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厚此薄彼式的發展何時休?(2) |
| 送交者: 王煉利 2005年08月21日16:29:2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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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科斯定理竟會被曲解成是買賣國有資產的理論。不僅支持變賣者這樣認為,連反對變賣者也這樣認為。筆者反對對國有資產的輕易言賣。在此,筆者先闡述反對的理由,在闡述理由中,會提到筆者自己對科斯定理的理解,說明科斯定理不是鼓吹“買賣國有資產有理”的理論。 首先,國企效益問題不是所有製造成。這在前面已經闡述。第二,國企是國家資產,是全體人民創造的財富,財富是有價值的,是能用價格來反映價值的。這樣,要出賣企業就要涉及到對出賣企業的定價問題,對企業定價是一個嚴肅慎重的程序。以美國為例,“出售一家企業的傳統方式都包括會計事務所評估企業 — 每個建築、每台機器、每項賬款— 價值以及專家為出售做廣告並與買方接洽這兩項事宜。大多數企業的出售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這一時間內,十個專家化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從事一個企業的出售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注13]但是,俄羅斯私有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算了一筆賬,如果俄羅斯也這樣進行私有化的話,它將用去幾十年甚至150年時間,光專項費用一項就會超過所有企業的賬面價值。 俄羅斯知難而退的,我們更不可能做。既然合理定價都難,那麼,如果硬要“賣”,這“賣”也就與“送”差不多。然而,憲法第12條有明文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所以,不讓賣的理由應該更充分。 第三,關於企業家是否有對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問題。根據科斯定理,既然企業家(或者稱代理人)就是所有者的交易對象之一,交易就必然有合約,那麼,企業家的勞動報酬就應該通過合約來定價,包括企業家有沒有對企業的剩餘索取權,那也不過是個企業家和所有者的合約問題,合約規定有,就有,合約規定企業家可得多少比例,就是多少比例,用不着為此大動干戈。同樣,對於國有企業來說,代理人對國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也完全可由和約約定。但問題是國企管理者是政府指定的,只要管理者是政府指定,那麼對代理人的報酬如何定價就永遠棘手:因為政府不知道“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比起沒有這個“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的代理人時,下降了多少,這樣,代理人要的報酬就可能超出“發現價格的成本”(政府如果“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結果是,代理人是有錢了,企業卻總是無效率。而私企不可能發生這個問題,就因為私企所有者清楚地知道“發現價格的成本”比原來下降多少,他如果不知道這個,企業還能生存﹖ 中國國有企業有還一個整體最難定價部分,那就是為“國有資產高度集中”這個過程、這個現狀的定價。我國化了幾十年時間把國民財富集中到若幹個行業若幹個地區,把分散的資產高度集中,是發達國家也難以做到的,這種集中不是無代價的,是動用了國家力量把各地資產資源、各種資產資源調撥集中起來的。要變賣國有資產,怎麼可以不計算“集中”的代價﹖為這種高度集中化出高昂代價的是幾億中國工人農民幾十年的奉獻。怎麼能不考慮這種奉獻的代價﹖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從建國初期開始實行剪刀差政策起,未必沒有考慮等到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後不僅給工人、也要給農民以補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工業化對農民的欠賬成了歷史陳賬,這其實是出乎第一屆中央政府意料的。而如今,變賣國企對工人的欠賬卻是“現賬”﹗今天若要為國企定價,不能光考慮企業的現值而不考慮歷史價值,不考慮國民經濟積累過程中包含有以往對工人農民的超額增收(特別是對農民)。國有資產的這部分因素能否合理定價,直接關繫到工人農民的生活質量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社會安定問題,也直接關繫到黨的執政能力問題。這樣,如果真要變賣國企,定價問題就不應該單是地方政府和買家的交易。 注13:見《俄羅斯私有化調查》﹐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 第四,管理層收購(MBO)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具備談這個問題的條件。首先是收購也牽涉定價問題,如果不能合理定價又怎談收購﹖其次中國沒有相應的法律程序,沒有法律程序保證,管理層收購祇能是與政府交易,這樣必然導致政府權力濫用,導致國有財產被私吞。 有一種論點,管理層收購能激勵管理者。那麼,我們假設有一個私有企業,所有者聘請了一個管理班子,管理者就是私企的打工者,如果這個企業盈利盈得相當多,管理層提出,我們為你賺的錢那麼多,我們的報酬好象太少了,請你把股份給我們一部分。這時,所有者並非不能考慮這種提法,因為管理者畢竟為他賺了很多超出他期望的錢,但也不是非給不可,前提是合同有沒有訂下盈利超過多少要給管理層多少股份的條文。但是,如果企業虧損了,這個管理班子提出:“虧損是因為你缺乏激勵機制,我們才沒有積極性,你把股份給我們一部分,我們保證把企業搞好。”這個管理班子就無疑是無賴加強盜了。很清楚,私有企業不可能遇到這樣的管理者,因為面對私有企業,管理者不敢—社會上要找個能把企業經營虧損的“經營者”還不容易﹖把企業經營虧損就是炒自己魷魚。 但是,面對國有企業,卻有人敢耍無賴:國企搞不好是管理者的報酬與他創造的財富不相應,因此,虧損有理﹗貪污受賄有理﹗那些把國企經營虧了的人這樣說,一些理論家這樣說,一些政府官員也幫着這樣說。而所謂國企“產權不明”、需要“產權明晰”,就是為“管理層收購”造輿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明確有“主”的產權,誰會請他們來收購﹗但他們沒有再想一想:他們既然把科斯的名言“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一個先決條件)作為要讓“無主”的、“產權不清”的國有資產變為“有主”的理論依據,那麼在交易的先決條件是需要物產有“清楚的權利界定”的前提下,已被定論為“產權不清”的國企不是還沒交易就失去了交易的資格了嗎﹖還怎麼交易呢﹖所以,無論有多少種玄妙的理論,其實想做的事祇有一件—能便宜地得到國有資產,揀個大金娃娃。 現在,我們那些把國企經營虧損了還要提出分國有資產股權的勇氣非凡的“企業家”們着着實實是在托體制的福 — 把國企經營虧損了非但不是罪過— 可以朝企業負擔重等方面推, 還成了可以撈一票的契機,幸虧國家對“管理層收購”及時叫停—否則,其它國企經營者不學着樣把國企朝虧損路上推那才真怪呢﹗ 特別要指出,事實上各地拍賣的企業不一定是經營不良的企業,自從“管理層收購”甚囂塵上,就有些國企領導層在故意“做虧”國有企業,以便製造理由“收購”國企。這些情況,各地搞清產核資的人員最為清楚其中內幕、最有發言權。有些企業在變賣前鉅額虧損,大量資產被轉移到不相干的其它企業,收購者能收購的賬面資產就比實際少了許多,等到“收購”結束,還是這個企業、還是這些企業經營者,企業馬上就贏利可觀,而被轉移掉的資產又像變戲法一樣變了回來﹗我們真不能以“轉制後贏利與否”來論轉制的成敗﹗ 2003年的《中國私營經濟年鑑》登載了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的《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報告這樣論述:“近兩年私營企業數量快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批國有、集體企業通過改制成為私有企業……國有、集體企業改制往往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國有、集體資產減持變現,由企業職工出資購買。第二步是股份向原企業管理者個人和高層管理者傾斜,通過掛帳、分期付款等形式一次性買斷,國家、集體資本基本退出。”“職業經理人在監管制度失效或制度不完善時,利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侵占企業財產、挪用企業資金、泄露本企業商業秘密、私下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並轉移本企業設備,挖走或擠走技術人員,轉讓定單等種種手法搞跨了相當一批國有企業。”“改制企業里大多數是原有的經營管理者,‘一身二任’(指既是主要投資者又是主要管理者)現象突出。”調查表顯示:改制為私營企業後,原國有企業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5.6%,原城鎮集體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6.7%,原農村企業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7%。改制企業的資產總量中,業主個人擁有的資產比例占三分之二。 2001年對私營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私營企業業主中中共黨員占29.9%,“主要原因是這幾年有大量的國有和具體企業改制成了私營企業,而轉制企業中的負責人多是中共黨員。這次調查共有833個從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的企業,其中422個改制後的企業主為中共黨員。”公有制企業改制中“自己是本企業負責人,通過改制買下來”占60.6%。(見《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 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的數據來源都是具有權威性的,從這些數據中我們看到,中國的私企近幾年的發展有部分已經異化成原國企幹部私人財產、私人產業的發展,由於原國企幹部與政府系統官員有着政治、經濟、社會關係上的超緊密聯繫,原國企幹部私人財產、私人產業的發展也就在相當程度上與某些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發展密不可分、幹部的腐敗現象加劇也就與這幾年私人企業發展的異化密不可分。 應該指出,當初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無疑是正確的並且意義重大,在被建國以來極左思潮浸潤了幾十年、實行計劃經濟幾十年、光見到個“富”字就視若洪水猛獸的中國,“存天理滅人慾”曾是發生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活生生的事實。求富本是人的天性,這種天性曾在相當長時間裡被扼殺。而從整個社會層面扼殺天性,那就必定會以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作為代價。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在釋放人的天性,把人的求富天性釋放出來就是解放社會生產力,所以鄧小平的貢獻是偉大的。但是任何真理,往往祇要多邁一步就成謬誤。後來提倡的“幹部帶頭致富”、“黨員帶頭致富”就荒謬絕倫。在人的致富天性被釋放以後,在對富裕生活追求的桎梏被砸碎以後,所有的人都會蜂擁朝致富路上奔,祇不過奔的步伐有大小,而有的人在奔跑路上被人推倒甚至踐踏、有的人則是在主動推倒別人。這裡就有一個悖論:求富符合人的天性,抑制這種天性會導致災難,但放任這種天性也同樣導致災難。所以在這種天性得到充分發展的市場經濟社會裡,反而有層出不窮的法律條文來規範這種天性,來約束這種天性,目的是讓這種天性為人類造福,而不是毀滅人類。80年代的中國剛富起來的一族其實在當時是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們,那時,幹部和黨員們是在觀望,他們擔心的是萬一政策有變,到時富不成還要“仕”不成,而有的還在想着如何對先富一族殺個回馬槍呢﹗但是,當我國的計劃經濟口子從生產資料價格實行雙軌制時被打破,中國的國家幹部就開始發揮求富天性,積極主動介入了致富進程。 這個進程來得如此之快,致使國家根本就沒有來得及為這個進程準備相應法律法規,中國有權勢的一批人和與這批人有着社會關係、親屬關係的一批人已經“悶聲大發財”積攥了最初幾桶金。幾乎與此同時,在法律法規沒有來得及為此做準備時,輿論卻為此開始了鋪墊,“幹部帶頭致富”、“黨員帶頭致富”輿論一出台,一些幹部和黨員利用自己與權力機構的天然聯繫、利用這種聯繫在商品社會中已經成為可變現的資源,使自己的致富速度致富內容迅速超過最初富起來的一族,更把沒有權力資源可利用的廣大普通國民擠到社會經濟活動範圍的邊緣。事實上,即使不提“幹部帶頭致富”、“黨員帶頭致富”,那麼哪怕是中國最窮鄉僻壤地區,幹部和黨員的資源優勢已經足以使那些準備有致富行動的幹部黨員能比其它人更具致富優勢,而“幹部帶頭致富”、“黨員帶頭致富”一經官方強調,那就使絕大部分在經濟活動中因相應法律法規缺位而已經在事實上被侵權、被剝奪的公民進一步被侵權、被剝奪,悲哀又可怕的是這種對廣大公民的侵權行為,竟然成了一種被提倡的、受表彰的行為﹗ 三、審視之八,企業改制形式由市場選擇,政府不宜介入 企業的形式可以千姿百態,對國企改制形式的選擇是也是企業自身的選擇。如果政府介入了對國企改制形式的選擇,筆者認為不妥。早在1998年,政府就提出要推行股份制,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在股份制工業企業中占90%以上的份額,就是政府倡導的直接結果。筆者前面已經闡述了關於中國的企業問題首先不是所有制即企業資產占有形式的問題,而是由誰經營、由什麼樣的人經營的問題。這裡可以舉個本土實例來說明。 1915年,民族工業企業家穆藕初與榮崇敬、榮德生兄弟分別投資20萬、30萬創辦德大紗廠和申新棉紡織一廠,穆氏企業是股份有限公司,榮氏企業是股份無限公司。1916年,德大紗廠的寶塔牌棉紗榮獲全國質量第一,德大紗廠聲譽雀起,該廠還最早將“泰羅制”引入中國企業,進行規範化生產,產品質量和企業管理均為行業之冠,經營相當成功,穆藕初並創造性地提出增進工作效率與改善勞工生活必須兼顧,提出要尊重工人,要想方設法發揮每個工人積極性;申新一廠則在1919年獲利105萬、1920年獲利128萬,在後來的30年代以建立改善工人生活環境的“勞工自治區”、建立福利設施聞名滬上。但是,到了1925年春,德大紗廠被迫拍賣,由申新接盤。當時若論所有制形式,穆氏集團的股份有限公司當然比榮氏集團的股份無限公司先進,但是榮崇敬以股份無限公司總經理職位,集大權於一手,面對種種險情能及時決斷,實業經營以麵粉、棉紗兩業並舉,相互支撐。穆氏集團雖然企業形式相對先進,但是共掌大權的董事會成員企業意識、管理思想各異,內耗嚴重,最後迫使穆藕初辭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直到企業被榮氏兼併。[注14]可見,即使有了明晰的產權、有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甚至有了先進的所有制形式,還是不能保證企業立於不敗之地,經營企業貴在企業經營者要善於“應變”,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及時應變,不斷進取。 當前倍受國人推崇的控股公司,其實是一百年前的美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果。世界上之所以有“控股公司”產生,是因為美國於1890年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該法使托拉斯組織(即讓一些法人聯合起來組成更大的法人的行為)成為非法,1892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就裁決洛克菲勒美孚石油托拉斯為非法聯合,托拉斯既為非法,總得找個合法的“殼”讓非法變為合法,當初為洛克菲勒設計法律文件的律師多德就發明“控股公司”去鑽法律空子。控股公司設計成一種新的法人組織,它的法人權力包括了控制其它公司股票的權力。但因為美國各州都立有公司法、法人組織法,多德必須找到一個能接納控股公司的“州法律”,這時,新澤西州的新頒布的《一般法人組織法》出台,這個《一般法人組織法》沒有把多德設計的法人組織形式宣布為非法,於是就成立了控股形式的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到1901年,美國第一家十億美元的法人— 按多德控股公司的模式成立的法人 — 摩根財團控股的美國鋼鐵公司成立,控股公司終成氣候。 其實,對於控股公司,我們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 15大時,大會成員達成一種共識: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 然而,我們昨天還因為股份制具有“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特點首肯、還認為兩權的分離體現了現代性、先進性,今天就吵着要“收購股權”、吵着要把所有者和經營者結合起來、認為經營者不持股缺乏經營管理動力了﹗這種變化,正是我們對現代公司的認識存在誤區的表現。 自從1830年開始制定現代公司的法律,法律就允許任何一個個人財產所有者通過自由合同創辦公司,這種公司不像1600年前後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要特許狀才能成立,它直接基於私人財產而成立,私人財產就有了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利。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根據合同契約把個人財產交託與公司管理,但公司股票持有者個人是保持獨立的,股票所有者的獨立自主權是一切合法性權力的源頭,它建立權力、限制權力、控制權力,但它不是權力本身。權力歸於公司經營管理班子,公司經營管理班子無疑擁有合法權力,這種合法權力,是股票持有者賦予的;而之所以合法,是基於股票持有者的個人財產權。在西方法治社會,私有財產所以“神聖”,就因為凡根基於個人財產權的權力,總是合法的。但是,當現代公司投入經營,眾多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興趣卻更在於分紅利而不在於根據法律上的獨立自主權來行使其“物主”權力,是股票所有者自己推開這些權力 — 他現在連控制權力也不要了。這樣,公司內部不但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分離,而且控制權與經營管理權也分離了。 如今,現代公司制度下的經營管理者已經獨立,他不受控於任何個人財產擁有者,而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不把自己當成公司的財產所有者,他祇要因這部分財產帶來的利潤,為此,他實際把經營管理者當成了財產所有人。不信,中國的廣大股民有誰不是把上市公司經理人與董事一起當成公司所有者而反倒把自己當成他所買股票的公司里的財產所有人﹖但是,被“當成”所有者與法理上的所有者畢竟不是一回事,在西方現代股份制公司里,“所有權”才是真正缺失的 — 有法定所有權的人不要所有權,企業經營者沒有法律賦予的所有權,卻又被當成真正的“業主”對待。所以,德魯克認為他“得出了最終的、最重要的結論:如今的經營管理權乃是一種不合法的權力。它根本不是以社會認可的合法性權力基礎的基本原則為基礎的。它也不受這種原則的控制或限制。而且,它不向任何人負責。”(聽聽,德魯克對現代股份制公司的結論多像一些經濟學家對國企的定論﹗)而德魯克對“當今的不合法的經營管理者的解決之道,是要使工業系統內部的統治權力成為合法的權力。” 那麼,德魯克給我們指出了怎樣一條道路讓不合法成為合法﹖他沒有指出,他祇告訴我們要不斷地探索。因為“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倫理概念是不可能創造發明的,它必須是發展形成的,”“任何一個今天拿出一張完整的藍圖的人,就是默認他並不懂得自己真正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完美無缺的藍圖不僅不能提供解決之道,並且因為企圖把真正的問題掩蓋起來,還使得這些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不過,儘管這樣,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那就是“要使工業系統內部的統治權力成為合法的權力”,首先不能退回到19世紀,再像19世紀那樣強調股票持有人的“物主”權力。“任何回歸19世紀的企圖都否認我們時代的工業現實,”“工業社會的意志和目標將不同於19世紀重商主義社會的意志和目標。”這樣,再強調現代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的個人財產“物主”權就沒有任何意義 — 那是19世紀的概念,而所有權與財產權、控制權分離,那才是現代工業主義特有的典型動向。德魯克不僅不認為經營者需要股權來激勵,還肯定那些與財產權、所有權分離的經營管理者是“更高效、更誠實、更能幹、更兢兢業業的統治者群體”,肯定了“他們手中握有的權力就是屬於他們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篡奪而得,而是因為股票所有者已經放棄了其權利和職責。”經營管理者也有“不開心”的時候,但那不是因為沒有股權從而沒有經營企業的積極性緣故,而是“因身處不受控制和不向誰負責的社會權力地位而不開心。”因為“被推上這種位置”不開心。當德魯克用萬般同情的口吻談起這些現代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不開心”時,未脫離小農經濟思維巢穴的人們是無法理解這種“不開心”的。 需要指出,現代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不開心”不是由於他們“覺悟高”,而是因為“西方社會已經放棄了人從根本上說是‘經濟人’,即其基本動機是經濟動機、其自我實現在於社會成功和經濟報酬的信念。”“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自由和正義是不可能在經濟領域和通過經濟領域得到實現的。”(引文同上) 注14:見《上海近代工業史》。 當前,我們強調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然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股份制工業企業中占有90%以上的財產權事實本身,就說明我們一併沒有真正掌握控制權的真諦,二則可能把控制權力當成了壟斷權力。這說明,對於現代企業,我們有好多課需要補。 再談一個“國退民進”問題。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國退民進”— 這是一部分人出於自身利益需要的巴望。 筆者認為,“民進”是不用倡導的,改革開發20多年,再不讓“民進”也辦不到。要倡導的,是需要營造一個能讓民營企業健康進入、健康成長的市場經濟環境。而我們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所做的一切,也許做得很辛苦,但效率很低。因為他們做的工作不是營造投資環境,而是對招商引資的具體操作。他們對“營造投資環境”的認識是“美化”、“亮化”、“拆舊屋造新樓”。2002年春,筆者對華東某省進行了為時56天的大調查,遍及該省所有地級市,與地級市部分負責招商的領導有所接觸,也與城鎮市民廣泛交流。筆者強烈的感受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上走入了誤區,一些地方借“築巢引鳳”之名建超大、超豪華廣場,不知這廣場與招商有什麼必然聯繫,而地方百姓的生活卻極為困苦;而有的乾脆借招商引資之名,行謀取私立之實。由於地級市幹部幾乎每人都有着招商任務指標,所以祇看到他們每天在為“招商”奔忙。筆者認為,這是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做市場經濟之事,結果可想而知。成功的投資項目,不會是刻意去“引”的結果。 據《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數據,截止到2001年,通過公有制改制而形成的私有企業占私有企業四分之一強。如今2004年即將過去,由公有制改制而形成的私有企業占的比例不會低於30%,筆者認為,要為整個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當務之急是要防止、化解由原先公有制改制的企業對其他民營企業發展構成的威脅。因為改制企業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占的資源優勢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壟斷一定市場的。而權力造成的壟斷是所有壟斷中最具危害性的壟斷,為了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為了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對這個問題是萬不可掉以輕心的。 說到民營企業有效率,筆者並不否認。但是現在民營企業的效率主要從哪裡來﹖主要是從勞動力的低成本上來,而這個所謂優勢,已經蛻變成劣勢,一種導致我們在反傾銷中敗訴的劣勢。民營企業投資份額最多的行業之一當數紡織業,而紡織業的勞動力成本之低在製造業中又數第一。2002年,紡織業工業總產值(現價)排序全國第五名、納稅排序全國第七。在浙江省,紡織業工業總產值(現價)排名第一、在江蘇省排名第二。按各種所有制企業繳納稅額的降序排列,依次是有限責任公司(21%)、私營(18%)、股份有限(15%)、三資(13%)國有(11%)、外資(11)、集體(6%)等。紡織行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簡單,勞動力價格最為便宜,到2002年,這個行業的平均報酬也祇有7268元,而2002年全國製造業平均報酬是11152元。從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四個發達地區的紡織業勞動報酬來看,也明顯偏低於本地製造業平均報酬。2002年,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的紡織業平均報酬分別是13450元、8321元、11152元、9922元,雖然都高於全國紡織業平均報酬,卻比同年上海的製造業平均報酬低38%,比同年廣東的製造業平均報酬低43%。從這個行業上曾下崗分流了大批國企職工,目前這個行業以“打工妹”為主力軍。以農民工為主的從業人員隊伍是減輕了企業“負擔”,但是這種“減輕”帶來的“效率”有沒有可持續優勢,實踐會來檢驗的。 不少人認為,民營企業出於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最能合理使用人才,所以民營企業更有發展前景。應該說民營企業是有吸收人才的強烈動機和迫切要求,但是未必民營企業就能用好人才。有個民營高新科技企業,才一百多人,年銷售額幾千萬,為了企業的高速發展,老闆曾登報許以高薪,用33萬招聘費招了33個營銷、技術、管理等方面人才,這33個人是從幾千個報名者中千里挑一挑出來的,但這些千里挑一的人才在兩年內就全部各奔東西。職工們說:“老闆口口聲聲‘不要把國有企業的一套帶到私有企業來’,結果呢,國有企業好的方面是沒有帶來,國有企業的弊病倒都具備了。”這其實反映了企業並不具備對優秀人才的協調管理能力,企業雖然賺錢,祇不過是老闆看準了“行當的行情”— 這個行噹噹時的確賺錢,但在怎樣利用人才賺錢上,老闆是屬於“守着金碗討飯”的那類人。麥卡錫公司認為“要留住能幹的雇員,就必須委派更能幹的人做他們的老闆”。所以,能否留得下人才的確是廣大民營企業未必都能逾越的坎。因此民營企業也就未必能成為國有企業在使用人才方面的楷模。 市場經濟環境中的任何所有制形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選擇何種所有制形式,需要企業經營者審時度勢順應市場經濟環境來決定,而更重要的,在於所有制形式選擇後企業如何經營。企業經營是本大書,是本無法重複的大書,這本書是否能寫精彩不在於選什麼體裁,而在於選了體裁後怎樣寫。 四、審視之九,中國的上市公司,你在動非上市公司的奶酪 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已缺乏典型意義! “中國的上市公司,你在動非上市公司的奶酪。” 之所以取這個標題,不是筆者與上市公司有過節。祇不過是要說明一個事實。 自從企業有了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之分後,中國的一些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其實已經失去了先進的普遍教化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是中國的上市公司在動非上市公司、非上市企業的奶酪。因為上市公司在使用資金上的便利和優勢是非上市公司沒法相比的,而“上市”這個機會本身又具有太多的偶然性和投機性,所以,上市公司的經驗往往不是非上市公司所能仿效的。上市後的企業無論表面上蒙有多少光環,大家都明白用股民的錢堆砌起來的業績是占了很大部分的。 有一個上市公司,用股市募來的錢介入了一個新的行業,投產才一年,銷售量就名列行業第一,短短三年,已堪稱行業老大。這是什麼原因﹖筆者在此轉述該企業的經銷商、配套商和企業內部管理技術人員三方的原話,讓大家來評判。 經銷商對企業銷售人員說:“說實話,你們的產品質量是不能算好,但我們願意推銷你們的產品,因為你們的銷售政策活。”“老國有企業哪有你們的銷售政策活﹖銷售政策活的背後體現的是實力,你們上市公司就是有實力,我們當然支持你們。” 管理技術人員說:“當時把我們招來前,飛機接迎不止一次,連家屬都安排在五星級賓館,現在,這個行業的精英都聚集在這裡了,其它企業的元氣都大傷了,就不善待我們了,老總私下說我們是沒地方吃飯到這裡來討飯的,你當初不把我們都挖來,我們企業也不會垮呀,我們也不至於來‘討飯’﹗”“都幾年了,每天從八時工作到(晚)九時,我們是不知道有星期天的,更不用提雙休了。還說企業文化就是這樣,企業文化鼓勵奉獻。現在我們是原來單位回不去,到別的地方也難行,當初簽下五年、八年的合同還以為是好事,再三動員我們把家屬帶來,我們也以為是真為我們着想。結果是合同一簽,招聘人員全都辦的集體戶口,別的地方再要我們去,我們就去不了 — 我們沒戶口無所謂,孩子要讀書升學怎麼辦﹖” 配套商說:“這個企業的圖紙經常出問題,重做模具的費用卻要我們自己消化,我們如果不肯承擔費用,他們就不讓我們‘配套’,還說這是企業的‘低成本戰略’,說是想為他們公司做配套的廠子多了去了;他們搞售後服務聲勢浩大,名聲都是他們的了,配套件卻要我們無償供應,連部分服務車輛也是我們提供的,不然的話又是‘不要你們配套’,一句話,想為他們配套,必須要接受‘不平等條約’,可是眼見得能保證讓我們有活干的廠是不多的,我們也祇好認了、忍了﹗” 筆者想,通過不同角色的自白,這個企業“銷售量名列行業第一”“堪稱行業老大”的秘訣也清楚了十有八九 — 這是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的不平等競爭,是從股市上募集到錢的企業與不幸沒能進入中國股市的企業間的不平等競爭。那個行業的後到者因為有股市資金,就能壟斷行業最優質的人力資源,他們自己可以不用好這些資源,但能達到使其它企業釜底抽薪、大傷元氣的目的;因為有股市資金,企業可以在對質量全無把握情況下把寶都押在銷售上,通過不講代價全面逼搶市場的辦法把其它企業逼上絕路,接下來就自然而然把市場給壟斷了。反之,那些按照“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循規蹈矩的企業,沒有上市公司這樣的實力,也造不了聲勢,一時半載不會象上市公司那樣在社會上有影響,在市場份額的競爭上不能與上市公司相提並論也不足為怪了。在這場博弈中,上市公司經營者是祇勝不敗的:用足夠的錢去搶市場,祇要搶到市場,企業會揚名,經營者會名利雙收,而虧損不會被追究。等到市場份額搶過來了,企業即使不能從管理上要效益也可以從占壓倒多數的銷售量上要利潤,到那時贏利掩蓋了一切,能贏利這事實本身,就可以作為企業有經營能力、企業有擴張能力的成功註解,從而為已經上市的公司能募集更多資金創造了必要條件和充分理由。在理論界一度強調“效益領先”的喧鬧下,當社會上很多企業都在作“扭虧”努力時,祇要能贏利,最成問題的管理都可能被包裝成“最有創意的管理”“最有成效的管理”。這種“管理經驗”經過輿論宣傳又會變成企業的“無形資產”,而在金融市場上,祇要有人接盤,“無形資產”是可以兌現成有形的幣值的,在前兩年,中國的公司祇要上了市,是不必擔心沒人接盤的。 祇不過對於這樣得來的“業績”,我們應該為之大唱讚歌嗎﹖ 樹這樣的企業為典型,非上市企業是沒法學的。 當“售後服務”=末道工序=為自己服務,誰又在為企業推銷“賣點”服務? 售後服務這個概念,是舶來品,但的確是個不錯的舶來品。引進這個概念以後,有不少企業是在不事張揚地努力為顧客做好售後服務,因為這是爭取市場、拓展市場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但是,與大量不事張揚腳踏實地真正在做售後服務工作的企業相比,有些在“售後服務”上作濃墨重彩渲染的上市公司,在“售後服務”上已經變了味。如果諸位能有機會遇到這些企業中的售後服務人員,如果你能打消他們的種種顧慮尤其是有關“飯碗”的顧慮,他們告訴你的將足以減退你對這些有光環企業的信任。在有些企業,“售後服務”已經不是一種以顧客為對象的服務,而是以企業自身為對象的服務,因為所謂的“售後服務”已經成為廠方產品生產中的一道隱性工序,如果沒有這道工序,很多產品的壽命就會終止在質保期內。 有一個以“售後服務好”著名的上市公司,企業內部技術人員、質量管理人員包括售後服務人員再三向領導反映產品質量問題,領導說的話很值得大家一聽:“消費者就這一點質量要求,(我們在質量上)再多做一點就是浪費,就是不符合低成本戰略”,“就是產品有問題才要售後服務,產品質量好的話還搞什麼售後服務”。 另一些以“售後服務好”著名的上市公司,則已經忌諱談企業的質量問題。 這樣的“售後服務”,不是服務,而祇是“賣點”。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和媒體,已經習慣於幫着一些有名的上市公司推銷“賣點”。 筆者了解甚至同情一些想在市場中分一杯羹但是又明知質量不過關而祇得在“售後服務”上彌補的企業,如果他們的“售後服務”行為更多傾向於彌補質量缺陷上,本不用對這種行為多加指責,但是如果還要對這種“服務”大加包裝炒作,那就是對消費者的惡意欺騙。這種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是從法律上被封殺的。 當“售後服務”對內等於“末道工序”對外等於“賣點”時,政府和媒體需要做的不是歌頌這種“服務”,而是幫助消費者用法律武器來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警惕“企業文化”成為“文化賣點” 筆者認為,企業文化反映的是一個企業的價值觀念。企業文化有無教化職能,要看企業精神是否兼顧了企業上下的共同利益和社會利益。企業能兼顧各方利益固然難得,不能兼顧的話,那麼也就沒有理由強迫人家來接受你的“企業文化”。譬如說,一個職工利益無從得到保障的企業,強調自己的企業文化是“奉獻文化”,要求職工為之“奉獻”,這實在沒有道理:你企業既然不考慮職工利益,職工憑什麼要為你企業“奉獻”﹖ 近年來,我們發現一些很動聽的“企業文化”,都帶有“為百姓”、“為人民”、“為顧客”甚至“為父母”的字眼。這是企業文化嗎﹖也許是,但準確說,這是對外宣傳用的“企業文化”。對內的企業文化不需要那麼張揚,因為“企業的首要法則是生存”(德魯克語)。 有個上市公司,其企業文化被政府部門、被媒體一直作為亮點宣傳,但企業的內部員工就提出來:企業要讓顧客滿意,首先要讓員工滿意,員工不滿意,哪來的顧客滿意﹖而就在這個以先進的企業文化、創新的企業文化著稱的企業,在2002年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時還要像楊白勞那樣按手印。當剛進企業的大學生對企業雖無明文規定但已經約定俗成的加班加點做法提出異議、提出強迫加班、無報酬加班不符合勞動法時,企業領導這樣說:“哼﹗勞動法﹖不勞動那來的勞動法﹗” 有個上市公司,企業文化中就有着“為父母”的內容。企業里的核心技術骨幹這麼說:“像我們這樣對待質量的態度也算‘為父母’﹖我的父母都是農民,他們賺錢很不容易,我就覺得對不起父母。” 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用什麼文化來規範企業完全是一個企業的私事,哪怕用封建文化甚至奴隸文化來作為企業文化,祇要企業也能生存下去,別人就不用去管 — 而如果這個企業果真能用封建文化、奴隸文化管理並能生存下去,那麼,這就不僅是企業的問題,而是需要審視大環境的問題了﹗ 事實上,真正的現代企業也並非都有着能讓人熱血沸騰的企業目標和動聽的企業文化。哈佛商學院首席管理教授坎特提出“後創業時代的管理原則”,其第一要點就是“目標最小化,選擇最大化,降低固定成本”。企業就是企業,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為自己創造儘可能多的利潤,給雇員提供合適的軟硬環境和發展機會,那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一個不錯的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不需要“崇高”。 但需要崇實。 中國的改革是在走前人從未走過的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是在開天闢地。 不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但改革的道路的確充滿了艱難艱辛。 支持改革,參與改革,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審視改革,在改革的路上做一塊鋪路石子,祇要能為改革做一點有效的實事,身為炎黃子孫,定當百折不回﹗ (全文完) 參考資料: 歷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 歷年《中國統計年鑑》。 《中國勞動統計年鑑》(2002、2003年)。 《中國私營經濟年鑑》2003年。 劉佐:《中國稅制概覽》,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 德魯克着,羅漢等譯:《公司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德魯克着,黃志強譯:《工業人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丹尼爾?J?布爾斯廷着,謝廷光譯:《美國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 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徐新吾、黃漢民主編:《上海近代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如題
張維迎為什麼在主流經濟學家中間“出類拔萃” 作者:老田 張維迎出身在陝西省榆林地區最窮困的吳堡縣,在他發跡之後他的父親還繫着羊白肚頭巾去北京看他,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他對金錢和財富格外有感覺,在主流經濟學家群體中間,他對金錢的“靈感”也絕對是第一流的。與此相關,張維迎先生每每有出人意表的行為和思考,這些都反映在他的理論研究和社會活動的實踐中間,為了提點那些想成為“學術大腕”的有志青年,老田特地總結一下張維迎先生的成功經驗。由於時間倉促、水平有限,這個總結難免有很多遺漏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一般而言,為窮人說話沒有多少好處,還要冒着得罪權貴的危險,這在經濟上明顯是一種“投入產出比”很低的方向,因此張維迎先生總是刻意避免,所以他總是說要善待企業家,而不是說要善待那些血汗工廠里日夜勞作的工人。著名自由派巨擘朱學勤先生,對此也有深刻的認識,他說有些出身寒微的人,身上有着很強的“於連情結”――為了向上爬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我們就在朱學勤先生的認識基礎上,來分析一下張維迎先生的成功奧秘。此前,我們已經說過,張維迎先生為了抬高自己,就誤導人們以為他就是諾獎得主米爾利斯的博士畢業生,隱瞞了美國人給他發“黨校文憑”這一關鍵事實;同時為了裝點自己的學術高明,還肆無忌憚地自己的“學術著作”中間大搞“摻水和造假”。要知道,有一個好的出身門第同時又顯得特別有學問,這是成為學術大腕的重要條件。 所有的造假努力,都是一種投資,而且是低投入高產出的投資,投資的後果總是為了積累有用的資本。有了資本之後,如果還要繼續追求真正的學術,那不僅顯得過於“死心眼”,而且也等於是自己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揭穿自己過去的把戲了。一個人如果是以學術造假開始,他就發現必須得把這個努力堅持到底,否則就顯得“很不經濟”,按照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這叫做“路徑依賴”。既然已經有了相當的資本積累成了學術大腕,目的當然是準備了更好的交易條件,可以標註更高的交易價格。在顧雛軍的事件之間,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給張維迎先生的出場費是8萬人民幣,外加支持性發言每字10元,這個交易價碼確實不低,足夠讓許多有志青年艷羨。 雖然出場的主流經濟學不止張維迎一個,都是同樣得到了差不多的報酬,但是在一樣中間就有不一樣,張維迎先生還是顯得出類拔萃,高出儕輩多多。以前老田分析過新旺先生當主流經濟學打手的事件,指出他的高明之處在於首先發現了為了維護主流經濟學的話語霸權,市場上迫切需要打手並首先充當打手而得利的光輝案例,在該文中間還同時指出張維迎先生也客串了一回打手角色。現在看來,那個分析不是很完整,有待進一步深化,關鍵是忽視了張維迎先生的高風亮節,與其他的主流經濟學家相比,在同樣的報酬下,張維迎先生也總是願意做更多的事情作為回報,為此他曾經破口大罵郎咸平“無恥”和“沒有公信力”,其他的主流們就沒有這麼做。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顧雛軍確實如郎咸平所言,以非法手段大量竊取國企資產,在這樣的確鑿事實面前進行理論辯護本沒有什麼努力空間,但是張維迎先生並不因此放棄,誰說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就說明他跟咱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相比還很幼稚。 不要以為張維迎先生只是對“高報酬”才產生如此靈敏的反應,即便是一點點好處,張維迎先生也一樣積極行動,表現了少有的不計較金錢多少的風度。1980年代中期,張維迎先生到廣東出差,期間有一家工廠送給他一床化纖質地的毯子。此後張維迎先生就到處講該工廠的好話,這表現了張維迎先生對“滴水之恩”也能夠“湧泉相報”的高風亮節。在工廠一面而言,則是驗證了“有錢可使鬼,無財不通神”的古訓,深刻地驗證了我們的著名經濟學家的“經濟人”品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張維迎先生還有一個姓王的同事提醒他這樣做不大妥當,表現了這位學者的迂腐。歷史終於選擇了特別懂得投桃報李的張維迎博士,使他成為茅于軾所稱的中國微觀經濟學的“第一把手”。張維迎的成功不是偶然得來的,背後確有非常人能到的高處,即便是很少的報酬,張維迎也一樣盡心竭力,試問:這樣的人不成功誰成功! 八十年代的“價格雙軌制”,今天一般人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改革路子,是開通了“權力變金錢”的腐敗通道,要為後來嚴重的腐敗和權錢結合負責。許多人當年對此竭力贊成的精英們,在今天社會輿論強烈的“反腐敗壓力”下,往往諱莫如深,只有張維迎先生仍然作為自己的一大光輝要點而加以炫耀。因為別人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曾經支持和推動雙軌制了,張維迎就說是他而不是別人設計了“價格雙軌制改革”。張維迎這一高招,暗合中國商人祖師爺陶朱公的師傅計研“人棄我取”的大智慧,當然,價格改革作為中國城市改革的關鍵一步,推動者和支持者在官場內外不知凡幾,要獨攬功勞占這個便宜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但是別人都不願意承擔罵名的時候,張維迎的機會就出現了。我們知道,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成功總是以付出代價來取得的,張維迎先生這一次的“光輝業績”是以“不要臉面”為代價的。這說明,誰最能付出臉皮作為代價,誰就最能成功,張維迎的改革大師地位,在主流經濟學家中間的傑出英名,難道不是付出這樣的代價才得以建立的嗎?於連最後終於被殺頭,說明他還是有點“死心眼”,跟張維迎先生徹底的“金錢覺悟”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中國民間諺語說“人要個臉,樹要個皮”,一些平庸之輩就常常是拉不下臉面來,所以錯失了極其寶貴的成功機遇。還有一句民間諺語說“????不臭,挑起來臭”,這句話是告訴人們:在對自己嚴重不利的時候還去作輿論動員過程是極其愚蠢的,這句話顯然是對一般庸人才有效的忠告,對於那些已經決定拿臉皮當投資成本的人來說,顯然是不成立的。這不,張維迎先生已經聘請律師,宣稱要跟網友打官司,要告別人“誹謗罪”,這是典型的“挑起來臭”的新一輪輿論動員過程,但是對於已經打算不要臉皮的張維迎先生來說,也實在是不會損失什麼了。 誹謗是名譽損害性質的問題,既然臉皮可以不要,實際上就沒有所謂的“誹謗問題”了,但是張維迎先生仍然願意付出律師費,這就需要進行深入分析了,除了張維迎先生之外,還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可能是要臉皮的,他們的臉皮也和張維迎先生一樣受到網絡輿論的威脅,僅僅靠厲以寧先生那個“頂住互聯網”的高招可能還不管用,厲以寧先生基本上是貝克萊說的“只要你閉上眼睛世界上就沒有懸崖”那個路子,恐怕主流們多數不肯相信,還是固執地認為閉上眼睛懸崖還是繼續存在。由於許多主流們的死腦筋,導致厲以寧先生苦心設計的那個“無成本解決方案”失效了,不要以為主流們內部完全一致沒有競爭,誰說張維迎當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付院長之後,就完全心滿意足不再覬覦正院長的位置呢?為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付出成本和代價就無可避免了,張維迎先生看到了這一點,並着手實施一項與厲以寧不同的競爭性方案,並自動承擔成本。因此而部署的反擊措施,意圖以壓縮網絡輿論的監督作用,這顯然是那些認為臉皮還有用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一項“共同利益”,張維迎先生作為受到主流們抬愛的巨擘,也不僅僅是出於“毫不利己”的動機,來支付這個律師費的,對於一個說一個字就得十塊錢的人來說,律師費還使付得出的。金錢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付得出律師費”本身對於那些比較窮的網友來說,是一個現實的威脅,即便最終法律能夠維護公正,陷入一場官司也是費心費力的事情,張維迎先生就是以這種方式提醒網友:以後在面對富人和主流經濟學家講話的時候,得給我小心點!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張維迎先生總是比一般經濟學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服務於自己的恩主。老田前些時寫過一篇小文章,專門分析過顧雛軍的倒掉與網絡輿論的關係,認為是網絡輿論拉高了顧氏“貪官保護網”的政治風險,從而導致保護失效的。張維迎這次用法律為武器對網絡輿論進行反攻,實際上也算是一個與網絡輿論進行較量的過程,如果情況理想的話,就可以確立一個“網絡輿論違法”的案例,多少對網絡輿論損害奸商保護網的嚴重問題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使得主流們掌握的話語權對奸商的保護更為有效。從長遠來說,如果一項保護無效,終將喪失收取“保護費”的市場,這樣張維迎先生率先動用法律武器,就具有捍衛主流經濟學話語權“保護大業”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看,張維迎先生確實不愧為主流經濟學的舵手,是主流圈內唯一對共同事業有遠見的人,也是那個能夠超出自身小我私利而為共同事業付出成本的領路人,以此而論,茅于軾稱他為某種“第一把手”以肯定他的領導地位,不亦宜乎? 個人網頁:http://www.wyzxwyzx.com/xuezhe/laotian
增加兩個段落:一個段落總結張維迎“理論為美國服務”的經驗,另一個是文章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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