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厚此薄彼式的發展何時休?(1) |
| 送交者: 王煉利 2005年08月21日16:29:2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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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也出“朗咸平”之二----王煉利:《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之一 ——中國:厚此薄彼式的發展何時休? 王煉利簡介: 其在復旦大學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戰略選擇國際研討會〉講壇,在國際研討論壇上發表了四萬字的〈關於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的論文,這篇對國企改制中的問題提出質疑的論文的寫作時間,比郎咸平9月份發表石破天驚的講話還要早2個月! 王煉利在國內最早運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把上海各個社會層面對住房的占有情況觸目驚心地揭示出來、把占最多住房面積的人實際付的錢觸目驚心地揭示出來; 其計算了列昂惕夫矩陣,證明了所謂“房地產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是被無限誇大的; 其以上海統計年鑑數據揭示了大規模城市改造直接使低層社會人民入不敷出;
簡評:
王煉利也用數字說話,我們拭目以待,張維迎等‘主流’學者如何應對。
----《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之一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王鍊利 2005年4月4日 內容提要:如果三資外資企業均按2002年國企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10.213元稅金標準來納稅,那麼三資企業2002年需要補繳的稅金是882億,外資企業2002年需要補繳的稅金是1190億,兩者加起來就是將近2100億元。當然,目前國企的交納稅金標準有其不合理處,這種不合理更凸現了一個事實:將三資外資企業每銷售單位納稅能力與國企的每銷售單位納稅能力相比較,對三資和外資企業少收的稅金可堪稱壯觀!如果到了三資、外資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已經在我國各所有制工業企業中占居首位的程度,那麼,就應該衡量一下中國這種大幅讓利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繼續存在下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企業進行着深刻的所有制變革。變革,是在摸石頭過河。既然是在摸石頭過河,那麼就不能這樣認為:祇要過了河哪怕還正在過河,這條過河的途徑就是唯一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所有制變革還遠未結束,因此,我們現在回頭審視走過的路趟過的河,看看是否還有更佳的路線可供選擇,應該不算過時,有可能還是必要的。 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目前,中國的所有制結構中不僅含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還含有複雜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指股份制經濟(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聯營經濟、合作經濟,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即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所有成分。因此,觀察所有制變革的成效,也就不能簡單化。 本文分析工業企業改革中的問題,首先分別就《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中有關數據進行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縱向比較是將各所有制企業1994年度和2002年度的效益進行對比,橫向比較是將2002年度各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效益進行對比以及1994年度和2002年度各個年度內各所有制企業自身獲利能力與納稅能力的對比。 選擇1994年作為2002年的對照參數,因為這一年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企業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開始,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按照《公司法》進行了公司化改制。這一年開始,我國的工業稅收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 由於評價企業效益其實是對贏利(內部效益)和納稅(社會效益)兩種狀況的評價。筆者對宏觀層面上的企業效益分析主要是看這樣兩個指標間的關係:第一,每產生一元利潤總額所需的產品銷售收入;第二,每產生一元增值稅(或稅金總額)所需的產品銷售收入。第一個指標關係反映各所有制工業企業或有關製造行業的內在效益評價,其值越小,說明銷售利潤率越高,通過銷售實現的利潤越多;第二個指標關係反映了對這些企業、行業的社會效益評價,其值越小,說明所繳增值稅(或稅金總額)越多,對社會貢獻也就越大。 表-1-11,從多個視角反映了1994、2002年各所有制工業企業的這兩個指標間的關係。出自從各個觀察角度的需要,故表格眾多,對非專業分析工業經濟人士,可直接看分析結果。 筆者以“九個審視”為題,對中國工業企業改制中的問題進行分析。這九個審視是:一、獲利能力數股份制企業最優,公有制經濟最差;納稅能力數國企最優,三資企業最差。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占股份制工業企業資產90%,股份制改革是否走入歧路。三、從各所有制企業經濟指標占工業經濟的比重論憂患得失。四、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有形之手”在干擾市場對分工的協調功能。五、國有單位的職工身份被壟斷是國企減員的深層原因。六、國企的問題與產權無關,與由誰來發現和決定企業代理人有關。七、在相應法律未制定前,變賣、收購國企行為必須緩行。八、企業改制形式由市場選擇,政府不宜介入。九、中國的上市公司,你在動非上市公司的奶酪。 審視一:獲利能力數股份制企業最優,公有制經濟最差;納稅能力數國企最優,三資企業最差。[略] 把以上分析再作簡單歸納:a)獲利能力屬股份制工業企業最優,公有制經濟組織最差(2002年國有工業企業最差,1994年集體工業企業最差);納稅能力屬國有工業企業最優,三資、外資工業企業最差。b)私營工業企業的賬面效益不佳。 c)各類所有制工業企業的納稅能力幾乎都不及1994年。 那麼,國有工業企業獲利能力為什麼會最差﹖這“最差”反映了什麼問題﹖三資、外資工業企業的納稅能力為什麼最差﹖這“最差”又說明什麼問題﹖各所有制工業企業納稅能力為什麼會不如1994年﹖這便是是“審視之二”、“審視之三”將回答的內容。 審視之二:從各所有制企業的經濟指標占工業經濟的比重論憂患得失 到2003年,我國工業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單位的資產合計、產品銷售收入、利潤、稅金總額、應交增值稅分別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相應指標比重的57%、41%、46%、63%、57%;集體單位的資產合計、銷售收入、利潤、稅金總額、應交增值稅分別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相應指標比重的4%、7%、6%、5%、5%。這樣,在國有和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中,公有制經濟組織的資產合計、稅金總額、應交增值稅占61-68%,產品銷售收入和利潤占50%左右,按照統計規則,“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由國有絕對控股和國有相對控股企業組成,國有絕對控股指國家資本(股本)比例大於50%的企業,包括國家股本為100%的純國有企業,相對控股指在企業全部資產中,國家資本比例雖未大於50%,但相對大於其它經濟成分所占比例;或者不大於其它經濟成分,但根據協議規定由國家擁有實際控制權的企業。下面表-12,13反映了2001、2002年各類所有制工業企業銷售收入、利潤、增值稅占全部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比例。數據引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 表-12:2002年各所有制工業企業銷售收入、利潤、增值稅占全部國有和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比例(%)
銷售收入比例
利潤比例
增值稅比例
銷售收入比例
利潤比例
增值稅比例
2002年,占了全部工業企業利潤總額70%的是三資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其中三資外資企業占31%;占了全部工業企業繳納增值稅份額62%的是國有企業、三資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其中國有企業占25%。 三資工業企業和外資工業企業雖然已經占到全部工業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近三分之一的比例,繳納增值稅的比例則祇占全部工業企業增值稅的22%;而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祇占十個百分點,增值稅繳納要占全部工業企業增值稅的25%;股份有限公司則利潤占到24個百分點、繳納增值稅祇占15個百分點。下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中與稅金和利潤總額相關的指標進行分析。 表-14:2002年各所有制企業的與稅金相關的指標分析 單位:(元)
平均
每百元增加值產生的增值稅
每百元利潤總額對應的其餘稅金
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其餘稅金
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稅金總額
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的稅金總額
表-15:2002年各所有制企業的與利潤相關的指標分析 單位:(元)
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利潤總額
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總額
每百元資產總計產生的利潤總額
國有工業企業的每百元增加值產生的增值稅是17.1元,國企的這個指標從1994年徵收增值稅以來基本沒有變動,1994年是16.7元,2001年17.1元,2002年仍然是17.1元。這些數字,四捨五入以後正好與增值稅適用稅率17%相等。與其它所有制企業相比,都達不到這個比率,三資和私企尤甚。 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利潤對應的除增值稅以外的其餘稅金的達到161.7元,而且,2001年這個數字是180.6元,1996年是209元。把“總產值”產生的其餘稅金與“利潤”對應的其餘稅金對照(第二行與第三行對照),會發現這一組數據最直觀反映了中央國企是納稅大戶的狀況。中央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稅金總額成倍高於其它所有制企業,也高出地方國有工業企業一倍之多。通過表-14,我們也看到三資、外企的利潤最高、效益最好,而私營工業企業的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其餘稅金雖然與外資一樣多,但因為與每百元利潤總額對應的其餘稅金比外資的每百元利潤總額對應的其餘稅金要多一倍,就說明效益明顯不如外資企業。 就整個工業企業而言,2002年國企繳納增值稅比例占到25%,就整個製造業而言,2002年國企繳納增值稅比例占到16.2%,由於每個銷售單位的繳納稅金能力這個指標關係是其它所有制企業都比不上國企的,國企確實是比其它所有制企業在多繳稅。這種現象,也反映了其它所有制企業有的在偷漏稅,有的是在高度享受着“稅收優惠”。 筆者將《中國稅務年鑑》(2003)的有關統計數作了調整,計算了製造業各所有制企業繳納增值稅占製造業增值稅總額比例(表-16)。“作調整”是指把煙草行業的增值稅從製造業增值稅中剔除,因為煙草稅單項稅額高,其中95%又是國有企業繳納的,如果不把煙草稅剔除,不能真實反映各所有制企業的納稅情況。 表-16:製造業各所有制企業繳納增值稅比例表, 單位:%
全國
2002年,外資工業企業每單位增值稅需發生的產品銷售收入比國有企業多13.5元。三資工業企業每單位增值稅需發生的產品銷售收入比國有工業企業多15.元。 2002年,外資工業企業每單位稅金總額需發生的產品銷售收入比國有企業多16.3元。三資工業企業每單位稅金總額需發生的產品銷售收入比國有工業企業多18.9元。 需要計算一下外資、三資稅收有多少被優惠掉、被逃掉了﹗“據保守估計,我國一年流失的外資企業稅收已達300億元。……世界銀行測算,假如稅收優惠能使中國因此多吸收外資10%,則大約每年吸收30億美元,而中國則需要付出50億美元的代價”[注1]而筆者計算,如果三資外資企業均按2002年國企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10.213元稅金標準來納稅,那麼三資企業2002年需要補繳的稅金是882億,外資企業2002年需要補繳的稅金是1190億。當然,目前國企的交納稅金標準有其不合理處,這種不合理更凸現了一個事實:將三資外資企業每銷售單位納稅能力與國企的每銷售單位納稅能力相比較,對三資外資企業“少收”的稅金可堪稱“壯觀”﹗(註:2002年三資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3.373元稅金,外資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3.707元稅金) 國門打開以後,三資、外資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已經在各所有制工業企業中占居首位,不能否認,三資、外資企業的進入對我國的企業改革、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到了“三資、外資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已經在各所有制工業企業中占居首位”的程度,那麼,我們就應該衡量一下這種“居首位”導致的得與失、考慮一下導致這種“居首位”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調整了﹗ [注1]:引自“外企大面積製造虧損”﹐《東方早報》2004年8月17日。 大陸也出“朗咸平”之三----王煉利:《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之二
----《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 之二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王鍊利 2005年4月4日 審視之三: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占股份制企業資產90%以上,股份制改革是否走入了歧路? 表-17反映的是各所有制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增值稅、稅金總額情況。此表顯示: 一、地方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最低,才祇有1.5元。二、中央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與私有工業企業最為接近,還略高於私企。這裡,當不排除私有工業企業在少報利潤。三、中央國有工業企業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產生的稅金總額遠遠超過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產生的增值稅也是各類所有制企業中最高的。 四、中央國企納稅最多的稅種除了增值稅以外,就算數企業所得稅和消費稅(消費稅主要來自飲料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煙草加工業、石油加工業等行業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五、三資工業企業、外資工業企業、私有工業企業是各所有制企業中每百元產品銷售收入繳納增值稅(稅金總額)最少的所有制企業。 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利潤率最高、出奇地高。 觀表-17和表-15,可以知道所謂“國企利潤少”主要是針對國有地方工業企業和國有獨資聯營工業企業而言,中央國企(工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的利潤與私有工業企業相當,中央國企(工業)每百元總產值產生的利潤總額超過了私有工業企業,與三資工業企業相當。當然,中央國企(工業)每百元資產總計產生的利潤總額是遠不如其它所有制工業企業,地方國有工業企業和國有聯營工業企業這個指標更低了,不然怎麼國企效率低呢﹗ 表-17:2002年工業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產生利潤、增值稅、稅金總額一覽表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中央)
國有企業(地方)
外資企業
三資企業
私有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
第二,國有工業企業下馬,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和經營成果在股份制企業中占居90%以上比例,因此,國有工業企業利潤之低與以國有控股占絕大多數的股份制工業企業的利潤之高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發人深省的。 2002年股份制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是33707億元,利潤總額是2248億元,其中當有2069億是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創造的利潤(國有與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2633億,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564億,2633-564=2069),也就是說,股份制工業企業的利潤92%是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創造的﹗2002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計48802億占到股份制工業企業資產總計的90%(2001年是96.6%)、2002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27977億占到股份制工業企業銷售收入83%(2001年占90.8%),這說明,雖然國有工業企業在大量下馬,但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經營比重、資產比重在股份制企業中占了絕大部分,“國有”的資產由傳統的“國有”向“股份制”轉移。轉移的結果是:2002年股份有限公司的銷售利潤率達到10%,全部股份制企業(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在內)的銷售利潤率也達到6.6%,超過了外資企業。 這難道真是“一股就靈”嗎﹖ 但前文已經分析過“每產生一元利潤需要的單位銷售收入”這一指標關係是國有企業表現得最差,那麼,能“控”出如此效益的國有企業自身為什麼體現不出如此效益呢﹖如果想告訴筆者,這就是國企產權不清、經營者缺乏激勵動因的例證,那好,有關這個問題筆者在下文中將會有相當篇幅涉及。本段中筆者想說的是:如果這些利潤主要是買賣產品和服務的結果,那麼經營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的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果真是這樣涇渭分明地對待公有制企業和自己“有股在其中”的企業嗎﹖據筆者所知,中國很多國企領導、國有控股企業領導還是切切實實在為扭虧脫困包括改製做大量工作的,由於體制的束縛,這些工作的艱巨性恐怕非身臨其境的人是難以想象的,所以,如果說他們都是在區別對待國企和自己“有股在其中”的企業是顯然不符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國有工業企業特別是地方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之低與股份制工業企業的利潤之高的對比、高利潤的股份制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又要占90%的比例,這些總是疑問。 筆者分析:一、如果真有這些利潤,除了是企業確實經營有方,恐怕有相當部分是“資本運作”結果,即實際上相當部分的利潤是買賣資產(包括虛擬資產)和買賣企業的結果,而不是買賣產品和買賣服務的結果,這實在不是喜而是憂。二、根據公開發表的上市公司2001年財務數據,工業類上市公司的資產總計是18362億,[注2]工業類上市公司資產占了股份制工業企業資產的38.6%,淨利潤占股份制工業企業淨利潤的22.9%,由於中國的上市公司融資成本極低,幾乎被國有控股公司所覆蓋的股份制企業的銷售利潤率高應當與此有關。以這種形式獲取的利潤也是“資本運作”結果,這樣獲取的利潤當然與“股份制”有關—不“股”是不能上市的,但與企業經營者的運作企業的能力就不一定有關。三、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可能有部分是虛報的,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國有控股公司還是擺脫不了濃重的官方背景色彩,而官方是需要GDP,需要業績的。 筆者認為,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股份制工業企業中占這麼高的比重,這明顯帶有指令性的痕跡,而當一方面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份額在一減再減,另一方面以國有控股占壓倒多數的股份制企業卻如雨後春筍,不禁令人懷疑:從國企中減去的資產,是否有相當部分換湯不換藥地轉移到國有控股企業中去了﹖這樣做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誠然,“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但是,如何控制﹖這是需要解決的課題。也是需要學習的課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每一個交戰國都學到了納粹所傳授給他們的一課:財產在政治上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在於控制,今天控制已與財產權分離並獨立於財產權。……全面政治控制使得財產權在政治上沒有意義也不存在,但並不會也不需要變更或消滅財產。”[注3]原來,納粹才是“控制”的鼻祖。而這個毀滅文明的魔王傳授的“控制”又確實把整個文明世界引入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將以控制與否為中心,而不象過去那樣以財產為中心”新時代,以至雖然納粹在對本國的政治經濟“控制”中“有效地廢棄了個人首創精神、個人的社會權力和‘自由企業’的制度”,而現代工業人學到了“控制”,卻走的路與納粹南轅北轍,他們在討論並實踐“‘企業自由經營’和‘個人首創精神’”,唯一“繼承”納粹的,是今天的工業文明世界裡,早就“不再談什麼‘個人財產制度’”。[注4] 納粹的控制是不依託財產的實際控制,這個實際控制的做法與世界上所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同出一轍:中央政府控制勞工政策、生產、價格、銷售量和銷售方向、利潤幅度。表面上,納粹做法與計劃經濟國家做法是一樣的,然而計劃經濟國家的“控制”與納粹的“控制”起點不同:計劃經濟國家承認財產是合法性權力基礎、財產為全體人民共有,而納粹的公司法乾脆否決了股票持有者的權力,否認了財產所有權。所以,他可以不依託財產談控制,他之所以能在法律推定上還保留私有財產,是因為財產已經無足輕重,財產已不能左右他的“控制”。 我國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占股份制工業企業的90%,但是我們不知道在國有控股企業里“國有”的成分占多少、我們不知道國有經濟主導地位是怎樣通過“控制力”來實現。換句話,“控制力”是指什麼﹖毋用置疑,控制力肯定不是通過對國有資產的占有量來實現,那麼又是通過別的什麼方法來實現﹖我國是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我國也有着一支龐大的股票持有人的隊伍,但是股票持有人的利益、股票持有人的個人財產權被明目張胆地侵吞着。我們知道股份制的好處中有一條是股份制實現了財產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那麼,如果不發生管理層持股,我國的上市公司已經實現了財產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可那又怎麼樣﹖財產權是與經營權分開了,上市公司的黑箱作業卻讓財產本身得不到保護,股票大幅縮水使股票持有人財產權力變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強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是正確的,但是強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之根本是要保護國和民的財產,祇有在相應的能充分保護國之公產、民之私產(法律意義上的“民”應該是不分貴賤貧富的公民)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下,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才能真正得到體現,而當前,我們缺少的是這種相應的法律保障制度和法律程序,缺少法律保障制度和法律程序,“控制力”就無從體現、無從控制。 注2:見《中國證券期貨市場統計年鑑(2003)》。 注3:德魯克﹕《工業人的未來》。 注4:德魯克﹕《工業人的未來》。 審視之六:國企的問題與產權無關,與由誰來發現和決定企業代理人有關 解決企業效率低下的鑰匙 — 尋找“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 國有企業(主要是地方國有企業)整體效率低下是事實。主流經濟學家分析原因,認為一是產權不明晰,表面上國有企業全民有分,其實是人人不用負責任。二是國企管理者報酬與付出不相應,因此缺乏積極性,要解決此問題的辦法的祇有一個,就是通過改制變賣,讓國有企業財產落實到具體個人,讓財產有看得見摸得着的主人,讓“管理者收購企業”。這時,科斯的名言:“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一個先決條件)成了主賣者的理論依據。 暫時,筆者不討論賣與不賣問題。而先談一個為什麼需要企業、為什麼需要企業家、企業家怎樣定價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科斯1931、1932年醞釀、1934年完成初稿《企業的性質》、1937年發表的。該文的核心論點是之所以需要企業,是要減少交易成本。由於這篇在20多歲時寫的文章,科斯在1991年80多歲時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因為大經濟學家都關注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用最通俗的語言,轉述大師的意思。讓“平民”先不要被經濟學家所嚇倒。 科斯說:“建立企業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好象就是:使用價格機制是要花成本的。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是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誰來建立企業﹖是投資者。如果他決定投資麵包製作,那麼他要知道哪些產地、哪種麵粉適宜做麵包﹖麵粉的產地價是多少﹖市場價是多少﹖運輸市場的行情如何﹖能不能自己搞個船隊跑運輸﹖市場上有多少麵包品種﹖價格多少﹖自己準備上那些品種﹖如何定價﹖找廉價勞動力要花多少錢﹖如果附近找不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如果到外地找,增加的建造宿舍成本或者租房成本要多少﹖組織生產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協調處理,協調處理的勞務成本要多少﹖……這一系列的問號,就是投資者在力圖從一個個市場尋找、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他要到一個個市場去定價,但是投資者終於發現。要一個個市場地尋找、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要一個個市場地定價,這交易成本太高,因為“確定價格是要花費成本的,因為存在大量的交易,因為消費者缺乏有關商品的每一部分的用途或其作用的信息,因為很難度量變化不確定的各種活動,因為需要把各種貢獻區分開來”(張五常語)。這時,如果有一種方式能夠把尋找、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和在市場上確定價格的過程簡化,從而節省交易費用,那是投資者迫切需要的。而這種方式果真出現了,有這樣一個人或一群人,把分散的市場組織了起來,把原先要一個個面對的分散的市場交易過程簡化,把定價過程簡化,節省交易費用的目的也就實現了。通過這樣一個人和一群人,“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就比投資者自己到一個個市場去“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要低得多。這就體現“這樣一個人”和“一群人”的工作能力或者勞動能力,一種節省成本創造效益的能力。投資者就是在與“這樣一個人”和“一群人”交易訂合約,購買他們的勞動能力,購買了他們的勞動能力,投資者和“這樣一個人”、“一群人”就形成合作關係,這時,“這樣一個人”、“一群人”就以“企業代理人”的身份出現了。投資者也就以“所有者”身份正式亮相。 科斯的核心論點是:制度運作的成本(交易成本)差異導致企業出現,企業因此取代了市場。上世紀80年代,張五常在《企業的合約性質》中發展了科斯觀點,澄清了對科斯觀點容易引起歧義的地方,提出“企業不是用非市場的方式來代替市場來組織分工,而是用一種合約代替另一種合約”。用“要素市場的合約代替產品市場的合約”。企業的“另一種合約”是指什麼﹖另一種合約就是指投資者自己與市場“合約”:與原材料市場合約找原材料、與設備市場合約買工作母機、與建築市場合約造廠房……,這個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什麼叫“要素市場的合約”﹖這是指所有者與把分散市場組織起來的“這樣一個人”和“一群人”簽訂的合約,而“要素市場的合約代替產品市場的合約”也就是“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因為“要素市場”是由代理人組織起來的,體現的是代理人的勞動成果,所以,投資者(所有者)先是在勞動市場購買“這樣一個人”和“一群人”的勞動,購買勞動的過程完畢,中間市場也就組織起來了,企業也就形成,剩下的事情就是生產最終產品了,這時,代理人開始進入了工作狀態 — 代替所有者“度量各種活動並為其定價”—“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工作開始了。代理人的“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本領就是為什麼投資者需要代理人、為什麼需要企業出現的原因。 那麼作為消費者,他需要代理人、需要企業出現嗎﹖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作為一個消費者,你要吃個麵包,如果沒有企業,祇有市場,怎麼辦﹖你就得這樣:先到a市場上買麥子(買麥子中伴隨詢價過程,比較麥子質量過程)、再到b市場磨成粉(伴隨詢價過程,比較磨粉質量過程)、到c市場買酵母(伴隨詢價過程、比較酵母質量過程)、到d市場和面(伴隨詢價過程,比較和面快慢、水是否乾淨過程),到e市場烘烤(伴隨詢價過程,比較烘烤質量和時間過程)。這五個市場,是產品市場,五個市場轉下來,吃麵包的人化的成本肯定大,這時,有個人把這五個市場組織到一起,就組成一個生產麵包的企業。你再想吃麵包,就是在與一個“產品市場的交易被要素市場的合約部分代替的”的這樣一種組織—名叫“企業”的打交道了,這時,你與產品市場的交易在減少(從與五個產品市場交易減少到一個產品市場),而那個組織者的代理成本—組合了五個市場要素的代理人成本,在你的心目中會隨着你發現麵包價格在下降而上升。很明顯,如果你認為到這個組織者這兒得到的麵包所花的代價與你在五個交易市場所花的代價一樣大,你不會需要這個組織者,也就是不需要企業,但現在,你需要他,他使你明顯降低去發現五個市場價格的成本。這就是消費者需要代理人、需要企業的理由。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消費者又是投資者,他在為他需要的一個麵包在投資,投資生產一個麵包所需要的錢。他經過比較,發現他把錢投資於一個麵包企業要比他投資到五個相關市場節省錢。這樣,投資者和消費者在“節省交易成本”上統一了認識—投資者與消費者“都需要企業”,都願意讓“要素市場”的合約部分代替與產品市場的合約。 而科斯關注的是什麼呢﹖他關注的是由這樣一種合約,“這種合約使投資者放棄一組明確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權利以換取收入”。這句話什麼意思﹖原來,自從代理人開始進入了工作狀態,所有者就超脫了,他“放棄直接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權利”—原本他有這種權利,因為它是投資者、財產所有者—然後獲得收入—他向他的委託代理人—那個“發現相對價格成本”的人要收入(利潤),而這個收入(利潤),是應該比他自己去“直接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從而得到的收入(利潤)要高的—於是,這樣才出現了所有者和經營者、管理者的分離—真正的企業、最適宜組織生產的形式—企業是這樣出現的﹗ 至此,我們終於明白,所謂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已經明確。是所有者(投資者)委託代理人 — 企業家 — 代替自己去做“發現相對價格成本”的事情,企業家“發現價格的成本”或者說決定價格的成本越下降,就使所有者的收入(利潤)越多,因此,企業家的價值也就越上升,企業管理的成本也上升,當企業家的價值上升和企業管理的成本上升達到與因為有了企業家使“發現價格的成本”下降在邊際上相等,投資者就再沒有必要讓這個企業家當自己的代理人,這個企業家的使命也就完成。所以,企業家在讓“發現價格的成本”下降的同時,也要注意控制管理成本,因為企業家的自身價值也絕對不是水漲船高沒有邊的 — 一旦漲到所有者(投資者)感覺到節約的成本全部被企業家拿去了,所有者又何必要千方百計委託企業家節省成本﹖優秀的企業家是能使所有者(投資者)節省成本,所有者(投資者)與企業家交易,就是購買企業家節省成本創造利潤的本領,所有者是情願為之付費用的,但底線是,決不能超過因“發現價格的成本”下降而節省下來的成本。 於是,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一些企業能“有效率”、能獲利,是因為這些企業“發現價格的成本”低於社會平均水平,企業家或代理人“發現價格的成本”能力高於企業家或代理人平均水平。這樣,企業才有利潤,所有者才能分紅利。而一些企業沒有效率、虧損,是因為這些企業“發現價格的成本”高於社會平均水平,企業家或代理人“發現價格的成本”能力低於企業家或代理人平均水平。現在,我們國企沒效率,也經常換企業代理人,但是,換來換去,好多代理人都沒有讓“發現價格的成本”低於社會平均水平的本事,而其它“發了財”的私有產權所有制企業,雖然也許這不順眼那不順眼,但就是有這個本事。經濟學家認為,這就是產權問題。用私有財產投資的企業,產權明晰,就有效率。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 筆者不同意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的說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有企業產權是明晰的,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有就是全民所有,很明晰。問題在於,明確產權幹什麼用﹖產權即所有權是由占有權、經營權、處置權組成,三權中的核心是對財產的處置權,通俗說,是對財產的買賣權和贈送權。私有企業所有者出讓一部分管理權給“發現價格的成本”的能人以換取更多的收入,這是私有企業所有者把經營權委託給了別人,這裡產權的核心 — 處置權根本不必動用,因為委託經營不牽涉到買賣企業和贈送企業,祇是要解決企業效益問題,而解決企業效益問題,光有自主經營權就足夠。那麼,國企中的職工—全民中的一部分有沒有把經營權委託給能人的權力﹖有沒有到市場上挑選能人的權力﹖根據憲法規定,應該有,憲法第16條規定:“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它形式,實行民主管理。”但是,根據現行體制,國企中的職工—全民中的一部分沒有這個權力,國企也就因此沒有效率。 的確,國有企業沒有效率與國有企業負擔重有關,這些負擔又從哪兒來﹖統而言之,從為職工繳納各種社會統籌基金上來、從龐大的管理費用上來、從鉅額的“招待費”上來、從為企業領導繳納讀MBA、讀博士碩士的費用上來、從為上級部門和地方政府和其頭面人物、掌權人物“排憂解難”上來、從企業不得不對“有關部門”支付的“關係費用”上來……。 以往,談到國企負擔,總是談到為退休工人支付工資等如何使企業沉重負擔,現在退休工資是社會負擔了,為停薪留職的職工繳納有關基金的數額極其有限,至於為在職職工繳納社會保障費,因為這裡面含有企業管理層自己的利益,即使是“負擔”也就認了,這樣餘下的“負擔”就都與企業管理人員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直接相關、與企業管理人員廉政與否直接相關、與社會風氣、黨風的淨化與否直接有關﹗國企效益低的問題也就主要是管理人員的能力水平問題和廉政問題、政府部門的廉政問題,再也怪不得其它。至此,國企沒有效率的問題就簡單化了:因為國企缺乏能“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代理人,而國家向代理人支付的實際費用,卻要高於社會上“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平均水平。(在此不考慮不良社會因素對國企虧損的影響,因為全社會的人都要應對這些因素。) 私有企業可以千不要萬不要,但唯獨要有“發現價格的成本”能力的代理人,這一俊足以遮百丑。沒有這個能力,企業難以生存。私有企業,是出於生存需要自己在主動找委託代理人。 那麼,在現有體制下,出於生存需要為國有企業尋找委託代理人的人有嗎﹖沒有。國企管理人員是國家委派的,即使企業虧損,也不存在國企幹部生存問題,即使企業虧損,原國企管理人員也不可能自己出面找新的委託代理人來代理自己、自己奪自己飯碗。對於任命國企管理人員的政府官員來說,國有企業能盈利果然好,不能盈利的話,與自身利益也沒多大關係,況且關心企業家是否具有“發現價格的成本”能力本身是件很專業的事,這不是政府官員的專長。那麼,為了生存需要才真正關心企業的人有嗎﹖當然有﹗現在的國有企業的工人就是真正關心企業的—現在的企業存亡的確關繫到他們的生存,但是,真正關心企業的人、熟悉了解企業的人、與企業休戚相關的人們在現有的國企管理框架里卻沒有尋找委託人的權利。所以,祇要真正關心、熟悉、了解企業的人對企業代理人是否具有“發現價格的成本”能力的沒有選擇權、鑑定權、發言權,祇要國企管理人員更多以官員身份而不是以現代企業管理者身份來對待企業和企業員工,國有企業的效率是難以提高的、即使創造了提高效率的條件,也會遇到種種阻礙的、甚至即使創造了效率,也完全可以漠然處置的。前文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個機車車輛萬人大廠在國內專家指導下實施了“準時化生產”,2003年經該企業自己計算,“準時化生產”自2000年開始推行以來創造淨利潤達億萬以上,而聘請專家的費用,不過是把幾十萬元人民幣轉入專家所在單位的賬戶(美國公司曾開價3000萬~1億)。但是,中國式的管理方式如此有效又如此廉價卻鮮為人知,這就是企業內部在故意冷處理,這就牽涉到國企體制問題、國企領導層問題。 既然這樣,我們是否能這樣思維:如果真正關心、熟悉、了解企業並身在其中的國有企業工人們能爭取到與私營企業所有者一樣的選擇企業委託代理人的權利、為企業委託代理人定價的權利和與企業委託代理人簽訂合約的權利—即使爭取到部分權利,那麼,國有企業的效益肯定會比現在高得多。 德魯克在其管理名著《公司的概念》中斬釘截鐵地論斷:“通過分析,我們最後得出結論:在關於社會中實現機會均等以及喚醒工人的公民意識符合大公司的根本利益。”“當公司成功地喚醒工人的公民意識以後,它所能獲得的收益就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成本會計能夠計算的。但是,這種收益確實看得清,也摸得着。”德魯克毫無疑問是 “資產階級”營壘的學者,但他對工人的認識比我們的一些“公僕”要清楚、準確。 問題在於,我們至今還是用“做官”的要求來衡量、選拔國企管理者。問題還在於,國有企業裡面有很多德才兼備的“能人”,國有企業領導班子裡也有很多德才兼備的“能人”,祇是由於體制的缺陷,不能被發現,發現了,也往往因為其“能”、因為其優秀反而得不到合適和到位的使用。 有一個國外有名的質量管理專家對一名國內有名的質量管理專家非常欣賞,問他:“中國像你這樣的人多嗎﹖”這個從基層科技幹部做起、如今已是中國質量管理“名人”的青年知識分子這樣回答:“很多,但你要朝下看。中國基層有着大量的優秀人才,與他們相比,我也許還算差的;但是,你如果往上看,那我就算優秀的了。” 朱鎔基先生就任總理時,曾在一份《選派企業一把手的情況和建議》的報告中批示:“企業一把手,可以興邦,可以喪邦,可不慎乎﹖”既然事關興邦喪邦,當然要“慎”,但真正意識到要“慎”的,祇能是與企業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們,即工人們。也祇有那些與企業興衰休戚相關的人們,才最具有火眼金睛,善於辨別和挑選真正品行優良、有能力代表他們利益的人來當代理人。 出生於1909年的德魯克在半個世紀前著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文中就高瞻遠矚地指出:在現代大型企業公司里,重要的不是效益問題,而是政治結構和權力問題。因此,改革現有體制也就順理成章提上了國企改革的議事日程。
大陸也出“朗咸平”之四----王煉利:《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之三
----《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之三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王煉利 2005年4月4日 一、有雙重交易價格存在,國有資產必定在交易中流失 “價格決定什麼遠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重要。”這是阿爾欽(A. A. Alchian)說的。以往所討論的關於國資改制怎樣操作等問題,其實都是在討論“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價格決定什麼”的問題。在現實世界裡,國企祇要存在雙重交易價格,就足以決定國企將在交易中流失。 在拍賣市場裡,“誰出價高誰得”是個鐵律。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大量的國有資產被賣方即地方政府方自己低估賤賣、即使招標拍賣也不一定是“誰出價高誰得”的現象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是不是違背了“誰出價高誰得”這個鐵律﹖不﹗鐵律就是鐵律。國有資產買賣中出價高者不一定得的現象非但沒有推翻這個鐵律,還證實了這個鐵律。 凡發生國有資產轉讓的地方,都在算兩筆賬。一筆賬是國有資產本身值多少錢,一筆賬是要得到這筆資產需要付多少錢。即賬面價格(有沒有低估暫且不管)和交易價格。這兩部分價格合計就構成國資轉讓的全部價格。在市場經濟發達社會裡,這兩筆賬是一回事,資產所值就等於為了得這筆資產所需要支付的,產權落實到了私人,交易的確沒有那麼費事。那麼,為什麼國有企業交易一筆生意就必須算兩筆賬﹖為什麼國企轉讓會發生交易價格﹖這是因為誰都明白,能擺上桌面談交易的國有資產是值錢的,值錢的東西是不能便宜給的。不能便宜給,事實上又往往在賤賣,這又怎麼解釋﹖這是因為交易費用落入誰口袋是暗箱操作之緣故﹗ 舉個例子:在市場上做交易,我賣你買是要雙方情願的。你想買,但我不賣給你,你再想也白搭。蘋果賣三元一斤,我不願賣給你,而你卻志在必得,非我的不買。我的蘋果在你眼裡是俏貨。這時我說,我六元錢賣給你,你願意,就成交了。這六元錢中就有三元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易費用”,是你在“買”能不能從我這裡得到蘋果的權利。 如果我是賣主雇來看攤的,蘋果三元一斤,賣家知道、我知道、買家也知道。但因為有個買家他志在必得的是我那雇主的蘋果,我也開價六元,並且成交了。但我祇給雇主二元,我對賣主說,蘋果爛了,再不賣就全壞了。這樣,以六元價格成交的蘋果賣主祇得二元,賣主蝕了一元,我卻平白有四元錢進賬。那賣主能答應嗎﹖他當然不會答應,因為交易前蘋果的產權是他的,我想賤賣,得先徵得他同意,這是規矩。這樣,賣主就會與我交涉,直到我把一元錢還他,但他不知道即使我還了他一元錢,我還賺了三元錢。 上面的例子,說明了商品交易中“誰出價高誰得”的道理,說明“價格高”不一定就是物品本身的價值高,還包含着買家為志在必得這物品而付的追加費用。那麼,實際生活中可不可能有這樣的傻買主呢﹖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能的,但這不是因為買主“傻”,恰恰是因為買賣雙方都“精”。這個“特定條件”,就是賣方有着選擇交易對象的決定權、壟斷權,而被交易的這個“物”的確物有所值,再加上物產權是不屬於賣方的。前半個條件決定,買家在交易中是處於弱勢地位,後半個條件決定,買家有把不利因素變為有利因素的機會:祇要把賣方的選擇權買斷,物產權就得到了,而買選擇權的“失”又完全可以從要買的實物之中“得”,因為產權不屬賣方,就盡可以壓價、砍價。而賣方關心的不是自己沒有產權的“物”能賣多少,是自己擁有的買賣權力能值多少、賣多少。所以表面上“物”被賤賣了,實際上買者付出的代價並不便宜。買者多付部分即是“交易費用”,其中包括權力交易費用,“誰出價高誰得”是鐵律,道理在此。在現實生活中,國有資產就是這樣交易的﹗ 在國有資產交易中,“全民”事實上是處在“無知之幕”中。以上述蘋果交易為例,“全民”不僅對在“無知之幕”交易中“我”得到的三元錢無所知,就連有所知的、因被賤賣而蝕掉的一元錢也討不回來﹗“我”是雇來看攤的,身份與政府一樣—政府是人民雇來管理的,雇來時,“我”的權限是根據雇主定的價賣掉蘋果,“我”可以選擇買主,但有條件約束,條件是選擇能在雇主定的價位和這個價位以上成交的買主。“我”果真遇到這樣的買主了,但雇主卻得不到相應的錢,如果他不問“我”討一元錢,“我”絕對不會給他。現在,“我”雖然還給了他一元錢,但祇要他找不到買主,“我”還是賺。這裡,主賣國有資產的政府與“我”有區別的地方在於:“我”為蘋果定價,買主沒有參與,雇主祇要找到買主,就會知道真相,就會向“我”討到還另外的三元錢,而主賣國有資產的政府為企業定價,買主是參與的,價格其實是雙方協商的,買主是不會告訴國有企業的真正主人實話的,因為買主認為這是兩樁買賣—買了企業,又買了“買到企業”的權利,祇要他覺得合算,他不會管主人是誰—如果真正主人出現了,他還能揀到便宜﹖ 但是,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現在,我們就是要告訴國有企業真正的主人—你有法律上的追溯權,不僅對那蝕掉的一元錢有追溯權,還有權去追溯蘋果到底賣了多少錢— 你不僅可以理直氣壯質問“我”:“沒有我的蘋果,你憑什麼平白無故得到那三元錢﹗”並有充分理由去追溯國有資產買賣中的幕後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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