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绝对颠覆“常识”

选举产生官员是反民主的 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

王绍光：选举产生官员是反民主的，

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2019-03-25 17:38:40 来源：观察者网

王绍光  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今天很多人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是后来编造出来的神话。西方严肃一点的学者，他们自己也会指出来，西方思想史里大量的思想家，或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反民主的阵营里边。以下为王绍光教授在近期观学院讲座，就“民主与抽签”发表的精彩演讲。

完整视频将于近期更新，敬请关注

说到抽签跟民主的关系，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不管你反对民主还是支持民主，大家都承认的一件事情是，民主就意味着抽签。

比如说柏拉图，古希腊思想史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在《理想国》里面就讲到，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官职由抽签决定。

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里边也提到过，而且他说的更有概括性。他说“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选举不是以前没有，但是以前被认为是反民主的，是寡头政治。

其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到不止一次，我们很多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学生都读过这本书，但是未必对抽签和民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力。

实际上，雅典只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从希腊历史的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就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23年，大约500年的时间里，希腊存在的城邦大概有1500个，其中有几百个都实行过民主，它们实行民主的方式几乎跟雅典差不多，就是大规模的普遍的使用抽签，现在有一些研究能够表明这一点。

当代对古希腊了解最多的一个学者叫莫恩斯·赫尔曼·汉森，他在一本书里边讲到“民主意味着抽选在古希腊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大家想到民主想象的就是抽签，不会想到是用选举的方法来实现。

《剑桥古代史》（1926年版）也提到“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选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设置”。这个东西以前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后来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从古希腊往后推2000年，一直到18世纪的末期，当时的思想家依然会认为民主跟抽签是连在一起的。我举两个人的例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用抽签的方法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抽签的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卢梭《社会契约论》

所以从公元前四五百年，一直到公元后的17世纪18世纪，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民主跟抽签的联系是没有人怀疑的，实现民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抽签。

如果我们说民主、民主制度这个概念有2500年的历史，那么至少在2300年的历史里，民主和抽签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当然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跟抽签连在一起，至少有2450年民主被思想家、被社会精英认为是一个坏东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民主是跟抽签连在一起的，抽签会使得普通的人也可以担任公职，这在社会精英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在古希腊绝大部分的思想家，按照今天的标准，都是反民主的。

比如说苏格拉底，他会说雅典的民主完全叫外行治国，因为是抽签选择官员，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他批评抽选说过这么一段话：

“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

他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管理国家是专业的事情，不能用抽签，只能用一些能干的人进行管理。

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伪色诺芬，又被称为“老寡头”，他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

柏拉图对民主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态度，还有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其他的一些人基本上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都是反民主的，他们觉得抽签选的普通人显然不能管理好国家。

其实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也就是100年前左右，西方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反民主的，这不是我的判断，在这里我引用三个人的判断，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他们看得很清楚。

“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个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20世纪初，埃米尔·法盖

“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1913年，《乌合之众》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1927年，美国的历史学家帕灵顿

今天很多人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是后来编造出来的神话。西方严肃一点的学者，他们自己也会指出来，我在这里列举四本最近出的书，每本书都是在讲西方的反民主传统，西方思想史里大量的思想家，或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反民主的阵营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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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为什么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

思政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019-03-25 07:18:03 来源：观察者网

马哲、毛概、邓论、思修……这些大学思政课，曾带给你了什么，是坐在后排打发时间，还是解决了你的人生困惑？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思政课总有点“鸡肋”的感觉，只是为了几个学分。但也有人，在思政课上对马列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乃至世界格局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特别强调的，思政课“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针对如何培养青年一代、尤其是高校学生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如何让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引导青年学生正确看待当今中国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合作，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观察者网独家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杨院长您好！作为国际问题专家，您同时也是一名资深政治学理论课老师，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现状？要做到习总书记所提到的“生动、深入、具体”，把思政课“讲明白、讲清楚”，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和提高？

杨光斌：目前大学思政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和官方文件上的东西是高度雷同的，而且往往只讲结论。官方文件不会告诉你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因为这是文件的性质所在，但是对于学生来讲这些却是他们最想听的内容，也是最能够影响他们的内容。

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讲为什么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光讲那些空道理学生是不爱听的，必须要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既要从纵向的历史比较也要从横向的国际视野比较来讲故事，讲理论，把故事讲透，把问题说明白。

因此，我认为高校思政课应该充分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往我们的思政课和社会科学是分隔开的，只给学生讲结论，然而结论背后的逻辑，正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东西。

浙江工商大学新生在上开学第一节思想政治课（图片来源：东方IC）

再回到前面“为什么说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这样一个让很多年轻人困惑的问题。很多人会把自由主义民主当做普世价值，为什么它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说到底是基督教文明的政治表达，很多人也许认同自由主义民主是普世价值，但你会同意基督教文明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吗？

同时，也正因为自由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的政治表达，因此在绝大多数非基督教文明国家，这样一套制度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政治衰败、内战、治理无效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它们治理的情况怎么样呢，显然不如中国。

这些就是总书记讲的“世界视野、横向比较”。同样，为什么说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在比较意义上，中国是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这样的国家属于少数，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一员，自由主义民主的一员，它会变得更好吗？那么，不妨看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比它们更好。

所以说思想政治课挺难讲的，要讲好思政课就得充分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大众化，要入脑入心、进课堂、进教材，恐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化。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由主义传播得那么成功，正是因为二战之后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体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方方面面。自由主义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抽象地讲政治哲学的东西没有人听，社会科学化后进教材、进课堂，才能进头脑，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是我们的“他山之石”，确实我们可以从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美国大学课堂（图片来源：网络）

观察者网：看来很多人觉得“思想政治课”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这是一种误区。其实在这一点上，在很多人眼中特别“放飞思想”的美国，反而做得比我们成熟，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少。

杨光斌：美国的“思政课”是“润物细无声” ，通过社会科学化的方式做这个工作。其实美国大学的很多课程就是我们的思政教育课，美国很多大学不一定有法学院，但肯定有政治学系，政治学就是所谓的培养好公民，政治学教材体系都是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是它们的思政课。

观察者网：近几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中有一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有一部分大学生觉得，大学阶段好好学习主要是为了将来就业做准备，“国际局势”和自己的专业无关，所以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最后虽然学历很高，但却缺乏政治常识，也没有什么国家责任的担当。

杨光斌：总体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关注政治的，一个国家肯定要有一部分人特别关心政治，对国家有责任感，对民族有使命感，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关心政治，都只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这是麻木，这个国家是很可怕的。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美国虽然是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利益当道的社会，但是你到好大学看看，一群少数白人精英，他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或者说种族的那种使命感都特别强烈。

当然，从政治心理上来说，希望所有的人都关心政治这是不现实的，也不一定是好事。那些有着民族使命感，国家使命感，政治责任感的群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只在意过好自己日子的芸芸众生。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年轻人都热衷于政治，对于政治稳定反而不一定是好事。这是一种比较研究的结论。

有人关心政治，有人不关心政治，这是一种正态分布，是非常正常的，不用过于担忧。我们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尤其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想北大、复旦、人大可能都是一样，天下大事本身就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关注的比其他专业更多。

不过我看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做一些报告，比如说“中国政治变迁40年”，听众也有三、四百人，小会场换成大会场，最后整个大会场座都无虚席，可以说在整个学生群体中关注度也很高。

杨光斌教授在中原工学院以“中国政治变迁40年”为主题，为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图片来源：网络）

观察者网：还有一些学生是非常热衷于政治话题的，但是他们从网络空间获取信息，导致很多认识和观点所基于的“论据”是被“历史发明家”虚构的，甚至是一些谣言；他们往往被网络上一些言论左右，看待问题很容易走极端，最终沦为“键盘侠”，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光斌：首先在网络时代，大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从网络上获取知识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专家的作用越来越低。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网络发声的有很多来自市场化的平台，这些平台，无论是很多沙龙、学术报告是有强烈的某种价值导向的，这对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下也有很多好的现象出现，比如观察者网、比如共青团中央，他们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青年学生获得应该获得的知识，这个问题主管部门确实应该认真研究和总结。

观察者网：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然而时下很多大学生会把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爱国分开来理解，在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时每每宣称这是“爱国不爱党”，您觉得这样的思想有什么误区？

杨光斌：这就涉及到我们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用总书记的话来说是“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只有拥有国际视野、了解具体国家的发展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同国家的成长有不同的路径：英国、美国主要是靠商人推动的，像德国、法国，还有日本这些国家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组织起来的。但是很多后发国家，商人集团的力量很微弱，国家机器瘫痪了，谁来组织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此广大后发国家有一个新型的组织者就是政党，是这些政党来把国家组织、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印度、很多非洲国家，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在这些政党中，把国家组织得最成功的的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一般称之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历史和世界范围比较，如果没有政党这个组织者就没有这类国家，最典型的就是苏联——苏联共产党没了，国家也就没了，分裂了。很多人都同意这样的判断：21世纪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分裂。所以说看起来党是党、国是国，其实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党和国家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党就没有国家。

我提出了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讲为什么是党，需要什么样的党能把国家组织起来。党和国家分开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理论，比如说美国，他们党的出现是在革命以后，是在宪法体制内出现的政治派别，而中国和很多国家是由党来建国，由党来立宪，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英美的经验、体制、理论来看待中国。

换句话说，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中国变成党是党、国是国，变成自由主义宪政体制，那么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不外乎又是一个大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比他们更好。

观察者网：从去年持续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一度让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非常复杂。受此影响，一方面，一些学生对中国产生了质疑，觉得中国与美国差距那么大，和美国作对是自不量力，因此很反感对国家的“自信”；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又盲目自信，希望国家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速战速决。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和大局观？

杨光斌：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它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告诉国人很多道理。

其实中美贸易只是西方300年或者500年以来强权政治的一个表现而已，全球史研究表明，欧美人是嗜血、好战的民族，而中国人是相对而言比较文弱的。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以及后来在越南和美国两场战争的较量，中国人到现在还在怕美国，因为在过去100年的历史当中，如果一对一的较量，美国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德国、对日本。

但是到了中国，为什么中国可以坚持到现在，一说到中美谈判有好消息，美国的股市就上升，一说到中美谈判有坏消息，美国的股市马上就下跌，这说明中国的力量在那里。贸易摩擦到今天，即使不胜利，至少也是平手。中国能够应对这场贸易摩擦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程就给了那些惧怕美国的人一个事实性的教育。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美国股市持续震荡（图片来源：东方IC）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显然首先，中国的力量还不够决战时刻，第二，中国的文化也不像西方人那种习惯的倚强凌弱，搞得你死我活。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和合文化：从毛泽东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和平崛起，再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间崇尚的都是和的精神。

也就是说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像美国、西方国家那样欺凌其他国家，采取一种非常武断的方式，而是会寻求一种天下大同的方式。过去西方的行为方式就是简单的帝国与强权，中国如果强大了，不会去寻求强权政治。

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影响世界的方式是怀柔与教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影响力，所以中美贸易战可以告诉我们很多道理，怕美国是不用怕的，但是即使中国强大了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欺人太甚。

观察者网：最后，如果现在有一位大学生朋友，之前没有什么基础，现在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希望您能推荐一些快速“入门”的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杨光斌：做“知识的票友”比做京剧票友难多了。好的平台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观察者网，书的话就可以看一些比较权威的、有影响力的作者的书籍。但是成为知识的票友不容易，没有捷径，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或者感兴趣的方向靠自己来探索。

观察者网：非常感谢您的解读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