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石: 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 (3) |
| 送交者: lesson 2005年11月08日20:13:2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6、深化改革的前景 (1)定位:警察國家。 主流認為我國現在是從“警察國家”向“法治國家”過渡,當然,遠遠談不上“文化國家”。實際上,目前,還處在又一輪較大幅度擴警中。 公安部辦公廳楊曄文章:2004年,全國170萬公安幹警約占公務員總數的25%,在縣、市一級約占50%。 《嘹望東方周刊》2005年3月24日文章:“2004年的一場皇糧運動”,2005年1月27日,四川省公安廳宣布,連續5年每年新增警力5000名,10天前,重慶宣布新增一萬警力。統計表明,中國正以11名警察/萬人這樣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的警力,應對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5個犯罪高峰。《嘹》文說:“一些地方警察主要靠罰款來養活”,如按人們要求的“500人配1警(可能是美國標準吧),那就還要擴充百萬,而在老百姓眼中,今天已經是滿街都是大沿帽了,這當然包括非刑事、治安警察。警察待遇比美國(月薪幾千美元)大不足,比俄國又大有餘(但俄的破案率達62.5%,遠高於美國),我國因公犧牲的憮恤金僅2至3萬元太低。 洛克說:“在所有國家權力中,行政權力是最桀傲不馴的,因為它是唯一不需要藉助程序就能行使的權力,所以它有極大的隨意性和廣闊的空間”。中國法學家認為:“與西方比較,中國警察擁有廣泛而強大的權力,兼具有司法和行政雙重功能”。例如,“擁有英國等西方國家治安法院對違犯治安管理行為和交通違章行為等輕罪的行政處罰權……” 在孫志剛事件曝光後,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原來應該是保護人民安全的警察,現在倒成了對人們安全的威脅。 ——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環境中,又有警察留給人民群眾那樣深刻的負面影響(儘管基層警察確實辛苦,來自社會環境和官場腐敗兩重壓力也使他們兩難),繼續建設一個“警察國家”的前景,恐怕是不言自明的,還可能有另外的選擇嗎? (2)司法獨立、政法委、律師、勞教 所謂法治的制度性前提,司法獨立,那怕其要求只是相對的也難解決,法學界一直有人提出:政法委的合法性問題,實際上是黨的領導問題。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說:“雖然審判‘四人幫’被看作新中國法治的起點,但在實質上違犯了這一基本的法治原則”。 在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評馮象的政法筆記中,後者有這樣一句話:“法律正在努力學習爭取成為資本的語言和權勢的工具。”還是鄭大一位法學教授更直接了當說:“你沒有錢奢談什麼法律”! 在一個腐敗的社會中,更難有司法的公正。 律師只12萬人,太少嗎?沒有“兩面三刀,又厚又黑”,一個都難存在。 勞教:1955年肅反建,文革後恢復“與強制勞動改造場一起收容打砸搶分子”(即造反派),近年主要關押“法輪功”的人員,50年來。有400萬人被用此懲罰。準備改為違法行為教育矯正制度,“矯正”一詞是學美國的,後者是用作刑罰、監獄。改名稱能改變其用司法手段為政治打擊所用的性質嗎? 原收容遣送制始於1951年,明文確立於1982年,“尤其是自1991年開始,收容遣送制度的性質已明顯從福利救濟轉移到了強化政府行政管理職能方面,這種轉變導致了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收容遣送制度的濫用。”終於以一個“孫志剛事件”才有了一個改變。 (3)有回歸中國傳統的路嗎? 管仲的“依法治國”,至今有本質的區別嗎?包括梁啓超的“法治主義”傳統。 孔子任司寇誅少正卯,能否認嗎?《孔氏族規》的血腥味,各種維護“三綱”的私刑,我們要這樣的“村社自治”麼?儒家的“德治”是貴族的。 李光耀蘇哈托式的另一條現代化法治道路與新權威主義。 (4)百年的西化,再西望。 “1902年晚清政府啟動自上而下的法制現代化運動,從修律、立法到司法,乃至法律層面都有日本為參照,在制度模式上,確立了仿行大陸法系國家的改革途徑。” 與現代教育同步的“法學教育”,“民國初,大學生中一大半都是學法的”,任何文化都含有其屬性的法制要求,所謂“法盲”是“改革”初的荒唐用語。當時開始的“普法教育”無非是想從新罩上曾被大革命衝破的“鐵幕”,20多年的“普法教育”的效果,是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全社會普及了犯法的意識。或許這正是“法治社會”所要達到的目的。 從民國的“模範監獄”到刑事實證學派的影響,學“巡警”到“社警”,(這個中心轉變,美國休斯教警察局自1982年開始用了五年,我們只要一道命令,就全面推廣了),各級各類司法人員一批又一批赴西方學習,“法制健全”的美、歐、模式,幾乎成了我們唯一的希望。 (二)西方的法治問題 1、發達國家的發達犯罪。 美國:“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統計,美國警察每年逮捕犯罪嫌疑人總數約為1500萬”。創建現代監獄制的美國,今日,“加獄外,平均每34個成年人就有一人在獄內外服刑”。 美國指數犯罪的平均破案率為20%。 “每年各級政府所支出的費用高達1300億美元”。警察90萬,和法國、意大利一樣,秘密警察、監獄看守、輔警及警察機關文職人員不統計在警察總數之內。 “在最高警戒度監禁一名犯人,所花費的資金可以向數千名窮人提供熱飯菜”,獄中把人相互傷害每年二萬起,造成90人死,400人死因不明。 英國:《英國犯罪調查》表明,1997年以來,英國總體犯罪率下降了22%,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甚至警告美國的度假者說,英國是一個比美國犯罪更猖獗、更危險的社會。182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大都市警察法》,世界上第一支正規警察隊伍產生。過去一向以保守著稱的英國法律系,1996年《警察法》、1997年《警察法》、2002年《警察改革法》……,被犯罪逼得幾乎“朝令夕改”,也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刑事司法改革”。撒切爾主義的“還人民以自由”,布萊爾的標語“解放個人的潛能”,都是無恥的推卸國家責任。 日本:曾被認為有優於歐美“罪感文化”的“恥感文化”,尤其在“教育子女的過程和方法上存很大差異”。 2002年11月19日,內閣會議批準的《犯罪白皮書》說,2001年警方掌握的刑事犯罪案件數量比上一年度增長了10%,達358萬件。 其它:“根據國際刑警2000年統計,該年美國犯罪率每10萬人中有4123.92起,法國6445.54起,德國7624.71件,日本1985.03起”。中國當年沒報,1997年為133.82起。應當說明一點的是,中國的立案標準和中國少數人畸形的揮霍性消費一樣,都太高了,或者換句話說,中國所報數字“含金量”高,不能同比。 2、也有的進步和回潮。 (1)相對的司法獨立。 (2)“高效權威,反應敏捷的警備指揮系統”,主要有全國犯罪情報信息中心,各地警察指揮中心和城市警察通訊網組成。各城市普建911指揮中心——這一套也影響了我國的警務建設。 (3)對酷刑的重視,聯合國的公約;荷蘭1988年法律認為“引起強烈憂慮和其它嚴重擾亂精神的行為,都是酷刑罪的構成條件”;法國“1994年”3月1日的新型法典,其第303條規定“動用酷刑或其他野蠻行為,以殺人罪論處” 。 (4)開放處遇制度,不定期刑制、緩刑、假釋、美國獄外執行人數已超過獄內執行人數,為此,英美自上到下設兩套管理系統,但費用太高,問題也太多。從本質上也只是相同於中國古代的“寬緩刑獄”、“恤刑憐囚”等手段。尤其是美國,實際受益者又有階級、種族因素的傾斜,獄中大多是黑人和少數民族。因此獄內犯人和獄外保守回潮一樣地要求取消緩刑等。 (5)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即群眾性。 英國20萬人參加陪審員工作。 英美80%的警力投入巡邏,1972年密州堪薩斯城的“巡邏試驗”,是對預防犯罪的挑戰,也說明警察作用有限。社區警務:英美歷史上非正式警務論的影響,1982年休斯敦警察率先實行,用5年多時間才把重心轉化,將此光大的,首推英國艾克賽特市,其歸屬的德文郡,前局長著名演講中強調了“群眾路線”。如果說“上世紀末,美國各級政府和警務部門意識到,市民參與是預防控制犯罪的最有效途徑”。那麼在這之前的近50年前1951年5月毛澤東就提出“全國各地必須普遍組織群眾性的治安保衛委員會”。40年前,毛澤東對公安部負責人講“群眾起來後,做的並不比你們差,也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美國和新加坡也曾對中國文革後期的“向陽院”——社區建設經驗重視。 (6)影響較大的“米蘭達警告”,這就是人們在美國影視中常聽到的一句“台詞”:“你可以保持沉默……”也因此少了多少刑訊。 “正當程序革命”等進步,也是60年代左派運動——西方文革的產物。 (7)保守回潮:和撒切爾夫人——里根的保守主義同步。 美國與60年代的最高法院相反,“七十年代以後作出的判決多傾向於擴大警察和檢查官的權力”。 60年代“向貧窮開戰”後被釋放的犯人重新犯罪率達50%以上。美國總統委員會的報告《自由社會中的犯罪挑戰》及所屬9冊資料,極大刺激了歐洲各社會黨政府,社會學家的《馬丁森報告》呼籲廢除不定期刑、緩刑和假釋;埃利森論文《關於死刑的威懾效果》得出一次死刑可以抑制7-8件殺人案件的發生,也第一次將計量分析引入犯罪學。1969年《奧地制矯正法典》,1976年的《加利福尼亞刑法典》仍明確報應思想。 3、對西方法治的批判。 (1)邊沁名言:“懲罰,無論其可能呈現什麼形態,都是一種惡”,福柯對兩種刑罰(1757年巴黎公開處決刺殺路易十五的達米安的凌遲場面和80年後巴黎某獄囚犯的作息時間表)的描述,本質是一樣的。西方刑罰學及整個法學系統,和經濟學一樣,或許都可以歸入韋伯的工具理性,都是主張以惡以惡的。 作為道義,法律兩種報應理論的奠基者康德和黑格爾,都是只講統治者一面理的,康德更是視人民的反抗為“極大的罪行”(《法的刑而上學原理》),是“重大的叛逆罪”(《歷史性批判文集》)。功利主義更有強烈的階級性,二者(報應、功利)無論如何來回“兜圈子”,其軸心沒變,都是法治社會的需要。刑事社會學派儘管承認犯罪是不良社會環境的產物,所以國家沒有懲罰犯人的權力,薩瑟蘭(美)主張取消刑罰以矯治代替,其實只是換了一個概念,根本沒有取消。 (2)“西方法治傳統也面臨着危機”——哈貝馬斯。 清華一位法學家說:“間接民主制下,無論是形式法治,還是實質法治,法律都成為科層制權力自上而下施加的社會控制工具,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真實表達”。 《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說:“但在美國一些法學家看來,現實主義法學已經從法官身上剝掉了用黑色法袍裹着的一貫正確的外裝,顯示出他們……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序上只有一種表面的獨立性”。 (3)左翼批判。 泰勤,沃爾頓1973年的《新犯罪學》認為:擁護現有體制的權力機關其實是暴力機器。 福柯認為,監獄是用來對工人階級分裂和有效控制的,他乾脆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啟蒙以來的一切以自由為名的“立法”都只是營造各種“監獄”。 在全球“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8年在英國成立的“全國越軌會議”(NDC)。批判傳統犯罪學陷入所謂“實證主義犯罪學的套圈”,“越”的方法論就是“標鑒理論”,受它強烈刺激起來的美國“伯克利”學派更具戰鬥性、政治性,他們認為: 刑法及刑事司法是資產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是有意將工人階級犯罪化;犯罪是社會弱者對國家的反對,真正的犯罪是:帝國主義、剝削、種族隔離、腐敗、高官瀆職,污染,大公司犯罪(價格壟斷、偷稅、欺騙消費者)。犯罪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達成“沒有國家和刑罰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的崩潰。——對其的批評是難以體系化,沒有解決的辦法,然而溫和派的妥協更沒有出路。1976年伯克利分校的犯罪學系被取消,也同杜克大學法學院院長聲稱的,不許任何批判法律研究的成員在美國法學院有一席之地。 (4)批判法學的興起。 1977年春,在威斯康星大學召開的批判法律研究會議,標誌着“批判法學”這一運動的誕生。至今,已成為法學領域內一個強勢的左翼運動。 其著名口號:“法律推理是政治的”。它認為法是階級統治的偶然成物,完全沒有必要性。 這一運動的兩個思想淵源之一的歐洲新馬克思主義中,必然有毛澤東及其中國文革的影響(有待了解),中國法學需要“批判法學”的理論,“批判法學”是否也應該有對毛澤東的探索更多的了解和研究。
三、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一)進一步認識毛澤東改造罪犯和群眾專政的探索 1、司法界主流在批評毛澤東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的同時,不少人卻肯定:“毛澤東改造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他的“把犯人當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從本質上區別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論和實踐。 美國首席大法官伯格參觀我國監獄後說:“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法庭和監獄我都參觀過,中國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義”。 (1)在對待犯人的人道主義待遇上,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自建國前的革命根據地始,就有一個相當好的傳統,建國後,毛澤東更為關注這個問題。例如: 1934年,毛澤東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就明確規定:“對於一切就範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 1944年,邊區政府在清理工作中明確:“犯人是人,且多是社會上不幸的人”,“一方面剝奪其自由,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格”。 “建國以來,就改造犯人的方針政策,毛主席多次重要指示”,如“把犯罪分子當人,要給犯人以人道主義待遇”(見《公安史料》1988年第4期)。 1956年毛澤東在同外賓談到改造罪犯比較困難時,明確指出:“這個問題不取決於罪犯,而決定於我們”。 1964年8月12日毛澤東在聽取謝富治匯報後說:“就是應該把人當人,反革命也是人嘛”。 1965年8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指出:“要把犯罪的人當做人,對他有點希望,對他有所幫助,當然也要有所批評”,“採取鎮壓、壓迫的方法,他們寧肯死”。 1975年2月27日在對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不要強迫改造”,“強迫改造也不好”。 ——據一些在監管工作第一線的作者統計,毛澤東在其著作、批示、談話中涉及改造罪犯,關心罪犯的人道待遇的達37次之多。這是古今中外的其它任何國家領導人都難有的如此博大的胸懷!鄧小平講:“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彭真談的最好聽的,就是要像醫生對待傳染病人,老師對待學生,家長對待孩子那樣,而且只是對勞教人員講的。 毛澤東認為:“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不少學者則批評毛澤東是要改造人性,儘管他們自己也難以說清什麼是人性,其實,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改造,或者反覆改造人性的過程。其中應有的區別,僅僅是改善從惡,或者改惡從善罷了。如果說,某些設計師是用十分庸俗的實用理性,故意放縱人們的一些貪婪的獸性慾望,誘使整個社會的短視,從而回到人人都忙着覓食築窩的“動物世界”,以便於統治者永遠穩定的“放牧”,那麼,毛澤東則是領導人們決不放棄寄託人類理想的“烏托邦性”來改造理性,升華獸性,並不斷爭奪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用一個大寫的“人”來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澤東的“人性改造觀”,也以此來認識他的群眾專政觀。 (2)上面提到的毛澤東1975年2月27日的指示,是毛澤東對公安部《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對全國人大的說明(周恩來已經批示)所作的長篇指示,其中這段話: “錦州、大虎山、瀋陽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報告中還要繼續關押的13名),強迫他們改造也不好……”。——“這些指示,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很長時間準備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廢”。 對共產黨收押的日本戰犯,毛澤東主張“一個不殺”,當時也是中央大多數領導人想不通的。1956年寬釋返回日本的戰犯,剛登上日本舞鶴港,就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表示:“低下頭來,衷心謝罪”。其歸國代表到日本國會請願,要求政府承認“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員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戰爭罪犯。“被判無期徒刑的日本戰犯上村喜賴1976年提前釋放時,請求離境前去參觀毛主席故居”,離境時表示:“感謝中國政府,感謝毛主席,感謝在監獄裡與我朝夕相處幫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員”。 這樣的例子很多,包括美國間諜李克、李又安夫婦釋放回國後撰寫出版的《解放後的囚犯》。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獲釋後,在天安門廣場向毛主席掛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2、毛澤東的“橫豎不殺”與整個官僚階級的血腥對抗。 要認識毛澤東的“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許,首先要理順幾十年來已強烈影響人們認識文革的“暴虐”、“專制”,應該有的本質的真實。 解放初鎮反時,我們殺了幾十萬反革命,那是還沒有完全結束的你死我活的內戰,秦始皇坑那幾百個“儒”,當然無法與之相比,毛澤東那樣講,是他搞“陽謀”的一貫風格,上世紀八十年代,監獄裡關押着五十年代以後最大一批政治犯,胡耀邦、趙紫陽都可以用政客的口吻“負責任地”告訴外國人:中國沒有關押一個政治犯。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後的歷次肅反、到文革時的清隊,毛澤東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王力反思錄》中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覆說,我黨七大後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我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沒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他還說,即使證據確鑿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對斯大林肅反所殺的黨內反對派,毛主席還對後來的一個蘇共領導人說過: “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今年正在被粉飾的蔣介石,且不要說對共產黨,就是國民黨內部的高官,被他處決、暗殺的有多少!社科院一位對國史研究總有獨到見解的學者說,毛澤東就是死守“不殺人”這條槓,用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對外賓說的話,就是“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這是斯大林、蔣介石以及黨內其它主要領導人如劉、鄧、彭,都不能相比的。就是另一個彭德懷——人們為了利用他來反毛,故意掩蓋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主要問題是“裡通外國——,1957年,一進北大的門,就要把貼大字報的學生統統槍斃”。陳雲說,如果毛澤東1956年去世……,或者說如果讓上述人替代毛澤東,僅一個民主和專政的問題,能比毛澤東做得好嗎?有人這樣說,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且不論他們整的人是否是對的。或者換句話說,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同樣有影響的兩個天安門事件,1976年的清明節是解放後幾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有些人反毛(主要是高乾子女,人們總結是貴族造反),並藉助了關心政治前來觀看的成千上萬的群勢,而且在這裡,打、砸、燒了,最後抓了幾十個人。全國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還是反對他們反毛的人。平息、驅趕時,沒有帶進去一支槍,也沒有水龍頭、催淚彈,恐怕美國這些“民主國家”也不會做的這樣好。1989年的“風波”,是“自由化”的開始,波及全國後,打倒鄧、反腐敗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到“6·4”,是坦克車、機關槍和整建制的野戰軍……這個世界也沒有其他人能做到這個程度。 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少奇,用謝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幹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幹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系以上的幹部都打成黑幫,鬥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後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後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乾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後,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文革初期,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的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中學老師要集中交待問題,不管學生、老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後來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討論中,毛澤東當面批評劉少奇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這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除了學生、老師,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有大批人遭到殘酷鬥爭,也因為各層當權派在這“50多天裡”以及8月後繼續執行資反路線中的組織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給文革全面展開後形成兩派鬥爭及其殘酷性留下了禍根。據說,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韓愛晶給蒯大富偷遞了一個條子說蒯,你組織打倒劉少奇的活動,是你公民的權利,他們非法關押你,殘酷鬥爭你才是違法的。道理應該是這樣。劉整了千百萬人後被打倒(用“民運”一位秀才的話說,劉是整了一輩子的人,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麼他整的千百萬人都是正當的,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傳?居然持續了幾十年。 如果說,在“五十多天”里,各個工作組,各級幹部是聽命於中央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而鎮壓群眾的話,如果說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裡,許多領導幹部對毛澤東是採取陽奉陰違,暗行其事,另搞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套(辟如57年反右,在基層基本上是鎮壓批評官僚的左派),那麼,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已明顯靠邊站,又有了向全黨、全國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憲章“十六條”,而各級黨政領導幾乎是完全一致地公開頂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整群眾”的明文規定,直接組織領導更大規模地整群眾,知識分子、幹部,一些地方還直接使用了專政工具,不少還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線。尤其是那些高乾子女,好象從父母那裡得一密傳,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借“破四舊”故意製造恐怖以威懾整個社會,以“血統論”作殺手鐧,目的是壓制、鎮壓有可能在這次運動中湧現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們的《紅後代的宣言》指責 “江青太狂了”,他們6次沖公安部,“火燒謝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劉少奇萬歲”,直至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罰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直至“打人”、“殺人”,破壞正常的法制秩序,就是這群“紅後代”們首開先例,大開先例!(據中國百年法制大事縱覽:“1966年8月至9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市有114000多戶被迫自動交出了財物、大批文物字畫。據統計,自8月下旬到9月底的近40天裡,北京有1700多人被打死,有85000多名所謂“五類分子”被驅趕出北京”。——對於“高乾子女的這些罪行,文革後,專門下了文件,不予追究,因為他們是反對“四人幫的”)。儘管因此必然影響到以後兩派鬥爭中對這些手段的使用,但是除個別地區、個別事件(如道縣事件等)以外,都沒有這些“自來紅”們搞的惡劣,他們的目的是明確的,就是要讓你毛澤東收不了場,以保整個官僚階級的階級地位。所以謝富治問毛澤東匯報:“聯合行動委員會有許多高乾子弟,毛主席說,這是階級鬥爭”。毛澤東也從中感受到了他和整個官僚階級的衝突會到什麼程度,據《王力反思錄》說,1966年國慶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在北京等大城市,這個官僚階級可以縱容他們的子女瘋狂到這種程度,在地方,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他們更可以讓其下屬放開手腳。“二月逆流”中,軍隊首先向學生、群眾開槍,就是在新疆、內蒙、青海等邊遠地區。四川一下子抓了三萬五千人,川大一個學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而在這之前,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總政在1966年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活動的規定》,這些地方軍區、部隊之所以敢違令,是上面有人支持的。而且是步步升級,甚至調動指揮武裝農民進城壓製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味,完全是這個官僚階級利用他們操縱控制的權力有意製造的,文革後又由他們來清算,將他們的罪惡栽贓陷害於別人。 3、“道縣事件”及其文革的秩序觀。 是《文革大屠殺》,還是“反文革大屠殺”,——這是熟悉文革歷史的人看了宋永毅這本書後,應該提出的問題。 其中最突出的是湖南“道縣事件”。近年,我在湖南看到館藏的原始資料,事實十分清楚:為了對抗中央1967年7月下旬給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平反,以“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名義,控制道縣實權的縣武裝部,1967年8月,召集區、公社武裝部負責人和保守派組織負責人開會策劃,又秘密發槍給保守組織“紅聯”,企圖在貫徹落實中央決定前徹底摧垮“湘江風雷”派的道縣“革聯”,造成即成事實,但是沒有攻下“革聯”搶槍後所守的縣二中,於是以打擊地富四類分子現行活動為藉口,“全縣10個區、1個鎮、36個社都發生非法殺人事件”,發展成為大規模屠殺,對象包括“四類分子”的子女,而“革聯”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並派人冒險突圍去省城長沙向社會和部隊“緊急呼籲”制止這一屠殺事件,省會許多造反派組織發表聲明,呼籲之後,6950部隊(47軍)進駐道縣,制止了屠殺的繼續。 道縣事件也反映出幾個問題: 就在事件發生近10天前,1967年8月4日,毛澤東在答覆林彪提出的搶槍等問題寫給江青的信中,分析說:“現在75%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王力認為,這個估計嚴重了,然而道縣事件以及全國普遍出現的這類情況都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看法,也只有他們能夠組織調動起“全縣10個區、1個鎮、36個社(牽連的責任人中,僅脫產幹部就有402人)”的力量,並發給他們武器,記得在這之前,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講話中告誡造反派,這麼大的一場大革命,一定要有大的犧牲準備。用江青的話說,“當別人拿起武器的時候。我們不要天真爛漫”。 其二,將造反派和“四類分子”、“地富子女”混在一起打擊、鎮壓,是貫穿於文革前、中期的一種普遍存在的鬥爭特點,例如在劉、鄧的資反路線時,是從起來造反的人身上抓出身等辨子,以編入“牛鬼蛇神”隊伍,在兩大派鬥爭中,保守派都喜歡稱造反派組織為“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清隊,就是從清肅造反隊的隊伍開始的,擴大到全社會(當然是必要的)後許多地方,逐漸把打擊的主要現行對象指向造反派,以證明造反派的隊伍不純,為進一步全面鎮壓造反派作準備。現在,海外的一些右翼文革史專家將文革中主要受迫害者總結為:一是地富子女,二是造反派。其實,地富子女除了文革初期的“血統論”時被統統打擊外,分兩大派後,跟隨保守派的地富子女就基本上不受打擊了,也就是說,文革中受打擊最大、最多,也最狠的只是造反派,包括參加造反派的地富子女、知識分子和幹部。 廣西事件,更集中上述特點,而且軍隊直接用重武器來消滅“4.22”造反派,所謂的“貧下中農法院”則直接操生殺大權。上述特點,儘管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但像道縣、廣西這樣惡劣的事件,也是僅見的幾例。今日《道縣誌》將此事件歸之為:“公檢法機關被砸爛,全縣各級黨組織癱瘓”,而這種情況,也是當時全國普遍存在的,這就提出了一個文革中的全國秩序問題。 在一個曾幾年處於“半無政府”狀態下的中國,差不多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在大部分城市裡,除了交警、消防警,你幾乎看不到警察,這個“無大沿帽的時代”,又能亂到什麼程度呢?按照法治社會的思維邏輯,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普通民眾的回憶,比較今天,覺得那個時代的秩序太好了,這當然是指社會犯罪,無論犯罪總量及其程度,更重要的是社會安全感,這是否定文革後的年代裡遠遠不能相比的。在前面我們所談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釋放的罪犯重新犯罪率達50%以上,才成為保守回潮的一個藉口,可知道美國僅負責監督緩刑和假釋的機構就有3500多個,有一大批緩刑監督官和先進的電子監督方式等,那麼,本文開頭就談的“砍監放犯”,綜合已有資料,估計應有百萬罪犯在文革中回到一個被“公”認為“大亂”的社會,豈不是一大群“猛虎下山”!然而卻無聲無息了,這些資料凡是官方整理過的都是冠以“極左”、“破壞法制”等等,但是卻只看到黑龍江省提到“開監放犯,造成政治、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只用了1970年和1965年的比較。1970年是林彪人為製造的緊張,占文革10年總量的“絕大部分”死刑、重案、冤案都集中在這一個時期,怎麼能用這一年來代表文革時期。換句話說,它正是文革後那場大“清算”以前的一場預演。是為了全面清算、鎮壓文革所製造出來的(下面還要談到)。 同時,這個資料也迴避了這些“案件”中有多少、有多大比例是“放犯”的重新犯罪率,其它大量資料也都看不到一點涉及重犯率的問題,倒是前面那位“九大”代表談到,原來曾有人擔心讓解散勞改隊後自己回家的犯人是否會逃跑,以後的調查證明,沒有一個逃跑的。儘管對文革的“罪惡”的清算不知進行了多少遍了,那麼結論是“砍監放犯”的重犯率相當低,低得使清算者無法拿出來。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講過,文革前曾使社會治安最頭疼的職業犯罪群“盲流”,在沒有公、檢、法的“大亂”文革中,反倒“金盆洗手”不作案了,反倒在跟隨造反派出生入死的鬧革命中表現出高尚的一面。和“放犯”例子一樣,都有力的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正氣是壓倒一切的。後一個例子還應該使我們認識到,他們過去的犯罪也是社會對他們不公平的產物。 還有一個我曾提供給新權威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暴民”例子:1967年夏秋,發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搶槍風潮(也有修槍、造槍,甚至自己設計、自己製造先進武器的),當時我們一個城市裡,數以萬計的武器都在千家萬戶之中,日夜到處都是槍聲、爆炸聲,根據中央“9.5”命令收繳後,所作的總結(也包括以後“一打三反”等運動的清算中)搶槍中是有個別走火傷亡事件,卻沒有趁機“打黑槍”、“報私仇”的。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些批評文革的人,也總結出文革看似無序,實際上是很有序的。對照今天,出台了無以數計的法規,在實際運作中,一個“錢(或利)”字就可以使所有東西都面目全非,五花八門,也可以總結為:看似有序,實則無序。或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種社會正氣,勝似一打法律。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4: | 毛澤東的老闆匡互生-影響毛澤東的人物 | |
| 2004: | 火箭式幹部--艾森豪威爾 | |
| 2003: | 誰想讓中國人斷子絕孫? | |
| 2003: | 西大反日學潮之我見 | |
| 2002: | 不全文念政治報告是一個很好的改革 | |
| 2002: | 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