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从李昌平的失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背景介绍：

棋盘乡，位于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3月8日，时任该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容基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为时1个半月的急风骤雨式的农村改革，得出了所谓的“监利经验”。但一阵风的改革之后，农民负担报复性地大幅反弹。从2000年10月到2001 年1月叁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拖欠税费而被逼死。

谢安乡，位于四川省仁寿县，1992年11月至1993年3月，该乡农民在新民村村民张德安带领下，自发学习、宣传中央的农村政策和法规，依法抵制县政府征收“213”国道建设摊派款，经过团结、勇敢、艰苦的持续斗争，最终胜利推翻了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农民负担自此大大减轻，持续10年均处于全县最低水平；政府还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群众修建大桥一座，支持当地农民改种粮为载果树，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使当地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在“叁农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及学术界重视的今天，将这两个典型案例拿来做一番比较分析，无疑具有十分宝贵的指导意义。

二、相同点

1、初衷都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2、都有一个领头人：李昌平，张德安； 3、都引起了省市乃至中央高层的重视。

叁、不同之处：

农民负担是否切实减轻，是衡量农村改革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准。 棋盘乡改革无疑是失败了的，而谢安乡则取得了相对成功。棋盘乡改革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被称为“监利经验 ”而大肆宣扬，而谢安乡抵制摊派活动在国内媒体只字不发，反倒是海外媒体如VOA、BBC、香港《信报》给予了持续跟踪报道，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

棋盘乡的改革，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个良知未泯的乡党委书记的含泪上书，一个强势总理的动情批示，一阵急风暴雨式的短促改革，演绎出的却是一场纯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改革闹剧。“监利改革”的动力（压力），不是来自于农民，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是地方政府为了交差的应付式改革。搏弈的双方：中央和地方政府，他们的绝大部分利益是一致的，没有实质性的持续性的搏弈动力。中央政府需要的是：你不能做得太过火了，影响稳定；地方政府需要的不过是对中央有一个应付性的交代。这就注定了改革来去如风的短暂性，之所以要搞得“声势浩大”，明摆着是地方政府在做秀给中央看，地方和中央其实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而被世人忽略的重要事实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监利改革” 中，广大农民，作为改革的预定受益人，始终没有被发动和参与到改革中来，始终被排斥在整个改革之外，成了袖手旁观者。这非常滑稽，也非常值得深思。

监利改革似乎并不是农民要求的，而是政府主动恩赐的。农民负担减不减、减什么、减多少、何时减、减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农民没有丝毫发言权。这种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荡”式的减负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施舍性、随意性和不可靠性。施舍者随时可能收回对农民的恩赐。 棋盘乡的减负运动，由于并不是农民主动去争来的，而是自上而下赏赐的，改革的目的则由“减负”异化成了“应付”。既然如此，那么改革的结果就可以预料和理解了：改革的发起者李昌平在改革过程中日益孤立无援，一方面，他触动了上级、下级的既得利益而被明显孤立，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当了逃兵----南下打工、辗转去了北京写书、做演讲。丢了党委书记这顶乌纱帽对他而言，固然是一种损失，但这种损失是有底线的，是他可以承受的，与改革失败后监利农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他好歹还可南下打工，而被他抛弃的棋盘乡农民，在改革“成功”后不久，即迎来了变本加利的报复性掠夺，沉重的对公负担卷土重来，远比改革前更甚，以致叁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欠税费而被逼死于非命。

谢安乡的情况则与棋盘乡恰恰相反。 在面临县政府强行征收不合理摊派款的高压下，以张德安为代表的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开展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抵制运动，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群众性斗争，甚至包括某些比较出格的过激行为，一度被地方政府扣上了“反革命”、 “暴动”的帽子。在此过程中，乡、区、县、市政府都持强硬的镇压态度。由于镇压不成功，迫于农民压力，为避免事态扩大和恶化，最终由省政府出面宣布取消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行为，该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告终。这场风波是自下而上的。搏弈的双方，一方是市县乡各级政府，另一方则是当地农民群众。农民始终是此场风波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中的领导人物张德安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有意思的是，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在改革中途辞官当了逃兵（根据事态的发展，他不辞职也难免被解职），而农民张德安，则始终与老百姓团结战斗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坚决支持和保护，直至被群众自发高票推选为县人大代表（非候选人高票当选县人大代表，这是很“反常”的），并受到县、市、省主要领导的多次登门拜访。1993年2月，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原副省长）、工作组组长刘昌杰专程赶到谢安乡召开现场大会，当着数千农民群众宣布：“张德安抵制不合理负担没有错，（政府）保证今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追究。 ”

谢安乡农民的胜利还不止于此。93年事件后，谢安乡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降低并持续10 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人均负担约50元/年，该县其他乡镇人均负担则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期间，国家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农民修建大桥（共安桥）一座，以安抚民心。 谢安乡农民依靠自发的团结斗争，争得到了货真价实的持久的胜利。他们成为全县农民羡慕的对象。 李昌平辞职出走之后，先是南下广东打工，不如意，后辗转去了北京，当了《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的记者/编辑，到各高校演讲，写 《我向总理说实话》，继续为农民呐喊，但其中心思想则是哀求主政当局“施仁政、讲良心”。他因向总理写信呐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0年度人物”。

“93年事件”之后，农民张德安继续当县乡人大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为农民利益呐喊；带领当地农民将粮田改种果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解放了劳动力，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规划集中式新村，住上了砖混楼房；利用政府拨款修建起了漂亮的“共安桥”。值得注意的是，93年事件之后，张德安继续带领农民为减轻负担而斗争着，这样的活动至今都没有停止。关于政府“搞他黑材料”和准备抓捕他的风声四处流传，他个人至今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也一直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和保护。村民们经常关切地提醒说：“张德安，你晚上一定要锁紧大门，一有情况，你就爬到楼顶上去呐喊一声，我们马上就来！” 一介农夫，能获得万千民众如此自发的拥戴和关心，他还孤独吗？地方当局做梦都想将张德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除之而后快，但由于有当地群众的保护，使得地方当局屡次抓而不得。孤独的李昌平中途背井离乡，当了逃兵；张德安则深深地扎根在那片土地上，越战越勇，任凭威胁的风声肆虐，我自巍然不动。

做这样的对比，并非要刻意贬低李昌平。李昌平有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虽然值得争议，棋盘乡的农民最有发言权，但公正地讲，他起码用自己的方式（下跪、流泪、讲良心、企求、说真话等方式），引起了社会对“叁农”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我更欣赏、也更希望有更多有胆识和觉悟的农民“张德安”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勇敢地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不等不靠，自寻生路。 棋盘乡改革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一场受益者被排斥在外的施舍性的改革，注定是短暂而要失败的。它缺乏一种搏弈力量来监督这场改革持续、良好地进行下去。 谢安乡农民的对公负担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政府之所以愿意拨21万巨款在偏僻的山区修建“共安桥”，完全是当地农民持续团结斗争而来的胜利果实，而绝对不是主政者发善心的结果，也不是谢安乡的农民比棋盘乡农民更会流泪、更会哀求、更会下跪。

遗憾的是，李昌平这个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硕士、这个作了17年乡党委书记的基层政权领导人，至今依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最后（P334页），李昌平可怜兮兮地发出了他奴仆般的哀求：“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良心不能昧！任何一个昧良心者都会钉在监利历史的耻辱柱上。” …… 这样的乞讨，谢安乡的农民是不会赞同的，也是不需要的。棋盘乡的农民相信已经领教了它的滋味，监利县的4条人命已经证明了这种哀求是多么天真和愚蠢。

农民张德安在看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之后，明白无误地说：“我不赞同李昌平的做法。他既然是乡党委书记，为什么不向农民宣讲党中央的农村政策、发动农民起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换了我，我就会这样做。” 看来，这正是李昌平与张德安的分野之处。而这决不是偶然的。 李昌平作为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硕士生、作了17年乡党委书记的国家干部，他对农民有的只不过是同情心而已，他缺乏张德安那种对农民自身力量的自信心，李昌平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于为农民谋幸福的精英，自己是在为民呐喊------是自己带给农民幸福！总之，在李昌平眼里，农民可怜、农民需要同情、农民无能，农民只能被动地等待自己去救去解放。李昌平没有、也不可能象农民张德安那样带领群众自发学习中央文件和有关法规，更不可能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险去与上级地方政府斗智斗勇、辗转周旋。李昌平虽然有胆给总理写信，虽然也丢得起乌纱帽，但他却不敢发动群众。所以，他的行为是有明确底线的，他与那些孤立他、怨恨他的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其实并没有本质利益上的冲突，说得难听一些，他们是穿连裆裤的，至少李昌平没有勇气撕破这条裤子。

按说，李昌平作为乡党委书记，他有非常方便的渠道获得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但是，现实中他却并没有加以贯彻，更没有向老百姓传达。为什么？在如何对待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上面，李昌平与张德安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到了李昌平手里随即被锁进了抽屉，而农民张德安却冒着种种困难和风险，自发、自费地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党中央政策并加以认真学习和广泛宣传，他将中央政策视为保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按照老张的话讲，中央政策是农民手中宝贵的“打狗棒”。这其中的原由，颇值得深思。

一个乡党委书记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一个普通农民却做到了。知识分子良知未泯的为民请命，带来的最终结局不是农民负担的减轻而是加重以及4条生命的无辜消失； 抗款头子带领农民团结起来依法斗争、抵制不合理负担，带来的却是当地农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在感到孤独无援的时候，李昌平选择了抛弃棋盘乡农民独自逃离改革现场的道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住进北京301医院、着书立说、四处演讲，处处受到人们英雄般的欢迎和尊敬，并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一时间李昌平以“敢为农民说真话”的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而声誉鹊起，甚至被人拿来与海瑞、彭德怀等人类比。

我们再来看看农民张德安，93年事件后，他依旧生活在那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与村民们一起，默默无闻地继续进行着减负斗争和增收努力。地方当局暗中“搞他的黑材料”的传闻甚嚣尘上，斗争与较量至今没有完结。10年来，只有2个知识分子对张德安和当地农民给予过蜻蜓点水般的十分有限的关注。张德安，作为县人大代表，除了《人大代表报》之外，他至今看不到任何报纸。只能自费订阅《半月谈》，借以了解政府的农村政策。

本文的目的在于，严肃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要解决“叁农”问题，路径选择非常重要。仅靠说真话是不够的，仅有同情心、正义感、良心也是不够的，即使加上自贱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9亿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而过活。 要解决“叁农”问题， 需要的是力量。 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能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唯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作为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叁农问题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因为，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

西乌拉帕 (E-mail:xwlp999@sina.com)