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殊：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学收费
● 张殊
这些年，中国大学收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高校收费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学生及家庭，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形象与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中国大学收费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的数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1989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200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1994年以前，高校对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在此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4000元，当时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34倍！
从各高校的收费情况看，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
这样，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踏踏实实地走完了三步曲（免费、低收费、并轨），但一直攀升的大学学费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高速增长。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2万人，到2005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已达31.6万人。而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22.7万人，增幅为24.1%。考研热“高烧”不退，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据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费用平均不低于2500元。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约30亿元。
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1996年试行并轨收费及1997年全面并轨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够当时的2000多元／学年的学费。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2210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村居民则要二至三人的年收入才够。2000年学费猛涨，而相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则不大。再加上近年来城乡居民利益格局变化较大，不少家庭或个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支出有增无减，因此城镇居民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普通学生家长全力支撑——这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一般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而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家庭情况则更糟。
那么，我国大城市与城镇居民的状况又如何呢？据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难道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则比城市差得远！按照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637－882元人民币，有几个农民还能供得起大学生？如今，为子女储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很多家长从结婚之初就开始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可怜天下父母心！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376元人民币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已经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1万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社会评价与专家意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与搜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有关大学费用的调查，共有5万多名网友参与了调查，70%多的网友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收费过高。据有关媒体对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统计评选，教育行业竟赫然名列第二位。难怪有人批评称，教育是中国新时代压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教育与医疗、住房被列为当下国内最贵的三项生活必需品。农民无法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连天。人们频频发问，高校的学费难道非得那么高吗？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高校学费大幅上涨后，人们有哪些看法？大学学费上涨将有哪些影响？在北京、天津、广州三地对1000位学生家长做了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对于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学费收费标准，高达58％的被调查者表示该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研究人员指出，被调查者对于大学学费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经济能力、收入有直接关系。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0.2％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学新的收费标准对高收入的富裕家庭没有过大影响，但对于占我国将近80%的农村家庭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4000-5000元的学费再加上数目不小的学习、生活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是不堪重负的，甚至是雪上加霜了。
就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广州，人们对现有大学收费标准也很难接受。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有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
教育理论专家戚业国和辛海德两位先生明确指出：“在人均ＧＤＰ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总之，完全可以说，大学收费的飞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完全脱离了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完全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完全有害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中国大学收费的纵横比较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可以看出，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的说法是，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足以令我们深思。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10%以下，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从世界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个谱的，比如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一般在20％左右；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的国民人均收入是3万多美元，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大学学费仅占年人均收入的1/6。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收费也只是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英国的国民人均年收入是1.5万英镑（2000年的数据），英国的大学学费现在是平均每人每年1125英镑，按1500英镑计算，英国的大学学费是英国人均收入1.5万英镑的1/10。即使是按照“新法案”到2006年大学学费达到每人每年3000英镑，大学学费也只是占人均收入的1/5（假设英国的人均收入仍为1.5万英镑）。按此比重计算，中国现在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大学生每年所要交纳的学费应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而中国一年少则五千，多则上万的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80%以上，占农村人均年收入的250-300%。这还不包括杂七杂八的乱收费。
德国大学约98%为公立学校，由联邦政府拨款办学，一律免学费，包括外籍学生。在北欧，尽管很多大学的免费教育原则现在受到很大冲击，但在相对富裕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如瑞典、芬兰和丹麦，免费教育还没有受到影响。在瑞典，社会民×黨政府依靠高税收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继续维持着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
在社會主義国家的古巴与朝鲜，学费也是很低的，有的甚至是免费的。在伊拉克，由于10年制裁，政府没钱、学校没钱、老师没钱，30多年的免费教育体制于2000年9月被取消。而在10年前，每学期区区几个、几十个美元的教育费用对于伊拉克普通居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上大学的费用也是很低的，如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除了北欧福利国家基本上都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存在着经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和社会的资助，学生也要缴纳一定费用。但既然把高等教育定位为应尽可能让每个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业，在收费上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公民的普遍经济承受力，而不是如何从学生身上收回培养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费赢利。在意大利，大学新生一年要缴纳的学费将近30万里拉，其中一部分在注册时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这近30万里拉的学费，家境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而近30万里拉的学费仅占贫寒标准的5.5%-10.2%，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
世界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芬兰的学费最为便宜，年均教育支出只是2.68万港元。欧洲国家平均的教育开支在4.29万和5.9万港元之间。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的确是世界最高的（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综合考虑国民收入与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指出：以人均ＧＤＰ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日本的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同时还应该看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一千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仅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更何况我们现在9亿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这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生支出是世界最高日本的3倍以上，英、美国家的5―11倍！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步天下”的气魄。收费的“大跃进”使教育成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收费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世界第一！大学学费飞涨的速度不仅离了中国国情的谱，而且还离了世界各国的谱。何止是与世界接轨，简直是“超高速”了！
大学收费暴涨的追究
199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下滑，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却达5万亿元。1998年，为拉动经济增长，国家先后采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刺激住房、汽车消费等，以制造消费热点，然而作用不大。如何拉动内需、如何刺激徘徊的消费市场，从老百姓紧攥的口袋向外掏钱，一直是决策部门头痛的问题。于是，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逼使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哪怕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他们测算出：如果高校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学生一律实行自费且每年支付学费一万元，那么，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元，学生在校消费也将达到40亿元，总额超过240亿元，加上相应带动产生的间接支出，这240亿元可以拉动近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这个数字不能不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了。而现实的残酷是这些经济学家没有考虑进去的：刚好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
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斩钉截铁地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好像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这些高人对大学扩招、涨价所作的结果预测透露了他们的“教育产业观”。据他们预测，在当时因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形势下，扩招、涨价可以拉动人民群众的教育消费。“消费”二字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在鼓吹者眼里，接受教育、寒窗苦读跟上商店购物没什么两样：“欲购者买单”。更直白的干脆说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应与市场接轨。既与市场接轨，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当然天经地义。因为据调查，我国居民储蓄动机，医疗养老38.4%，子女上学44%。在此情况下，教育产业化、以教育促消费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9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即当年高校扩招23万。1999年全国高校从1998年的108万扩招到153.7万（实际159万），增长41.7%。2000年又扩招20万。在扩招的同时，高校收费大幅飙升，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大学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一些学校甚至中学违规招生、违规收费，学生入学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高达几万元、十几万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近年则更加严峻。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人太多，高等学校容量太有限——任随全国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任随每年有许许多多下岗职工源源不断加入到贫困大军——但即使这样，高等教育也供不应求，这“供求”关系明摆着是“卖方”对“买方”的绝对优势，价格波动铁定是只上不下，卖方赢家通吃。而且高等教育这“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如此，上大学（其实还包括上高中）读书，就如买豪宅、吃山珍、品海味、上歌厅、下舞池、做桑拿、作按摩，挨宰活该。委婉一些的还有受益者投资说、成本说、优质优价说……不一而足。
那些对政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界人士无视百姓收入偏低、社会保障差、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的国情，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他们不从国民普遍收入不高和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的基本事实出发，去寻找解除消费后顾之忧的良策，却一个劲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钱袋子上，惊呼各级银行中私人存款“高达五万个亿”。其实这五万个亿分摊到十三亿人头上，还不足四千元，再说，中国贫富悬殊巨大，这五万个亿存款中大部分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们的，普通百姓没有几个钱，这点常识帐，不是经济学家也算得出来，偏偏某些经济学家就不懂似的，提出以涨学费来拉动“教育消费”，对本来就忧虑于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对于所谓“拉动消费”，大涨学费也是馊主意，任何钱不多但又想让子女上学的家庭从此会把钱袋子捂得更紧。实际是，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因此学费暴涨的结果，不但没有刺激消费，反而使消费萎缩。
让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是多少农民的殷切期盼。而据《半月谈》2002第5期《农村消费为啥热不起来》透露：农民现在一怕生病，二怕子女考上大学。这是既让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国家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时候，子女考上大学反而成了农民最怕的事情之一。
尤其糟糕的是，那些对消费低迷拿不出良策却把主意打在教育头上的经济学界人士，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完全缺乏认识。他们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能被当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经济学界人士糟糕透顶的逻辑思维，不是义务教育，就一定是商品。而在他们更糟透了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计算方式中，只根据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轻率断言：个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
“学校不能再成为使人类休戚相关的脆弱联系化为乌有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的一个简单组成部分。”(罗伯托;卡内罗)大学学费这种既脱离中国国情、又脱离国际“行情”的飞涨速度为什么这样猛？为什么超过了正常的社会承受力却还是要一个劲儿地飞涨上去？这样飞涨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对这一系列的严肃问题，有关部门和领导做过像样的解释没有？似乎没有。基本的态度是：“听之任之”，任其飚涨。
其实，只要稍作探究，就不难看出，究竟是什么在作怪——
一是为“部门利益”所驱动，这样飞涨当然是“肥”了大学及教育管理部门。豪华轿车、出国、各种津贴、奖金，钱从哪儿来？恐怕飞涨的学费是其中的主要来源。
二是国家投入的经费实在有限，而高校普遍冗员太多、太杂，再加上公用事业价格（水、电、煤、邮、通讯、公交）和图书价格继续上升，于是，只能用持续不断地涨学费的办法来解决。一直以来，高校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冗员泛滥、官多兵少、效益低下现象，为社会多方所诟病，曾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学费涨了，却不见教学服务及教学设施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有些高校却在盲目铺摊子，上基建项目，为虚热的“大学城”添油加火。除了在校的大学生对含糊的收费不满外，在校的教职工也是几多怨言。近些年高校兴办的各类企业，以及高校利用既有资源举办的各类培训班所取得的收益，最终利归何处，都无从知晓。
三是以张维迎、汤敏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前几年拼命鼓吹“教育产业化”、“大学直接商业化、产业化”等谬论，为高校飞涨的学费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因为他们占有舆论的主导性话语权，影响也就非常大，大学学费亦就顺水推舟式地涨了起来。其结果，教育产业化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
四是鉴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太大，太厉害，因而它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也就用不着考虑什么涨价听证会，“我就这样涨了，你们又能怎么样？！”是啊，大学是谁都想上的啊！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人心，人们越发感到上大学是“脱贫致富”、“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无权的老百姓也就只能任其飞涨了。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明确指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说白了就是教育权力寻租。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大学产业化、乱收费的严重后果
2005年3月11日，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共同在暨大举办了一个“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会上专家们指出，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家庭接到通知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卖田、卖房和卖牛。考虑到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四千万“三无农民”，那么，我们便立即知道这种飞涨的可怕后果——一是现在读大学已经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和看病”——中的一座“大山”，已经成为普通公民的一种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二是在当今大学之中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以农村出身为主的“弱势群体”，为此引发出其它一系列的校园问题。教育越到“高等”，城乡的差别就越大。数据表明，高中的城乡差别是3.5:1，中专为16.5:1，大专为55.5:1，本科为281.55:1，研究生为323:1。三是据调查，有25.5%的学生因为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而不愿再升入大学，严重地压抑了农民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中国高校收费标准已经超过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从而自杀的悲剧。
一、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与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
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1999年，560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2000年则增至142万人。近7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人，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是100多万，数字惊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其中，清华大学贫困生比例为23%，北京大学为30%，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均为35%，青海师大1999年的贫困生比例已达40%(其中特困生占14%)，而北京林业大学2000年-2001年贫困生比例高达48.7%。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比例激增到41%，在北京，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将意味什么？
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家长揪心、学校担心、学生忧心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个原本可以维持简单生活的家庭，只因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而变得一贫如洗，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对贫困生影响最大的是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问题，为节约伙食费，一天只吃两顿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很普遍。同时，贫困对学业的影响较大，为获得收入而奔波直接影响了贫困大学生的学业，牵扯了他们更多的精力，造成更加沉重的身心负担。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贫困生的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现在，研究生入学也开始收费，高校贫困生工作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
奇高无比的学费令许多家庭负担沉重，有相当多的家庭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对于本身就陷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许多地区孩子上学就象赌博，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贫穷的农民们四处借债，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笔债务将让他们一生都难以偿还。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5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 (
学费高如山，大学通知成了催命单。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飞进千家万户，父母们就该为那不菲的学费而忙碌奔走了。也许绝大部分的家庭对此早有准备，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那些在贫苦、忧愁、绝望中挣扎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金榜题名在过去是很荣耀、令人高兴的事，可如今，鲜红的喜报转瞬变成黑色的沉重。当考生家长千方百计却筹措不齐孩子的上学费用时，有的就动手扼断自己的生命之喉来表达对不能供孩子把书顺利读下去的“谢罪”，同时留给社会一个浸透血泪的问号。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儿子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凑不齐学费的他在喝农药自杀前，还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读之令人心碎！
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在百度搜索里输入“高考学费自杀”，立即会出现相关内容8万条之多。今后还会有多少父母因为孩子的大学学费而“献身”呢？父母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大学学费而自杀，怎么说都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是和谐社会的悲哀。杜绝这样的悲剧重演，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国家采取了诸如贷款、补助等措施，实际上只能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
当前，我国贫困生状况不仅严重影响着贫困生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制约着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更关系着我国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安得金钱千万元，大庇天下学子俱欢颜？”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体现。无数寒门子弟，在贫脊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奋力求学求知，不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善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口素质，而且很多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人才的挖掘和拯救，将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教育部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校实行收费改革后，客观上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但却说，教育部门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高收费、乱收费又如何解释！
本来，给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怀，帮助无力者继续前行，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体现，更是执政为民的宗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重心从大力宣传高考成果或盲目扩建大学城转移到关注贫困新生入学难上来。
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实际上，我们有多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咬紧牙关的为了学习在拼搏，在流汗流泪，在期盼着义务教育的落实，在期盼着考上大学的学生能够成人、成材。
(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们来说，这是兼具可靠性和简洁性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的存在，社会各阶层才有了融合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途径给予了穷人晋身的希望，社会才能在相对的不平之中得以稳定。所以，这句话及其包含的信念可谓是“治世良方”。然而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目前，这一“良方”本身却有了“失效”的危险，“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过程，已经人为的被制造出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大学的学费问题。虚高的、超出大多数人们承受能力的大学学费，已经在通过阻碍一些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方式，破坏着基本的社会公平。
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
几年前，为大学高收费辩护的官员，振振有辞地喊道“谁得益，谁投资”，那么毕业即失业，这投资不是成了泡沫投资吗？为了得益的投资，结果成了泡沫，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让投资者自己来负责，考大学就变成买股票了。问题在于大学是股票吗？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纯粹从商业赚钱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大学不是简单的商品和消费的关系，大学办得好，得益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而是全社会。
含辛茹苦几十年，换来的是毕业即失业，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沉重打击下，他们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因此，大学生供过于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
大学扩招、学费暴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对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教育部门在高收费政策中赚了钱、发了财，可是负面后果却会让全社会尤其是莘莘学子及他们的家长来承担！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学生们还是需要大学文凭，即使他们消费不起，即使并不一定物有所值，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必须被迫承受。
二、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是教育不公平的罪魁祸首
教育不公平是中国的突出问题。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富家子弟的乐园。这些从小不知民间疾苦的学生，将来当了官，政府机构都由这样的人把持，他们制订的政策恐怕会更加脱离社会现实。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黨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 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 9.2倍，其中与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黨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 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
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早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画面——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6倍）。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而今天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使贫者更贫，富者更富，一个断裂社会即将出现。
三、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教育的腐败和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
高校教育产业化，增加了求知学习的成本，增加了本不富裕的中国公民的负担——特别是农民学生的负担，可是否加大了高校的教学质量，是否提高了教学水平，是否增加了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是花费在政绩上、贪污上、公饱私囊上呢？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你是否相信，但眼见为实，高校的高楼越来越多，先生们的薪水越来越高，管理者的腰包越来越鼓，学生们却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失望。
教育产业化仿佛成了潘多拉匣子，一打开，释放出了不可救药的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育的深度腐败：上大学分数不够钱来凑，加收数万元的降分费，还有优先选“热门”专业的“赞助费”……五花八门、乌烟瘴气。没上录取线但家中有钱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补那些成绩优秀因家贫而被迫放弃入学的考生腾出的名额；各专业间，富裕生可以凭“赞助费”先选“热门”，清寒者自然大多只有进冷门的份。连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也不甘寂寞，分出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校内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还“创造性”地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联合班等更多的非高价不能进的班……
教育产业化变成了高收费。这种不思创业、只想捞现钱的习气，不但鼓励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卖文凭的风气也顿时在全国蔓延开来，严重败坏了大学的道德，使得大学日益腐败。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教育腐败在中国已经“分利集团化”。据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教辅等大量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会令人吃惊！
目前高校领导腐败案发案部位相对集中，许多人都是在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过程中犯案，这些领域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三大“病灶”。
采购是高校领导腐败的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动，包括采购大量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基建维修材料等。一些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去年四川高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教材腐败系列案”：全省13所高校中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高校购买图书时收取回扣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回扣款，一部分上交给了学校，一部分进了教材处的小金库，一部分则由教材采购人员私分。
其实，“公开的秘密”绝不仅限于采购教材拿回扣，比如学校添置仪器设备时，供应商给不给回扣？比如学校新建一座教学楼、装修一下图书馆等等，在工程发包过程中，有没有拿回扣？同样，不管这些回扣最终落入了学校的腰包还是个人的腰包，侵害的都是学生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学校紧缩开支不吃回扣，或者将回扣返还给学生，学生们原本无须承担那么高的学费和书费。
长春某高校一位副校长曾说，“教育已成为一些人眼中赚取暴利的最后一个产业，这些人想把教育当作摇钱树，什么点招费、赞助费、教辅费等胡乱收取，收到钱后又胡乱花。奖金、工资、招待费等都是由学校负责人随意支配，家长根本不知情。如果家长们知道自己所交的钱被这些人当作中饱私囊的肥肉，学校就别想办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03年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ＭＢＡ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从审计情况分析，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学这一环节中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的现象尤为严重。发现14所高校未将科研收入、收费、投资收益等6.16亿元作为收入管理，有的甚至滞留在所属单位坐收坐支”。“部分校办企业管理不严，违法违规问题较为严重。如清华大学所属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在1995年至2003年3月间，授意公司财务人员隐瞒销售收入，私设”小金库“2138万元，并以发放奖金、对外投资和支付合作方红利等名义支取大量现金”。
没有教育部门的乱收费与挥霍，学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日益飞涨，学生家庭的负担也会大大减轻。正是这些问题，包括乱收费，严重扰乱了国家高校收费政策的正确执行，也造成公众对高校收费政策越来越大的意见。究竟谁将国家的教育投入挥霍，谁将从学生手中胡乱收取的费用拿走，需要对国人有个交代。
尽快解决——中国大学收费过高的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大学收费是在社会不断批评、教育部门不断发文制止中上涨。200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今年秋季开学前，全国所有省份的公办义务教育都将推行“一费制”，2004年高校收费标准继续保持稳定。教育部也要求各高校收费标准继续保持稳定，不得设立新的项目。但同时各地收费仍涨个不停，据《市场报》报道，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安徽的政策是6所省重点建设的高校学费上浮不得超过10%，实施“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上浮不得超过20%。说的是继续保持稳定，怎么又在借“热门”“重点”涨价了。
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准公共资源，纳税人有公平享用的权利，它不应也不能成为某些集体或个人赢利的工具。对于高校的收支情况，学生有理由知晓，社会有必要明白，国家更应该心中有数。
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人均成本，规定高等学校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教育法》第二十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中不难看出，高校学费的收取是有明确规定的，那就是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各高校开出的“一口价”，很少能见到透明的成本核算依据。
究竟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去多少成本，哪些项目可以计入培养成本中，作为学校理应有这方面清晰的会计成本核算。可至今鲜见有高校主动出据这方面的账单，让人感觉就是一笔糊涂账。大学生培养成本核算固然复杂，但这决不能成为理不清账单的理由，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高校收费是否存在水分，是否有一些不该计入培养成本的由学生负担了？
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7000—8000元，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之规定,大学生每年所交学费应该在2000元以下。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品，其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如学生宿舍，本来是现成的，基本是国家投资，可现在学校却年年收取大量的住宿费。现在学校已成规模，各类教学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大学生上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不就是发几本书，安排几个老师上课吗？为什么还仍然收取如此高昂的学杂费？高校收那么多的学费，服务又不那么与学费相称，到底有没有营利？营利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
即使按教育部负责人的说法：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1.2万元至1.3万元。那么，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的规定，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其“规范高校收费”目的与效果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目前很多家庭供养不起一名大学生——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和规范高等教育收费。涉及九亿农民的农业税负担能去掉，而关系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宝贵人才——大学生的学费，为什么迟迟不能降下来？为什么错误还在延续？
高校收费影响到高等教育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作用的发挥。因而，高校收费标准的确立，就不能仅仅由高校自己单方面拟定，并最后履行形式上的简单报批手续。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管又是主办机构的官员，当然不会自掴嘴巴承认自己属下收费过高，也不能奢望这个利益集团会反省内敛、自我剥夺。他们一会儿说，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不能算太低，有钱人毕竟是少数，我国还有9亿农民；一会儿又说，相对于培养成本，现在的高校收费不能说很高。
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到底，如果进行严格而又透明的成本核算，很多见不得光的花销就暴了光，各种挥霍浪费，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就会公之于众。这样的后果当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想清楚了这一点，让大学生培养成本糊涂十年并继续糊涂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培养一名大学生到底需要多高成本——大学乱收费的症结所在——应当有权威的政府机构的公正测算。而且大学收费标准要履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必须保证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应当由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制衡机构对高校收费标准问题，予以重新审议、评判。决不能继续听任大学成为内部控制人的赚钱机器。
为此，建议国家尽早举行有审计署参加的大学收费听证会，明确收费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培养成本计算的依据，最终实现公平的收费制度。听证制度近年来已经成为×国政府民×决策进步的一道风景，审计署的“审计风暴”也给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内省机制寄予厚望，相信能够尽快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
教育乱收费是多年来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不正之风（实质是腐败），必须立即刹住！这是执政为民、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衡量黨和政府以法治国与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只有中国教育不再沉重，中华民族才能尽快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