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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訴求與變化的世界格局
送交者: 畢爾尼 2005年08月15日19:55:0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寫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


中、日為何相爭不讓

近日中、日齟齬加劇,頗引人注目。日方政要持靖國神社參拜為內政、他國干預不妥之見,又在中、日有爭議的釣魚島和沖之鳥島礁及東海油氣等問題上頻頻釋出戶籍登錄、右翼人士登礁、頒發鑽探許可等舉動。甚而至之,有議員公然聲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甲級戰犯在日本國內已不是罪人云云。樁樁件件,都是頂着中方的聲明和見解而來。中方在一貫反對日本首腦及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及日本官方審閱放行教科書隱瞞曲解日軍侵華戰爭史實的立場基礎上,提醒日本政府言而有信,以行動實踐其表達的二戰中對中、韓和其他亞洲國家人民造成傷害的歉悔之意,並放出重話,警示幾十年辛苦培育的中、日雙邊關係有可能因日本的執意孤行而毀於一旦,進而不惜取消副總理與日本首相的會晤而公然表示對日本高層言行的不滿。


對歷史的詮釋,自有事實為基礎。有爭議的島嶼歸屬和海域自然資源開發,當憑現存國際法和查有實據的歷史沿革會商定奪。既然歷史事實和沿革及國際法俱在,中、日這等大國也非坊間詆斗小兒於國際遊戲規則不知不曉,為何雙方紛爭會愈演愈烈,大有互不相讓之勢?

世界格局變化中的亞洲領銜之爭

中、日間的交往,並非止於近代的百餘載,僅有確切歷史記錄的也已逾二千年。中國數千年獨領風騷,但陳年舊制缺乏活力,固步自封而遭列強百餘年欺侮,而昔日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竟躋身使中國蒙辱的列強之中,且以甲午戰爭和八年侵華戰爭傷害中國尤重。世界格局巨變實起自十五世紀。西方因追逐財富而探險開疆發現新大陸,又以工業革命崛起,生產成本降低而規模急劇擴大,為逐利遂無止境拓展市場。其對內將上至貴族下至平民階層皆置換成消費大眾,對外則殖民掠取資源並控制更大的產品傾銷市場。列強以實力相傾軋,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強勢國家整合重組,弱勢國家由民族獨立解放開始獲得話語和行動權,日趨廣泛的參與發展使全球化有了一個基礎。領有生產技術優勢的國家出於無休止拓展市場從而優先逐利的考慮,促成了經貿交往日益緊密的全球大市場的形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國、印度等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國家和地域以日益平等的參與者姿態加入競爭,使得全球市場的格局和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交往關係必然也必須改寫。歷史上曾不得不由戰爭重新安排利益分配的方式已被儘可能公平的和平競爭所替代。全球化,多極性,遵守共諾規則(如世貿組織,聯合國等),無論領先起步的發達國家和新近的參與者都能在競爭和互相顧及他方權益的談判中分享利益,這就是變化中的今日世界之格局。中、日齟齬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凸顯和演進。如果簡單地認為這是日本堅持己見偏頗解釋二戰史實從而推卸侵略罪責,中國力阻日本翻案為澄清歷史正義從而杜絕侵略的可能再起,可以說缺乏歷史的眼光和世界格局的見識。中、日的弦外之音乃異曲同工,說的幾乎是同一番隱語,那就是:亞洲是世界多極中實力持續上升的重要一極,正在和必將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日同處東亞,一個挾巨大的市場和人力及資源地域潛力後來居上,志在恢復幾千年來被其國民視為當然的龍頭地位;一個據二百年來領先現代化的技術和資本優勢,意欲持續弄潮浪尖,不容他人占先。雙方都知道歷史已當其時,各自當仁不讓,躍躍乎欲執亞洲領袖之銜,唱響這個世人矚目的角色。所以說,中、日齟齬非為已經過去的戰爭恩怨,也並非僅僅為有爭議的島嶼和海域劃分,實在是世界格局變化中亞洲國家實力消長的求取領銜之爭。

中、日異曲同工以實力訴求

回眸西方崛起乃由逐利為動力,將知識技術的突破應用於大規模生產和軍事能力,秉持支助市場拓展的社會體制,以堅船利炮而非和平競爭的手段或征服開拓殖民地(如南北美洲,澳大利亞,非洲和印度次大陸),或武力打開他人國門(如中國)強行“通商”,使得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即便如中國和印度這樣歷史上的大國都無緣以平等參與者身份加入全球大市場的培育和發展。

日本也被西人闖進國門並強加不平等條約,但大和民族的精英和民眾以西人為師,明治維新成功,一躍躋身列強而成亞洲先鋒,領導現代化潮流。只是歷史大勢浩浩蕩蕩,當年落伍的國家現今已平等參與競爭。在他人缺席情況下的先鋒可以審時度勢,再接再厲引領他人,但並無理由一定成為當然的領銜者。

大凡論述領銜或核心國家,不論東方西方或歷史上的任何年代,無有不以實力相衡量者。所謂實力,應是指自然天賦和歷史沿革所具備的地域、資源、人口和經年採納的體制及民族文化的凝聚認同加上社會物質生產和知識技術水準的綜合能力。

廣袤的地域,齊全的資源門類和眾多的人口構成一個自我穩定的規模經濟實體。如此的經濟實體自顧有充足的內需市場和本土供應從而不因外界市場波動易受牽累,對外貿易則可采分工優勢贏利,同時能提供巨大市場與他人交相互利得惠。

眾多的人口既是市場消費的強大原動力,也是提供掌握日新月異的大規模物質生產和其他知識技術的人才源泉。市場競爭是資源配置和資本、技術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龐大的人口基數加上普及的良好教育,是在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


保障市場開放充分競爭從而帶來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各類法規和社會體制保護個人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剷除市場准入障礙,獎勵創新,使得社會充滿活力,穩定地持續繁榮。富強社會的締造,需要資源、資本、人力、知識技術等的投入和最廣大人口的消費市場需求,同時需要一個公平、透明、無一參與者能影響市場資源配置信號、各個環節注滿潤滑油以至成本減至儘可能低的系統機制。所謂的產權以及其他基本權利保障,能被儘可能多的人自覺遵守同時也可以公權力有效貫徹執行的法規制度,傳統中有益於協力提高生產效益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不成文行為規範,加上一個以輔助協調為己任,唯在市場行為或社會狀況不能按正常情況運作時才發揮強勢作用的政府,這就是保證長治久安的體制。


因歷史沿革形成的民族或地域國家,同樣不可或缺文化和自我意識上的認同感以及因共同歷史和生活方式形成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 只有通過全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認同這種內在的綿延不斷的凝聚力並為他國體察尊重,配合其他條件才構成渾然一體的國力。


自西方五百年前藉工業革命崛起以來,數千年歷史上形成的大國廣土眾民即為實力強國之說已成過時。只有掌握領先知識技術,從而帶來無以倫比的生產能力以及由此能力支持的足以捍衛本體意志抵禦他人的軍力,才是實力的象徵和保證。知識化為生產力,即為它的力量所在。


以廣大地域,資源和十三億人口以及世界上唯一數千年未間斷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加之對除卻最近百餘年的二千年來傲視鄰國乃至全球的強盛業績的記憶,中國的當權者和國民幾乎具所有的理由認定自己當仁不讓的強國地位。最近百餘年因閉關自守被西方超越乃至欺侮的屈辱,更加強了中國矢志復興,志在必得的訴求和努力。近代以來經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推翻帝制,國共相繼主政等種種曲折,中國終於走上生產力迅猛發展之路。近三十年來的高位經濟增長更令世界刮目相看。以中國的底氣,有朝一日它會同世界超強的美國一較高低。即使當下在國民總產值,人均收入,先進知識技術的占有等方面仍然落於日本之後,它已認準在不遠的將來必定會全面超越日本。它的崛起在這個世界上無人能夠阻擋也不容阻擋,在亞洲更是當仁不讓。且不說再現號稱天下居中的“天朝”,至少回歸舉足輕重的領銜大國地位,此其時也。


除了缺少中國的地廣人眾,日本同樣有久遠的歷史文化,儘管其千餘年來倍受中華文化薰陶。日本以狹小的地域和早期後進的文化,因圖存而奮發精進,史上有大化革新、明治維新,當代更有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復興,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如此驕人業績,日本朝野當然引為自豪並據此傲視亞洲,自認領銜非我莫屬。二戰已然結束六十年,日本認為戰敗的歷史必須翻過,它以世界第二的綜合國力應當成為正常國家,發揮大國的作用。

日本恃強的歷史根由和“生不逢時”

日本以小國邊土,恥於人後而奮發有為,百餘年來在亞洲獨領風騷,甲午一戰迫滿清朝割地賠款,日、俄戰爭勝後更躋身西方列強,吞併朝鮮,蠶食滿洲(中國東北), 進而侵略大半個中國,企圖入主中原,營造大東亞共榮圈,謀世界霸業。這些歷史恩怨,正是中、日至今解不開的世仇癥結所在。以中國的觀點,這是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和強加的凌辱,必須明事實,正視聽,從根本上杜絕日本有任何再逞強圖霸的可能。依日本的看法,這段歷史似乎遠較對鄰國的罪惡和凌辱來得複雜。


首先,日本有人辯解說面對西方的強力擴張,為了求存,日本不得不擴張勢力範圍以自保,最極端的觀點甚至將對鄰國的侵略壓迫說成是幫助亞洲各國脫離西方殖民者統治得到民族解放的努力。也許從日本一國之私利可作如此想,但你占的是別人的土地,殘殺的是他族的人民,怎麼可以罔顧他人的命脈根本而一味推敲算計一己之私到如此地步?如果說中日文化同源而有差別的話,中國文化重“仁”,日本文化重“恥”。“恥無恥,然後知恥”。如果說日本在世界列強的夾縫中求生,亞洲各國有同樣的權利,日本無理由犧牲他國權益謀一國私利。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在近代經濟、科技飛速發展的情況下,儘管日本已有百餘年的領先,卻始終在亞洲未贏得道義上他族服膺的那種心悅誠服。日本對中華文化的借鑑良多,但始終沒有近悅遠來的心胸。


其次,相對於亞洲大陸上那個巨大而歷史悠久的中國而言,日本有一種因近代領先崛起帶來的自傲卻又因歷史上長期滯後於中國且多方受惠於其文化滋養而生成的自卑交雜的心理。作為一衣帶水之鄰,二千年來中日交往甚多。正史記載的最早官方交往見於《後漢書.倭傳》:“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此“漢倭奴國王”金印在1784年於日本發現。自漢至唐八百年間,東亞大陸上的漢、魏、隋、唐等朝發達強大,日本地處邊陲之外的海島上,每以“唐土”一隅為榮。日本是一個恥為人後,奮發學習的民族。經過多次遣隋使、尤其是十八次遣唐使團的學習引進,日本吸納並靠近盛唐制度文化,經濟社會諸方面有長足進步,與中原地區的差異幾近消失。由於島國的鎖隔免卻太多戰亂,也由於日本對傳承的呵護有加,時至今日,人們仍可以由日本政府部門的稱謂,奈良、京都的建築和布局,民間普及的和服及茶道還有眾人喜聞樂見的相撲、樂伎等各方面看到“唐風”的遺存。社會進步和國力提升是對日本見賢思齊的獎掖。反觀華夏大陸,自唐藩鎮變亂而式微,經五代而宋,雖有汴、杭兩京繁華但強盛不再,致蒙古外族掠取中原建元。有明復稱帝歷二百七十餘年,再滿族驍騎入主中原南面稱王凡二百六十餘載。歷多少戰亂,漢唐傳承和古風失多存少。世人或稱有康、乾盛世,殊不知那只是中華疆域內落後民族為維護統治向先進民族學習的結果。學習不可謂不努力,因為權位的承襲概繫於此;學習的結果確也可圈可點,但在制度文化和生產方式上一無創見,不過是後進者誠惶誠恐的“師從”而已。即使經濟總量上的提升,也不過來自人口增殖和可耕地的量加,鮮見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率的提高。如此落後對先進的學習,耗盡了統治層的心力,也遮住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面對西方新興生產方式和技術思齊求進的眼界。君不見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同為勵精圖治追趕西方,前者成功,後者卻夭折。歷史上蒙、滿兩度入主中原,促使自認比馬背民族高明而多得中土文化真傳的日本有了輕視這個番族當朝的大邦的自信和理由。即使在對中國的稱謂上,也可折射出近代日人的這種心理。比如“????”一詞最早為僧人將梵文經典對中國的稱呼音譯而來,早隨佛經傳入日本。明治維新以降卻成為對中國的流行稱呼。日語中的漢字“????”前一字有末端之意,後一字有地方的涵義。挾明治維新成功而脫亞入歐、志得意滿的日本,頃刻間將千年來視為文化母國的中央之國看成了偏處末端的落後之地。不幸的是滿清朝廷的作為,似乎也只配遭日人的小視和輕蔑。更有甚者,蒙、滿掌璽的得逞,給了自認優秀高明的日本一個啟示:偏於一隅的島國,仗恃先行工業化的國力,萌動了入主中原、操控亞洲的雄心並步步實施之。不期二戰被同盟國擊敗。戰後的日本依然憑藉經濟實力的起飛,一直以亞洲領袖自居並據此行事,直至二十世紀末葉中國認真崛起,日本才確切體認到自己的先天缺乏底氣和面臨真正對手的心有餘而力不足。


日本的宿命在於它的國土地域人口與中國的懸殊不對稱卻又在地理上靠近中國,更因海的阻隔不得不偏處列島。同時,它的雄起並非獨步天下一枝挺秀,而是尾隨西方諸國稱強。如果不是這種極端的懸殊不對稱,日本恃強爭雄會心安神定得多。但是面對已經覺醒並且歷史悠久、文化底蘊充足、人才輩出而執意同台競爭不甘被人排斥局外的中國來說,日本必會感到底氣不足。時間愈久,中國發展日盛,這種感覺愈加強烈。如果地理上相距遙遠,日本可以選擇避免同資源人口上無法匹敵的中國直接競爭,但命定的地緣政治使日本別無選擇。如果沒有大海阻隔,日本或許早已如同塞北、關外等地區一樣,在華夏文化的大熔爐中與東亞大陸的中國本土融為一體,即便如蒙、滿二族一般征服中原,也一樣會被同化得蹤跡幾無。如今全球化市場共通區域組合,日本無力化人,卻又不甘為人所化成亞洲配角,是為兩難之題。再進一步假設,如果日本在沒有西方列強的年代崛起,憑藉它領先的實力,似滿清趁明朝內亂國弱之際奪得東亞天下不是不可能。可歷史偏偏只許日本隨西方諸強而強。西方全球擴張為爭奪市場,當然無法容忍日本獨占東亞。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全勝,其在華所獲利益處處為西方列強鉗制就是明證。如同成吉思汗和努兒哈赤及其後人攬得歷史機遇一樣,日本看到並努力嘗試去駕馭那稍縱即逝的機會以圖稱霸亞洲。只是中國積弱、政府無能的日子已經過去,日本從此再無機會以蛇吞象。日本與生俱來的因生存環境惡劣、資源貧乏、困居島國的危機感並非一無道理。以小國為大邦之鄰,終是底氣不足;先崛起享歷史機遇,奈何生不逢時。


將潛力變實力為中國要務

說盡日本的先天不足和生不逢時,並不等於稱道中國就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已然居東亞當仁不讓的領銜之位。中國“振興” 、“復興”之議,即是說明國人中清醒者自己也認識到當前中國的不俗業績與中國躋身世界民族之林應有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相較於歷史上曾有的輝煌尚有很大的差距。中國若不在諸多方面認定方向並持之以恆地努力,依然難以稱職地擔當領銜大國的角色並使世人、尤其是不甘退而求其次的日本心悅誠服。

國人好沉迷於五千年文化和經濟上的千載領先。中國確實歷史久遠,數千年文字記載從未間斷,除了最近幾百年一貫處於全球之冠而迭現輝煌。不過陶醉之後,還需清醒。西方經由生產和社會的變化蓄積,由文藝復興得到思想大改觀:打破中世紀教會桎梏而有宗教改革和人性解放;日心說戰勝地心說帶動科學實證求知識尋真理而探索無止境。知識探索又為滿足社會需求的大量生產馭用化為技術,進而轉為財富使社會進步日新月異。中國文化的初始宇宙觀則是圍繞自然天體中心“天極”(北極,太一)的天圓地方說。其他對客觀世界的解釋方法如五行、陰陽等都圍繞此而生發開來。明、清之際引進日心說後,中國所有觀念的根基發生動搖最後斷裂崩塌。近現代中國知識階層順應世界潮流,追逐科學知識有不俗表現,邏輯、推演、實證方法已深入人心。但“術”(方法)層面的掌握不等於整個思想文化根基的培建。拘泥於古代的過時論斷並牽強地給以新的解釋是無知愚蠢,一味輕視鄙視古人的在現代知識基礎上看來幼稚不正確的成果同樣短見渺小。以數千年前那樣有限的知識基礎作出如此觀察和描述論斷需要何等的勇敢探索精神和開闊心胸。這也正襯出自那以後幾千年來中國知識界盲目泥古自縛、只求附會衍演不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結果思想停滯將探索開拓精神通盤丟失。現代漢語中所用“知識”一詞,多半僅指“知”一項。在這個意義上,知識份子之稱不過書袋而已。在知的基礎上有識見,才為心得,能在前人的積累上添枝加葉。同理,只有具那種探索精神和開闊心胸才能有大創建。從根基上需要接續的就是這種精神和心胸。中國人由上古至先秦諸子百家在這方面不輸於任何人。今天的國人呢?


人口、地域、資源等要素構築一個國家的潛力。中國在這些方面當然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西方五百年來逞強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大規模生產的年代知識技術及由之轉化而成的生產力是構成一國實力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在這方面尚須奮力追趕才能縮小與先進國的差距。中國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確為世人矚目,但靜下心來以發達社會的諸多量化指標一項一項衡量,國人理應汗顏而無驕傲的本錢。反觀日本,近二百載的進步雖有晚近十年的低迷,卻是成績斐然。當然因為給定條件的限制,日本國力已然接近上限,但若誤將中國的潛力當作實力來與之較真,恐怕只能讓人貽笑大方。日本千餘年前學習唐風,近代學習西方,成效皆巨,值得中國借鏡。記得多年前倡中日青年交流,中國領導人邀三千日本青年訪華。有傳言說日本青年讚嘆中國山河的壯美富饒和人民的驚人潛力,聲稱若在日本治下,早該是世界第一。此言當然折射出日人固有的自傲和對歷史上欲入主中原而未遂的雄心的迴光返照,但從另一層面看,中國人確實值得警醒:日本將一個島國經營得如此成功,中國人為什麼至今未將自己的天朝大邦營造得名符其實,以大國之位無可爭議地領銜稱雄呢?如今歷史機遇回到國人手裡,中國切不可掉以輕心。


當下流行所謂科技即為生產力之說,但再先進的科技,若無瞅准市場先機力求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供給方召喚,充其量是某種尚未物質量化的知識而已。市場經濟本質上由需求拉動,供給方以逐利為目的,通過優化配置資源納用新技術,實現大規模生產。這種供需雙方的交易逐利,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再到市場機制不能正常運作時的調節,對創新的獎掖和對低效乃至腐敗的懲治等等,無不需要降低交易成本、維持社會持續繁榮又給人以公平機會的法規和體制。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出台眾多法規細則,尤其加入世貿組織行其章程,可謂有長足進步,但支持並完善愈來愈細化多樣規則的一個成熟而能長盛不衰的體制尚未形成。高層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就是明證。若體制完善成熟,何需有此一慮?農村基層的民選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是值得肯定的舉措。中國傳統的“民為貴”(《孟子.盡心下》)之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了新的意義。社會發展造成分工,市場體系則使人們分工後各以比較優勢充分競爭製成產品互易從而提升社會整體福祉。完全競爭從而績效最優的市場的前提是無准入障礙和無任何成員有影響市場均衡價格的能力。這就喻示所有成員有平等的權利加入、參與這個市場體系及不允許少數人操縱資源配置的過程。既然市場體系相對而言更有利於發展生產和提升全社會物質生活水準而被採納,那麼接受它的基本前提也就順理成章。與經濟架構上無准入障礙和任何參與者只能接受不能左右資源配置信號(市場價格)相對應,所有社會成員(亦即所有參與市場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生產交易過程和社會生活其他方面須獲公正、平等的權利表達意見和行事,任何人和群體不得專權壟斷。社會的上層和基層都在越來越接受這種觀點,只是怕“亂”的擔憂使之不能合理推行,長治久安的體制因此遲遲無法真正建立。

怕“亂”的擔憂自有其幾分合理成份在。究其底里,若因各色人等自由表達意見並行事而至於社會無序,帶根本性的一條是缺乏共同接受認可的基石,因此出現將個人或某個集團的利益置於他人他集團乃至國家民族利益之上而造成亂象。只有着力於建立這塊共同基石,使之成為政府和民眾一切意見行為的基礎和底線,才能一勞永逸地消除“亂”的擔憂。這塊基石當繫於民眾個人權利的保障和國家長遠普遍利益的高於一切。任何可能的個人或集團間爭執必須讓位並服從於民眾權利和國家利益的考慮。他山之石,可以藉以攻玉。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值得參考,但須植根於中國的傳統土壤和久已形成的行為規範氛圍。中國固有的自黃帝已降就行之有效的庠序教化,可在潛移默化移風易俗中造成由五千年歷史綿延而來的凝聚力。以如此的共同基石和凝聚力解“亂”之憂,成長治久安之制,物質的國力和綜合持久的民心國運,當能同時提升。


人類面對的主要問題,不外乎生存(社會所有成員的最低溫飽至物資的儘可能豐富)和群體共處(聚居社會形態下的和諧安康)兩大類。市場體系較好地通過低成本大規模生產為社會儘可能多的成員提供了並將繼續提供儘可能豐富的產品,只是市場條件下生產活動以逐利調動參與者積極性,它的有效同時也造成除生產活動外各個社會生活層面因受過分逐利影響而擠壓其他人類普世價值、引致社會共處生活成本急劇攀高的弊病。例如西方司空見慣現也蔓延至中國的犯罪、吸毒、家庭頹壞、道德淪喪、腐敗枉法、公德心泯滅、訴訟蜂起等。如何在獲得生產上低成本大生產給社會帶來的物質福利的同時努力防止因共處生活成本攀高將前述低成本的好處減弱乃至抵消,也是任何社會和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中華文化傳統在維繫和諧相容、教化規範從而降低共處和社會管理成本上,有成功經驗和獨特優勢。誠然,中華文化重要一脈的儒學二千年來因統治者“皇權天授至上”之需而被獨尊,藉助其強調有序循禮之述卻加入許多維護“天子”專權統治的桎梏,乃至將其變異成“存天理滅人慾”之議而失去儒學本色。如若除卻這些歷史沉疴,恢復其循序相諧的初衷,加上其他諸子百家關於個人修養和共處社會規範、除錢財外尚有別樣價值追求的見解實踐,中國有可能給世界提供在逐利發展生產的同時不致大幅升高群體共處成本的範例。實際上,中華傳統除了強調仁愛、由己及人和有序和諧共處,另有許多先前不被人注意而近四十年來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以及中國本身的發展過程中被證實對生產力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的優點如重視教育、高儲蓄率、員工團隊精神及講究誠、義等等。令人慨嘆的是,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後痛感自己的故步自封和落後,憤而取打碎一切的革命之途,在求取重生的同時將悠久傳統割裂,致沉渣泛起,社會在全民接受遵守的道德操守方面無序經年。現在不得不從頭補課,成本不可謂不高昂。幸者五千年文脈長存不息,接續傳統不僅可能,也越來越應該成為現實。這時候正眼看東鄰,日本除了在創造性學習西方知識技術方面長袖善舞,在承襲借鑑中華傳統上也是精細慎密。如仔細咀嚼品味,不由人不生“禮失求諸野”之嘆。在這些方面中國沒有理由甚至沒有資本妄自尊大。虛心拜日本為師反而能使自己市場生產和共處諧存文化之源的潛力真正發揚光大,從而早日化為世界民族之林中流砥柱的實力。

中、日關係定位與變化的世界格局中的亞洲重心

近、現代的世界格局,經西方諸強於十五世紀後輪番崛起,紛以工業革命之力奪取市場全球擴張殖民,再有舊主新貴因利益不均先後引發兩次大戰,鑄成意識形態對壘的兩大陣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較量終於摧垮鐵幕使蘇聯解體,美國成世界唯一超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兩大陣營隙間紛求獨立,中國、印度等首次以平等的角色加入全球競爭,初顯回歸世界千年趨勢的局面。


在西方取得壓倒性優勢之前,全球因地理歷史和沿襲生產交通技術條件形成的“自然均勢”大致如下:歐洲諸國,圍繞東地中海和北非的奧特曼帝國,西亞的波斯王國,東北歐的俄羅斯,南亞次大陸的莫臥兒王國,東亞的明代中國和偏處海隅自成一國的日本。


若以當時工業(包括手工業)生產能力區分,據Paul Kennedy在《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的資料,遲至1750年,中國仍占全球份額的32.8%,歐洲各國總共占全球份額的18.2%,印度次大陸占24.5%,日本3.8%,俄羅斯5.0%,而北美則剛剛起步。到1900年,不過短短一百五十年時間,歐洲各國已占全球份額的53.2%,美國驟升為23.6%,中國為6.2%,印度次大陸1.7%,日本2.4%,俄羅斯8.8%, 可見工業革命大生產改變世界之烈。接下來五十年中經歷前後兩次大戰取代英國居世界超強地位的美國,在最鼎盛時期占有全球黃金儲備的三分之二,生產全球工業品的一半以上,提供全世界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

歷史滾滾向前。此後西歐復興,日本再起,與美國結成西方世界。俄羅斯擴張成蘇聯後,擊敗德國法西斯進而協同周邊小邦再聯合中國、朝、越等亞洲國家,組成東方陣營。美、蘇冷戰致蘇聯綜合國力削弱遭政治危機解體,世界化為單極多邊之象。

如果拿當今世界格局同歷史趨勢之圖相對照,將會發現有趣的回歸和新的區域組合。歐洲正在成為統一的聯盟因此發言行事日益舉足輕重。俄羅斯儘管從兩強之一萎縮退後,其潛力仍在,只是它面對的是幾百年的老問題:俄羅斯到底作追隨西方的輔翼補充還是成為真正獨樹一幟的別類經濟文化中心。奧特曼帝國早已煙消雲散,土耳其在維持伊斯蘭文明影響的同時政治西化,正求加入歐洲聯盟,而眾多阿拉伯國家群龍無首,缺少一個代表自己經濟文化實力的核心國家,加上多年來與以色列的衝突,使本地區成為世界的紛亂之源。伊朗在原波斯王國的基礎上秉承伊斯蘭文明奮力圖強,只是經濟上未見持久騰飛之跡。原在世界政治版圖上遭忽視的南、北美大陸和非洲,北美的美國已成超強。南美洲是不同於北美新教文化氛圍受天主教影響頗深的多個歐人移民國家,雖有類似於歐洲的文化習俗政制,但經濟上停滯多於蓬勃發展。非洲的固有文明因西方殖民和奴隸販賣而被割斷摧殘,尚難在當下以經濟力為代表的國力競爭中占一席之地。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亞洲卻是另一番景象。南亞次大陸數千年歷史上除出現過莫臥兒王國等少數幾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基本上是一個小國林立的富庶地區,但現在的印度已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人口眾多也人才輩出,近年經濟發展漸入佳境,其國上下皆懷成為世界強國的雄心。沿東亞大陸的朝鮮半島、台灣島直至東南亞,因日本成功經驗的激勵,競相推行發展之策,致有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四小龍的騰飛,旋即泰、馬、菲、印尼等也有不俗表現,世界乃有中心漸由環大西洋移至環太平洋之議。真正將此議論變為現實的是東亞大陸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持續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除了最近的二百年,二千多年間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的超強。其再次崛起,當然為世所矚目。地域、資源、人口等構成大國強權的條件它都具備,加上數千年運作龐大國家機器的行政管理能力,注重教育的傳統從而能在較短時間內催生各類優秀人才,人民近乎與生俱來的經商本能和吃苦耐勞的勤奮,使得發展之門一經打開便成不可遏阻之大潮。不到三十年,中國已從一個封閉的落後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外匯儲備逾六千億美元,被人稱為世界工廠。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美國繼續領先,但隨着中、印等其他大國以平等身份加入全球競爭以及歐洲的整合和俄羅斯的重整旗鼓,它的相對份額已經減少,世界在逐漸回歸千年來形成的歷史均勢。值得關注的是整個亞洲大陸的興起將成為新世紀最不尋常的事件:這裡有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隨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高,亞洲正在也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此地區已經在為世界每年輸送最多的工程科學類畢業生,而受到良好訓練並且廉價又供應充足的勞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持續具備充分的競爭力。亞洲的製造業開始傾倒世界,高科技服務業正在使人們刮目相看。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也向亞洲移動。這不過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印度急起直追十餘年後的情形。如果亞洲再向前邁進三十年或五十年,那會是怎樣的圖景?

規模經濟呼喚區域整合,這與市場競爭要求儘可能低的准入障礙和交易成本相契合,可以促使生產要素的流動和貿易的自由化,達到生產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進一步富足。基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貿易區是一個例子,歐洲的歐盟更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榜樣。中國與東盟十國籌措的互免關稅設定及中、日、韓與東盟謀求的“10+3”東亞經濟組合以及印度在南亞次大陸倡行的南亞經濟組合都是在全球化競爭下應運而生的區域整合。東亞、南亞的經濟區域組合一旦成功,再行泛亞的聯合,同時將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中亞各國吸引到這個碩大的經濟圈中。如此的亞洲經濟圈與南、北美洲經濟圈、歐洲經濟圈及俄羅斯成多足鼎立之勢,並因人口和幅員而居舉足輕重的位置。如果再有伊斯蘭世界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參與和非洲國家以一個整體出現,世界均勢將顯得更加合理自然而各得其所。

在如此的世界格局下,中、日同處東亞,理應共同挑起東亞區域整合的重任並從中獲益。這是一個具備何等亮麗前景的區域:中國的強勁上升勢頭,日本的科技及先進管理和製造能力,四小龍已躋身發達經濟的態勢,東南亞各國紛至沓來的追趕……只要攜手,區域產能和國民生產總值幾乎能改變世界平衡。可惜中、日齟齬,為之投下陰影和添加不協和音。

客觀條件和國力情勢以及歷史文化諸方面的分析梳理,應使人認識到目前在亞洲日本的經濟力量仍為翹楚,但它的國力與其可能上限相比已無多大發展餘地,就象當年號稱“日不落”的聯合王國囿於英倫三島之限,遲早得讓位於國土闊大、人口眾多的美利堅合眾國領西方國家之銜。這不是英國的錯,乃客觀情勢使之然,且英國以小國之力儘管豪情不再,至少已逞過英雄,無怨無悔矣。面對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約束,日本也應該正視現實。勉為其難確會消耗對手,但客觀情勢終究不可阻攔,如果日本遊走於整合大勢之外,到頭來受損最巨的是日本在天然區域整合的規模經濟中的長遠利益。當年“脫亞入歐”有它幾分道理,因為日本見賢思齊,不屑與沉睡不醒的亞洲其他國家為伍。現在亞洲各國無論大小,皆以平等之身、清醒之腦參與全球發展繁榮。以靠近市場、資源配置、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要素流動、產業配套、區域整合等等概念和實踐來衡量,日本沒有理由不回到自己與之毗鄰的亞洲,棄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利。日本也應該正視歷史。日本企圖步蒙、滿民族後塵入主中原並付諸實施,可是歷史際遇沒有給它成功的機會。現在那一頁已經翻過,日本必須從昔日迷夢中醒來。侵華戰爭的道歉問題,不管是不是中、日雙方政治作秀之舉,究其實質當為日本是否面對歷史低頭,承認它在亞洲無理由稱霸,並循世界大勢不得不讓中國在東亞領銜。對於執着、自傲但也自卑的日本,也許這需要時日。君不見當年傾倒唐土之盛,今天臣服美國鷹翼之下,日本向來只服從實力和強權。不過日本還有一條建設性的路可走,即如法國之於德國盡棄前嫌而共同成為歐洲聯合的推動力那樣,在東亞把穩自己的利益,維持日本已取得的成就使之長盛不衰而不致因刻求歷史和客觀現實之外的奢望與人作對,遭致喪失市場自毀營盤。當然,勸告日本服膺歷史和客觀現實並非否認和無視它能起至關重要甚至在多方面為人之師的作用。日本在高新技術、製造營銷管理、文化傳承和政制沿革、生產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平衡等方面的經驗都值得東亞各國借鑑參考。


潛力無窮且國力急速提升的中國在東亞區域組合中最有可能成為主角,但若取“得理不讓人”之勢則損人不利己。須知中國不過處在疾速起跑階段,世界工廠尚未轉化成世界新技術的發源地之一,經濟上的市場競爭機制和產權規範及創新激勵設置遠未完善,政治上的長治久安之設仍然缺乏,文化上的復興傳承和履踐創新還不得要領……凡此種種,都表明中國尚無驕傲的本錢,何況虛懷若谷才是大國的必備心態。中國已然明了自己的歷史角色和責任,在客觀現實和歷史大勢的層面確須提醒日本,但同時必須虛心、靜心、全身心地以日本為師,以受日本經驗激勵而衍生的亞洲四小龍為師,將它們的經驗與自己改革開放的經驗結合,在地廣人眾和東亞文化本源的環境背景下再行創造,托出一個經濟、教育、科技、社會、文化諸方面都領先的教人心悅誠服的東方強國,同時以日本自身的利益說服它並與之攜手,聚攏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群,形成東亞區域組合,再與印度共襄盛舉,將東亞、南亞聯成一片,吸納大洋洲和中亞,成就泛亞洲的大區域整合,締造和促成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歷史事件。

結語

五百年前,西方崛起並稱霸全球是世界歷史的巨變。今天亞洲的上升和即將雄踞一方並進而領導全球經濟是世界歷史的又一個巨變。目前所見中、印兩國已蓄足氣勢,只是來日方長。日本則依然沉迷於大和民族最優的自信,企圖以小勝大而左右、領導亞洲。日本目前國力仍居亞洲前列,但時間正在也必將改變一切。中國和印度的成長正在促使亞洲領導世界經濟的一天早日到來。目前還看不到日本心平氣和地回到亞洲,在整合泛亞區域經濟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國經營大國實力的快慢同時如何運用大國外交的技巧以日本長遠利益提醒日本從而變中、日角力為中、日攜手,將是實現亞洲區域組合併進而領導全球經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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