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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談談七三年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
送交者: 老田 2005年10月29日10:09:5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談談七三年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5-10-28 21:50

談談七三年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

作者:老田

凡屬文革中間的問題,都被精英們掌握的輿論弄得加倍複雜和混亂,迄今為止,精英們的努力還沒有超過地攤小報對“宮廷艷事”和“權力鬥爭揭密”興趣範圍。雖然大量的檔案沒有公開,但是根據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對比”,在競爭的視野里,作一點結構和功能分析,還是可能的。

一、 文革中間黨內強勢群體重新掌權

新中國政權是在革命勝利之後建立起來的,所以在第一代領導人棄世之前,無論是聲望、資歷、級別還是人數,從戰場上走下來的軍人,必然是共產黨政權內部的強勢群體;而各解放區地方工作幹部群體、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則是黨內的弱勢群體。由於毛澤東鼎力支持,建國後的中央高層權力格局其實是劉鄧等黨內弱勢群體占據優勢,由前述弱勢群體組成的“南下幹部”多數也是後解放地區的方面大員,這一批人在當地由於人數少、級別高,多數需要依賴上級的組織力量支持,後來被指為劉鄧黑司令部的,多數是這樣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張平化、廣東的陶鑄、趙紫陽等。

“老軍頭”在新中國政治中間沒有多少發言權,實際上是邊緣化了。這樣的政治權力分配格局,明顯與黨內力量對比不符,所以缺乏穩定性,常常受到強勢群體的質疑,五三年高饒反黨集團和五九年彭德懷反黨集團產生的基礎,就是在於黨內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服氣,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鼎力支持,兩次危機才得以渡過。文革期間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確實導致中央高層權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未竟事業,新的權力格局大體上與黨內的力量對比趨於一致。

文革的早期動盪形勢穩定之後,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國各地都建立起“三結合”的革委會,一般而言,革委會內部實際權力都是掌握在軍隊幹部的手裡,從前的黨內弱勢群體很順利地被邊緣化了,權力分配格局與黨內力量對比回歸到一致。三結合的革委會內部,參加者還有造反派和前黨政官員,作為後來普遍的象徵敘述符號:林彪代表是的軍內當權派勢力,四人幫代表的是造反派(群眾代表)勢力,劉鄧是作為前黨政官員群體的符號代表。在毛澤東的視野里,幾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鮮明的,而且取捨之間的制約條件也是相對明確的。

在這三個群體中間,造反派實際上是一種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間力量,得以在特定時期存在全賴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支持。軍隊幹部群體是共產黨內的強勢群體,一般而言總是認為自己掌權最合理,實際上軍隊幹部群體在管理國家問題上最為簡單粗暴,換言之是最積極地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劉鄧為符號象徵的黨政系統當權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時期,前黨政系統當權派回復到黨內弱勢群體的位置上。

二、 強勢群體掌權追求低成本管理帶來的“簡單粗暴”

九大之後,軍隊幹部逐步表現出要極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態勢,主要的方式是要在權力結構中間換上令行禁止的本系統人馬,對於“不聽話”的造反派(群眾代表)和前黨政官員進行了系統的排斥,推動並擴大化系統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黨政系統的當權派和保守派積極地配合了這一冤案製造運動,全國有超過1000萬造反派骨幹被打成反革命,這樣在輿論上和在組織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權地位之外了。同時軍隊幹部還系統製造很多秘密的專案,去清查劉鄧系統幹部。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說“南下幹部特務多、五師幹部叛徒多、地下黨幹部地頭蛇多”,許多幹部也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軍隊幹部的政治整合運動中間,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勢力,後是剪除前黨政系統官員,雲南趙建民特務案、內蒙內人黨冤案,都是軍隊幹部和黨政系統幹部矛盾和政治競爭的爆發。“軍干群”三結合只剩下了“軍”。

在一九七○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借着國家主席的程序爭執,嚴厲批評了軍隊幹部的囂張跋扈,打擊了他們的氣焰。在林彪事件之後,各地整人最積極的軍隊幹部往往被硬指為“林彪死黨”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劉豐,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興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實現“權歸政、兵歸營”,要求支左幹部幹部離開地方,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底進行十大軍區對調,目的都是為了終止軍隊幹部主導黨政權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風時期,曾經大力批評“游擊習氣”“山頭主義”,不願意悉心作群眾工作和地方工作,單純注重軍事,輕視根據地建設。這些其實多半都是老軍頭的問題,因此在整風過後,實質上是確立幹部遴選的“政治掛帥”標準,建國後也是以“非軍事幹部”作為接管政權的主要依靠。相比較而言,毛澤東認為沒有軍功的幹部,“坐天下”的意識少些,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多些,這是毛澤東建國後堅決支持黨內弱勢群體掌權的原因所在。在文革期間,軍隊掌權時間不長,但是帶來的消極作用很大,許多今天人們控訴的“迫害事件”,大多發生在軍隊幹部掌權期間。

作為一個一般的結論,軍隊幹部作為管理者,強行把複雜的社會事務,按照簡單的軍內規則“令行禁止”來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由此打擊了許多不應該受打擊的人。這一段經歷恰恰證明了毛澤東解放後選擇的正確性。

三、 重新厘定政治權力的分配格局――停止軍隊干政

在軍隊幹部的主導地位終結之後,填補空白的要麼是造反派(當時所謂的“新生力量”),要麼是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沒有第三種選擇。由於造反派沒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組織程度很低,本身還不能構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去主導中國的政局,這一點是毛澤東素所深知的。特別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間,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在全國的造反派頭頭中間得到很廣泛的共鳴,實際上是造反派從當初自稱要當“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宣稱願意承擔政治競爭的組織和管理成本――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對於承擔政治競爭成本有着巨大的怨言,並希望通過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競爭的成本下降到零,這樣造反派在根本上就拋棄了先鋒黨選擇,在政治競爭的成本面前忘卻了從前的政治競爭意志。以文革的經驗看,先鋒黨僅僅是在“哀兵奮起”的時代,才成為人們的自覺選擇,因為此時已經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風險和成本為零。由於在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兩個方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能成為獨立掌權或者作為權力中心來起作用。

從造反派的政治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所達到的高度看,實際上無法實現通過“換班子”的方式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而只能作為政治平衡力量運用。這也許是為什麼毛澤東認為一兩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決不了問題,而需要進行周期性的“大亂達到大治”。關於周期的間隔,毛澤東曾經說過“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後來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後一個周期恰恰一個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長度。考慮到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民間基本上處於“政治無意識”狀態,激發政治競爭意志和政治意識,需要一種“非正常的造反運動”,那麼文革這樣的大民主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要在“大民主”的造反運動中間去產生政治意識、同時把形成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運用到一個人的工作周期終止之時,以儘可能減少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文革之所以需要,在毛澤東看來是因為:群眾無法在通常狀態下產生政治競爭意志和意識需要一個特殊的運動過程,二是政治平衡力量無法通過程序選舉等方式來產生,如果這兩條不成立的話,文革付出的巨大成本就是錯的。

在軍隊幹部離開地方的同時,就是所謂的“解放老幹部”,讓他們出來主政,這一過程的政治內涵,被一九八○年代之後的輿論宣傳弄得加倍混亂,說成是在周恩來和四人幫的鬥爭中間,周恩來成功地保護了老幹部並幫助他們重新返回工作崗位的,把周恩來推上老幹部勢力的政治代表地位。很難想像周能夠在與毛澤東的角逐中間,能夠做到這麼多的事情;而且完全不能相信“老幹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終結軍隊干政――是周恩來所能做到的。這樣一個常識性錯誤源於老幹部群體與毛澤東的對立,這些人在感情不再願意承認毛澤東了,因為他們感到“吃毛澤東的虧”太多,因此他們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個恩主來作為政治代表擁戴。至於周恩來是不是他們後來描述的那個樣子,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也已經找不到另外的人去滿足這一政治需要:在與毛澤東本人劃清界線同時又要表明後來的政權是前面一個政權的自然延續。

與此相關,由於毛澤東排除了軍隊幹部的主導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獨立掌權,在軍隊幹部短期掌權期間(從革委會成立到九屆二中全會),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消極後果已經十分嚴重了,毛澤東為此終結了軍隊干政。既然老幹部都逐步復出,那麼在黨政幹部群體中間有着部分代表意義的鄧小平出來工作,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的檢討誠懇與否是沒有價值的,至少毛澤東不可能因此受騙;後來被主流精英着意渲染的毛澤東要鄧小平“為文革作結論”的事情,對照一九七○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這明顯是一種缺乏政治常識的說法,毛既然冒着與老幹部翻臉甚至“被槍斃”的風險去發動群眾大民主運動,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反而在乎鄧小平這樣一個人如何評價文革了,那不是笑話奇談麼。

其實,毛澤東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話,他不需要作什麼設計,繼續讓軍隊幹部掌權就行了,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小平,都將沒有能力讓軍隊幹部交出黨政權力退出地方的,那樣鄧小平將永無出頭之日,有且只有毛澤東本人才能讓軍隊退出。如果軍隊不退出,到毛澤東去世後,很顯然就不再有人能讓他們退出政權核心了,那麼他們會一直掌權到蘇東劇變時節,這個時候中國的變化還難預料,根據革委會成立之後的經驗,軍隊幹部掌權的消極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有限的幾年的掌權時間內,所製造的“民憤”和“官憤”都很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想像還有多少可能避免蘇聯覆轍。這一結果大概是毛澤東最優先需要避免的,毛澤東“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鄧小平復出才有必然性,不是因為毛澤東偏愛他(什麼鄧是毛的人,井岡山時期就如何如何,這些都毫無政治價值),問題是當時的中國,只鄧小平這一派人掌權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極後果相對小一些;可惜鄧小平自己似乎不知道這一必然的政治態勢,出來工作後就拼命去爭取一個政治代表地位,以犧牲政治平衡作為沉重代價。

四、 鄧小平的政治算盤

鄧小平復出之後,毛澤東讓他全面主持工作,鄧小平用這樣一個機會去強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試圖通過“把造反派整下去”這樣一種方式,來體現幹部群體的意志和利益,他與上海馬天水的私人談話(要馬以後到北京只找他)、與賈允真、趙紫陽私下談話,要他們下
去發起“批派”運動,通過整造反派來滿足幹部群體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們的政治代表性。同時,竭力擴張官僚隊伍的人數,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漢市從一九七三年軍隊支左幹部離開之後,到一九七五年不到兩年時間,幹部數量就迅速超過了文革前。

鄧小平在公開的場合則發動“整頓軟懶散的班子”運動,說造反派沒有經驗要下去農村鍛煉,把造反派趕走。許多人說這是對文革的系統糾偏,超過了毛澤東所允許的限度,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是鄧小平過於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犧牲中國的政治平衡為代價(按照當時的話說“是搞分裂”),使得幹部隊伍的消極面急劇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過程中間,幹部隊伍失去了起碼的監督和平衡力量。在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鋒和後來的鄧小平前赴後繼想要通過整造反派來贏得官僚精英群體的政治擁戴,結果徹底摧毀了這個對幹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約力量的群體。通過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來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藝術”,一點也不神秘,《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就已經非常清楚地敘述過了。

綜合後來的演變態勢看,毛澤東要求鄧小平對文革有一個態度,唯一的意義在於造反派雖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無法獨立掌握政權,但已然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平衡和牽制力量,對於減緩幹部隊伍的腐化和墮落是有着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並無其它替代力量。顯然,無論是什麼人掌權,都面臨着一個“治國如何治吏”的問題,防止幹部隊伍腐化,客觀上需要一種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國的政治現狀看來,在精英階層之外很難有平衡力量的整合和成長,中國是因為文革的群眾運動這樣一個特殊案例,而且是在毛澤東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才在造反運動和當權派的對立中間,才得以成長起來並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能夠部分制約精英們的走極端趨向。雖然造反派達不到先鋒黨那樣的自覺程度,也未能達到獨立掌權的組織程度,但是已經成為政治上強有力的牽制力量,可以作為政治上的“摻沙子”的力量,來策略性地運用。

鄧小平如果具備起碼的政治家胸懷,就應該繼承這樣一股來之不易的政治遺產,用來幫助監督和威懾當權派的腐化和墮落,繼續進行“摻沙子”政策,以遏制權力天然的腐敗趨勢。非常不幸,鄧小平最強烈的願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為此而不顧一切,他看得見的終南捷徑就是通過“死整造反派”去贏得官僚精英群體的擁戴,結果造反派骨幹最後被“反革命宣傳煽動、篡黨奪權等”罪名送進了監獄,結果是現實政治上失去了平衡力量。此後幹部的腐化,是從枉法審判文革參加者開始的,按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是“不溯及既往”,這一枉法審判的政治內涵就是“得罪當權派絕對不容許有好下場”,自此一發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無官不貪的嚴重局面,民間盛傳前總書記說過這樣的話:“反腐敗要亡黨、不反腐敗要亡國”。

特別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毛澤東親手制止造反派“補台”的可能,這樣就造成了一九七六年可以通過簡便的抓四人幫方式來實現“和平過渡”。如果按照各省市革委會成立時期的代表分布狀態來回復,那麼造反派勢力占據各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數量,這樣北京簡單抓人就不成立了,那麼實現同樣的政治變化就需要來一次全國性的大變局,除非是調用軍隊,否則就無法實現,而調用軍隊即便成功,新成立的政權就不可能再繼續宣稱是前政權的一個自然延續和繼承人了。這大概是毛澤東竭力要避免的後果,所以鄧小平還是在毛澤東臨終前刻意安排的政治格局中間活動的。

毛澤東臨終前再一次打倒鄧小平,雖然明知他“改也難”,但是仍然保留他的黨籍,千方百計為他“順利復出”留下餘地。毛澤東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權,因此鄧小平後來的復出是必然的,這個必然性就是體現在毛澤東終結軍隊干政上。毛澤東最後一次打倒他,實際上是與鄧小平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告訴人民“這個人不是我要的”,此後鄧小平上台那是形勢使然,隨後的中國社會變局也不是毛澤東所需要的,毛澤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也僅此而已。此後鄧小平掌權和掌權後的閃展騰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澤東的算中。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之後,也在整造反派問題上尋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結果對鄧小平造成了一個的競爭態勢,這也許是迫使鄧小平比華更下狠手去整造反派的依據之一。在憲法上取消“四大”,再通過審判造反派頭頭統統進班房的結果,使得中國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力量。鄧小平後來說“十個如果”什麼的,也許有那麼一點真心,由於中國政治場域中間失去了制約力量,他確實對扭轉幹部隊伍的腐化趨勢無能為力了。

和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官僚精英群體更願意認同的政治代表,雖然華國鋒主持粉碎四人幫,相關老同志也承諾了支持他的諾言。關鍵在於華國鋒不能在全面否定毛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所以競爭力有限。在三中全會後舉行的“四千人大會”上,一些幹部就開始私下議論過,說當時的政治態勢是“毛澤東的旗子,劉少奇的路子,華國鋒的牌子,鄧小平的法子。”

五、 鄧小平推進“非毛化事業”給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據華國鋒後來跟身邊的人講,他從來沒有肯定過“兩個凡是”,也從未為此在中央作過檢討。現在看來這個說法不過是一個文章作者的偶然說法,鄧小平抓住這個東西開始做一篇大文章,發起所謂的真理討論,結果是卻是各省市、各大軍區表態支持。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麼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可言,而是通過“相當民主”的方式,公開徵求意見,整合了官僚精英群體中間“非毛化”意志。在此之後才有了一九八○年的“六二七決議”。這是一個實踐優先的主題,本質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馬列毛理論”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體的需要,在必須繼承毛澤東時代政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就無法馬上引進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作為意識形態來簡單地加以應用,所以短期內只能是“摸着石頭過河”,這也是肯定實踐先行。

鄧小平掌權的時候,仍然有一個問題,雖然經過時間的自然淘汰,老軍頭們多半已經離開人世,但是殘存的力量仍然不是鄧小平能夠主導的。所以鄧小平只能自己“退在幕後”,以退為進,要求其它人也同時“退休”進入顧問委員會,假如他自己作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處在前台,將很難完成這一事業,因為這樣的力量對比上的互為牽制關係,鄧小平畢生未能作為真正的政治核心,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舍此之外,鄧小平為了邊緣化自己無法主導的強勢群體,就提出“年輕化和知識化”作為換班子的依據,這兩個條件恰好都是建國前參加革命者完全無法具備的,新進者成為黨內多數,有利於主導權的轉手。這一過程配合了給老幹部“提級加薪給待遇”的贖買政策,在放棄權力和地位的同時,給以數倍於從前的經濟利益,這一政治平衡政策帶來了國家財政的空前緊張,並成為國企改革的決定性出發點。

通過這樣數管齊下,鄧小平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權,建立起穩定的政治同盟了,由此開始了所謂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時代,雖然他在名義上從未擔任過最高政治職務,而他本人也恰恰與毛澤東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過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掌權時期的政治格局是:在根據政治競爭需要迅速膨脹起來的官僚精英群體對面,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經過各種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過程中間,財政困境已經產生而且不可避免,鄧小平就是在這兩大限制條件下開始他的“改革開放”時代的。

結果是:毛澤東時代中國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是先生產條件後消費條件,鄧小平的政治調整過程中間,自然地轉化為先消費水平後生產條件改善,中國有限的資源越來越少地流入技術進步創新行業。特別是財政困境帶來一個政策是:把國企作為提款機使用,最終導致國企的大面積衰敗;而中國經濟進步則要在已有的積累之外去“白手起家”地艱難成長,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和潛在經濟剩餘生產上的損失,相當於新中國工業化時期所積累的資產和人力資源,未能在後來的經濟進步中間發揮着成長點的作用,相反最有價值的人力物力資源卻隨着國企衰敗而被浪費掉了。隨着國企衰敗和資產報廢,工業化時期第一代參加工作的職員大多都進入退休年齡,其退休養老費用當然就失去了依託,原有的生產性資產報廢之後只能是由國家財政必須負擔其養老,今天社會保險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額虧空,有人估計高達26000億元之巨,這已經成為今天政府財政的一個重大負擔。這是與鄧小平時代早期的“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對應並互為因果的困難。

在一九八○年代,國企的生產資源分配多數依賴計劃性的物資渠道,新生的所謂民營企業實際上沒有生存條件,從技術人員儲備、輸出設備存量和原材料來源上都是如此,但是鄧小平的“雙軌制”模式開了一個方便之門。這些企業的一切生產資源都依賴既有的國企資源,所以報紙上鼓勵一切國企資源的非正常流出方式,例如星期六工程師等等。雙軌制開闢了“批條子”權力的直接市場化渠道。

在非毛化輿論進行的同時,以雙軌制為主要特徵的權力蛻變過程,這兩者共同損害了共產黨掌權的合法性。為了鄧小平時期的政治需要,開始以矮化毛澤東時代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別是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重大決策”都說成是錯誤的,以此在反面去證明以劉鄧為代表的“管理執行”是對的,“決策錯誤論”在根本上直接否定了新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建設目標、資源動員方式乃至建設成就,這樣的非毛化輿論實際上否定了共產黨政權的全部合法性,結果在邏輯上就直接論證了“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同時,權力的蛻變過程,也在反面導致人們的嚴重不滿,當時崔建的歌《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在大學生中間曾經激起了廣泛的共鳴,人們都同意那些“那權力與金錢進行交易”的官僚精英群體,不能再自居為革命的合法繼承人。由於鄧小平主導的非毛化輿論和現實中間權力異化,徹底破壞了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傳統根基,這些重大變化都與鄧小平的政治選擇(即所謂“重大事情上由鄧小平來掌舵”)具有因果關係。

一九八九年的事態發展,學生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上台後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來了,當時的情況是:有可能在法定程序上廢黜他,這是鄧小平在政治上最為虛弱的時候。這一事實表明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早期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經不起重大事件考驗的。據後來傳出來的信息,鄧小平當時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說什麼就是什麼,推薦什麼人接班就是什麼人,江澤民就是陳雲和李先念共同推出的,鄧小平當時表示完全同意。

北京開槍事件,不僅使得鄧小平處於政治上的困難境地,而且也使得鄧小平產生了一個必須快速進行“政治上善後”的迫切需要。他必須洗脫自己作為開槍事件決策人的不利政治後果,這使得他成為“民主和私有化主張”的對立面,勾畫了自己作為“西化道路反對者”面貌。這給鄧小平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本來是非毛化事業的組織者,現在又作為一個西化的反對者而存在過,如果他不能對歷史作出適當的交待,將僅僅作為一個“權術家自私者”進入歷史。一九九○年江澤民上台之後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更加刺激了鄧小平,他迫切需要在殘年中間,重新為自己作出歷史定位。

一九九二年的鄧小平南巡,本質上是鄧小平走出一九八九年政治上的虛弱狀態,重新與楊家兄弟取得一致,取得軍隊的部分支持,搞一把“槍指揮黨”,“南巡講話”是鄧小平在政治上要重新確立自己作為改革事業保護人這一角色的最後努力,表現出自己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為了“一條道路”而奮鬥的鬥士形象。一九九二年後各個政權支持機構,特別是公檢法和軍隊,都出來說要為“改革事業”保駕護航,這一次是鄧小平表現了一個這樣的意思:國家政權到底是在誰控制之下,你們要想清楚。據說陳雲在上海講話表示擁護。江澤民迅速進入了大轉彎軌道。

邏輯上的困難還是存在,他說的是一九八九年廣場上學生沒有明確說出的內容,既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制度訴求高度一致,那麼他為什麼非要選擇“開槍”這樣的極端手法來處置呢?他在八九之後的短期內,策略敘述是他要作為“傳統社會主義事業保護人”來解釋,報章根據他的講話大反“和平演變”和抨擊國外“大氣候”;一九九二年他自己在講話中間,再一次親自來反對這一解釋。

鄧小平不願意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以為自己能夠找到一條政治上的捷徑,建立起自己的代表性,結果他到死都沒有找到,他總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聰明”選擇,鬧得焦頭爛額。當然在經濟上他的子女有很大的斬獲,香港的雜誌動不動就把鄧家選為“世界十大富豪”什麼的,其實也未必撈了那麼多。鄧作為政治人物,自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做富家翁”是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 一個小結

行文至此,鄧小平的後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點已經具備了,現在對此進行一個粗略的回顧。毛澤東原先指望鄧小平能夠團結三個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國的政治權力:一是前黨政官員群體,二是把文革產生的造反派作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來,三是把毛澤東已經邊緣化的老軍頭們應付好。這樣的一個政權,其運作結果肯定是不大會背棄中國革命的底層意志,不會完全喪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幹部的腐化和墮落肯定是會有的,但是速度將會非常緩慢。

鄧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犧牲造反派為代價,這一過程終結之時,他又發現軍頭們完全無法合作,必須徹底邊緣化,最後他發現新的幹部隊伍根本就把握不住。鄧小平總是指望一個很舒服的掌權方式,但是他畢生被自己弄得手忙腳亂,他為了自己的下一個目標總是願意付出一切代價,但是代價付出之後他又總是發現了更大困難和問題,向強勢群體讓步或者贖買都沒有實現他的目標。最後他也象毛澤東那樣,發現自己必須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個註腳,他發現就是做到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南巡講話之後,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鎔基進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問題,但是他似乎註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事件的陰影。

朱鎔基掌權之後,比蘇聯的葉利欽更加激進,葉利欽尚不敢對普通民眾的基本生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羅斯的財政赤字一度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8%,俄羅斯也仍然背負着免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鎔基為了人為地製造一個中產階級,強行進行醫療、教育的市場化過程。在朱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西方人士原期許他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把共產黨搞垮,結果共產黨還是沒有垮台。但是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和矛盾卻因此更上層樓了,出現了孫立平所稱的“斷裂社會”,這個現實已呈現出威脅社會政治安定的趨向,這已經成為“胡溫新政”所面臨的最棘手的優先問題。從鄧小平開始,到朱鎔基過渡,中國在權力和資源分配都是向強勢群體傾斜的,但是希圖以此在政治上尋找新的支撐點,則失敗了,這些政策後果則成為後任掌權者的負擔和嚴重困難。

毛澤東曾經說過:無政府主義是對官僚主義的懲罰,在蘇東巨變中間,“對政府和官員的不滿”成為精英階層動員民眾輿論去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據。鄧小平進行政治整合的基礎,則充分利用並釋放了毛澤東時代官僚精英群體所帶來的社會怨氣,鄧小平及其後任為了自己當權的政治需要,竭盡全力釋放了這種不滿,蘇東劇變的民間輿論基礎是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官僚精英群體積累起來的社會怨氣。在中國,這一部分政治資源已經被鄧小平利用完了,相反,一九九○年代中國民間還產生了“毛澤東熱”,這是對新的精英階層施加於平民階層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剝奪的正當反應,特別是對朱鎔基實施的政策剝奪後果的回應,前不久重慶工人的示威運動也是在街上懸掛“毛主席標準像”作為政治象徵符號,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對民眾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護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們的記憶里,今天業已成為底層民眾的追求目標和懷念對象。

中國確實有人希望來一個徹底的“變天”(類似於蘇聯解體前的“積累資產的瓜分集團”――在中國是“買辦、貪官和姦商”集團),蘇聯的國家解體和共產黨非法曾經使得蘇聯的“瓜分集團”政治和法律風險下降為零(因為合格的“債權人”被他們消滅了),中國“瓜分集團”瓜分行為接近完成時期(一九九○年代後期)中國主流話語轉換的要點,熱點迅速從經濟學領域轉移到政治學領域,他們的代言人明確表示了迫切希望通過“政治市場化”以和平地接管共產黨政權的政治願望,他們唯一的“群眾基礎”(實際上是被那些“買辦、貪官、奸商”集團阻斷“上升階梯”的候補精英群體)可能是近些年來通過大學擴招而批量生產的“小右派”,但是他們不可能贏得底層民眾輿論的支持和認同,失去了蘇東國家同類曾經擁有的那一份政治資源。這一區別可能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是饒有興味的政治研究課題,鄧小平消耗殆盡的資源――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不滿――中國新的精英集團就沒有辦法再使用了,這一點是否預示着中國有着不同於蘇東國家的未來呢?是否會出現讓美國失望的演變方向呢?目前還看不清楚,這顯然是考驗新的共產黨領導人的重大課題。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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