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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 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 (2)
送交者: lesson 2005年11月08日20:13:2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當時的司法體制改革

  (一)砍監放犯

  1、取自全國六大區域十餘省、市、自治區有關“砍監放犯”的檔案及其它文史資料,其中:

  黑龍江:“(文化大革命期間),……開監放犯十餘萬”,“從1967年至1970年,全省59個單位先後砍掉57個……”。

  吉林:所砍“占全省勞改單位總數的77.87”,“被放掉57%”。

  新疆:“1970年3月1日至1973年3月10日,除第一監獄外,19個在押犯單位整建制地移交”。

  湖南:“勞改單位只剩下13個”。

  江西:“到1969年4月,省勞改局和全省各勞改、就業單位,全部或分別被撤消或交出”。

  安徽:“保留下來的還有9個單位”,“5236名罪犯未能收押改造”,“38200名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此外,已查閱到相關資料的還有京、晉、青、川、鄂、魯、蘇、浙、滬等。

  2、其中的區別,以相鄰的皖、浙兩省為例:

  皖:5年以下徒刑等條件,才可清理回原籍。相同中外較好的慣例。

  浙:根據浙革(69)215號文件《浙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只有“重政治犯”和“海歸”特務等四種特殊對象(涉及人極少)才有“需送勞改場(所)”的資格,並要報省革委審批,地(市)、縣級政權無權。

  ——結合下面要談的也在浙江的“楓橋經驗”,筆者認為,或許,後者才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二)“砍監放犯”的背景,與當時司法體制的其它改革

  1、文革後,1979年公安部《關於撤消幾個錯誤文件的通知》,其中第一個就是“1969年1月8日公安部印發的《關於群眾專政的幾個典型報告》的小冊子。”其發文時間正處於各地“砍監放犯”高潮中,只是筆者還沒有見到次文件原文。

  我國現有檔案的實際開放對文革時期,尤其是政、法資料是基本上非法封閉的,令人擔心的一次又一次的“燒檔案”燒的又大都是文革時期的。

  一位“九大”代表回憶當時傳達毛澤東的一個講話:“我看不需要這麼多監獄,把監獄裡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這位代表本人親自去執行解散的勞改單位——郭當口農場,以及人們談當年“幹校”所熟悉的羅山農場等,在河南的檔案館、地方志中看不到一點“砍監放犯”的蛛絲馬跡,許多省都是如此。

  1968年秋,在“反多中心”運動中,我被以“現行反革命”的身份被關進了鄭州市看守所,至1969年底釋放,在這期間——“九大”前後,正目睹了各地轉來的此類人員以及本所的一些家屬持大隊、街道介紹信來領人的情況。1979年底我以“妄圖奪省委領導權”的罪名被判刑去到監獄後,這個話題仍然是老犯人經常議論的,不過他們歸功於林彪,我反覆和他們辯論說是推廣“楓橋經驗”(下面要專題談到)。當時,我並不知道毛澤東在“九大”有此講話。

  聽了那位“九大”代表回憶後,我從有限的資料中沒有找到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也包括我們當時十分熟悉的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的許多講話,今天在正式出版物中都看不到。但是,就在《毛澤東傳》等書裡,也有毛澤東在“九大”前後類似這種內容的講話,而且不僅一次。例如,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一篇很長講話中說:“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是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麼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有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的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這段話是談清理階級隊伍(以下簡稱“清隊”)開始的,也是他的一貫原則。更早一些,他也強調了群眾專政的問題,據《王力反思錄》,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的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群眾專政”。這裡,他主要強調的是和走資派的鬥爭,“如果不實行群眾專政的話,就是走資派來專了群眾的政”。

  2、文革爆發後,整個司法體製發生了重大變化。

  (1)文革開始的奪權,“接管政權,從報紙宣傳工具開始,接看就接管公關機關”,這是1967年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被革命群眾組織接管的當天謝富治講的,他還說:“大致上,全國大城市的公安局都被接管了。他們做得對,這件事情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支持的”。

  (2)1968年12月11日,被文革後歸罪於“江青支持的”高檢、高法、內務部軍代表、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向毛澤東、中央、中央文革寫了《關於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被批准執行。

  謝富治1967年5月5日說:“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1967年11月25日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要通過鬥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並說,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的,只有靠造反來解決。

  ——對此的認識,也需要聯繫1960年就曾撤消過檢察院(1962年恢復),以及曾有過的司法合署辦公問題。

  在公安部“留下少數人”中,領導幹部只留了文革初期剛從部隊調來的李震、施義之等人。

  同時,公安部發下文件,中斷了和地方公安廳、局的垂直關係。

  地方專政機關也是萎縮狀,湖北省“1968年將原公、檢、法幹部精簡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號文件,要求縣級公安機關軍管會人員不少於10—15人。

  (3)全國各政法學院和大學法律系遭大幅度砍縮。

  (4)文革全面展開之始,勞教等制度就成為造反的對象,1966—1970年,全國各省、市、區陸續宣布撤消勞教、少年管教和強制勞動等工作,1969年後一些省“普遍實行”對“無帽就業人員實行民主管理”。

  (三)是謝富治、江青等人,還是毛澤東提出的“砸爛公、檢、法”

  1、文革後,批判江青、張春橋中,也有這個“砸”的問題;

  張1967年12月19日在上海大會上歷數上海各任公安局長在“十幾年裡干盡了壞事”。此時的他是剛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後。

  江青一再公開表示過對“大沿帽”的反感,但這麼大的體制問題,生活在毛澤東身邊的她,恐怕不會是她自己提出來的,就像她1967年7月22日肯定河南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之前,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已講“你們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並誇獎武漢造反派“鋼工總”修工事很好。

  2、謝富治其人。

  (1)謝從歷史上看,他是紅四面軍——二野體系的,算是鄧小平的老部下,據說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批鄧講話,事先是得到鄧的諒解的。

  (2)和謝接觸的人,明顯感到謝完全不同於其前任羅瑞卿給人普遍留下的“酷吏”形象。江青認為:謝的“缺點是弱一些,軟一些”。

  謝認為公安部的權力太大,就此和羅瑞卿在中央會議上的爭論。

  在他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間,1961年4月的第11次全國公安會議要求嚴格控制勞教對象;1964年12月通知,禁止各地看守所組織在押人員進行勞動生產(1985年公安部又指示恢復);根據他對監獄的調查研究,報請中央確認毛澤東提倡的“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勞改方針……

  (3)謝富治1967年8月7日在斗羅大會上的講話(後來批他稱“謝八、七講話”中說:“我們不能靠抓人的辦法,抓人解決不了問題,主要靠群眾專政,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謝說,就是革命派奪了權,只要“還是抓人”,就是“根本沒有改造”。他強調公安機關只能由“群眾監督”,不允許“監督群眾”、“鎮壓群眾”,否則就是“蘇聯那一套”。

  3、應該是毛澤東提出的“砸爛公、檢、法”。

  “謝八、七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謝傳達毛澤東的“公檢法問題嚴重,要徹底革命”,其意也是一致的,後者在文革的一些正式文件上可以被引用。另據資料記載,196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長沙說:“過去好象說,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台了,我就高興”(當時有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陪同)。

  ——據此,應該認為,“砸爛公、檢、法”是毛澤東提出的,謝富治也絕對不敢偽造。

  4、解放後,毛澤東對公安工作肯定沒有批評和不滿意多,直至到文革時的基本否定,就是後來的“要一分為二”也是從此為前提。他“不要一個警察世界”,就是對穿警服的數量也要求限制。公安老幹部說過那時在局機關里,幾個科室才一套警服,供個別需要用。

  (四)林彪事件的前後,司法改革的調整

  1、“九大”以後(可追溯到“7.20“後),在是否要”繼續革命“的問題上,尤其集中在為“四屆人大”準備中涉及的國家體制上,毛澤東和林彪的路線分歧已成為主要矛盾,毛澤東為準備“攤牌”作了必要的調整。此外,當時條件,一些做法還只能在“演習”範疇內。

  2、根據周恩來指示,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開了第15次全國公安會議,1973年召開了第7次全國勞改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公安工作要一分為二”的指示,周在會議的講話中說:“不能說17年公安工作的領導是黑線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周提出:“公檢法幹部要歸隊”,“要恢復、整頓勞改農場”等。是否可以認為,毛、周的指示、講話是有區別的,就像不久後對林彪問題的認識上的“極右”和“極左”的分歧。

  3、公安部恢復了對地方公安機關的聯繫和業務指導。

  1972年至1973年期間,各地軍管會撤消。各級法院和公安局公安機關恢復“正常”。檢察院未恢復,職責歸公安部門,並被1975年《憲法》確認。

  各地恢復了勞改管理部門,歸屬公安部門。恢復了一部分之前被撤消的勞改單位、監獄。

  各地恢復了勞教、少管、強勞等工作,可能還不太“正常”,今日一些正史、專著、地方志(如:河南志、行政司法志)只承認1976年後恢復。

  4、在這一背景下,1973年10月21日發生了“李震(建國後第三任公安部長)奇案”,當時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分析“他殺”的可能性大。文革後結案為李震是批左思潮不力並繼續排斥老幹部,受周恩來批評而“自殺”,這個理由無法服人,只能說是毛澤東比喻的“清宮奇案”吧,置於上述背景下,對這個部門的複雜性、殘酷性,必須有足夠的認識。第4任公安部長是華國鋒,他在國務院還分管農業。自他1976年主持國務院工作後,公安部工作由部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施義之主持至文革結束。

  ——前述重大改革,在文革後被完全否定了,如何評價,可能要有一個“豎”、“橫”的比較。

  

  二、今日中國和西方國家不同的法治實踐、問題與前景

  (一)“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走向“法治”的實踐,及其提出的問題

  湖畔派詩人騷塞說:“我希望改革,因為我無法眼看着一切事物都朝着革命發展,尤其是除改革以外沒有任何可能去阻止革命”。

  1、全面恢復文革前乃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司法體制,大規模地擴編、擴監。

  1978年初,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復檢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1983年中央政治大學成立……

  根據中央(1982)30號文件,解放軍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隊(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隊),以後又陸續將一些“裁軍”的野戰部隊劃入,其輕兵器等裝備方面有些已高於野戰軍,說明軍隊的主要使命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武警卻沒有經受住第一場重大的考驗,“6.4”後,武警部隊的整個領導班子全調換,本來應屬他們的任務,卻不得不調動整建制的野戰軍來完成。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華國鋒執政起,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為適應1983年的“嚴打”,上海為此建新押點一次就撥款5000萬元,“為接收新判決的犯人”,安徽各地市計有阜陽等7個地區,合肥等6個市“又籌建和收回了21個勞改場所”;湖南“全省有14個地(州)、市和75個縣新辦勞改場所90個”;江蘇“1987年共28個監管單位比1980年增加14個”,“幹警比1980年增長近2倍”;山東除接受和新建一些省管單位外,同時在10地、市各建勞改隊1個(聊城未建)……離任前的司法部長張富森今年4月7號在人民大學法學院做報告中說:“全國監獄達到標準需要財政投入200億元……尚有70多億的缺口。”

  從華國鋒的“十一大”強調法制建設,到“十五大”確認“依法治國”,並通過九屆人大入憲。

  2、彭真。

  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很快取代了王明、董必武等人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又正式確認為協助鄧小平對中央書記處工作負總責並分工負責統戰政法和港澳方面工作,1958年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至文革開始時被打倒。文革後復出先任人大法制委主任,再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和一大批法律的制訂以及大規模地普法宣傳工作,也是林彪“四人幫”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1983年6月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本年7月19日和鄧小平一起同公安部長談話,確定“嚴打”。可以將他定位為:文革之前,文革之後政法戰線的主帥。

  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治安、改造罪犯上取得了世界各國少有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些還是很嚴重的。

  從新中國第一個勞改農場——北京清河開始,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興建了一大批工農業勞改企業,例如黑龍江省“為落實中央南犯北調和建設商品糧基地的任務”,至1956年“新建22個勞改農場,6個勞改工廠”。1955年至1958年,10餘萬犯人從湘、蘇、贛、閩、浙、粵、予、魯、鄂、京、遼、津等13個省、市調入。江蘇省的省管勞改企業,1966年的年利潤1692萬元(其後到1978年為5690萬元,1983年2460萬,1987年5225萬)。1956年上半年,由於超體力勞動,全國犯人非正常死亡增多,受到毛澤東的嚴肅批評:“有些人只愛物、不愛人”,“不要想在勞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錢”,“把犯人當成勞役,只有壓服”。

  1958年,北京市的犯罪率曾降至萬分之三點八(共2428起。1957年是6125起,為萬分之十五點五)。今日許多年青人從長輩那裡知道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實際上是1958年的中國留下的印象,但是,“大躍進”中的政法戰線也刮了一股“浮誇風”,這就是當時推廣到全國的“十無”,即無反革命、無刑事犯罪等,有些地方發展到“三十五無”(如河南)、“百無”(山東一些地方)具體到:“無50元以上的偷盜”、“無交通事故”等,在貫徹中摧殘了多少將來有可能“對抗領導”,實則有個性的青少年!!!這一個被“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肯定的經驗,卻遭到了毛澤東的痛斥。它確實是受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那一套殘酷的作法的影響,也有西方刑事人類學龍勃羅梭的剝奪犯罪能力理論的影響,還應該有當時大張旗鼓地貫徹彭真這一指示的影響:“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情況和政治情況搞的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鏡子一樣”。

  4、“五次高峰”與持續20多年至今未下的“第五次高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政法界提出了新中國犯罪“五次高峰”說,即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都有一年犯罪高峰,80年代是第4次,90年代是第5次,今年3月24日的《嘹望東方周刊》發表的文章說,“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第4次犯罪高峰期,發生大案10萬起,是前3次高峰刑事大案總和的2倍;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湧來並持續到現在的第5次犯罪高峰,發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官方公布的數字:“1999年,全國刑事立案統計數據,自1992年以來首次突破200萬起,2000年又升至360多萬起,與上年相比,增幅達61.7%”,“2003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當年的刑事案件1842699起,破案率41.9%”。“2000年,中國法院系統判處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

  德國施奈德的《犯罪學》認為:“犯罪統計是犯罪學最重要,但也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據公安部的一項研究:1985、1987、1988年對15省、市的300個派出所為期3年的刑事隱案調查,犯罪明數最多只占實際發生的1/3,公安大學一位教授估計的“明、暗”比例應為1/10。還有一個“不破不立”,即破案、立案的關係。20多年來立案標準也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調高。就此,四川數字稱每年的“8類嚴重暴力犯罪的立案數都在30000起左右”,一個鄭州市2004年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嫌疑人4萬餘人”,人口小省雲南被刑事犯罪致死的“平均每天7人”……

  當年,鄧小平曾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鄧小平決定“嚴打”的83年7月19號談話中說:“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准。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有什麼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對公安部報告中說“要多作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時,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他說“搞得不疼不癢的不行”。——這其中有同志講“准”的問題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顯然是毛澤東時代的“老調子”,不符合鄧的風格。83年“嚴打”殺了多少?恐怕要以萬計。正常呢?“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關於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並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茅與軾的數字更驚人,每年處死超過一萬五千人。今天的網上還在爭論一年判死刑是一萬還是四萬的問題。現在媒體已認為,第一次“嚴打”時,全國人大通過的《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中第一條……,就“為濫用死刑打開了閘門”。

  83年“嚴打後”,僅上海就上萬名罪犯送往新疆、青海,各地也都不在少數,天津註銷了成千的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送邊遠地區”。

  理代刑法之父貝卡利亞說:“犯罪的罪行越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越大,對待犯罪的手段越嚴厲”。那麼,再犯罪的手段也是否也會隨之升級,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呢?這個道理,二千多年前的我們的老祖宗都懂。

  “嚴打”也使酷刑、虐犯放開了手腳,進口警、械具提供了虐犯的“玩具”,各地在刑偵實踐中還發明了不少刑訊“專利”,即使對錯“掉”進去的同行也不客氣,也包括類似宣傳中對張志新那種臨死前控制說話的殘酷手段。近日又報導的景德鎮市第二看守所被關人員按送錢分坐牢檔次。牢頭獄霸打死人事件,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類事情的報導已經不少,尤其是孫志剛事件曝光前後。古代漢朝就曾廢除過肉刑,清朝宣統年間也為此頒旨,今天儘管不斷曝光,不斷打擊,仍“非常頑固”,存在着,這其中,市場經濟和腐敗起了更大的作用。

  當今中國最大的犯罪現象,應該是腐敗,以及腐敗滋生的犯罪。我們今天要告訴民眾的已經不是有多少幹部腐敗了,而是還有多少幹部沒有腐敗!那些成熟的政客懂得,共同腐敗是官僚內部的穩定劑,為此才好理解一代又一代新的大家族要帶頭富起來。他們是以亡黨、亡國的風險為代價的,實際上他們是真正願意亡國,只有亡國,他們將來才不會有原告,但就今天來說,腐敗犯罪已使全社會從下到上,從個人到國家,全部失去了安全感。一位老刑警隊長說,今天許多犯罪分子作案前就已經作過計算,包括風險成本。犯罪後能找到的關係,後者能包庇,擺平的力量。有的乾脆事先和司法人員,甚至司法機關進行交易,共同安排作案,破案和善後。這位正在服役的警察攜夫人在南方坐了兩趟長途汽車後,感慨的說:“還是他們(黑社會)能保證安全,更講規矩。”腐敗也腐蝕了國家機器,法學家賀衛方引用普通民瑤: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按此邏輯法制越健全,供他們吃的東西就應該越多。這可能是法治社會的一條潛規則,區別恐怕只是有沒有規矩(立法和宣傳修飾)。

  鄧小平也認為:“只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後例,屬常識問題。司法部監獄局1995年所作好一次比較全面的大規模調查表明,以侵犯財產與金錢為驅動力和團伙犯罪是在押犯的兩個基本態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邁入小康社會,被譽為“溫州第一強市”的樂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雇兇案件,經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向錢開”,“不管白貓黑貓”,“膽子再大一點”的社會主流意識,恐怕是和社會犯罪的心態緊密聯繫的。

  5、應該終結的“嚴打”模式。

  1981年中央提出依法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我國先後於1983、1996和2001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3次‘嚴打’集中統一行動和連續不斷的各種專項鬥爭。”“可以說‘嚴打’是貫穿於20年來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一條主線。”

  2001年,江澤民在全國治安工作會議上強調:“嚴打是打擊刑事犯罪的長期方針,要堅決貫徹執行”。

  2003年11月20日,第20次全國公安會議重申:“堅定不移的貫徹嚴打方針,建立經常性嚴打機制,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

  但是,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雲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的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鬥爭的歷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簡而言之,就是“打不勝打,防不勝防”。這當然是“新政”的“新思維”,借一個地方警察頭子發表出來。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長馬振川在大會上聲稱,將用“織網防控”模式取代“嚴打”,對此一些媒體用了十分醒目的標題:“中國將徹底告別嚴打”,可見嚴打並不得人心,不過,一些媒體也警告說,但願“新模式”不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搞“嚴打”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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