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燕波:中國人恨美國什麼? |
| 送交者: dn 2005年09月27日22:24:1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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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身邊,仇恨美國的人到處都是。只要一提到美國,便咬牙切齒。以前認為:我們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慣性,使我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會有個過程。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冷戰思維’會逐步淡化。 但觀察周圍和網上的人們,並沒有出現期望看到的跡象。反倒是仇恨的人數、程度與日俱增。尤其是在‘炸南使館’,‘撞機事件’,‘打伊拉克’等事件後,仇恨指數近乎是陡直上升。 有一個‘學者’曾寫到:“我國若不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在世界上就會成為別人的附庸,失去應有的政治地位”。 這是典型自欺欺人的冷戰思維核心理論。 可以明白地告訴大家;冷戰思維的本質,就是拖着整個民族去樹立敵人,再拿整個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資源去做三件事:一是用於在外部抵消自樹敵人的勢力(例如建立強大軍備,用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建立對抗同盟),二是在內部統一思想和輿論(使人民萬眾一心),三是用於粉飾(面子工程)。來蒙蔽,麻醉本國人民。最終目的是為轉移民眾視線和國內矛盾。 這裡給幾個思考: 1.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將身邊比自己強的人作為敵人來對抗,這個世界就會變成地獄。 2.應是‘知恥者近乎勇’,而不是‘充好漢者近乎勇’,更不是‘詛咒者近乎勇’。前蘇聯及東歐就是因為對抗西方世界,不惜竭澤而漁,甚至殺雞取卵。最終拼盡國力,使內部矛盾聚集而引發政權崩潰。 3.當你自樹敵人後,並演變為不共戴天時,自身就會越發感到威脅。窮兵黷武有二種起因:一是想侵略恫嚇,二是感到極度恐懼。而恐懼常常是自找的。 對‘霸權’,我們可以討論。但對一些首先不愛自己民族,自己人民的人,整天只想最大限度的享受人類物質和精神成果,卻毫無社會責任感,只會罵人的人,我是極端鄙視的,尤其是一些人民血汗供養的偽‘學者’,偽‘理論家’。在我眼裡,這些人還遠不如‘塔利班’和本—拉登。在幹部隊伍中:平日那些貪官們在我們百姓面前罵美國是最厲害的,可子女大多都早已經安排在美國了。並且一旦出逃,第一首選國家卻也正是美國。 ‘塔利班’和本—拉登,是一種極端的宗教(宗教本身沒有‘原罪’)產物。仇視其它宗教和文化、文明。尤其是用殘暴對待‘異教’和‘異教徒’,對象包括婦女、兒童。但這種人不讓別人用西方文明的任何物質和精神產物,自己也不例外。像伊朗的前宗教領袖霍梅尼,一生連電話都堅決不用。因此;他們更像是一些可悲的苦行僧,與中世紀的苦行僧相比;只是他們身上充滿了可怕的殘暴。這是當今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但這些人身上或許沒有虛偽。 罵人者缺乏‘着力點’,就很容易陷入空泛。一個一貫缺乏責任感的人,有一天突然站在那裡罵別人,我立即會有二個答案去選擇:一是可能別人侵占或妨礙了你的私利(不可能是公利),二是你跟着別人起鬨,僅為了獲得心理、感官的刺激和滿足。絕不會有第三種答案。 我們回想幾個題目:一,‘中美撞機事件’的美方。二,‘孫志剛事件’中的惡徒。三,《中國農民調查》中的村霸。 這三個題目的‘罵帖’,在網上各占幾成,大家都很清楚。這是為什麼? ‘中美撞機’後,網上,網下,出現多少‘民族英雄’?當美方又道歉,又陪錢後,我們的許多‘熱心青年’,包括許多‘熱血中年’仍然死活不干。我有一次問一個 ‘熱血中年’:“那你說該怎麼辦”?他回答:“打呀,怎麼我們攤上這麼個窩囊政府”?我當時想;如果這個‘窩囊政府’把政權交給我這個朋友操縱,我們中國一定會變成‘塔利班’。 而在網上,網下,對‘孫志剛事件’中的惡徒,《中國農民調查》中村霸的仇恨度,明顯要弱得多。僅有少數幾個人在那裡傷心。我們的那些‘民族英雄’,‘熱心青年’幾乎都不見了。 孫志剛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嗎?你們想過他反映出多大的一個題目?我們的農民兄弟可不是一個人吧,有10億之多啊。美國常把中國的人權問題掛在嘴邊,我們的‘民族英雄’用大量的時間和情緒都用在大罵‘霸權’,‘干涉內政’上。卻能有幾個人把身子轉過來,認真地關心我們的社會問題和農民問題。如果罵人就能自然解決我們存在的人權問題。那我們大家一起罵好了。可我們已經罵了他們50年,結果呢? 冷靜地想一想,為什麼收容制度能有長期的黑暗(收容制度只是我們社會制度陰暗面的冰山一角)?許多農民兄弟會長期生活在村霸的欺壓下和重稅賦下?除了制度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注不夠。請注意‘關注’二字。 多年拖欠民工工資,是我們制度層面缺乏這種洞察,監督,受理,實施機制。但制度的改變和制度化不會從舊的制度中直接演變而來,即使舊的制度已呈現危機。也必須有對舊制度存在問題的足夠關注,尤其是對新制度和制度化的高度述求,才有可能首先產生制度變革的輿論準備。如果沒有長期的關注,誰敢保證民工工資問題,收容制度問題不會走回頭路?現在,已有好幾個報紙上出現某地政府懷念舊收容制度的報道,理由很充足;城市‘盲流’太難管理了。也有好幾個報紙上出現地方政府對清欠民工工資叫苦,理由更充足;因為許多拖欠方都是政府,搞“政績工程”拉下數額巨大的‘饑荒’。要還錢,地方政府就會破產。 從解放後,我們就採取犧牲農民保城市的政策,而且;這個政策竟然一直延續了整整半個世紀,仍然沒有明顯改變的跡象。這期間;我們只知道有個叫梁漱溟的人為農民罵過人(當着毛澤東),有個叫李昌平的人為農民狂熱過,有對叫春桃的夫婦對農民關注過。可見,此時的狂熱和罵人顯得多麼微弱,相對具有16億人口(政府公告是13億)並不乏‘罵才’的大國,是多麼不相稱。 我們國家的人均教育投資是全世界的倒數幾名。我們國家的軍備開支卻是全世界的第二名(我們輿論說日本是第二)。為什麼會這樣?除了國事的透明度低這個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的是非觀有問題。即我們的述求方向大有問題。 罵人;除了對象,觀點要素,最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 罵人的對象,觀點問題,是最容易抬槓。你說你就要罵這個對象,我憑什麼說你沒有資格罵?你說我就這個觀點,我憑什麼說你的觀點不對?即使我用語言霸權壓制住了你,一有可能,你還會翻案。尤其當你掌握了語言霸權,可以反過來把我說的一無是處。這半個世紀來,我們的政治,文化,語言圈裡,就一直在演繹這種覆雨翻雲故事。 但有一種東西是不好抬槓的,那就是事實和真相。這種東西你只能去掩蓋,不讓人知道。可一旦真相大白,靠說假話吃飯的人,立馬就沒有了市場,跟着起鬨的人,被人利用的愚弄感也會渾身不自在。 我們的許多論戰,就是建立在缺乏事實,或虛假事實上的。 有個詞,叫‘輿論導向’。奉勸大家一定要警惕它。因為這不是個什麼光彩東西。它不像‘文化導向’等,操縱者有可能是善良目的。 還有個詞,叫‘獨立思考’。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似乎很簡單,但可能沒有那麼簡單。事實會有不少人認為是:“我心裡想什麼別人管不着”,或“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都與‘獨立思考’的真正含義相去甚遠。 現在罵美國是帝國主義的人少一些了。主要是集中在看不慣它的‘霸權’。 一說到這裡,立刻會有人又‘熱血沸騰’,說;霸權不該譴責嗎? 問題是:‘霸權’是怎麼來的?它為什麼要這麼霸道? 比如聯合國經費的來源;200多國家、地區,美國一個國家就出總會費的25%。我們這麼大的中國呢?原先是0。9%,近年來我們GDP上來了,升至1。5%。即美國仍是我們的16倍多。再例如‘世界銀行’,是向不發達國家投資的大主,我們中國就只有受惠的好處。該銀行的大東家又是誰呢? 對不是很太平的世界上,無論是救災,還是維和,離了美國,許多事情就真的辦不成。 這是說美國能搞霸權的經濟基礎。但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文化基礎,價值觀基礎。這裡引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就職演說的部分內容,也許最能詮釋‘美國思想’了: “我們的祖先為之奮鬥的那種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爭論的。這個信念就是:人權並不是政府的施捨,而是上帝之手所賜予的。我們今天不敢忘記,我們是革命的繼承者。火炬已經傳到了新的一代美國人手中。讓每個國家——不管它對我們懷有善意還是惡意——都知道,我們準備付出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擔,對付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 “對那些我們歡迎它們走到自由行列中來的新興國家,我們並不總是期望看到它們支持我們的觀點。但是我們將始終期望看到它們堅強地維護它們自己的自由,並且記住,在過去,凡是愚蠢地試圖騎在虎背上去尋求權力的人,到頭來必然會葬身虎腹。對於居住在地球上的那些正在為擺脫大眾貧困而鬥爭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們,我們保證盡我們的最大努力去幫助他們進行自救,而不論需要多長的時間”。 “對聯合國這個各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集會——在一個戰爭手段遠遠超過和平手段的時代裡,我們對它寄予極大的希望——我們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證:防止它僅僅成為謾罵的論壇,加強它對新興國家和弱國的保護,並擴大它的權力所能運用的範圍。讓全球各個角落都能遵照以賽亞的訓誡——”卸下沉重的負擔…… 使被壓迫者得到自由“。如果在猜疑的叢林中能開闢出一個合作的灘頭堡,那末,讓雙方共同做出新的努力,建立一個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種新的力量均勢。在這個新世界中,強者是正義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將得到維護。所有這一切不會在我當政的頭一百天內完成,但是讓我們開個頭吧。現在,號角再次向我們發出召喚——不是號召我們拿起武器,雖然我們是需要武器的;而是號召我們負起一場漫長的黎明前的鬥爭的重擔,這是一場反對人類共同敵人的鬥爭。這些共同的敵人是: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本身”。 “我們能不能在東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個對付這些敵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證全人類享有更為豐裕的生活?你們是否願意參與這一歷史性的努力?我們在這種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和全體為它服務的人——從這種火焰發出的光輝必將照亮全世界。因此,我的美國的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祖國能為你們作些什麼,而是要問你們能為祖國作些什麼。全世界的同胞們:不要問美國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是要問我們大家共同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麼。你們應要求我們拿出,我們同樣要求於你們的力量和犧牲。歷史是我們行動的最後裁判者,我們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幫助,但是我們都知道,上帝在人間的工作實際上必然是我們自己的工作,那末讓我們來引導我們熱愛的祖國向前邁進吧”。 在里根,克林頓總統的就職演說中,都能看到類似的內容。對這樣的思想,所有的阿拉伯人是不認同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買帳的。可能歐洲人有半數以上或是反對,或是持保留看法。但,在美國;這種思維卻是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證明這一點極其簡單:如此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人數不過半,肯尼迪,里根,克林頓過不了總統選舉關。美國出兵打伊拉克也過不了國會這一坎。 請注意肯尼迪總統演講中的:“建立一個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種新的力量均勢。在這個新世界中,強者是正義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將得到維護”這段話。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是的,它幾乎像是我們‘解放全人類’理想的翻版。 但建立一個‘自由的,法治的’世界,與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壓迫’的世界,是決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兩種理想。因此;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基礎,兩種不同目的政治理念擴張,使中、美兩國,東、西方世界,在政府層面上註定是成不了朋友的。 美國雖然是經濟上很強大,但也不是錢多得實在花不完;非大量拿出去給聯合國,搞援助,和別人打仗,非此就要被錢‘撐死’。 美國國內的教育,社會保障體系,環保,政府開支赤字等等由預算帶來的問題,常使政府捉襟見肘。不信看哪一個競選總統或競選州長不是拿此問題當殺手鐧,常做:“我上台要削減政府開支去減少赤字等”之類的允諾。 例如社會保障體系,有好幾任總統在算不過來帳的時候;想動它的腦筋,想擠出點油水去補別的窟窿。但話沒有說完就炸了鍋,因為這是涉及千萬個低收入家庭直接利益的事情。 國內的錢也不富餘,卻拿大量的銀子出去管閒事,甚至搞‘霸權’,雖然本國內也有人不願意(美國思想並不等於代表所有的國人),但終究能被大多數美國人接受,足見這個美國思想雖然是個‘二杆子文化’,‘吃飽撐着文化’,但;它並不像我們輿論宣傳的是‘代表極少數資本家利益’。 我們可以舉些例子來說明‘霸權’的思路。 前面說過;不算平時的‘維和’費用,聯合國會費美國自家就出1/4。按說多給就多給吧,不該以此‘要挾’呀。但老美就直言不諱,說你們聯合國的有些錢‘瞎用’,甚至用在客觀支持‘非民主’甚至‘無賴國家’。另外;你們聯合國有的官員也不太‘乾淨’,帳目也不清楚。 指責聯合國,罵某些國是‘無賴國家’,可說在全世界美國獨此一家。 他要求你聯合國改革,你不改,我就‘因國內預算緊張’,欠你的會費。搞得聯合國秘書長成了‘討債專業戶’。 很讓人生氣吧。尤其是愛生氣的東方人。但生氣又怎樣?難道這錢我們中國人去出?去‘殺一殺’老美的牛氣? 再一個就是‘人權’問題。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別人國家的事情????什麼痛癢? 我們都知道責任感之類的詞。自己家的垃圾從陽台往下倒,是缺乏‘社會責任感’,或者道德感。這個,沒有人抬槓。即使那些倒垃圾的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在美國人看來;自己家的垃圾不能從陽台往下倒,別人家的垃圾當然也不許從陽台往下倒,還不許別國有人往街上倒垃圾。也許在一些國家;人家往街上倒垃圾根本不犯法。 你說我‘干涉內政’?我就干涉了。不但報紙干涉,我還要以國家的身份寫出什麼‘人權報告’發表。這還沒有完;我還要到聯合國搞‘人權提案’。非將‘人權衛士’進行到底。 的確是招人恨。別人國家政府自己不說,甚至老百姓都忍着不說。卻能屢屢急壞相隔萬里的美國。 要說美國‘維護人權’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抓別人總統的事情了。 1989年巴拿馬的諾列加總統與美國交惡,逮捕美國公民,打死了美軍士兵。美國便空降特種部隊將他從巴拿馬抓回美國審判。這種事情;也只有美國人敢幹,並不怕別人譴責。 推翻諾列加政權較容易,只能算一場戰鬥。如果對手異常強大,美國就會不惜代價,傾國力去打一場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人說美國出兵是‘霸權’。因為沒有‘霸權’去打擊法西斯式,當今的世界和世界格局會是什麼樣?歐、亞人民至少要被德,日,多殘害些年頭。 有人會說:“二戰美國打得是法西斯,與後來的帝國主義行經,不是一回事情”。可問題就在這裡;例如美國認為北韓就是‘侵略者’,所以‘操縱’ 聯合國出兵同朝鮮,中國打了那場戰爭。對北越,也認為其是‘侵略者’,所以又打了一場相同的仗。當然;這兩場戰爭老美都沒有討到什麼便宜,尤其越南戰爭。 在1990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時,沒有一種霸權去打退入侵者,今天的科威特仍然是伊拉克的一個省,後果還遠不止此;如不擊退伊拉克的入侵,就會助長侵略者的氣焰,事實上薩達姆已經制定了下一個吞併目標;沙特。 政治知識不足夠的人會說:“由聯合國開會來解決呀”。 但事實是聯合國對伊拉克連續通過數個決議,並給了最後通牒,但伊拉克紋絲不動。這說明;開會,發決議,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在不得已,聯合國通過決議出兵這個結果;的確是在美國的‘力主’下,並以美國軍隊為主組成聯軍。但如果決議的形成沒有美國的‘力主’,或組成聯軍沒有美國軍隊的為主,‘沒事偷着樂’的會是誰?欲哭無淚的又會是誰? 看人類以往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侵略歷史,征服歷史,統治歷史。有些民族被其它民族統治數百年,上千年,甚至被滅種。加之大多數寫歷史的人有歌頌帝王的癖好,就使我們看到的都是如思想家伏爾泰說的‘攔路強盜史’。要在世界上永遠阻止攔路強盜,這個世界應該做些什麼? 離我們最近的‘攔路強盜’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大多數人的概念中,那次的‘攔路強盜’數目是三個;德國,意大利,日本。 其實,還有一個大大的強盜,這個國家就是蘇聯。 我們之所以根本不知道它的惡行,是因為我們國家所有歷史和教科書中,隻字未提。 1939年8月蘇聯和德國簽署秘密議定約定,蘇聯可出兵占領愛沙尼亞等國。 9月1日,德軍率先對波蘭進攻。17日,蘇軍按約定進占波蘭東部。蘇軍共俘虜波軍21.7萬人(含投降數),德軍共俘虜波軍69.4萬人。9月28日,華沙陷落。波蘭被蘇聯和德國瓜分。 9月,蘇軍進入立陶宛,9月28日,立陶宛被併入蘇聯。 9月,蘇軍進入愛沙尼亞,1940年8月6日,愛沙尼亞正式併入蘇聯。 10月起,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要求芬蘭割讓列寧格勒以北等領土,並且將芬蘭灣入口處及灣內的一些島嶼租借給蘇聯作為軍事基地;在遭拒絕後,11月30日,蘇軍正式侵入芬蘭領土。 1940年6月,蘇軍進入拉托維亞,同年8月,拉托維亞併入蘇聯。 在半年時間,蘇聯連續吞併5個國家。在當時;比那三個強盜侵占國家的總數還多。 因此,希特勒在與蘇聯狼狽為奸的同時,內心產生一種對蘇聯的恐懼,始終視這隻大北極熊為最大的敵人。因此一年後先下手為強,攻入蘇聯,企圖徹底抹掉這個政權。 二戰後,德,意,日都徹底喪失了擴張能力。而蘇聯及同盟國家顯得異常強大。儘管在二戰期間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為打敗法西斯,給予了蘇聯巨大的物質援助,但蘇聯在最初與法西斯勾結,連續侵略5個國家的事實,是不會這麼快就讓人忘記的。尤其是戰後蘇聯集團的急速地‘紅色擴張’,使西方世界產生極度恐慌。因為當時,‘解放全人類’的口號是公開地。 ‘北約’和‘華約’成立,使對立更公開化,制度化。美國自然地成為阻止‘紅色擴張’的核心。 蘇聯和‘華約’崩潰後,美國就自然成為最強大的唯一霸主。雖然‘華約’不復存在,蘇聯(俄羅斯)也改變了政治體制。但美國認為俄羅斯仍不是一個放心的朋友。歷史上俄國擴張的情景仍在西方人的腦海中縈繞。這是‘北約’潛在敵人的其一。 其二,當今世界上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有4,5家之多。儘管其中一些在經濟體系上有了變化,但其政治制度的本質,使得他們不可能成為讓西方國家放心的朋友。 其三,為數不少的非西方價值觀的國家,尤其是一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形成冷戰後對抗西方國家的強大勢力,包括由此衍生出來的恐怖組織,是西方國家的更直接威脅。 其四,‘我們負起一場漫長的黎明前的鬥爭的重擔,反對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這些共同的敵人’的‘美國精神’,使美國負有的‘責任感’延續。 這四種原因,加上沒有其它的可比性,使得美國霸權越來越突出。 霸權;是一種概念,也是一種可能埋藏的每個人內心的欲望。我在一本書中看到這樣的描述:“我們的每個人,都在心中殺過人”。 很多人所謂的‘與世無爭’,‘退一步海闊天空’,也許只是沒有霸道的資本。 當一個‘與世無爭’的人,在街上無故被流氓地痞欺辱了,或被假貨坑害了,並在得不到法律伸張的時候,內心會涌動出什麼念頭?真的就那麼情願的‘退一步’嗎? 即使你此時沒有‘內心殺人’,如果社會上站出來一個‘俠客’。也許這個‘俠客’平時也很‘霸道’,總按他自己的價值觀管別人的‘閒事’,你平時就很不服氣他。 但你到底要不要這個人替你伸張呢?如果你說:“我情願被流氓欺辱,也不要‘霸權’幫我。”那,你就真是‘與世無爭’了。 如果當年科威特對美國說:“我們情願被伊拉克吞併,也不要你們美國來救。因為伊拉克好歹與是我們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你們是西方霸權”。那,美國(包括聯合國軍)是不會出兵的。 如果這樣,試想會在世界上產生什麼樣的連鎖反應。當年蘇聯和納粹德國每侵略一個國家後,也是提心弔膽的看世界大國的反應。結果西方國家在‘綏靖’政策下,一再裝聾作啞。使得法西斯的膽量與日俱增,最後連西方各國自己也被吞掉。 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最初也並沒有介入。美國的作用,包括霸氣,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 在日本侵占中國後,美國開始也只是譴責,制裁,例如對日本禁運戰略物質如鋼鐵等。如果那時有聯合國,發100個決議也是毫無作用的。事實上是美國的譴責和制裁不但沒有使日本有任何收斂,反倒刺激了他的大頭症的膨脹,搶先向美國開戰。最終使得美國同時對日本和德國宣戰。 如果在1937年,日本剛開始進攻我們的華北,‘美國霸權’就出兵干涉。那不但華北、江南不會淪陷。連早年占領我們東北的日軍也會被趕出去。 事實上戰爭爆發後;許多美國人就反思這個問題。即:批評英國張伯倫政府的綏靖政策使德國和日本做大,而綜合實力最強的美國實際上比英國還‘綏靖’。因此;戰後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思維就是由此而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具體體現,防止‘共產世界’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劫難。戰爭一結束,世界人民就從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開始了沉痛反思。人們從血的經驗教訓中至少認識到二個觀點。第一是必須有個國際聯盟組織來處理國際事物,尤其是對侵略和反人類行為的制止。這是聯合國的由來。第二個是人們得出一個觀點;開會,發決議,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必要時須用武力解決。即有些人說的‘以暴制暴’。 我們與美國的另一個時常的爭端,是人權問題。這裡僅舉二個對方常做文章的事。 一個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在他們那裡,生育是沒有‘計劃’的。尤其是,墮胎是犯‘三級謀殺’罪的。象我們(主要是農村)強迫‘計劃外’婦女流產,在他們看來簡直就是政府有組織的謀殺。 這是價值觀的衝突。在他們那裡,腹中的胎兒就是生命。至於我們國土能否盛下過多的人口等社會問題,他們似乎是視而不見。所以才有共產黨對美國總統說送他們二億人口的反唇相譏。 二是西藏問題。趙紫陽當年對美國記者說到:“難道讓西藏獨立,恢復到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才是人權嗎?” 但是美國考慮的不是農奴制與否的問題。而是對我們中央政府控制權的質疑,以及對我們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宗教地位態度的質疑。當然都圍繞在人權問題,例如1959年的‘平叛’。西方一些國家,包括較溫和的北歐國家,也容許達賴活佛在他們國家活動,也是基於這個話題。 在我看,如果我們也是同西方國家一樣的政治制度,問題即使還存在,也會淡化許多。 我們大多數人從來都相信‘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在國際的聲望與日俱增’,‘我們是正義的化身和代言人’這些似乎是鐵的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可以說一句對歷史負責的話: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們沒有過一個真正的朋友。那些曾有過的‘酒肉朋友’,只要一停止援助,立馬就會翻臉。還有些‘朋友’一邊大量拿着我們的援助,還一邊罵我們(例如朝鮮)。 有誰不服氣,包括那些‘專家,學者’,可以舉出一個不拿我們援助的朋友來。我前面的話就全算胡說八道。 對於許多大國,包括西方國家,願意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是因為我們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有最大的市場潛力。並且在政治上我們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事物上有着一票否決的‘生殺大權’。但這並不等於別人認同我們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以及我們內政外交政策。 我們在世界上;是有着引以自豪的東西。一是我們古老文明、文化中的‘珍品’,二是近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但除此我們沒有第三樣東西。 相反;建國後我們介入的朝鮮戰爭,中印戰爭,援越戰爭,對越戰爭,以及‘反右運動’,‘三年災害’,‘文化革命’,‘六四事件’,對我們的國際聲望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們的執政黨對以上列舉的八個重大事件,有三個已經‘撥亂反正’,它們是‘反右運動’,‘三年災害’,‘文化革命’。對其餘的五個,還是正面肯定。隨着時間推移,還會有些變化的。對有些事我們看來是合情合理的;例如中印戰爭,對越戰爭。但國際法和世界的普遍價值觀又是一回事情。例如對越戰爭,全世界除柬埔寨一個國家支持外,全是反對的,差別只是辭令之分。 我們對美國及西方國家還有一個憤慨的話題;即‘雙重標準’。意思是他們用一個標準衡量自己及盟友,同時用另一個標準來衡量不發達國家或‘第三世界’。 我們說他們的雙重標準主要指人權,反恐兩個領域。爭論是由三個原因引起。一是雙方關於人權,恐怖主義的概念、定義有較大差異。二是政治制度的差異帶來的相互偏見。三是被指責後引起自然的攻擊性反映。 ‘東突’如果出現在英國,甚至出現在與美國有些不對眼的法國,美國的態度會與對中國有差別的。至少;是不會容許出現在英國,法國的類‘東突’組織在美國建立什麼‘流亡政府’之類行為的。這是‘雙重標準’的鐵證。但這並不是和中國人民過不去,說白了,是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過不去。 以色列傳聞擁有核武器,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是真實的。但美國並沒有強硬的要去‘核查’。但對伊朗、北韓,卻死咬住不放。這又是‘雙重標準’。 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舉例雙重標準都會以巴、以為證。但要說清巴、以的淵源,我們先換一個空間,跳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來看看。在伊拉克,那些我們不知道應該稱作什麼‘分子’的人,綁架殺害所有外國人,包括參與戰後重建的工程技術人員,人道主義救援人員。在阿富汗,中國政府掏了幾億美圓援助,並派工程技術人員去築路架橋。而那些‘分子’們,卻拿着衝鋒鎗將中國工人成群的打死。 這些事情說明什麼?直說吧;對這些人來說,其它民族和宗教都是他們的敵人,別的民族是沒有生存權利的,包括文化遺留、遺產。因此才有讓全世界痛心疾首的炸毀巴米揚大佛事件。 巴、以的淵源,就是這個問題。是個猶太人是否有生存的權利的問題。 用最簡單的話說;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生前僅僅做二件事情,中東和平立刻就會到來,並會永久地持續。第一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第二停止恐怖襲擊。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馬上就可以解決。全世界(包括以色列)的援助會使巴勒斯坦人民迅速過上寧靜和相對富足的生活。其實,就目前阿拉伯國家給予的援助也完全可以解決全體人民的溫飽。但大都被領導層和各軍事派別控制,移作它用了。 我們的輿論一貫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因此認為美國應該也是一邊倒的支持巴勒斯坦。所以當美國屢次譴責恐怖襲擊,對以色列的‘定點清除’反擊輕描淡寫,甚至表示理解時,我們當然認為是不公正的。因為我們的做法是相反的。 因此;不是美國用所謂‘雙重標準’,而是我們同他們各有一個標準。就象在足球場上,比賽雙方各一個規則。這場比賽就無從評判。 東西方文化,價值觀,政治體制差異,使思想隔閡無可避免。上世紀40年代有個叫朱自清的學者,因為餓死不吃‘磋來之食’,拒領美國麵粉。毛主席特意頌揚過他的氣節。 但這個故事一直讓我困惑。朱教授拒領美國麵粉的時候,美國是我們的盟友。剛同中國人民一起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恨美國的原因從何而來呢?因為他還沒有經歷到後來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我們就只能往前追溯了。從他那個年代往前,就只能推到‘庚子賠款’了。這裡不想回朔庚子事變的起因;反正打進北京的聯軍有美國,讓我們屈辱賠款的確有美國一份。不過有一個細節;給各國的賠款中,好像只有美國返還部分給中國辦了教育包括辦大學。是否正因為如此,使以教育為職業的朱教授產生‘如鯁在喉’的反感? 對一個歷史上打過我們的國家,想說愛它不容易。但拒吃美國麵粉的精神,在今天是不大有可操作性了。我們可以不用‘摩托羅拉’手機,也可以不坐 ‘別克’汽車。但我們根本不可能躲開美國的‘麵粉’影子。電腦里是美國的CPU,操作系統是美國的微軟,互連網也是美國發明的。美國的產品,技術,專利,無處不在。 朱自清教授拒領美國麵粉,據他自己的日記說,是因為美國在二戰後對日本過於溫和。朱教授不能理解的有;怎麼還能給日本經濟援助呢?還有;美國決定不對日本天皇審判。這更傷害中國百姓的自尊心。 蘇聯在二戰後,在所占領的歐洲國家大肆掠奪,強姦婦女。把占領國的機器設備,財寶都運回蘇聯。甚至對中國這樣的盟國,在我們的東北,也同樣是大肆強姦婦女和掠奪,把東北的機器設備,財寶都運回蘇聯。 而美國正相反,把大量的糧食、藥品、生活必須品等援助,運往整個歐洲,亞洲。包括二戰中被侵略國中國和侵略國日本。 在二戰,日本在不宣戰的情況下偷襲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使美國傷亡、損失慘重。同樣突襲使美國在菲律賓的幾萬軍隊被俘虜,這都使得美國精神上受了奇恥大辱。在戰爭中,最使美國軍人仇恨的是日本的‘神風自殺’隊員。他們或是用裝滿炸藥的飛機沖向美國軍艦,或是身上綁滿炸藥沖向進攻的美國大兵。但當有些被擊落的 ‘神風’隊員掉進海中,美軍卻用救生艇把他們救上來,把傷治療好後送回日本。就在同時,蘇聯把俘虜的幾百萬德軍和幾十萬日軍戰俘押回國內做勞工。後來活下來的僅一成多。 因此,我只能理解朱教授認為美軍對日軍戰俘,占領區百姓,包括天皇,以及日本的財產,都應象蘇聯人的做法。那樣就可以不拒領美國麵粉了。 這就是我們文化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對於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自己時常被自己弄糊塗了。我們自己是個從不認錯的民族,卻只要求別的民族認錯。 我們恨美國的重要原因是思想基礎。它首先是我們教育體系和國家輿論導向的決定作用。 說到輿論導向:首先是我們的‘政府聲音’;除了政府發言人,新聞播音員的傳遞,很多是由‘專家訪談’等形式傳遞給大眾的。我們經常能聽到:“狼子野心……”,“充分暴露……”等‘文革’語言。 說到教育;當年我在上幼兒園的時候,就會喊“打倒美帝”。但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打倒啊”,我會說:“阿姨教我們的”。在幼兒園;阿姨的話一定的對的。在上小學、中學時;老師的話也是不能懷疑的。 上小學,又有了黨的權威意識。從老師那裡知道了打倒美帝是從國家來的理念。包括‘蔣匪’和‘蔣匪軍’的概念。現在已經不這麼稱呼了,變為‘台灣當局’,‘陳水扁當局’等。但我們小的時候就知道‘人民公敵’等。 因此;我小時候的僅知道:天下最壞的人是美國和‘蔣光頭’,最好的人是毛主席和共產黨。 當然不能光有敵人;老師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也是毛主席的原話)。究竟朋友是什麼國家?只知道記錄電影中看到前來拿援助的黑人國家好像都是。因為我們懂事的時候,國家已經和蘇聯及東歐的‘修正主義’決裂,所以我們的印象中沒有什麼‘白朋友’,都是些‘黑朋友’。 這就使我們學會了‘窮人—富人原理’:窮人就是好人,富人就是壞人。這就是我們童年的全部政治知識。 決定思想基礎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對占大多數人的中國漢民族,這種影響倒是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原因很簡單;漢民族信奉的佛教基本是與人為善。並且解放後新一代人基本沒有什麼人信教。但佛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圈,就產生了數目極大的反美群體。 結論是:宗教原因產生了一個大的反美群體,政治教育產生了另一個大的反美群體,第三類是個人價值觀的原因形成的群體,比如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包括美國自己國家的許多人。之所以說第三類人群是‘個人價值觀的原因’,意思是說既不是宗教的影響,也不是‘教育’出來的結果,僅僅是個人的判斷標準問題。 有西方人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形式的宗教。這是因為在西方國家是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終極奮鬥目標’政治形式的。說我們信仰的是宗教,是因為我們曾對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信仰,對其領袖的高度崇拜,確有同宗教定義相吻合之處。尤其我們一度把馬克思學說空泛化、機械化,甚至荒唐化。例如毛主席在晚年思維不清晰時說: “馬克思主義我只取四個字:‘階級鬥爭’。”在他早年還算清醒時也說過:“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而我們大家跟着一起從事過數不清的‘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的事情,這是我們授人以柄的地方。 我們的政治思維,是在經歷了一個很大範圍,很長時間的‘意識形態’(西方曾把我們中國等國家叫‘意識形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 要說清‘意識形態國家’是什麼?本人也不太能說明白。可能是說整個國民都被國家‘統一’了‘意識’吧。 按西方的經典法理,國家意志應該是民眾意志的體現。至少是‘大多數人’的意志體現。今天不討論世界上那些國家都代表了那些,多少的民眾意志。只想說明一個事實;國家意志會影響到國家的輿論(包括所謂的導向),教育,包括基礎教育。 但問題是;這個國家意志,會影響到到什麼程度?例如納粹政權向全民,甚至小學生強行灌輸種族優秀論就是個極端例子。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是否容許‘多元’存在。即能否允許其它觀點,包括政治觀點。 如果在高度‘統一’的‘超政治環境’下生活,我們的思維方式可能就會很單一,狹窄。 我們罵美國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愛國’。但愛國的傾向會有很大差異。當年梁漱溟也認為無論是在國民黨執政時還是共產黨執政時,他罵人均是愛國的原因。例如他認為中國是農業大國,不愛農民就談不上愛國。當他在政協會上說,時下農民生活在‘九地’(意地獄)之下時,毛澤東當場批駁說:“認為農民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說共產黨不了解農民,笑話”。急得梁漱溟衝着毛澤東直喊:“毛主席你應該有雅量”。 因此;照顧農民是小仁政,打美帝是大仁政。打美帝是比農民重要得多的事情。 給大家出道思考題:毛主席不顧一切要打美帝,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 可以給大家一點提示:我們1949年剛解放,國家百廢待興時,就同時支持北朝鮮打南朝鮮,北越游擊隊打南越。這是種什麼‘權’?這種‘權’會在世界上受到誰的阻礙? 在東西方之間隔着‘鐵幕’的年代,形成了被稱為‘冷戰思維’的思考方式。雙方因政治原因,文化差異,輿論控制,教育作用,缺乏了解等因素,雙方共有的‘財富’就是仇恨。有了仇恨,當然要罵人。 在‘鐵幕’倒下以後,東西方整體的對抗姿態發生了很大改變。許多西方人到‘前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來看,感到這裡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台灣人到大陸首次探親時,發現我們不是‘6個人一條褲子’時,就大喊上當。我們最初的政府訪問團,留學生到西方國家後,也發現他們的社會制度與我們當初的宣傳有很大出入。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在改革開放之初,到復旦大學演講時說:“西方國家的勞動人民,在你們的教育印象中仍然是被資本家用鞭子打着幹活,打死了往外一仍。其實,西方的資本家是不敢打工人的。這倒不是說資本家有多好,而是法律的威懾作用。他要敢用鞭子打工人,必然會落個傾家蕩產,身陷牢獄的結果”。 但我們許多人心中的‘鐵幕’並沒有完全倒下。它的慣性是如此的大。 我們的思想內部,有很深的簡單思維烙印。兒時看電影去晚了,如是戰爭片,就忙問:“好人把壞人打敗了嗎”?如是生活片,就忙問:“好人把壞人揪出來了嗎”? 這種只有好壞之分的‘兒童是非標準’;曾長期大行其道。尤其政治領域的人物,今天說某人好時是完美無缺,明天打倒時就變為十惡不恕,後天給他平反時又成了‘聖人’。 我們的語言因此變得如此貧乏,如此刻板。我們罵人,包括‘歌頌’,都始終處於很低的非理性水平。有的政治人物曾‘二起二落’。於是我們的政治家,理論家,文學家,包括不少百姓,都跟着二捧二罵。中年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一個著名相聲演員,前罵共產黨,後又歌頌共產黨的事情。 領袖毛主席告訴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堅決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堅決反對!” 我們政府的聲音,無論對內,對外,年復一日的遵循這個原則。 在1987年北朝鮮的特工炸毀韓國客機後,外國記者問中國外長錢其琛:“在世界各國譴責時,為什麼中國沒有聲明”?錢外長說:“中國與朝鮮民主共和國是友好關係,所以我們沒有譴責(這是原話)”。 1998年,在軍隊、警察的帶頭參與下,印尼的華裔,華僑,光天化日下被成千上萬的殺戮,輪姦時,全世界都驚呆了。凡有華人的地方,港、澳、台、歐、美,都鬧翻了天。惟獨華人大本營這個地方,是‘這兒的黎明靜悄悄’。在很晚的時候,外交部才發表了很勉強的聲明。最荒唐的是;此時我們的外長卻帶着大量的援助前往印尼 ‘慰問’去了。似乎是對外交部發表的聲明表示歉意。 這種反人類及種族滅絕罪行要是發生在美國呢?我們的人民會怎樣反應呢? 可對1965年,1987年,1998年的三次印尼屠殺華僑事件,我沒有看到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上街遊行。只看到中美僅為互傷一架飛機,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街頭,還有人說要炸美國。怎麼沒有人說想去炸印尼呢? 在國際上發生任何事件;只要當事雙方各為東西方國家,我們這個‘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就立即會行‘抑強扶弱’俠義,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譴責‘第一世界’國家。至於發生了什麼,到底是誰背理,我們是不管的。 在1990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時,中國幾乎是世界上最晚‘出聲’的國家。並且態度很勉強。這不好解釋啊。我看只能說一是伊拉克同中國是多年的‘朋友’,朋友的理由是它反美。二是科威特和伊拉克下一個準備吞併的國家沙特,都是親美的(相對地)。 還有;當俄羅斯別斯蘭市的上千名人質被恐怖分子殺死殺傷後,整個歐洲的政府,民間都自發的用各種形式悼念時;我們這個正義化身的國家卻異常平靜。我們的政府還發表了譴責聲明並援助了1000萬元的藥械,可民間呢?我仔細觀察身邊的人們;與‘911’相比,僅是叫好的人少了很多,但我幾乎沒有聽到譴責聲。 難道我們的頭腦中沒有憐憫,只有仇恨?而且只有對‘霸權’的仇恨?對禽獸不如的綁匪卻恨不起來?魯迅如活着,一定又會寫出責備我們同胞的文章。 有人根據中國人歷來同情弱者的文化根源來解釋我們仇視西方的做法,但仔細一回顧,就發現時常解釋不通。舉二個我們一直一邊倒的恩仇錄。 一個例子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究竟誰是弱者?1947年聯合國通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時;以色列才幾十萬人口,軍隊也僅有幾個類似準軍事民兵的旅。在建國的第二天,數個阿拉伯大國就同時攻入以色列。當時以色列每一個旅要在自己新國家的每一個方向抵擋一至二個阿拉伯國家軍隊的進攻。當時這些阿拉伯國家的人口是多少呢?有數億之多。在以後的數次戰爭中,以色列儘管全民皆兵,仍是屢屢面臨滅頂之災。誰是強者,誰是弱者?如果容許大家都把道理擺在桌面上說;實在不知道支持把以色列滅絕的理由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們的政府變化了很多。我們已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們的外長訪問以色列時也說每個民族都有生存的權利。無論是軍事、科技、農業諸多方面,我們與以色列都有相當程度的合作,獲得許多他們獨特的技術利益。而巴勒斯坦幾十年來都只是獲得我國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如果我們的援助都被用來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條件,也算我們盡了人道主義。可事實也許不等於我們的願望。 可我們的很多民眾卻有很強的滯後性。‘烈士旅’炸死以色列的婦女兒童時無動於衷,還有說炸得好的。以色列反擊時‘定點清除’‘哈馬斯’領導人時卻破口大罵。這使人想起‘911’死了那麼多無辜平民,包括中國人時;網上叫好的人大大超過譴責的人。這種變態無論是從我們的佛教,儒教,中國的俗文化中,都找不到基因的影子。不知道是誰把他們培養出來的? 第二個例子是薩達姆和美國這一對冤家。他們誰是強者? 我想幾乎所有人都會說:廢話!這還用問?當然美國是強者。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習慣用簡單思維來下結論。誰的個子高,誰就是強者。當一個壯漢和一個孩子比力氣時,壯漢是強者。 但;問題往往沒有這麼簡單。 我說一個很多人不曾思索過的道理;一,強、弱是個相對概念。二,對象不同,視角不同時;強、弱要重新定義。 在薩達姆鎮壓本國人民和少數民族時,他是最強者。在侵略科威特時,他是最強者,一天拿下一個國家。在二戰結束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敢用毒氣大量毒殺人民和公然吞併一個國家,除薩達姆外,沒有二家。美國也遠沒有這麼‘強’。 薩達姆的‘強’,不僅體現在膽子大,還體現在他的支持者或者‘盟友’眾多。我要說中國算一個,沒有人反對吧。 薩達姆,本—拉登,‘哈馬斯’,如果沒有人管,他們會是整個世界的最強者,想打誰就打誰,想炸誰就炸誰。新疆的‘東突’如不鎮壓,他們炸公汽就不僅在烏魯木齊,將會炸到北京去。終有一天我們的北京也會出現地鐵大爆炸和上千兒童被劫持的悲劇。別忘記本—拉登可是在‘基地’培訓了許多來自新疆的 ‘東突幹部’。 假如沒有第一次美國及聯軍把薩達姆趕出科威特,沒有第二次美國推翻薩達姆。即薩達姆仍然占領着科威特,仍然統治着伊拉克。美國的‘強’能體現在什麼地方?有誰會去把美國和薩達姆聯繫在一起? 而我們恰恰是一直反對美國打薩達姆的。說到這裡,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換過觀念來。 美國的跨國界‘先發制打擊’理念要早得多。而在‘別斯蘭慘劇’之前,俄羅斯同中國一樣是譴責‘單邊政策’(即需要時繞開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的。但‘別斯蘭慘劇’之後;俄羅斯立即宣布他們有跨國界‘先發制打擊’任何恐怖分子及‘包庇者’的權利。 客觀講;我們政府的外交思維,政治思維,近20年來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理性成分是在逐漸增加的。這是大家共睹的事實。但這種變化遠不夠的,例如我們在台灣統一問題上陷入死結,使本可良性的進程發生大倒退。 你們誰見過我們的媒體說過美國,或者台灣的任何好話嗎?例如說他們的經濟發展了,教育進步了,福利改善了。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從來聽到的都是負面的報道。這很奇怪;他們的社會中連一件好事都沒有。你們又有誰見過我們的媒體批評我們的執政黨有什麼方針政策錯誤嗎?也沒有,一次也沒有。至於媒體批評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就更沒有聽到過。可能真是毛主席說的“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討論政府的內、外交政策是否有什麼不妥。而是想說明這樣幾個觀點:1.政府的內、外交政策是由制度性質決定的。2.以往的政策,立場對延續的新政府是有慣性的。3.以往的政策,立場對國民是有模式化記憶的。4.制度的改變,首先要有國民對制度演進的‘述求’。5.一個有健全人格的民族要足夠的胸懷和‘情商’。認識世界上各種文化、文明存在,承認其價值,其合理性。不能無端排斥、甚至敵視。否則就如同極端的‘原教旨主義 ’。 我們恨美國另一個原因是文化根源。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大國思維’是很頑固的。它首先來自‘泱泱大國’和‘天下中心’的思想。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後,國人心中的‘大國 ’信心,產生過失落。但自從1949年‘從此站起來了’,尤其‘打敗美帝侵略’後,我們的‘大國情結’和‘大國責任 ’又被完全恢復,並空前高漲。不但政治上擔有‘解放全人類’重任,經濟上象徵國力的鋼鐵產量也就必須‘趕美超英’。農業的糧食產量也必然應畝產萬斤。‘三分之二受壓迫’的國家缺什麼,只管來我們這裡‘大家拿’。 因此;我們的文化中有種不能輸人的情結。這才是根源。因此也就有勒緊腰帶‘申奧’的故事。興奮之餘後;至於會拉出多大的‘財政窟窿’,這幾千億的窟窿會產生什麼後遺症?開完奧運會中國的國際地位到底能提升多少?我們就管不着了。 如果又陷入這種揚國威的爭論,我倒給個更好的建議。不是美國欠聯合國會費不給嗎?咱們把用於辦奧運的錢,替美國給聯合國交了會費。這一來,非羞辱死老美不可,大大出一口氣。而關鍵是各位權衡一下;是提高在中國國際奧委會的地位合算,還是提高在中國在聯合國說話的份量合算? 正因為我們國民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是習慣生活在不真實的‘虛境’中,才使我們有了‘大躍進’,‘放衛星’的國難。這個責任是不能都推到國家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身上。因為有個淺顯的道理;‘假、大、空’沒有土壤是無法紮根,更談不上生存的。 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千百年來,善良的百姓在無助時就自然會乞求神靈。這就使我們的文化中留有較大的漏洞空間。就象微軟的操作系統中留有黑客攻擊的漏洞,使得微軟的工程師們經常要發布‘補丁’軟件來補救。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媒體系統有誰來發布過‘補丁’軟件來補救我們的成人,尤其是孩子呢? 例如當體育被人變為一種純政治工具時;我們有多少人意識到了? 如果在一個經濟實力較差,又缺乏體育理念和體育基礎的國家。用大量的金錢去關門訓練一批尖子運動員到國際賽場獲得金牌來‘揚國威’,而不是將錢用在全民健身和兒童體質的增強目的,此時;體育就變成了‘純政治工具’。請注意關門訓練中‘關門’的含義。是說此時的體育不是大眾體育,全民體育,已經完全背離了人類體育精神的本來意義。 我知道會有人反對上述的觀點,也會有人聽不明白什麼是‘純政治工具’。其實;就如同一個很不富裕的村子,村長把全村的大部分積累用來成立一個專業籃球隊,打遍全縣無敵手。村民們每次都敲鑼打鼓在村口迎接勝利歸來的‘子弟兵’。但興奮完後,村民們回家端着碗喝稀粥時,會不會有人想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村這隻籃球隊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真的揚了‘村威’嗎?別的村用積累蓋了學校,打了機井,修了公路。眼見別村人的碗裡是乾飯,還有肉。他們真的羨慕我們這個喝稀粥的‘體育大村’,‘金牌大戶’嗎? 這裡給個明確的結論;純政治化的體育,得利的只是政治家和體育界。對民眾,非但是不得利,相反是要付出巨大個人和社會代價的。 如果還有人不服氣,我給一個任何人無法抬槓的道理。在那些選舉制度的國家,當選政府最怕的是什麼?是民意支持率下降。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麼?是民意支持率上升。理由很簡單;缺乏支持率,你根本上不了台。支持率下降,你上了台政府也會解體。那麼怎樣能讓民眾支持呢?所有這些國家的政府無非都是在教育,社會福利(包括社會體育設施,但絕非金牌戰略),減稅,減少失業率等領域轉來轉去。沒有一個國家把錢投入到金牌戰略來讓人民高興,而獲得支持率的。一個也沒有。因為;誰這樣做,誰就會下台。舉例說;金牌第一的美國,政府是從不投錢養專業運動員的。他們的運動員都是‘個體戶’。出國比賽自己買票,找旅館。連美國曾舉辦過的奧運會,都是‘個體戶’自己承辦的,國家是不會去投資的。因為民眾是不允許政府花納稅人的錢搞‘政府形象’的。 我們的某些貧困縣,化千萬元來建廣場。剛建成時;許多百姓也是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的歡慶。而後他們發現;這個‘面子工程’除了給領導樹政績外,百姓得不到絲毫利益。吃不飽飯的農民會晚上收工後跑幾十里山路,來縣城廣場休閒?倒是;縣裡拉了怎麼多‘饑荒’,教師拖欠的工資更沒有指望了。並且為填‘窟窿’,更會加大農民的稅賦了。 ‘金牌戰略’,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面子工程’,還包括載人航天,登月計劃。儘管航天、登月本身是好事。 說了這麼多體育話題,與我們的主題有關係嗎?回答是有很大關係。因為這是我們喜歡活在不真實中的典型現象。一個不務實,靠‘假、大、空’話糊弄自己,靠‘面子工程’麻醉自己,靠罵人來獲得快感的民族,是很危險的。 一定會有人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主席的原話),民族是要有一點氣節的。 上面的話,本身是沒有任何毛病的。問題是;人需要什麼樣的精神?民族需要什麼樣的氣節? 勒緊褲帶拿金牌就是人需要的精神?罵美國,砸日本球員就是民族氣節? 例如;亞洲杯足球決賽,日本隊贏了中國隊,就長時間不許日本隊員離場。還扔東西砸人。我們的公安部門此時卻閉一隻眼。這叫愛國?我看是賣國!至少賣掉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的‘禮’字。兩國交兵還不斬來使,況且是和平時期的體育來使。 日本侵略過我們,我們應該是警惕他們民族的不認錯和反思不夠,尤其是警惕新軍國主義。但扔東西砸日本足球隊員,是不是幫倒忙?說嚴重點這是反動。為什麼?因為你們越這樣,日本人越是逆反,更不願意反思。 韓國人也時常跟日本人叫勁,但日本人對韓國人卻有足夠的敬意。因為他們認同韓國人的民族內聚力。朝鮮戰爭把韓國打成了一片瓦礫,首都漢城二次遭滅頂之災。戰後韓國人沒有人把工夫用在嘴上,而是用雙手把自己的家園建設成人間奇蹟。這種向內使勁的民族性是和日本人相通的。 有這樣形容各民族差異的笑話:“美國人說了就做,歐洲人做了再說,日本(韓國人)做了也不說,中國人光說不做”。 光說;能說到點子上,也算是一種本事。律師就是靠‘光說’吃飯的。 就怕滿嘴跑舌頭,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什麼。說得別人不愛聽,甚至反感。 把‘光說’的本事,拿來關注自己的事情(律師除外),有勁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國出過一本暢銷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因為有市場,又接連出續集《中國還可以說不》,什麼《中國仍然可以說不》等等。對此我的評價是:惡意的煽動。對那些都快瘋了的人群而言,你寫這樣的東西是何居心? 這裡有個淵源;因為有日本人寫過《日本可以說不》這樣的書。但有個前提是我們沒有的:日本對美國是戰敗國(當然對中國也是,但有些區別),戰後又是盟國。日本的經濟復甦及持續發展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多年日本對美國基本是‘唯馬首是瞻’。肯定有些不痛快的地方。 但我們中國呢?剛建國就結結實實同美國打了一仗。而後幾十年沒有一天停止罵美國。《中國可以說不》從書名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你從來沒有罵過美國,有人多年來就壓着不要你罵美國,罵了美國你就痛快了,美國也就自然完蛋了。你無非是這樣幾個意思。 如果這個人寫這樣的書:《中國可以對貪官說不》,《中國可以對村霸說不》,《中國可以對城鄉二元化說不》我將立刻脫帽致意。 近來有人質疑魯迅,說他為什麼從不罵日本人,美國人? 以魯迅學問和筆鋒,罵起外國人來,精彩程度應不在上述的任何人之下。他為什麼不罵呢? 其實在我看來,答案非常簡單:他認為我們沒有資格罵日本人、美國人,沒有工夫罵其它的人。 罵美國的人,按本質分為二類:第一類是既得利益的人群。與美國作對,拖着其他人對抗美國,是這類人生存的先決條件和必要手段。這種人是心知肚明的操作、鼓譟者。這個群體中,沒有一個拒吃美國麵粉的。第二類是那些非既得利益,甚至是受害的人群。這個最大的群體,‘發燒溫度’卻比鼓譟者要高得多。即使在40年前的‘三年災害’時期,拖着無力的身子也要上街遊行。儘管是單位或者人民公社組織的,但喊出的口號卻是發自內心的。 在這裡,價值觀成了一幅表演的面具。一起被蒙在這二類人臉上。 因為;對第一類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他們知道自己說得是假話,與他們的真實價值觀毫無關係。對第二類非既得利益的人群,更是與他們自身的價值觀不沾邊。他們像是由人操縱的提線木偶,動作根本不是自己的思維結果。 因此;結論是,先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等我們有了一定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政治資本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再去伸張外面的正義。 即使伸張外面的正義,也要先看清楚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再去發言。 我們接受西方物質文明的同時;是否應該思考這樣的二個問題: 一,為什麼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都是出自西方?這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社會制度,政治思維有什麼必然關係? 二,我們如果只接受西方物質文明成果,而試圖抵制,甚至全面抵制其文化和政治理念,有否可能?即能否一相情願地割裂它?如真的能完全屏蔽掉西方的其‘文化侵略’和‘政治滲透’,我們學習、引進的‘純’科學技術,能否有生命力呢?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先要有正確的是非觀。而正確的是非觀是來自人類的普遍價值觀。這是我們首先要了解並認真學習的。而‘塔利班’的價值觀和我們自幼學會的‘窮人—富人’價值觀則都不是。 ‘塔利班’的價值觀,即:你別想好過,我也不想過好,大家都別過年的價值觀,是人類共同的敵人。 ‘窮人—富人’價值觀,即:你別想好過,但我自己想過好,我自己過年的價值觀,是無法實現的。持有這樣想法的人,只可能最終分為二條出路;一是轉化為主流的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思維,另一條則是皈依‘塔利班’。 ‘塔利班’在阿富汗已經不是主流了。但在中國;卻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塔利班’信徒。幸虧我們是在一個比較明智的政府控制下,這種人只能是平時過一過‘嘴巴癮’。否則;這將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隻恐怖力量。 這絕非危言聳聽。即使這隻龐大的群體不會把政府拖進又一場‘正義戰爭’中,但只要他們存在,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民主進程,社會進步,是會有很大的制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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