實踐的發展證明，中國經濟發展不但沒有使中國的政治體制進步，反而滋養專制體制，增加走向憲政民主的阻力。由此，西方理論界紛紛撿討。其實這一觀點對錯參半。因為中國雖然在走向世界，國內卻仍然不是市場經濟。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但從人均角度看，中國並不是一個資源大國。中國不可能依靠資源吃飯和發展。在全球化的商品流動階段，中國不可能富起來。中國發展靠的是全球化的生產要素流動。西方資本技術的進入，與中國龐大的勞力相結合，成就了中國的發展。但生產要素流動，必然要求社會個體（企業）為經濟主體，而非國家。是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範圍的全球化。國家只是提供自由與公平的制度環境。而中國恰恰做不到這一點。
       對國外資本進入中國，中國的態度是前恭後倨。當中國經濟還沒發展起來時，為招商引資，不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是競相出台各種花樣翻新的優惠政策甚至超國民待遇，這破壞了公平原則。當經濟發展起來時，超越規則掠奪式的“吃大戶”（如對美國硬盤巨頭希捷的非法徵稅），便是政府對待外資的普遍行為了，這同樣背離了公平規則。因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主要目標是增加政府收入。之所以把你請來，正是為了對你進行剝奪，由此目前帶來大量的外資撤離。可以預見的是，當外資撤離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導致政府收入下降時，政府又會重拾改革初期的政策。這雖說不上朝令夕改，卻也反映了政府的反覆無常，損害的是國家信用。而國家信用的根本是法律的獨立、公正和穩定。
       中國的經濟發展衝擊西方國家，西方國家也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採取貿易戰的方式，狙擊中國商品的出口，二是逼迫中國改革政治經濟體制，走向更加自由、開放和公正。第一條道路可能帶來兩敗俱傷。第二條道路將會帶來雙贏。比如，西方要求中國放鬆對結社的管制，允許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並擁有抗議罷工的權利，它既會使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更為公平，也會帶來中國工人收入的提高，由此帶來中國內需增長，削弱中國外向經濟比重，促使中國經濟結構合理化，對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老百姓都有利。
       遺憾的是，中國並不願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的貿易方面的壓力，中國總是以買一點他們的商品，比如飛機之類來應對。這種短期應對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當西方國家不滿足於這種短期應對時，貿易戰很可能開打。貿易戰雖然對西方國家也有傷害，但對中國傷害更大，甚至導致政權的垮台。到時候，中國要麼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要麼放棄因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繁榮，二者必居其一。
       一個實行憲政法治的國家是很容易走向民主的，中國之所以還未走向民主，是因為中國還沒有憲政法治。在全球化的生產要素流動階段，一個非資源大國，要實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沒有憲政法治作為制度基礎，是無法達到其目標的。所以，改革政治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