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茉莉:中國人權組織的制度缺陷--郭羅基訪談錄之七 |
| 送交者: 茉莉 2005年08月12日15:23: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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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淵評:凡事(是)有了“中國特色”,就完蛋;洋鬼子也是混帳????蛋,道貌岸然,都是混錢。近聞中國人權不設主席了,這和共產黨有何區別?打倒了劉少奇,中國就不設主席了;少了劉青,中國人權就要吃渾毛豬了,再看看國民黨,還不是一會事,一會兒叫“總統”,一會兒叫“委員長”。總之,中華民族,人無恆心,亦私亦愚,隨心所欲。不全盤西化,是萬萬不行的。
茉莉:“中國人權”組織的制度缺陷——郭羅基訪談錄之七
我們流亡西方已經多年,但我們學到了什麼?即使是名流聚集、財源亨通的中國人權組織,也沒有認真進行過制度建設;即使這個組織里有一些地道的美國專家,也沒有引進西方先進的民主法治制度。 難道我們中華民族的專制文化真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病菌,不僅腐蝕原本就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國流亡者,也能傳染給參與中國人權事業的西方人?這也是一個需要作出文化心理分析的課題。
茉莉:郭先生,上次我們談到瑋琳寫給理事會的信,她說:“中國人權”的根本問題是沒有嚴格執行制度,特別是缺乏對權力的監督機制。瑋琳的話,讓你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理事的責任。
郭羅基:如果說,“中國人權”的根本問題是沒有嚴格執行制度,那麼,首先要問,“中國人權”建立了什麼制度?於是,二○○四年二月以後,我從研究“中國人權”的章程開始,來思考“中國人權”的問題。
茉莉:今天就請你具體談談你當時對章程的思考。
郭羅基:我認為,需要研究章程,健全制度,才能改造“中國人權”。
茉莉:請你介紹一下這個組織的章程。
郭羅基:“中國人權”先後有三個章程: 《中國人權章程細則》(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制定) 《中國人權章程細則》(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制定,一九九九年十 一月四日修訂) 《中國人權章程》(二○○一年)。
茉莉:這就奇怪了,中國人權組織是1989年成立的,為什麼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制訂第一個章程?
郭羅基:是的。一九九六年三月九日的理事會才第一次提出起草“中國人權”的章程。 理事會的議程上列入: 11:30—13:00OrganizationalMatters(組織建設問題) toinclude:(包括) —draftingHRIC'scharter(起草“中國人權”章程) —nominationofnewboardmembers(理事會新成員的任命)
一個半小時內要討論兩項大事,不可能很充分。起草章程只是提出問題而已。這還是由特殊的因素促成的。因為“中國人權”準備於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前在那裡建立一個辦公室,為了在香港註冊,就需要提供“中國人權”的章程,否則可能還不會提上日程。
茉莉:原來沒有章程,他們是怎麼在美國註上冊的?
郭羅基:我一直疑惑不解,沒有章程當年在美國是怎麼註冊的?後來問了李曉蓉,她說,原來還是有章程的,只是不大完備。但她找不到了。既然原來是有章程的,1996年提出的問題應是"修訂",理事會議程上列入"起草",也沒有人起來更正。
茉莉:請問一九九六年的章程是怎麼產生的?
郭羅基:一九九六年上半年,起草了一個章程。7月初,理事們收到章程草案的英文稿。七月九日,"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執行主任蕭強給全體理事發出一信,說:“自中國人權八九年成立以來,由於開始數年都在摸索和建立基礎的階段,經費、人員和項目都不夠穩定,所以將起草章程的工作拖延了下來,現在一方面是辦公室的運作已經逐漸完善,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權將要在香港登記註冊分部,法律上也需要有完備的書面文件,因此辦公室,執行委員會和去年理事會(有誤,應是上述同年三月九日的理事會━郭)指定的章程小組一起反覆協商,同時接收法律專家的指導,起草了這份章程。並且希望召開一次理事會的電話會議,正式通過這一章程”,還說“希望能夠在七月十五日完成這些程序,通過最後的章程”(錯別字和文句不通均原文照抄)。事實上電話會議沒有開。後來公布的《中國人權章程細則》,卻寫上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制定。連劉青、蕭強都不知道原來有個章程,所以有也等於沒有。
茉莉:看來你們在很長的時期里對章程並不太重視。那麼,第二個章程是怎麼回事?
郭羅基: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六日,理事會醞釀增設兩位共同主席,因而提出修改章程的建議,成立了由黎安友、譚競嫦、李曉蓉等五人組成的章程修改小組。章程修改小組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提出修訂稿,交十一月五日的理事會討論。討論的結果,理事們認為,章程修改小組還需要繼續進行工作,應在兩個月內完成,提出新的修訂稿。 雖然章程的修訂稿尚未生效,理事會開會之前,九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執行主任蕭強發出文件,以通訊方式選舉方勵之和伯恩斯坦為共同主席。本次會議就是由他們二位主持的。
茉莉:哦,原來是為了設共同主席而修改章程。
郭羅基:直到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理事會才又一次討論修改後的章程,更名為《中國人權章程》。第四條“理事會”中的第五項“主席”,增加了“理事會可以決定設立共同主席,兩位共同主席分享主席職責和權力,他們均稱為‘共同主席’。”而方勵之和伯恩斯坦擔任共同主席已將近兩年。這次理事會的記錄雖然寫上:Bylawspassed (章程通過),實際上並沒有投票表決。
茉莉:恕我直言,這樣做法都不太符合原則。
郭羅基:嚴格來說,“中國人權”並沒有一部合乎程序——理事會授權起草,理事會討論、表決、通過的章程。一九九六年之前,“中國人權”成立之後,在7年的時間裡是無法可依。一九九六年之後,不斷地制定、修訂章程,但有法不依。
茉莉:早期工作繁忙,財政拮据,同事之間合作融洽,他們也許顧不上制訂製度,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必要性。但後來制訂了章程,為什麼也不遵守?
郭羅基:有法不依的主要之點是:三個章程都有同樣的規定:“本組織之官員應當於理事會年會中選舉產生。官員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官員可以辭職或者由理事會免職或者除名。” 本組織之官員包括主席(president第三個章程的中文本譯作總裁,但文件上和口頭上仍稱主席)、秘書(secretary)、執行主任(????utivedirector)、司庫(treasurer),以及其他由理事會任命之官員。主要官員“中國人權”主席從未經過選舉,更談不上連選,因而也沒有任期的限制。
茉莉:章程本身是否完善?
郭羅基:章程本身也有不完備之處。“任期三年”,“連選連任”,沒有連任的限制,等於沒有任期的限制,豈非成了終身制?
茉莉:在《中國人權章程》裡規定,理事也是由多數有投票權的理事選舉產生,任期二年。那麼,可否這樣視為,你們理事也是不經選舉連任的?
郭羅基:新任的理事都是經過選舉的。章程規定: “理事應當經由多數有投票權的理事於年會中票選產生”。但有時也不按章程辦。二○○○年,在年會前以通訊投票方式選舉李X為理事。四位有投票權的理事強烈反對,他們提出應當按章程的規定,在年會上進行選舉,讓他們申述對李X的反對意見。主事者不接受他們的意見,不執行章程的規定,也沒有進一步說明理由。四張反對票是少數,李X當選,但這四位是深知其人的。為了表示抗議,有一位理事從此不去開會。
已有的理事,每年選舉一半。一半是在奇數年進行,一半是在偶數年進行。“任命委員會”(黎安友為主席)事先徵求本人意見,如本人不同意,不再列入候選名單。有時,除了本人不同意的,其餘的自動連任;有時,將全部候選名單在理事會上一攬子投票,當然總是全部當選。理事的選舉,雖然不健全,還是有個手續,而官員的連任,什麼手續都沒有。
茉莉:一般非政府組織對官員連任有何規定?
郭羅基:也有一些NGO(非政府組織)的章程規定官員是“連選連任”,但大多是無薪給制。他們的任職為盡義務,實際上很少有人尋求連任,如果有人願意連任,大家求之不得。因此這類章程上規定“連選連任”,無任期限制,不至於產生弊端。象“中國人權”這樣領取高薪的官員,沒有任期的限制,就難免滋生腐敗。而且,“中國人權”章程的規定是“連選連任”,實際執行是不選連任。
茉莉:我們這些從專制中國逃出來的人,對西方非營利組織的民主運作比較陌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人權組織里有不少外國理事,他們為什麼不把西方非營利組織的民主管理制度引進來?例如黎安友先生,他一開始就參與了中國人權組織的創立,功不可沒,但他為什麼沒想到要認真制訂製度、嚴格執行制度?
郭羅基:是啊,“中國人權”的總部雖然設在美國,並沒有學到美國的法治精神。理事會中有不少美國理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帶來多少美國精神。“中國人權”還批評中國政府實行的是人治,其實自己實行的也是人治。首先是沒有一套健全的制度,更談不上嚴格執行。
茉莉:現代社會之所以否定人治,是因為人治比較危險,法治更安全。
郭羅基:人治的結果是決定於由什麼人來治。早年,由滿懷理想、甘於犧牲的人來治,把“中國人權”治好了;後來,由思想陳舊、貪財戀權的人來治,就把“中國人權”治糟了。
茉莉:這個教訓實在慘重。
郭羅基:我作為“中國人權”的理事,深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在此之前,還沒有仔細研究過章程。我相信,在理事會中可能有人不知道究竟有幾個章程,沒有仔細看過章程的,恐怕也大有人在。討論章程時,我僅就顯而易見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有的被採納,有的沒有被採納,沒有被採納也就不再堅持了。前兩個章程,都將“成員”的規定區分為“正式成員”和“聯繫成員”。有點象法國大革命後的憲法將公民區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一樣,利權和義務是不平等的。我認為,這種規定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切實際的。
茉莉:可你們中國人權組織根本不在乎成員,我交了三年會費,除了收到雜誌之外,只有劉青給我寄過一次收條,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成員有什麼權利和義務。
郭羅基:事實上,“中國人權”為非會員制團體,理事和官員都不是從會員大會中選舉產生的。第三個章程作了修改,規定為:“本公司為非成員組織。”但第三個章程有更嚴重的缺點。在具體條款中提到“理事會在執行本公司宗旨時”應如何,“為了實現本公司的宗旨”應如何,但章程中根本沒有載明宗旨。我指出了這一點,沒有引起理事會的重視。要求實現宗旨而又沒有宗旨的章程,應該說是很滑稽的。
茉莉:當你們發現章程有問題之後,做了什麼?
郭羅基:我認為,改造“中國人權”還是要從修改章程、健全制度做起。於是,我和劉賓雁、蘇曉康發起,提議在二 ○○四年下半年召開一次理事會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中國人權”自身的組織建設問題,又得到黃默、叢蘇、張偉國、鄭心元的聯署。這個問題,需要專門談一次。
茉莉:好,我們下次再談。儘管你們這些理事為健全制度的努力後來宣告失敗,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誰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都是需要理清楚的,以便作為人權工作者的前車之鑑。
學淵評:凡事(是)有了“中國特色”,就完蛋;洋鬼子也是混帳????蛋,道貌岸然,都是混錢。近聞中國人權不設主席了,這和共產黨有何區別?打倒了劉少奇,中國就不設主席了;少了劉青,中國人權就要吃渾毛豬了,再看看國民黨,還不是一會事,一會兒叫“總統”,一會兒叫“委員長”。總之,中華民族,人無恆心,亦私亦愚,隨心所欲。不全盤西化,是萬萬不行的。
學淵評:凡事(是)有了“中國特色”,就完蛋;洋鬼子也是混帳????蛋,道貌岸然,都是混錢。近聞中國人權不設主席了,這和共產黨有何區別?打倒了劉少奇,中國就不設主席了;少了劉青,中國人權就要吃渾毛豬了,再看看國民黨,還不是一會事,一會兒叫“總統”,一會兒叫“委員長”。總之,中華民族,人無恆心,亦私亦愚,隨心所欲。不全盤西化,是萬萬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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