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

   抛开那些陷于浮华辞藻而无实际应用价值的党国领导人总结的共产党与中国关系的思想理论，而运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商业逻辑来分析彼此的关系，则会得到新的发现。

  如果把共产党看作一个垄断企业，而中国就是它的垄断市场，那么谁会相信这个垄断企业会给市场里的中国人带了最大的商业利益呢？谁会相信一个自诩与市场利益总能保持一致的垄断企业的宣传用语呢？谁会相信在面临企业利润最大化与要同步损害整体市场利益的选择前，垄断企业不会选择利润最大化呢？

  垄断企业当然也希望市场的购买力继续膨胀，这样可以给自己攫取更多的利润。但它更清楚，自己的市场垄断行为会压制市场购买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所以宁可损害市场的本该具有的更高发展水平，也要打压潜在威胁而努力维护自己当前的垄断地位。

   就像中国最突出的垄断企业--中国烟草总公司一样，让它来制定协调国民控烟政策，不仅烟民数量不降，反而其利润却是继续高涨。

   这是悖论。

 这种商业逻辑，也适用所有政党处理自己与所在国关系的逻辑，而这当然包括共产党。

 在追逐社会稳定与财富的目标上，垄断者与市场（国民）的利益是相符的。

 这种相符的共同目标存在，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共产党会孜孜不倦的带领中国人民搞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现代化的国家建设。

 但在其他目标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则经常会出现冲突。

 人民希望官员财产公示它不做，承认土地私有化它不为，统一国民与公务员福利待遇仍在艰难试水中，用共产党员自己的话说，“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

 这种有差别对待的现象，也证明了商业性的垄断逻辑在政党社会的适用性。

   习近平及其他共产党员都应该首先明白自己先是个中国人，而后才是共产党员。只有明确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先后顺序，才能矫正自己以往看待党国关系的错误逻辑。

   也只有在有了以上的先后逻辑意识后，才能回头再看且辨明自己的党国关系历史，并从而完成自身内部新的变革。

   犹如垄断企业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市场里孕育、成长、竞争以至于到达垄断地位的。它得感谢市场给予培育自己的机会，用心回馈帮其成长壮大的市场消费者；即便自己曾经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多少磨难与损失，但也得自明如今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质上在做着损害市场的事情。

    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它是在中国人民中孕育出来的，也经历过弱小的萌芽组党、曲折的党内权力斗争、残酷的外部成长历练、武装壮大再到夺取全国控制权。它的党员来自中国人民内部，所以也是在起初用心回馈孕育自己成长壮大的中国人民。但它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取得的垄断地位实质上在做着有损中国人民的事情。用邓小平与李鹏等的话说：这是用2000万先烈的血换来的。所以党的继承人实际上是背负上了一种早期创业阶段的历史包袱，而不是用如今的垄断性现状来理性处理自己正损害中国人民的现实。

   党在避免引入竞争对手-即多党制度时，如何有效的解决自己的垄断性造成经常损害中国整体利益的矛盾，成为习近平及其共产党所有人的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

2、中央与地方对抗的关系。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简单介绍过中国真正的老板：老人政治，及其与名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老人政治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与中央名义领导人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这种以个人矛盾表现的现象，究竟该归于现实性的地域矛盾还是从属于利益者之间的个人冲突，在现在的中国仍是疑问。

      如何平衡一个试图加强纵深控制力的中央政府与一个强化自身自治管理的地方政府的矛盾，成了中国历代王朝都没能妥善解决的难题。

      在王朝前中期，基本都是在靠文官制度与军事控制，来制衡地方日渐兴盛的分离趋势。对于边疆的地区，则主要依赖汉族移民来实现基层稳定。

      但这种至今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问题解决。

      从晚清的地方纷纷独立，再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再到西方民主国家里的声音虽小但仍不绝于耳的独立呼声，呈现的是中外政府都遇到的难题。

      时代再前进，有关民族、主权等的传统概念正被新生代改变，于是这就抛给一个人类共同的问题：到底是维持一个庞大的寡头国家政治格局，还是一个松散和平的“小国寡民”的格局，更好？

       从经济市场来看，莫过于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会对市场整体进步产生更大的益处。但市场的公开诉求却常常是要求分拆寡头企业成更小的竞争公司，以实现“公平竞争”的充分市场。

      这种经济上的诉求趋势，与国家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极其相似：一个试图扩张政治版图、强化内部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试图独立版图、强化自治的地方政府的矛盾。

      人类发展的趋势，如同市场声音内部的呐喊，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不断通过局部独立来产生更多的国家与政治势力。大部分依旧是民族独立运动，少部分是民族内部因为地区经济利益不平衡导致的独立。

       基于对追求更高市场效率的原则，我个人也更倾向于中国版图及内部政权的稳定。

     但如何妥善处理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离的趋势，是留给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中国的难题。

      其突出难点还在于，中央政府在加强自身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如何面对地区内民众不同的自治利益诉求。

       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成为中国税赋的主要来源，用以贴补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在税赋输出地的民众中，长期有着非常大的愤怒，无论官民都更倾向于将财政盈余更多的截留在地方来改善本地的民生。而在财政转移输入地的民众中，也长期有着非常大的愤怒，在于面对地区经济不平衡时更倾向于从中央政府索要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样就意味着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对东南沿海省份的税赋征收力度。

     事实上正是这些现实经济矛盾的存在，才根本性导致了名义上的中国大一统，与某种角度来看地区分离的现实。

     民国初年，云贵军阀以革命名义互攻，求的是对方辖区内的烟土贸易；49年后，东三省曾试图割裂内地而成立自己区域性经济与政治政权；改革开放初期，江西曾一度禁止向更富裕的广东售卖粮米，导致后者不得不去进口粮食；即便今日，省立金融机构仍是自己辖区内的主要资源受益人。

     而有趣的事，也恰恰是经济这条金线，将一直与中央背离的地方分离趋势，给重新缝合起来，使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治成为可能。

     自由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不仅会撕裂国与国之间政府的控制权，同时也撕裂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分离趋势，而民资则是主导。

     但在国有经济主导的当下，其内部封闭性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根深蒂固冲突，却给沿着这条自由经济的主线发展的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可能性，埋下了阴影。

     受马克思教条主义与党自身作为唯一中国企业老板的双重思想限制，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并不断被膨胀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一直备受国有经济压制。包括在矿产资源价格上涨时期，软硬兼施让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做大之时，通过招安入股民资，影响或控制其董事会；在金融、移动通讯、烟草等暴利行业上，限制或杜绝民营经济参与；通过信贷等方式，试图将民资纳入国资市场准子公司；通过其他方式，来限制民资规模膨胀到一定规模，等等。

这种政府政策制定的思路与自由经济发展冲突，实际上等于为对立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加柴添火。

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与民众对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央企在其辖区内的经济及政治活动，有着复杂的心情。即希望其能带动当地就业与GDP，同时又对其超过地方政府自身管辖权限的蛮横作为非常不满。

这种不满在最终地方分离趋势获胜的国家，产生直接结果就是对辖区内央企资产的进分割占有，形成完全与前中央集权政府的对抗。

在这里我多提一下：人都是职业场景塑造的动物，所以注定看问题都是站在自己的职业角度，以维护自己的行业、单位及个人利益为首要出发点。这也当然包括中共专长于不同技能的官员们，国防、外交、经济、政法、宣传等等，必然也是带着职业性塑造成的看问题视角，及其这种视角所特有的“专业性睿智”与“跨行性偏见”。

留给帮习制定这种“专业性睿智”与“跨行性偏见”混杂在一起的内阁与智囊团队，处在习背后看不见的老人老板意志，以及他个人对整个世界运行及发展规律的看法，最终杂糅成现今各色的国家政策。

而恰恰是这些杂糅政策，实际上搞混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离的正确处理方式，而是任其继续沿着某着不详的方向前进。

习是深感到这种分离趋势的不可阻挡性，但仅凭开会号召去加强中央权威、打击地方对手、以流官制度及财税统一等技术手段控制地方等等，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矛盾，而是步入了王朝政治变革中的古老循环。

是要进一步放开民营经济这条经济主导金线，去缝合中央集权与地区分离的趋势，还是仍旧在用扬汤止沸的现有方式去奈何不了分离趋势，成为习及其党派在处理民族国家上的可能背负历史荣辱的难题。

3、如何处理党与商业经济的关系

   我之前做过一个简易论断：商业经济的力量终将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整个社会，并撕裂试图控制自己的政府。

   这个垄断很武断，但还是我仔细分析后的结果。

   我试着从“如何看待腐败？腐败的深度矛盾是什么？”这一命题开始论述自己的思考。

在传统的解释中，腐败的来源于权力专制，我也认可这一点。

但我更想说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腐败实际是统治者对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官僚集团的经济补偿。它更深层次的矛盾却是试图增加中央集权控制力与有限财政供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有国家的中央政府都试图要增加自己对社会的控制力，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更大规模数量的官僚团队，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财政开支。

官僚基数的成长，造成官僚与纳税人之间的比值不断升高，那么实际上会影响财政收入。

历史发展的经验却是，官僚体系的膨胀是伴随整个王朝寿命的始终。

在每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上，突出的矛盾就是财政吃紧，入不敷出。

扩充官僚数量，那么就意味着降低其收入水平。一旦收入水平降低到社会均衡基数，那么就必然导致官僚只能靠贪污来弥补自己的下滑部分。

通货膨胀的存在，会使得社会均衡水平不断向上推移，那么实际就等于加速降低官僚的收入水准，也就使得其贪污成了必然性。

这样的推论也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基层普遍腐败现实相符，因为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也是收入水平有限的基层管理人员。以人均月收入近9000的深圳为例，其协管的普遍待遇在4000，如此大差距就必然导致这些与市民同样具有买房、买车欲望的临聘会想法设法从自己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靠“灰色收入”来弥补差距。

深圳已经是中国商业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了，财政充沛，尚且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那么推及边远地区，则更是触目惊心。

依我在原服役的新疆兵团的最基层团场观察到的现实，这里事业单位正式编制的人均工资普遍只有3000，而地方自身财政造血的能力很差，其大半来自内地援助地区的转移支付，要想让这些人员也能达到深圳正式编制人员15000的福利待遇，那么除了对内贪腐以外，基本没有其他选项。

即便收入只有3000，也好过于当地普遍的赤贫现实。

有些团场造血能力之差，已经到了拖欠电费而被拉闸限电，人员工资被拖欠半年以上的极端情况。

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就像投资里的风险控制测试一样，最能在极端条件下将其整体维护能力暴露出来

通货膨胀不仅在国民中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也同样发生在官僚体系内部，体现在地区间、部门间、上下级间等的持续分化，享有资源与信息优势的官僚人员会比其他同僚更快的积累起财富，这也是社会其他各阶层都在发生的必然规律。所以这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社会整体及内部的分化趋势，只会加速对立方之间的不平等。回归到官僚自身内部，除了依赖腐败来平衡这种可选择性外，基本别无他法。

在这里补充一下，毛泽东是党内最早发现这种阶级分化不可逆转趋势的人之一，他到最后也没法相信自己搞了一辈子革命要反对的这种阶级分化趋势，却也依旧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为此，他能给出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带给中国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用这种宗教式的幻想去实践他心中的“天国实验”。

这是集权体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历史难题。

指望党完善内部的监督体系，扩大自己的监察人员数量，就算是采用朱明王朝的特务机构、滥捕滥杀以及“剥皮实草”的恐怖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中国中央集权历史难题。

       历代中央集权政府都深知这样的弊端，所以才默许官僚集团的整体腐败现象，用赎买方式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根基。

      但纳税人会通过各种暴力或不合作模式去反抗这种不合理制度，也就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支出去“维稳”，

无论是硬通货时代的“苛捐杂税”，还是纸币时代的“滥发货币”，中央政府这种试图以扩充官僚团队规模的方式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力，本身就会陷入一种财政恶循环，既而进一步加剧自己与纳税人--国民之间的矛盾。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导致王朝盛衰及更替的循环。

就像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表一样。

      也如企业在面临这种困境的抉择时所采取的剥离资产或者另辟利润来源等方式一样，共产党中国在应付未来这种根本性矛盾之时，也得将部分权力下放以控制其财政负担，其中核心的步骤在于什么样的权力该从政府部门剥离还给社会自主管理。

       而这，在总体上而言是在减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与其当前的执政理念冲突。

      但这是社会发展趋势，谁也不可逆转。

      根本原因在于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商业经济的力量终将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整个社会，并撕裂试图控制自己的政府。

      这种趋势在当代社会的现实表现包括：在致力于扩大国有经济的初衷时却不得不将开放引入民资力量；在维护市场公正的初衷时却不得不优先照顾“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在试图隔离政商关系网的初衷时却不得不依赖商界的建议改组政界；在试图降低社会贫富分化的初衷时却造就加速的贫富分化现实；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时却发现自己正被横跨两国之间的商业公司所左右；在试图管治商业资本对政府控制力的冲击时却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冲击日益严重；在试图打造“小国寡民”的世界理想蓝图之时却发现商业经济所要求的自由贸易竟是摧毁了各国长城而将其连接一片，走向共同未来的最终力量。

      这是留给习近平及其共产党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当然他也可能置之不理。但这个经济社会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将逼迫所有政党去改革自己原来的执政理念。

4、有关继承人的难题，习将如何处理其私人关系。

按目前的公开资料，习近平只有一个女儿，这是带头遵守“计划生育”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并不会给自己的执政愿景带来任何加分，而实质反会使得其最终有可能沦为一场泡影。

在这里我按照基于男性社会与集权基础为前提的现实因素，做了野路子逻辑推理：

（1）中国仍是一个男权社会，这在政府中表现最为明显。习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女儿，且有可能让自己的治国理想在其身上得到延伸，就莫过于让她也能凭借个人威望挤入中国最顶层，但这会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权官僚体制内极其困难。

制度上的可行性设计并没有真正给女性开出绿灯，其仍得让位于男性团体（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现实压力。

（2）在这里，必须得提及有鉴于中国最近的百年史上，连续出现了慈禧、江青这样背负历史骂名的顶层女性人物，形成中国官民在最顶层权利上对女性特有的偏见，所以注定其女儿也不会走向最高权势地位。

这也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而是来自中国社会特有的性别歧视文化。

（3）如果习决定不让女儿去挑战党的最高地位，而是希望她在受自己保护的社会环境里平稳度过一生，那么就意味着自己的治国理想，很可能将在其身后成为泡影。

       在他死后，党的这艘企业巨轮仍有可能继续前进，只不过必然要被调转了方向。

        所谓的调转方向，就是要将习自己希望保留的治国理想、方向以及一整套自己设计的政治制度及具体政策等，都将被后面的继承人断送掉。

      这种违背前任既定方向的事，在中外都是很正常的事。

       国家与企业一样，都是在不断解决前任遗留的问题上继续前进的，要不然它自己就得陷入对社会控制力下滑的困境。

       在这个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对前任政策的形式上继承，实质上否定的过程。

       在集权制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既定方向不能被变动的最好方案，只有直系亲属继承才有可能实现。

       这在帝王时代以及当前家族制独裁国家里依旧如此。

       但共产党自身所创立的继承人更替制度，基本否决了直系亲属直接继承父辈最高权力的可能性。那么就意味着新的继承人必然从不起眼的细节着手，而发生逐步更改前任方向的事，即“对前任政策形式上的继承，实质上否定”。

       更根本性的原因，在我之前《谁是中国真正的老板》里所论述过的：名义领导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矛盾。

（4）习会仿效孔子嫁女公冶长的做法，来选定一个与自己理想趋同的人，以继承自己身后未竟的事业？

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基本无案例可考。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是名义上的男女平等的社会，但在保留的姓氏及家族规范上，仍旧是以男性族系为绝对话语权的现实。

女婿仍旧是女婿，代表男方家的利益；而不能代替儿子。

这是中国在有关继承人问题上历经千年检验的答案。

优秀的女婿可以保护自己女儿一生平安，却不会去在一个男性话语权的中国社会里去继承岳父的遗志。

选择一个不是奔着争夺政治最高领导权的优秀女婿，则是留给习得最合适方案。

（5）习是否有可能选择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人来继承自己的遗志？

基本不可能存在。

在我之前的《谁是中国真正的老板》里论述过的逻辑，即便习在退休后有幸成为真正的中国老板，也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仍旧能将权威遗留给自己的继承人。

后面的中国仍最可能是一个董事会格局的老人老板中国，而非习能指定的个人。

他不仅最好不去指定明确的继承人，这样才是在自己生前对想培养的人的最大保护。

这是来自中外无数案例所揭露的深刻教训。

按上面的分析，无论他将采取哪种措施，他这辈子所打造的一切，最终可能化为泡影。

但从周代算起的，数以千计的已然将自己追求的治世理想化为泡影的帝国领导人们，仍有个别的人可以在中国史册上留下自己浓重笔墨的名字，享有后世中华子孙的纪念，而不是像绝大多数一样化为真正的黄土。

关键在于重德于民，行德治于天下。

唯有大德，才是私下福泽后代的正事。

5、从传统社会道德观念里产生的社会意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质疑的难题。

   传统的社会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发源自贵族与宗教，被总结在卷轶浩繁的书籍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讲经诠释与躬行实践，不断融合吸收外来元素，被去应用解决所在时代的难题所检验，所形成的厚重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它的跨时代、跨文化与跨政府性，社会道德是背离当代政治的。

所以，从共产党建党伊始，它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何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确认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如果不能引导中国人民及自身党员有着自发性的承认与拥护自己执政合法性的话，就如民主国家信仰民主与法制而自发维护三权分立，宗教信徒信仰神迹而自发维护神权等一样，那么其自身就不可能避免源于人心思变而引发的执政合法性危机难题。

单纯穷兵黩武的方式，从没有在人类历史上造就过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存在。

这也就是为何连汹涌善战的游牧民族都纷纷被其他民族宗教或社会文化同化的原因之一，并在自己的思想被同化后成为进一步传播与维护这些文化的信使。

指望早被经济学、社会学等从逻辑上否定存在的，并在实践中给中外造成惨重记忆灾难的共产主义大梦，还能来团结与引导，并从国人意识上给予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就是扯淡。

至于把维护合法性的问题交给模仿宗教式的、贵族式的、法家式的抑或纳粹式的技术性手段，也只是在一个摇摆不定的人民根基中暂时性的维护自己的平衡罢了，根本问题仍没有被解决，那么威胁就会一直存在。

通过发展经济，由个体经济基础的改善可以提高人们对自己执政的认可度，并让这种暂时性的平衡被进一步延长罢了，仍不能免于对执政合法性的疑问。

事实上，这也是所有政党都面临的问题。

不过在多党制国家，对政党合法性的质疑会被演变成改选为对立的党派执政；但在一党专政或个人独裁国家，因不存在改选机制，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棘手。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免沦为政权被更替的命运。

在现代思潮与普世价值流行的当下世界，如何回答”如何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确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成了习及其政党的致命难题。

根据过往的历史资料，结合本人有限的能力，将这个大问题细化成七个具体的小问题：

（1）如何再评价依附与传统社会结构的道德标准，（2）如何也从承载道德个体的共产党员自身的意识行为中去发现与形成某种新的规范，（3）如何去评价这些新的规范与协调承袭旧有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4）如何为新领导人编纂成一套可供人民自发性引用的道德规范，（5）如何在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中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主体道德文化，（6）如何在处理本身基于宗教与贵族意志的道德中来调和共产党自己反宗教与贵族的矛盾，以及（7）如何在共产党自身也吸收了的自五四以来形成的西方文化道德与有赖于维护中华民族独立性的传统道德相调和与冲突的矛盾。

能在其有生之年给出上面问题做出自己个人思考的人，其答案并得到历史的检验，那

么其本人就将如同过往的思想政治家一样，被载入史册。

实际以上的问题，除了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外，其身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注定了后面的人再没有一个能出现可以匹及毛泽东影响力的。

毛泽东曾为中国树立了新的道德标准，只是现在看来，这种基于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道德标准，不仅没有为自己和政党带来长久的合法性问题，反而一度把自己与政党带入与全国人民为敌的窘境。

后续的领导人基本都是沿用传统的中国道德规范来回答当前的现实问题，摘自古老儒释道的格言警句，一来彰显自己富有的传统文化基因，二来平衡世俗对自己个人与政党执政合法性质疑。尤其在越来重视自己民族文化特性的时代，通过彰显自己个人富有的传统文化基因能大大赢得社会的认同。

至于在传统文化之外所自拟的什么理论、道德规范，或抄袭美国梦而杂糅成自己的中国梦等等，最终被历史打入冷宫，成为一代笑话。

真正被认可的社会新道德，简洁明快，明确的行为规范，文辞秀美等，最重要的特征是能被同时代生活的人们信口拈来引用作为自己行为解释的权威规范，而这就如习近平的那一代人拿着红宝书里的条文来指导或解释自己行为合法性时一样，

我相信习一直对这种虽被中共历史否定，但确实曾一度树立“新”社会道德规范的日子，有着非常深的感触与反思。

如何再造一个非暴力型的文化大革命，集中避开思想迫害与文化干涉等暴力元素，形成类似美国一样兴盛的多元文化格局，但又是有着属于自己和共产党主导的新社会道德，以重新奠定作为领导人的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避开他及后续领导人终日忧虑的社会意识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质疑的难题。

在我看来，用基于民主与自由理念、人本主义、独立思考等现代社会思想，去重新解整理与解释我们卷轶浩繁的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出可以解决当代人困惑的思想部分，集攒成属于自己的社会道德理念，烙上属于自己历史的印记，自发性作为信使去传播海内外，启迪与改变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